童年的伙伴（三题）

赵霞

徐夏来

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徐夏来一直是我的同桌。他小个头，圆脸盘，因为瘦的缘故，脑袋看上去格外大。听大人们讲，徐夏来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常常犯“惊”。“惊”是我们那儿的土话。小孩子发高烧，迷迷糊糊中，突然一声大哭，背过气去，就叫做“惊”。乡下小孩犯“惊”是有的，可徐夏来犯“惊”跟别人不一样。一般小孩“惊”的时候，掐掐人中，就能回过神来。这个法子在徐夏来身上不管用。他一“惊”起来，身边的大人怎么都唤不醒。那时脚踏车还不普及，他的妈妈就抱着他，沿着山路急跑出村，一直跑到乡里的卫生院，请医生诊治。等到“惊”醒了，再抱着他一路走回来。

所以徐夏来的妈妈养他养得特别辛苦。算命的说，好比光石板上栽草籽，难养到顶了。

大概因为犯“惊”的时间长了，大脑缺氧，徐夏来的脑子不大灵光。徐夏来的妈妈肯定也跟老师讲了。在学校，别的同学上课回答不出提问，或者考试题做得太差，是要挨教鞭的，徐夏来就不会。老师也不苛责他。我们一个班只十来个学生，排座位却有讲究。除了个子高矮，老师又另定两条标准：一要尽量男同学跟女同学同桌，免得上课嘁嘁喳喳说话开小差。二要尽量成绩好和成绩差的同桌，方便大家互相帮助，一起进步。我和徐夏来正好两条都占全了。五年来，班上其他同学的座位调了又调，只有我们俩一直同坐在第一排。

徐夏来是个好同桌。他不像别的男生，有事没事喜欢拽旁邊女同学的头发，或者偷偷拿走她铅笔盒子里的橡皮，塞到课桌肚子的最角落头，还装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还会趁同桌上课站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悄悄把长凳一头移开，害她一屁股坐到地上。这么做当然免不了吃老师的教鞭，但换来的一阵哄堂大笑，似乎其乐无穷。等下了课，女同学自然要他们好看。他们呢，早跑到操场外面远远地躲起来了。

这些徐夏来都不会做。他坐在课桌靠墙的右手边，安安静静。语文课前，他把语文书和语文作业本端端正正地放到桌上。要上数学课了，就换成数学书和数学作业本。我们的课桌上都有小刀刻的三八线。大约从三年级开始，大家好像忽然明白了男女有别，刻三八线成了必不可少的仪式。其实旧桌子上早有过去刻下的中线，但为了庄重起见，一定要重新再刻一次，哪怕把原来的线再刻深些也好。往往男同学为了显示对女同学的蔑视（也可能其实是重视），一定要把三八线多划过去一些。女同学自然不甘心。最后的中线位置必定是双方激烈对峙的结果。一旦划定了中线，上着课或做作业的时候，一方的手臂但有一点逾越，另一方便以手肘给予痛快迅疾的一击。

徐夏来没有和我刻过三八线。我们的课桌上只有一道以前留下的三八线，用小刀反复刻过。我埋头做作业的时候，右手臂往往不知不觉地沿着桌沿伸过中线，有时占了好大的位置。徐夏来也不说什么。上课的时候，他坐得端端正正的，两只手臂整齐地交叠在课桌上，一直到下课。但老师很少提问他。偶尔他也会低头玩手里的铅笔或者橡皮，却不发出一点儿声响。他也很和气。我如果问他借一块橡皮，他会很高兴地把一整个铅笔盒子递过来。放了学一起值日，大家都喊：“徐夏来，快把凳子都翻起来。”“徐夏来，快把那个角落头扫一扫。”“徐夏来，快去打点水来。”徐夏来就把木头的条凳一张张地翻到课桌上，让它们都朝天翘起四个凳脚。再拿着扫帚畚斗，一下一下地扫教室的四个角落。他把畚斗里的垃圾送到教室旁边的垃圾堆里倒掉，又从河里拎回来一桶水拖地。这些做完了，大家背起书包，嘻嘻哈哈地往家里走。徐夏来也高高兴兴地跟在后面。

虽然上课不吃教鞭，但徐夏来跟我们一样要做作业。我们每天一早到校交作业，放学前老师批改完毕，作业本就发还回来了。我有时候看见徐夏来的作业本上，满满地打着红叉。他会借我的作业本，一题一题对照着订正好。他的字写得不算整齐，但一个一个很分明，每个笔画到了转折的地方，总是圆圆地弯着，看上去有点滑稽。有时候上自习课，老师坐在讲台上批改作业，大家都静悄悄地自习。忽听讲台桌上“砰”的一响，紧跟着暴雷似地一吼，那是老师改到了不像样的错题，气得拍桌子，喝令做错题目的同学到讲台边领训。被点到名的那位不免战战兢兢地立起来，走上讲台。老师把作业本“啪”一声拍到他眼前，一个大“栗子”随即落到头上。吃栗子的总是男生。这位仁兄缩着脖子，也不敢出声，领了作业本回到座位，乖乖订正。偶尔老师也会拍着桌子喊：“徐夏来！”徐夏来一惊，从座位上跳起来，赶紧小跑上讲台。老师看看他，叹口气，又叫他回到座位上去。

我看出来，徐夏来最怕考试。我们那时没有单元测试考，只有每学期一次期末考试，安排在学期的最后一天。考试的试卷是乡里出的，要算平均分，还要拿到乡里去比较，看哪个村考得最好，哪个村考最差。所以，作业做得不好，老师顶多骂两句。考试如果考得不好，老师的脸就会拉得很长。拿成绩报告单的时候，考得太差的同学会给老师训得灰头土脸，回家可能还要挨一顿揍。徐夏来的妈妈是不会那样打他的。但徐夏来的妈妈见到我就跟我讲：“我们夏来读书不好，你多帮帮他哦。”考卷一发，大家都埋头使劲做题，教室里一片蚕食似的沙沙声。我听不到徐夏来的沙沙声，眼角一瞥，他正坐得端端正正地，手里拿着笔，一个字也没有写。我就把我的试卷往桌子中间移一移，把做好的题目都露在上面。徐夏来领悟到了我的意思。他坐得更端正了，脖子伸得格外长，头却一侧也不侧，沙沙地做起卷子来。

考试结束就回家休息。过了几天，老师通知大家去拿成绩报告单。徐夏来考得好极了，尤其是数学，考了九十多分。老师也不表扬他，但笑眯眯地看了看他。他还是端端正正地坐在座位上，两只手臂整齐地交叠在课桌上。

从三年级到五年级，我们配合得十分默契。最让我惊奇的是，徐夏来的卷子明明是照着我做的，我却从来没有看到他侧过头来，看一看我的卷子。

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第一次装了电灯。五个年级三个教室，加上老师们的办公室，一共四个屋，每间都装上两支长长的日光灯。那时村子里家家装的都是电灯泡，很少见到日光灯。为了节省灯，也节省电，这两盏灯平时是不开的。只有到了下大雨的天气，外面一片阴沉，教室里更是暗得不成样子，老师才会走到教室后面，把两根细细的灯绳一拉。“嗒”的一声响，悬在顶上的两支长长的灯管闪了几下，“刷”地亮了，教室里一片辉煌。过去没有灯，倒也不觉得什么。现在室内亮堂堂的，大家都不舍得往外跑了。男同学们在灯绳旁不安分地溜达来溜达去，老师马上猜到他们的心思，大声宣布：开关的灯绳只有老师能拉，谁要是随便拉，拉坏了，叫他爹妈来修。

果然没有人再敢打灯绳的主意。

几个月后，灯绳没有坏，灯坏了。其中一个灯管，先是一闪一闪地亮不起来，后来闪也不闪，干脆灭了。

那天，我们正在上自习课，老师从门外面引进来两个修灯的工人。她指挥着大家把课桌椅挪开，腾出位置。两个工人把高高的条凳架在下面，一个扶住凳脚，另一个站到凳子顶上去检查。我们全都稀奇地看着他把灯管旋来旋去，又从灯座上把它“嗒”地取下来，查看一番，再“嗒”地一声重新放回去。

不一会儿，他从凳子上下来了，手里拿着从灯座上取下来的一个小小的金属筒子。

“应该是启辉器坏了。”他把那个小金属筒子放在地上，原来这就是他说的启辉器。

另一个工人转身去外面的工具箱里找启辉器。

这时候，徐夏来走过去，瞧着那个启辉器。

“也可能没有坏，是触片短路。”他说。

“哟，你倒懂。”取下启辉器的工人惊讶地说。

更惊讶的是站在边上的我们，根本听不懂徐夏来在说什么。

徐夏来不说话，把启辉器拿过来，轻轻旋动几下，居然把它旋开了。他用两个手指头捏住小圆筒一端的两个金属脚，慢慢把它跟圆筒分离开。只见从筒子里抽出来的，是一根细细的玻璃管子，管子连着一头的金属片，里面还有细细的金属丝，看上去像一个微型的灯泡。徐夏来把那根玻璃管子竖立起来，用手指头轻弹了十来下，看了看，再重新装回到小圆筒里。

“好了。”他说。

我们不明白他说“好了”是什么意思。

“你说好就好了？”修灯的工人不满意地说。但他让老师帮忙扶住凳脚，爬上去，把徐夏来拆开过的启辉器装上去。灯绳一拉，“刷”一下，灯管又亮了。

“这孩子，以后保证能当电工。”那个工人一边从凳子上下来，一边说。

一句话点醒了我们。我们这才想起来，徐夏来的爸爸就是电工，只是长年在外面忙，平时很少见到。徐夏来一定是跟他爸爸学的。

那天放学前，老师抱着一小摞批改过的作业本走进教室，破天荒地喊：“徐夏来！”

徐夏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赶紧用手肘撞他：“老师让你去发作业本。”他连忙跑去，把作业本接过来，一本一本地照着喊同学的名字。

我们一个个从徐夏来那儿领到了自己的作业本。

那是小学阶段徐夏来最光辉的时刻。

徐夏来读书读到初中，就不读了。他后来果然当了电工，听说做得很不错，后来成了家，有了儿子。他的妈妈很高兴，偶尔见到我，还会说：“我们夏来以前跟你同桌的哦……”

“乌干菜”

“乌干菜”当然是绰号。他是从隔壁村转到我们村小来读书的。那个村有两个同学一起转来，都是男生。报到那天，老师叫他俩站到讲台上，介绍给我们认识。

他们别别扭扭地站在那里，一个黝黑精瘦，一个白净壮实，乍看之下，极富喜剧感。精瘦的那一个，从脸到脚，一身看得见的皮肤，黑得发亮。乡下娃，天天晒的是日头，黑是不奇怪的。但我们好像还没见过这样彻底的黑，油亮的黑。给他一衬，站在他旁边的男生，简直面白如玉，体面极了。大家看着新同学，议论纷纷。我们乡下形容一个人黑，常说，“晒得跟乌干菜似的”。第二天，他就有了这个绰号。

老师在教室里加了一张新课桌，他俩的座位就排在那里。上课的时候，我们七嘴八舌地回答老师的提问，却从没见他俩站起来回答问题，也不知道是他们没有举手呢，还是举手了，老师没有看见。下课了，大家照例玩作一团，他们呢，有时腼腆地站在一边观望，有时干脆走到外头去晃荡。

只有体育课上，老师说要跑步测试，叫我们两两一组，从礼堂的一头跑到另一头。女生组跑完，该男生们跑。轮到“乌干菜”了。礼堂里光线不好，他又是那样黑黝黝，站在那里，几乎看不见。谁知发令号一落，他跑得那个快啊，把同组的另一个男生远远甩在后头。老师把秒表一掐，笑眯眯地说：“跑得蛮好。”

我们第一次对他刮目相看。

后来发现，“乌干菜”平时笑呵呵的，真的打起架来，也很不含糊。乡下有句老话，“小小刀要快，小小人儿要厉害”，说的好像就是“乌干菜”这样的人。

夏天到了。老师把男生都喊出去，他们一起从储藏室，呼哧呼哧搬回来一面又长又大的木头桌子。这张桌子，本来是给高个子的男生午睡用的。课间的时候，它就成了班里临时的乒乓球桌。大个子张铁军，上课经常挨教鞭，乒乓球却打得最好。第二天，他来上学的时候，书包里揣来了白色的乒乓球和一副自制的木头球拍。一下课，十几个同学呼啦一下，全围到球桌边上。

张铁军指挥着大家，往桌腰中央低低地放上两摞砖块，横搁上一根扫帚柄，就是中线。所有人要分成两队，才好开打。怎么分？他指定另一个男生先跟他对垒，一球一胜负，按照先后顺序挑选第一组队友，依此类推。

第一个球结束，大伙儿都拍着球桌嚷起来：“选我！选我！”张铁军的样子，真是不可一世。他提溜着球拍，往人群里神气地一指，被选者犹如中彩般，高高兴兴走到他身边去。

选到最后，剩下的三两个人里，总有我的份子。

其实，我的體育也不差，就是对球类毫无感觉。操场上扔垒球，我能把球扔到隔壁的水田里去。我也爱打乒乓球，只是那些从对面飞来的球，看着稳当，被我一接，不知怎的，就弹到远远的角落头里。渐渐地，我就成了乒乓球桌上的零头，总是分到最后，没有挑拣的余地了，才给顺便选走。当零头的滋味不好受，可也没有办法。这是对打，换成是我，我也不愿意选个不会打球的队友，白白煞了本队的士气。

“乌干菜”和他的同桌也给剩在最后。大概因为他们是这场游戏的新到者，惯性使然，没有人先挑他们做队友。张铁军皱着眉头，擎着球板，挑瓜似地冲我们三人点来点去，勉强挑了我，算是对熟人的照顾。他的对手挑了“乌干菜”的同桌，大约他的个头高些，感觉在球桌上更张罗得开，尽管这个同桌还好心地指着“乌干菜”说，“他打得好”。

球桌边，只有精瘦的“乌干菜”一个人站在那里。

张铁军很豪爽地一挥手：“‘零头’归你了。”一般说来，碰上这种“零头”落单的情况，對垒的主将还得象征性地开一个球，用来判定“零头”的归属。这个球，打得最敷衍，但好歹还有一胜一负、胜者增员的意思。“乌干菜”连这个资格都被取消了。看得出来，他挺不高兴，铁青着脸。不过因为他的脸本来就黑，也看不出太大变化。

于是开打。第一轮还没比出结果，上课铃就响了。我们赶紧回到座位。等到下课铃一响，呼啦一下，大家又围到球桌前。

眼看张铁军先裁了对方的主将，又一路杀下去。对手越来越弱，张铁军索性打起了“抬抬球”。这是一种特定的打法，不管发球还是回球，故意把球抬得奇高，专门逗弄不在行的对手。一面抬，一面还有边上的队友助喊：“抬——抬——球”。这个“抬”字，要往上扬，还要拖得尽可能长。按照规矩，如果对方队员全部在他手里落败，这一天的球桌就归我们队所有。我们都预备好了，只等他打败最后一个，就排到球桌对面，再跟他对着打。

“乌干菜”最后一个上场。他绷着脸，咬着唇，显得两颊更瘦，脸面更黑了。我们甚至有些同情地看向他。只见他从球桌上提起球板，掂了掂，一个球开出去。

嚯，这球快的！

张铁军连忙接了，同时说了声“咦”。只见回球打了个旋，没有落在球桌上，飞了出去。

大家都不作声了。

“再来一个！”张铁军并不气馁，却也不轻敌了。“乌干菜”呢，把两个精瘦的手臂微微悬开，候着来球。他们的球打得急起来，球桌上乒乒乓乓，看得我们伸长了脖子。忽然听见老师在敲讲台，大家猛地醒悟过来。上课了！原来我们连上课铃响也没有听见。

下课了，接着打。本来是四盘为定，他们一共打了近十个回合。最后，“乌干菜”胜了张铁军。

后来我们才知道，“乌干菜”的爸爸是木匠，给他锯了好几副球拍。他家里还有一个红双喜的乒乓球拍，一面是板，另一面贴着厚实的红胶皮。难怪他的旋球打得又快又好。

“乌干菜”跟张铁军一样，一直打到我们这边最后一个队员上场。最后一个就是我。他没有给我吃“抬抬球”。当然四盘我还是都败了。这样，他又跟张铁军碰到了一块儿，这就该重新选队员了。

一向选队员的都是张铁军和另一个能打的男生，现在忽然冒出个新手，球桌边热闹起来，都想看“乌干菜”怎么选。头一个，他挑了他的同桌。大家情不自禁地点点头，再看他怎么挑第二个。他眉毛也不扬地往我身上一指：“她。”这就明显有点打抱不平的意思了。好在大伙儿也不见怪，分完了组，乒乒乓乓，继续对打。

后来我到底上没上场，表现怎样，都不记得了。但记得头一次在球桌上受到如此优待，那种扬眉吐气的感觉。那天走过他的课桌，我对“乌干菜”说：“你的球打得好哇！”他笑了笑，也不说话。只是每次打球，只要轮到他挑队员，我一定排在前列。

这样一打就是两年。我们平常也不搭话，走到球桌边，不知怎的，就有一股患难与共的冲动，不由自主地升起。

再后来，大家都转到镇小去读书，不在一个班了。有一次，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忽然又见到了他。我高兴地喊他：“嘿，乌干菜！”他斜挎着一个布书包，转过头来，对我笑笑，露出一口细白的牙齿。也许是他的脸黑，衬得牙齿白极了。

他的笑容，到现在我还记着。

红玫

红玫是初中一年级的时候转到我们学校的。她们乡里原来有自己的中学，因为生源减少，统一合并到镇中。插班的一共五六个初一学生，分到我们原有的两个班级，红玫是其中最出挑的一位。第一天报到，她站在大家面前，落落大方地介绍自己，声音婉转滴丽。她的眼睛有点细，笑起来弯成好看的两枚柳叶，眼眸里面水波荡漾。她说话也不一样。我们刚入学那会儿，同学间相互介绍的仪式，都是照着程式把姓名爱好赶紧报完，溜下讲台。红玫却有播音员主持节目一样的从容自若。她轻侧着头，微笑地，一字一字地讲，而不是像我们大多数人说得一团囫囵。介绍末了，她还洋气地加上一句，“请大家多多关照”。哇，把我们都看呆了。

红玫和插班进来的另一个女生，都是高个子，老师安排她们坐最后一排。下了课，忽然男生都往教室后面跑。大家都知道为了什么，又都不好意思说什么，有一搭没一搭地闹来闹去。红玫也不恼，笑盈盈地跟他们聊天，什么都敢聊。她大大方方的，男生们倒也坦荡起来。我们学校有个非正式的联谊传统，偶尔没有正课，老师让不同年级的同学挤在一个教室里，大家即兴表演娱乐。有一天，正在上体育课，忽然下起大雨，体育老师指挥我们奔到廊下避雨。正遇上初二年级的一个班也上体育课。两个老师一合计，雨天反正不能外出活动，索性把两个班级合在一起，来场小联欢。大家在教室里坐定，每个班轮流出节目。初二班的一个男生唱了《金瓶似的小山》，高音结束时，大家一齐鼓掌。轮到我们班，老师指名叫我先唱，大概因为他知道我是音乐课代表。我唱的是“天上的雪，悄悄地下，路边有一个布娃娃……”到了第二轮，红玫从教室后面笑盈盈地站起来，说：“我给大家唱一首小虎队的《爱》……”话音末落，男生们吹起口哨来。那会儿上初中，我们哪敢提爱不爱的，连想一想都脸红。口哨声还在，红玫已经认真地唱起来。她唱得清越悠扬，每个转音处都光滑圆润，听得教室里一片安静。唱完了，我们都使劲鼓掌。

六一节到了，按照惯例，每个班要出一到两个节目参加乡里的演出，还要比赛评分。红玫能歌善舞，老师便把节目的准备工作派给她。选曲目时，我们叽叽喳喳讨论的还是《让我们荡起双桨》《鲁冰花》之类的儿童歌曲。红玫一挥手，定的是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她在录音机上把磁带倒好，教我们怎样抬头挺胸，踏着“天地悠悠”的节奏走舞步。到了演出那天，我们都穿着白衬衫，黑踏脚裤，从礼堂舞台的两边点着步出来，自己也觉得好看得不行。

那天压轴的是红玫的独舞。这些天，她把刚放学的时间都用来给我们排舞了。这支独舞，她一直是一个人在练习，我们从没有看见过。演出报幕过后，音乐响起，她一身裙装，轻舞出场。那时我们已表演完毕，坐回观众席，一齐望向那个在舞台上轻盈旋绕的身影。伴奏的音乐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我曾走过许多地方，把土拨鼠带在身旁，为了生活，我到处流浪，带土拨鼠在身旁。”歌曲里的一点点莫可名状的温柔和忧伤，都萦绕在她软软的腰肢和手臂间。许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歌德的诗，贝多芬的曲子，淡淡的节奏和旋律，听过了，却好像永远也忘不掉。

红玫是那天全场唯一的独舞，最后拿了比赛的二等奖。演出过后，全校都知道了她的名字。课间休息，不时会有初二初三的男生到我们教室外面晃荡，有的还吹起口哨。渐渐地，红玫跟这些高年级的同学也熟络起来。

那些日子，我们好像也忽然开始长大。女孩子们哼起了“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我的同桌住在学校附近，家里有不少流行歌曲的磁带。她邀我们一起去她家听歌。偶尔，她会拿出一盘空白磁带，教我们自己录歌。录完了，我们一遍遍地回放，听着自己的声音从录音机里神奇地传出来。我跟红玫，我坐第一排，她坐最后一排，本来离得远。现在因为一起唱歌跳舞，又一起听歌录歌，渐渐熟悉起来。

有一天，她把我拉到角落里，有点紧张地问我：“怎么办，我收到情书了！”

她的脸红红的，往常的镇定不知到哪儿去了。她把那封信展开来给我看。那个人是初二的男生，信写了有三页长，倾诉自己多么喜欢她。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情书是这个样子的。

要不要告诉老师？我问她。她摇摇头。

过了些天，她告诉我，那个人又给她写信了。这次她显然没有那样紧张了。她把信里的一些内容复述给我听，一边说，一边脸上飞霞似地红起来，但还笑着。“他很会写的哦！”她不再称他为“那个人”。

不久，我们班女生都知道红玫有了一个初二的男朋友。他们在课间的时候偷偷地会面。放了学，就给对方写长长的信。操场上，红玫把那个男生远远地指给我看。她告诉我，那个人已经跟她“私定终身”。“他还说，要去把他妈妈的一个银戒指偷偷拿来，送给我。戒指的意思，你知道的哦！”她的眼睛亮亮的，脸庞也亮亮的。

“私定终身”这样的词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震撼了。我不能完全明白它的意思，更觉得那是跟我的生活永远不可能有瓜葛的词。也许正是因为我什么也不懂，红玫才会把这件事情讲给我听？

这场恋情结束得很快。我们也不清楚起因是什么，似乎是那个男生又找了新的女朋友。总之有一天，红玫跟我们讲：“那个人原来是骗我的。我不会再理他了。”她把他们以前的信都撕掉，扔了。

不久，我们升上初二，学业紧张起来，在教室做作业的时间越来越多，玩和聊天的时间越来越少。为了上学方便，红玫跟同乡的三四个女生一起，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小屋。放了学，一些同学会去小屋找她玩。男生们忽然开始注重打扮起来，早上来学校，头发都梳成流行的三七分，没有摩丝，就用清水把前面的头发压得整齐锃亮。上学路上，他们有意绕道，从红玫住的小屋前经过，又故意嘻嘻哈哈弄出很大的声响。

然而，红玫坐在教室后面，越来越心不在焉的样子。她的成绩退步得很快。老师找她谈话。谈话结束回来，她的脸上是一副不屑的表情。

有一天，她告诉我：“我不想读书了。我要到上海去闯荡。”

我吓了一大跳。

“你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我要闯出点名堂给你们看看。我会唱歌的嘛，我去上海唱。你們不知道，上海有很多歌厅的，很多人去听歌。运气好，有一天我成了歌星也说不定。”她把这个意思说给几个要好的女伴听。这个大胆的想法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和勇气。我们嗫嚅着劝她，再想一想看。但她似乎心意已决。不久，她给几个人都写了道别的卡片，郑重地交给我们。

有一天，红玫没有再来上学。她真的退学了。

没有了红玫的身影和声音，教室里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先前跟她同桌的女生现在一个人坐着，那里渐渐成了教室的角落。生活一天天地，只剩下了紧张的备考做题。

初三的某一天，我们正埋头自习，不知是谁走进来，兴奋地报告：“红玫回来了！”我们不上自习了，都跑出去看她。穿过操场西边的一扇小门，是学校唯一的小卖部，红玫就坐在小卖部里的长条椅上，笑盈盈地望着我们。她化了妆，脸上因为涂了脂粉，显得更白了。她的眼睛还是亮亮的，眼睫毛弯弯地卷曲起来，有些细细的黑色睫毛膏落在眼睑上。小卖部的录音机里放着《涛声依旧》。大家看着她，想说什么，又分明感到了两个世界的隔阂。人声杂沓里，恍惚听见她说，今天只是回来一下，马上又要回上海去。

从小卖部走出来，我才想起，都忘了问她在上海做什么。我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她一定是在那里唱歌。我想象中的歌厅是一个光亮的舞台，红玫站在光亮的中心，对着一支话筒歌唱。她眼睛里的光亮从舞台下的人群上方掠过，飘向远远的地方。

后来就没有再见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