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卓越 更上层楼

浦兴祖

值此《人大研究》“而立”华诞之际，我以老朋友的身份，捧上一束鲜花，恭喜你生日快乐！“朋友”谓之“老”，不在于笔者已年近耄耋，也不在于笔者曾是人大制度研究领域的一员老兵，而在于笔者和这份姓“人大”、名“研究”的学术理论期刊的结缘之深、同行之久。

一、 结缘北戴河

我与《人大研究》的相识和结缘，离不开一次重要会议。那是1991年初秋，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的来电，让参加不久将举行的全国人大代表培训工作研讨会。10月7日，我来到了秋色绚丽的北戴河，在金山路5号——全国人大的代表培训基地报到。应邀出席这次研讨会的还有我的老师、天津师大徐大同教授，以及北京大学龚祥瑞教授、山东省社会科学院鲁士恭研究员。还有多个省级人大常委会的有关领导，例如，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的许祖雄秘书长、甘肃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的张文麒主任等。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刘政主任主持下，这次研讨会围绕全国人大代表培训的意义、方式、内容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到会专家与领导都畅所欲言，发表了不少有价值有启迪性的意见和建议。

会议期间，到会者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领导、全国人大工作研讨班（第六期）的全体学员合影留念。正是在合影结束后的会议休息时间，来自甘肃的张文麒等两位领导站在会议厅大门的一侧，向刘政主任当面汇报了关于地方人大研究的一部书稿之事。我正好走过他们的身边，驻足旁听了几句。稍后，刘主任就把我介绍给了张主任他们，并提到一年前我主编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哦，我见到过你们的书。”张文麒主任热情地说，“从书上注意到你的‘兴祖’二字，我还以为是一位年纪很大的老先生呢。现在发现，你还很年轻嘛！”我答曰：“不年轻了，1945年生人。期盼主任多多指教。”

接着，张主任跟我介绍了《甘肃人大》杂志的改版工作：今年7月，省人大常委会已启动将内部刊物《甘肃人大》，由人大综合性新闻期刊改为研究人大制度的学术理论期刊。计划明年1月起改刊名并申请公开发行的刊号。主任还邀请我供稿，说是“一起来建设这块属于人大代表、人大研究者和人大工作者的理论园地”，我欣然接受。随即，张主任特地去他的住处拿来了刚刚改版的第7、8两期《甘肃人大》。当接过这两本作为《人大研究》前身的期刊时，我意识到，专门研究人大制度的理论期刊，那是开全国风气之先河！而自己，是提前与即将诞生的《人大研究》结下了缘分，提前开始了和《人大研究》的同行。

显然，万事开头难。张文麒主任等为《甘肃人大》的改版和《人大研究》的问世，付出了十分艰辛的努力。他们要探索改版为专门研究人大制度理论的成功之路，要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提交创办新刊的申请，要等待获准的批文和向全国公开发行的刊号，要确定办刊的理念、新刊的风格以及主要的栏目，要寻觅對口的专业作者和开发符合要求的各类稿源，等等。据谢主编告知，张文麒和邹通祥两位老领导最近深情地回忆到：1991年《甘肃人大》改版时，最早的两期主要是从一些内部参阅资料中选取文章，经刊社人员主动联系作者，征得同意后刊发了。与此同时，还主动向全国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普发了约稿函。两位老领导说，“改版后的第3期起，专家学者寄来的稿件就比较充足了。”是啊，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

二、同行三十年

1992年1月，《人大研究》成功地创刊了！我欣喜地收到了编辑部寄来的创刊号，那时还是内部发行（到1992年6月《人大研究》第6期，启用了全国统一刊号，开始向全国公开发行）。此后，每月都能收到油墨飘香的最新一期，至今已达360多期，蔚为大观！——感谢《人大研究》！感谢编辑团队！感谢刊社全体同仁！作为一名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者，和《人大研究》同行，深以为荣。

重温1992年，当时我感到《人大研究》的创刊，是中国政治学界与法学界的一件大事喜事，是人大制度研究领域的一件佳事幸事。为此，我建议系资料室尽快预订并上架这份新刊。我还把创刊号带进自己授课的研究生教室，让政治学、公共管理学专业的同学们认识她、关注她，为她写稿。我告诉大家：在人大系统，工作交流性质的刊物每个省级人大都有，但专门从理论上研究人大制度的期刊，只此一家。她是甘肃的，更是全国的;她是重理论的，更是重理论联系实际的。此外，在《人大研究》面世不久，我把这份新刊推介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的同仁。当时，政治学所的青年才俊杨海蛟给我来信说，他在阅读《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后，撰写了一篇书评，认为此书“可谓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大百科”“这一零的突破捷足先登地为政治界着力于当代中国的研究树立了典范”。海蛟后来是政治学所的研究员、副所长、国内知名政治学者。1992年那时，到政治学所不久的他在信中问我“能否把书评推荐给某一理论期刊发表？” 我回告，“拟推荐给才创刊的《人大研究》，如何？”第一次听到这份期刊的海蛟在复信中表示“很愿意”。后经张文麒主编首肯，第4期《人大研究》便全文刊载了这篇书评。

在书评发表前后，我为《人大研究》完成了有关建立“人大学”一文。此文是在收到前述“约稿函”后开始酝酿的。感谢张文麒等老先生还记得：“发了约稿函后，（也）得到浦教授的热情回应和大力支持。”我的印象是，编辑部在约稿函内，很可能已将讨论建立“人大学”问题列入了约稿的选题之中。我在回复约稿函时，表示支持这一讨论。后来，经过认真思考，撰写了《关于创建人大学的几点浅见》一文。这也是我写给《人大研究》的第一篇文章。此文发表在1992年第7期，主要围绕以下各点谈了己见：人大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创建人大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人大学的体系框架。在我的文章前面，是郭道晖老先生的大作“当前人大学首要的是完善人大制度的研究”。从该期“卷首语”推介郭、浦两篇的行文看，此前的《人大研究》已发表过其他作者关于建立人大学的讨论文章。

在与《人大研究》同行的岁月里，有关人大制度的研究一直是本人科研重点之所在。很抱歉的是，由于其他期刊约稿等原因，自己撰写的关于人大制度的数十篇文章中，只有一小部分发表在《人大研究》上。这些文章，有的是从整体上宏观上研究人大制度，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在逻辑”与“外在方位”——为纪念人大制度建立50周年而作》（2004年第10期）;有的是集中研究基层人大工作，例如《试论乡镇人大工作的八大关系》（1996年第9期）。

三、恭祝向未来

在与《人大研究》同行的岁月中，还经常从这份期刊中汲取营养、获得启迪。特别是2004年、2017年先后以《人大研究》所发表的理论文章为主体，编辑出版的两套各六卷本的丛书——《人大研究文萃》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成为人大制度研究的理论宝库。我和我的一些同事在着手研究人大制度的某一课题时，也往往会想起这两套丛书，将其中相关的研究成果列为自己的参阅文献。

在与《人大研究》同行的岁月中，我们复旦大学几位人大制度研究者曾和《人大研究》编辑部的同仁一起，多次开展学术研讨活动。例如，2004年，本人应邀赴兰州参加“宪政建设与人大制度理论研讨会”。此次会议就是由《人大研究》杂志社与北京大学有关学术研究机构联合举办的。与会人员直抒己见，互相切磋，深入探讨，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2006年，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成立。我们聘请时任甘肃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人大研究》主编的王力群先生为研究中心的首批特邀研究员之一。后来，又聘请接任《人大研究》主编的谢蒲定先生出任我们中心的特邀研究员。多年以来，王力群主编、谢蒲定主编和曾庆辉编审等，都先后应邀出席过本研究中心举办的相关研讨会，发表过独到的见解。

时光荏苒。从北戴河结缘、复旦园获赠创刊号起始，自己与《人大研究》及其前身同行，已经走过了31个春秋。作为同行者，我很高兴见证这份人大制度学术理论期刊的孕育成形、呱呱落地、获取身份、走向全国、不断成长;我很高兴看到不管行进途中刮什么风、响什么雷，《人大研究》都恪守正确的办刊方针，堅定不移地走过来了;我很高兴目睹四任主编和他们的团队薪火传承、继往开来，事业自有接棒人;我很高兴获知这份姓“人大”、名“研究”的学术理论期刊，为推进人大制度的研究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从而取得了“甘肃省一级期刊”“国际互联网人大制度学术网站”“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会员期刊”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l）A刊核心期刊”的称号。

作为同行者，我恭贺《人大研究》三十年砥砺奋进喜获佳绩，还想恭祝《人大研究》面向未来，追求卓越，更上层楼。为此，不揣冒昧提出三点建议，供主编和编辑团队参考。

（1）本刊既然定位于“人大学术理论期刊”，是否需要进一步强调提升学术水准？具体来说，要注重研究的原创性、系统性和理论深度等。建议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同时，适当增加研究人大制度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更具分量的文章。（2）学术争鸣是学术发展的重要前提。是否需要设立“学术争鸣”一类的固定专栏，争取每期或每隔一期发表一二篇有鲜明针对性的争鸣文章？鼓励被争鸣的作者对争鸣文章再争鸣。（3）是否可以适当增加由编辑部从人大制度实际发展和深化人大制度理论研究出发，拟定主题，邀请若干作者从不同角度撰写笔谈文稿，亦可由编辑部举办线上研讨会，邀请若干作者围绕主题各抒己见？在以上两种方式的基础上，每期或每隔一期发表一组笔谈文章，作为“笔谈会”或“集思广益”等固定专栏。前述三点，其实在《人大研究》中已有一定的基础，所建议的只是进一步完善之、规范之。

笔者相信，只要我们的国家能够长治久安，那么，人大制度的基本架构就不会变。在此前提下，人大制度的研究和完善就始终是不可或缺的，《人大研究》任重道远，大有用“文”之地。“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恕我直言，老朽已经不可能再同行。但，薪火相传青春永驻的《人大研究》，应当并可以一次次地“从头越”，向未来，创造一个个新的辉煌！恭祝你，曾经同行的《人大研究》！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