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万里总共情——纪念《人大研究》创刊30周年

□ 田必耀

黄河东流，长波浩荡。《人大研究》一路走来，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中举旗担纲、守正创新，其执着与功效，在人大实务界和理论界很有声望。《人大研究》“三十而立”，值得纪念。疫情当下，相聚甚难，惟寄情于笔端。

初次谋面

记得2004 年8 月下旬,暑热渐退，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之际，来自全国各地7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和人大工作者齐聚金城兰州，研究社会主义宪治建设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系等问题。会议由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北京大学法学院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人大研究》杂志社联合举办。由于甘肃省人大和《人大研究》在人大制度研究上的领先地位、突出贡献，会议自然而然地在兰州召开。

此前，我在《人大研究》发表了近20 篇论文，与《人大研究》算是纸面上的“老朋友”了。初到兰州，见到时任甘肃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兼刊物“掌门人”王力群先生，他的温厚、睿智让人倍感亲切。多年“文”来“刊”往，终于能面对面交流，又都在省级人大机关工作，我们聚焦人大制度理论与实践话题，话语甚多。寒暄之中，力群主编及编辑部的同志解开了一个疑惑：“你文章写得老成，我们原以为你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学究’，没想到是个小伙子。”我注意到会议手册上，我的身份被误写为“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这让我诚惶诚恐，嘱咐会上纠正。其实，我那时的职务是正科级秘书、二十八岁的样子。会议主办方工作人员以“老学究”的印象先入为主，我被“安排”了颇高的职务。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人大制度理论研究学术会议，有幸聆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时任主任陈斯喜、甘肃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时任副主任王力群等实务界的领导，以及理论大家蔡定剑、王贵秀、浦兴祖、徐湘林教授等，还有王亚平、蒋劲松、杨雪冬、李正斌、邹平学等功底深厚的青年专家的真知灼见，令我终身难忘。时间悄然过去近20年，我与他们中的很多人还保持着联系，有时在研讨会上重逢，亦师亦友，感念那段人大制度理论研究的“芳华”。

这次研讨会，直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如宪法监督、立法听证、选举机制、代表结构、预算联网监督、工作评议等，大家畅所欲言、观点交锋，理性建言、审慎思辨，实务界与理论界频频激荡出思想的火花，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会议成果丰硕，当年第11期《人大研究》刊发的研讨摘要多达4万字、20页。我在会上就坚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集体领导制度、改革表决方式是完善人大表决制度的核心问题等做了发言。当年底，我转岗到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刊物《人民之友》杂志社工作，也成了办刊人。我一直关注完善人大表决制度这一课题，2006年做了一次全省人大系统的问卷调查，2008年完成的法律硕士学位论文的题目就是《论我国人大表决制度改革》，我采写的新闻报道《电子表决的民主效应》有幸获2014年中国人大新闻奖一等奖。

与《人大研究》同仁交流，如沐春风。一次会议，受益良久。

不惜纸墨

30 年筚路蓝缕，30 年春华秋实。《人大研究》刊发的文章在人大系统和政治、法学等理论界有响当当的影响力。刊物守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正，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学术期刊之新，正是它的鲜明品格，这也是刊物的核心竞争力和品牌价值。

无论是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研究机构举办的人大制度理论、人大建设与公民参与研讨会，还是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举办的基层人大创新案例交流推进会，《人大研究》的席位不可或缺，加上原来每年一度的省级人大期刊交流会，与谢蒲定主编有了更多、更深的交流。发言时，谢主编那西北汉子质朴耿直的真性情与法治思辨的专业素养融为一体，靶向发力，往往妙语连珠，让人信服。办刊人有这份性情与沉淀，对于那些有理论厚度和实证深度的文章，虽万余言，《人大研究》总是不惜纸墨，把刊物办得宏大而深邃、专业而耐读。

2006年开始，我连年写人大制度实践创新的述评文章，名为《人大年报》，有时又称《人大新势》，每篇一两万字。谢蒲定主编与各位编辑厚待拙文，不惜在靠前的版面刊发，少则七八个版面，多则十多个版面，有时还分上、下两篇刊出。自8 年前我担任《人民之友》主编工作以来，每每深知期刊版面之珍贵，一年中某篇文章能用上五个以上版面都屈指可数。《人大研究》拿出一二十个版面刊发一篇文章，着实让人感佩其大气、大度。

记得2017 年第5 期刊发我所撰写的《2016，人大制度新发展评析》一文，近2 万字用了11 个版面。授权改革决定上升为法律、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集中“破茧”、处理辽宁贿选案的创制性安排、国家监察委试点落地、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委员长参加执法检查、国务院副总理回答询问、追问审计问题整改、备案审查关怀公民权利、国家层面实施宪法宣誓……拙文评述了2016 年以来发生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履职印记和创制，给人大制度以新动能，给地方人大以示范效应。曾在《人大研究》破格晋升为编审的曾庆辉老师告诉我，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要领导一口气读完述评文章，并予以表扬。这让我有点沾沾自喜，同时更钦佩刊物的格局、责编的勤勉。同为办刊人，我能感触到万家灯火时，他们伏案逐字逐句编校的精诚。

我的《新时代人大执法检查重大创新及实施对策研究》一文，刊发于2019年第9期《人大研究》，用了8个版面。每每念及，刊物的情怀让我的敬意油然而生。

我到中国知网检索了一下，发现自1998年第4期《人大研究》刊发我的首篇文章《选举权利岂能随便剥夺？——评某省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取消一名代表选举资格》，迄今共有48篇文章见刊。其中，2005年第11期刊发的《对人大质询制度设计和实践的审视》、2008年第9期刊发的《监督法与司法监督走向》分别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政治》全文转载。数字的背后凝聚着《人大研究》对我的厚待，也见证了我与刊物的守望相知。

渐入佳境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学术期刊，《人大研究》自觉担负起了整合人大研究力量、集成人大研究成果的使命与责任，这是有目共睹的。

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中国人大》杂志社、《人大研究》杂志社从《人大研究》历年刊发的文章中挑选近300 万字、460 篇文章,编辑成《人大研究文萃》图书，分人大基础理论、选举制度和代表制度、人大立法制度、人大监督制度、人大组织和工作制度、国外议会六卷，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这是全国第一部有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成果汇编。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时任副主任尹中卿担任主编，正如他在序言中说：“人大理论研究不是显学,没有名,没有利，但正是一茬又一茬‘行者’、一代又一代‘学者’,不避风险,不求名利,用思想理论火花疏解应然与实然的困惑,以实际行动缩短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人大研究》正是凝聚“学者”，推进人大制度研究的“行者”。当时，《人大研究》杂志社给我寄了一套，后来被同事陆续借阅，有几册无法找回，2021年我通过孔夫子旧书网购买了缺失的书册，终于弥补了遗憾。

天下事，无患难行，患无行之人。《人大研究》一直在奔跑。2017 年，《人大研究》杂志社再次担纲，通过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推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图书，六卷篇目与《人大研究文萃》一样。还是尹中卿担任主编，他的身份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此前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主任。当年7 月酷暑之中，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和《人大研究》杂志社在湖北武汉共同主办了图书宣传发行会，尹中卿莅临会议，寄语从事人大制度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的同志：“要不忘初心，不断探索，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成为综合学科，成为显学。”我应邀参加会议，提出了努力把《人大研究》打造成为核心期刊。功夫不负有心人，谢主编带领全体采编人员齐心协力、攻坚克难，依靠学界、实务界的合力，《人大研究》于2019年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A 刊核心期刊。

这两套图书的出版和“晋升”核心期刊，是《人大研究》办刊的新刻度，也是其与时俱进攀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的新海拔。我们看到了办刊人对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敬畏、对民主法治精神的坚守、对广大作者和读者的尊重。《人大研究》不仅是人大期刊，更是学术期刊当之无愧的佼佼者。

2021年10月，***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宣传工作，讲清楚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讲好中国民主故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如何记录、阐释、探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丰富的实践特色和时代特色，《人大研究》无疑又迎来一个重要的发展期。

朝霞璀璨，韶光晕染。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正在新疆吐鲁番参加援疆工作。我想，从兰州向西，西出阳关“有”故人，在有“火洲”之称的高昌故地，空间的转换、阳光的热烈，似乎更容易忆起与《人大研究》交往交流交融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