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静文：从30岁茕茕走过62年

“静，以后不许再叫我先生了，应该叫我的名字。”

作为徐悲鸿的妻子，廖静文陪伴徐悲鸿度过了他从新中国成立前到成立后的人生最后十年。1982年，廖静文出版了《徐悲鸿一生—我的回忆》一书，畅销海内外，销量已达56.4万册，被译成英、法、日、捷克等多种文字。

1942年底，重庆中国美术学院筹备处在桂林招聘图书管理员，时年19岁的廖静文报名参加了考试。在她收到面试通知的欣喜之余，得知主持面试的竟是举世闻名的画家徐悲鸿先生，不免有些紧张和羞怯。廖女士曾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这样描绘初次见面的徐先生：“他当时只有40多岁，却已两鬓如霜。穿一件深蓝色的棉袍，脸上的轮廓优美，线条十分柔和。”面试中，两人的问答使气氛渐渐变得活跃起来，对艺术的喜爱和相互感染的爱国热情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廖静文的表现得到了徐悲鸿的赏识，她不仅获得了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更赢得了与先生一起工作、学习的机会。

白天廖静文帮徐悲鸿整理收藏和作品，晚上泛舟漓江之上赏月谈心。在那战乱的年代，廖静文与徐悲鸿虽心系国难，但仍寻觅到了短暂的诗情画意。途经贵州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让她有机会窥探到先生的内心。在他们落脚的贵阳师范学院，廖静文偶遇曾经的校花，波浪形的长发垂肩，面部线条柔媚，她娉娉婷婷地从廖静文身边走过去。她那细腰大摆的黑色丝绒大衣将身体的曲线、白皙的皮肤、猩红的嘴唇衬托得分外鲜明。这本是一道风景，但同学的话让廖静文心潮澎湃：“听说有人将她介绍给徐悲鸿先生，她对这位画家也很钦慕，但是徐悲鸿先生却婉言谢绝了。”

“这位女士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为什么徐悲鸿却对她不感兴趣？她可是许多人倾慕追求的对象啊！外形美不等于内心的美，也许徐悲鸿追求的是更高尚的东西。”她隐约明白了先生心中选择人生伴侣的标准。或许自己能成为他的知音？廖静文仿佛受到了鼓舞。

从桂林到重庆，廖静文和徐悲鸿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彼此之间的关照与扶助使爱的情愫在二人心中不断滋长。但28岁的年龄差距成了一道世俗的鸿沟，在各种压力面前，两个深深相爱的人承受着无尽的彷徨与痛苦。徐悲鸿曾深情地倾诉：“我曾反复考虑过，我今年48岁了，比你年长了28岁，我原不应该这样要求你，但感情却往往是这样出人意料。在个人感情方面，我已压抑多年了，没有料到，终于在你面前倾倒出来。我看到了一个纯朴的女性形象，因而重新燃起了渴求爱情和家庭的欲望。”

最终，他们在贵阳举行了订婚仪式。廖静文永难忘记：“徐悲鸿先生亲切地对我说：‘静，以后不许再叫我先生了，应该叫我的名字。’‘悲鸿！’我快乐地叫着，‘没有您的命令，我不敢这样称呼您。’他由衷地大笑起来。”廖静文憧憬中的幸福生活似乎已经向她展开。

那段美好的生活确实令人羡慕，先生写意泼墨，妻子调墨品析，琴瑟合鸣的田园生活相信是每个艺术家都梦寐以求的。廖静文也从徐悲鸿身上学到了很多。“悲鸿深刻地了解马的驯良、勇猛、忠实、耐劳、无怨的性格，成了马的知心朋友。从此，他画的马更加雄健，他用泼墨写意或兼工带写，塑造了千姿百态的马，有的昂然伫立，有的回首长嘶，有的腾空而起，有的四蹄生烟……他借马寄托自己的悲哀、忧郁、希望和欢乐。因此，他笔下的马也人格化了。”徐先生曾告诉她：“只有通过对真实景物的细微观察和写生才能获得真感，真感是一切艺术的渊源。”

“在生活面前我两手空空”

徐悲鸿作为中国美术界的一代宗师，其艺术造诣堪称登峰造极，但他自己却长期过着艰苦的生活，一直为病痛所折磨。婚前，徐悲鸿在中国美术学院集体食堂吃饭，吃的常常是发霉的“平价米”，喝的是田地里的水，点的是煤油灯。冬天他总是穿一件蓝布棉袍，夏天穿白夏布衫，从不穿绸料衣服。他的节俭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徐悲鸿一生沉醉于作画，甚至于废寝忘食，以致积劳成疾。廖静文在婚后更多的担负起了照顾多病的先生的责任，陪伴徐悲鸿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同甘共苦中更能体会他们爱情的真挚。“那时我们新婚不久，有一次，悲鸿因专注于画画，引起血压升高和肾炎，住进了医院。进院时，我和悲鸿把两人身上的钱凑起来才交足了住院费用。悲鸿手头向来留不住钱的，有时，卖画的钱刚到手，他就立刻去买书籍字画，或帮助学生、朋友。”

“我两手空空，既不愿让悲鸿知道，以免他着急，又不愿开口向人求助。悲鸿每天吃着医院里医生规定的无盐低油的饭菜，他胃口不好，常常剩下一些，我便将它们倒在一只碗里，站到病房外面的通道上充饥。有时，一面吃着，泪水便大滴大滴地掉在碗里。然后，我擦干眼泪，强作笑颜回到悲鸿面前，谎称自己在医院门前的饭馆吃了三鲜面或宁波糕之类，他也深信不疑。”

新中国成立以后，徐悲鸿在美术创作和教育事业上投入了更多的热情，巨大成就的背后是他日益心力交瘁。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先生突发脑溢血逝世，廖静文的呼喊没能再一次唤醒他。在太平间，她与徐悲鸿依依惜别。“我替他换上了刚买的一身灰色中山装和一双新皮鞋，这是悲鸿来到北京以后第一次穿新皮鞋。”一位曾经慷慨地帮助了许多人，为国家创造过巨大精神财富的艺术大师，就这样匆匆离去了。

还有一个细节是丈夫留给妻子最后的感动：“我从他的旧衣服口袋中战栗地摸到了三块水果糖，这一定是悲鸿在宴会上没有吃，留下来准备回家时带给我和两个孩子的。这是三块极普通的水果糖，但是那上面有着悲鸿对我和孩子们多么深沉的爱和思念！在离家的短暂时间里，他的心还是这样深情地记挂着我和孩子们。我紧紧地捏着这三块水果糖，又悲伤地痛哭起来。如果能够，我愿意永远这样陪伴着他。”时间带走了生命，却带不走真情，这份爱支撑着廖静文独自穿行于日后的风雨崎岖路。

徐悲鸿逝世的时候，廖静文只有30岁，还有儿女要抚养、教育，她面对的是以前从未想象过的困难。她形容说，先生就像大树，自己就像小草，有什么风雨，先生都会为她遮挡。当先生不在了，小草就失去了大树的庇护，什么都得靠自己。廖静文也曾一度沉湎于悲痛之中不能自拔，毕竟先生的离去就如生命中最珍贵的部分被抽走一般撕心裂肺。但徐悲鸿生前的话又会时常提醒她振作起来：“每个人的一生都应当给后代留下一些高尚有益的东西。”于是她又重新拾起久违的课本，并着手建立以徐悲鸿故居为基础的徐悲鸿纪念馆及后来被破坏以后的重建工作，将徐悲鸿的大量作品和收藏陈列于斯，并组织到各地进行展览，让更多喜爱美术和尊崇他的人感受到他对艺术无比的挚爱和伟大贡献。于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位柔弱的女性因为爱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

有很多人对廖静文女士嫁给比自己大28岁的徐悲鸿并为他坚守一生非常不理解，觉得是白白浪费了自己的青春。廖静文的回答让我们明白了爱情的伟大：“不为别的，就是因为爱。我对他的爱至死不渝，我为我将自己一生都奉献给了徐悲鸿先生而自豪！”

“他都没了，我还要别的东西干什么？”

1953年徐悲鸿逝世的当天，廖静文将故居捐献给了国家。1954年，以故居为基础的“徐悲鸿纪念馆”成立，成为新中国第一座美术家个人纪念馆，为此郭沫若还题写了“徐悲鸿纪念馆”的馆名。此外，廖静文还将徐悲鸿留下的1200余幅作品，及徐悲鸿收藏的著名书画1000余幅，图书、图片、碑拓、美术资料等万余件，全部捐赠给了国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悲鸿，他都没了，我还要别的东西干什么？”在把自己的寓所捐出后，廖静文一度在北京租房度日，靠自己的工资生活。

1966年，北京地铁开始修建，位于地铁线上的纪念馆被迫拆除。廖静文后来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要求再建徐悲鸿纪念馆，以便把这批国家财产保护好。当时中国正处于特殊时期，找人办事很难。她几乎每天一到上班时间就站在房管局门口，去等局长上班，好求他解决拆迁问题。这样跑了10年，才把纪念馆盖了起来。晚年的廖静文说：“现在国家经济发展得很好，对文化事业也越来越重视，国家将扩建纪念馆。晚年得知这个消息我真的是喜出望外，相信北京市文物局会做好。”

廖静文的大半生都在为徐悲鸿活着。只要跟徐悲鸿有关的事情，都是廖静文的心头大事。比如鉴别徐悲鸿作品的真伪：“悲鸿从来不用现成的盒装墨汁和宿墨，都是用上好的墨块。盒装的墨汁与现磨出来的相比，成色、质量相差甚远，所以如果看到用墨汁画出来的画，那就不是他的作品。那个时代很艰苦，悲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非常讲究用纸的。有时候条件实在不好，他便选择在皮纸或高丽纸上作画，这是其他画家很少用的。悲鸿的题款和印章也是很讲究的，一般他不喜欢在画上题太多的字，而且题款都在画的最边上，丰富画面，但不会破坏画面。由于现在假冒印章的技术太高了，所以从印章上已经不容易辨别出来。”

20岁嫁给徐悲鸿，30岁孤身一人，茕茕而行，62载，斯人已逝，唯有廖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