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位孙佩苍

陈丹青

美院两年学业期间，有一段经历至关重要：1978年秋，某日，全班同学被领进陈列馆仓库，观看30余件19世纪欧洲油画的原典，除了欧美常见的沙龙作品，其中竟有一件库尔贝早期的作品—“文革”十年，所有国外来华展览中止。运动甫歇，罗马尼亚画展、加拿大画展、法国乡村画展，相继来华，是为“文革”一代画家首次得见欧洲油画真迹，而能在美院亲见中国收藏的欧洲绘画，委实大出意料：此前，我们从未听说国内哪家美术馆或学院藏有欧洲油画真迹。真迹从哪儿来呢？不记得哪位老师告诉我们：是一位军阀时代出使法国的官员在巴黎自费买下，携来中国。

三年前，2010年冬，杨飞云主掌的中国油画院美术馆举办大展“面对原典”，搜罗民国留欧一代、共和国留苏一代及我辈出洋面对欧陆经典的临摹品，凡百十余件，允为近百年来此类作品的首次展示。其中最珍贵者，当然是徐悲鸿、吴作人、颜文樑的手笔，虽说是临摹，因临者的资望，距今也近90年了，望之形同古籍，直可视为“原典”吧。吴先生的几份临摹早先见过，而徐悲鸿临摹伦勃朗的名篇《参孙与大莉拉》却是初识，全篇画艺工整，气息端凝，保存状况亦极良好。我问飞云如何得到这宝贝，他便介绍站在画侧的孙元先生，说，此画就是孙先生家里慷慨出借的。

我上前握手，才几句话，竟恍然得知，原来孙先生的祖父孙佩苍，正是那位“军阀时代的官员”，而当年在美院库藏亲见的30余件真迹，全部是孙家的私产。

是夜倾谈，我粗略得知这批藏品的由来。又两年，孙先生苦心写成此书，我一字字阅读，总算得知这份收藏背后的故事—这故事，实在是民国的传奇，是画界的美谈，是一份迄未明的家族疑案，更是中国近代史屡见不鲜的糊涂账。为什么呢？请诸位读孙先生的书。

孙佩苍是我去世71年的祖父，寻找他的历史痕迹始于2007年，那年我已经61岁。

一个孙儿，逾花甲之年，犹不清楚祖父为何人，做了何事。这是无数民国隔代晚辈的普遍真实的状况。而祖孙之间的那位父亲，如千千万万新中国成立后的父母，为避祸端，不敢、也不愿向下一代告知祖辈的身世。

随着拨乱反正形势的发展，经数年周折，在尊敬的习仲勋先生的批示下，这批画终于在1986年得以落实政策。在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归还藏品现场，一件件美术品包括油画、国画、铜器、石膏像、瓷雕梦幻般地展现在我眼前。

其时距我在美院目击真迹，已过7年。换言之：当时孙元先生也在北京，却是既不知详细，更未亲见。即便孙元先生同在现场，他也和我们一样，完全不了解这位神秘的藏家，更别说藏品的由来与命运—中国收藏传统讲究“流传有序”，欧美收藏家族的谱系则如军事档案般，保有精密准确的产权与记录，可是现代中国唯一拥有洋画真迹的收藏家族，其孙辈晚年的志业，竟是追寻祖父的身世。这不是一笔不折不扣的糊涂账吗？

在追寻的过程中，经反复求证，孙先生逐渐拼凑出了祖父的生平：原来这位“官员”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类横霸四方的“军阀”，而是北洋师范优级博物科毕业生、东北某段铁路局秘书、公派赴法考察教育6年、毕业于巴黎美术学校、与徐悲鸿林风眠等是为挚友，曾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曾接待旅法访问的程砚秋，归国后曾任东北大学教授、抗战时期东北党务办事处主委、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联（联合国前身）宗旨教育青年委员会中国委员、教育青年专家委员会的东方委员。1942年，在陪都公开展示这份收藏，而在展示期间，这位收藏家竟离奇猝死……

在艰难寻获的历史碎片中，仍有重要的空白，其中，或以下面两点最令后辈疑惑：其一，祖父的死因；其二，藏品散佚。其间，一次经孙佩苍生前至友过手，若干藏品下落不明；一次，是经两次程序暧昧的交公，归还后，又遗失若干，包括我们那天尚未见到的名家作品—普桑、德拉克洛瓦、列宾，以及一幅库尔贝的风景画。

孙佩苍的名字，在民国史中早已消失；20世纪50年代，他在四川的墓园因建设之名，被夷为平地。

以上疑点和盲点，凭孙元先生一己之力而能水落石出，意恐渺茫。说句残忍的话，相较60年来无可计数的冤案，南北各省更其曲折惨淡，以至渺无人知的例子，委实太多太多。历史无情，人于是变得无情，无知于历史，则人也无知。当年外人看画，如我辈，不过听进“军阀时代出洋官员所购”这一句，便再不追诘，可在孙家后代，此书每一问，非仅是讨还血肉至亲的家族史，也是为找回起码的真相与自尊。可告慰者，是孙家保有的这份遗产，虽经掠劫缺失而安然俱在，也算中国现代收藏史足可骄傲的一份孤本。

今天，中国有的是艺术学院、油画教学、研究机构、美术团体，更兼火得离谱的拍卖业，可是百年过去，没有一座收藏西洋画真迹的美术馆—美国各大美术馆收藏之广之富，不必说了，俄罗斯自18世纪末大肆收购西欧绘画文物，乃有冬宫博物馆，也不必说了。其中，仅印象派到毕加索、马蒂斯的收藏（其质量足与纽约现代美术馆相媲美），便是两位旧俄年轻伯爵往来法俄的大手笔。即便是邻海对过的小小日本，也竟有30多家洋画美术馆，均为民间私人收购，或自建美术馆，或捐献国家，收藏所及，自古希腊到印象派，每一时段均有若干作品。凡·高总共画过6幅向日葵，其中一件即为日本人购藏，二战毁于美军轰炸；20世纪80年代，日本某公司斥资800万美元又买了一件凡·高的作品回来，一时轰动西方拍卖业。是故，日本画家、日本国民，无须出境即可观看为数可观的西洋画真迹，把握古今绘画的文脉。

中国向来是看不起东瀛岛国的，日本西洋绘画收藏一节，就不见专家认真提过，即便是介绍了，中国美术界也不会在意，比之欧美收藏，日本人并不吹嘘—中国怎样呢？百年以来，只有一位孙佩苍。

只有一位孙佩苍，不足羞，唯其仅止一位，格外难得，格外可敬：以一国之收藏论，孙佩苍此举固不足引以为傲，以近世国运之艰困论，却足可传为美谈。然则小到画圈、同仁，大到社会、国家，若果然尊崇艺术，志在文化，早该将这批收藏好好保管了，建一座小小的美术馆，虽无法与美、俄、日本相比，也算有过这么一份收藏，有过这么一个人。

今日有权有钱的腕儿，何止百千，投资艺术品，动辄论亿。投资和收藏，不是一回事，这是都该知道的；今官家有钱了，斥巨资各地建造美术馆，窥其内情，十之七八不过是借机圈地，兼以吹嘘政绩；私人美术馆倒也竞相起造，固有良性营运者，其多半，或动机有诈，或想当然耳，或空空荡荡，或滥竽充数，也早是广为人知的通病。所谓美术馆，首要看收藏，收藏又须看藏品的精当。论资财，论权力，论满世界花钱的豪阔，论政商两界的硬背景，孙先生哪里可比当代的豪阔？可哪位巨富做过孙先生当年做成的事，又有哪位藏家拿得出这份收藏单？

说回来，以孙佩苍之酷爱艺术，若亲睹今日中国收藏界景象，必神旺而欣快，也必为早年巴黎搜画的滋味感慨万千。游走于二战前法兰西画市，孙先生如何起的搜购之念？他如何选择画作，又如何度量财力？凡收藏，得手失手，巧遇或错过，必有故事，这些故事，我们都无从得知了—孙元先生苦心追觅，迄今唯获祖父生平大概，其中最是传奇的一笔，即如上，而他不知，他父亲也不知。今世，中国民间已有若干心存抱负的买家，出手惊人，藏购20世纪欧美著名艺术家作品，若论这辈藏家的先驱，无疑，是孙佩苍；若论目下中国人藏有19世纪大师作品者，则唯孙佩苍一人。

今要在欧洲市面得一件德拉克洛瓦或库尔贝的作品，便是西方人，亦属妄想了，一如张大千、徐悲鸿过手五代北宋的真迹，已成传说。孙佩苍不曾错过20世纪30年代的游学，独自做了决断。他靠的不是聪明、财力、背景，而是民国人做人做事的憨—凡民国有为之人，莫不身后留祸，及至湮灭无闻。所幸孙佩苍留有这批珍藏，而他的孙子，正以手中撰写的这本书，走在找寻祖父身世的路途中。

孙佩苍生平，是一回事；美术收藏，是另一回事。30多年前得缘亲见那批真迹，30多年后，得识孙元先生，在我心中，二者于是合而为一，成为传奇。我于孙元先生的追踪，无可作为，谨以这篇文字，向孙佩苍先生致敬。

2013年8月12日写在北京

选自《寻找孙佩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有删减。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