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炫游族”到“自助游”

何翠萍

自唐以后，成为边塞诗人，并不是那么时髦的事情了。元明两代边塞诗创作确实处于低潮，但这并没有影响文艺青年的边塞情结。他们在历史的光影中，且歌且行，为边塞文学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炫游族”：

两都巡幸式公费旅游下的边塞诗

在微博、微信、QQ上，潜伏着很多“炫游族”，他们时刻晒着自己今天在什么地方潜水，明天在什么地方跳伞，让众多朝九晚五的办公室白领深感“鸭梨山大”。回到元朝，彼时的文艺青年们的“炫游”比起现在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元人的眼中，首先最值得炫耀的就是元朝的版图“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其疆域向西北延至今阿姆河流域撒马尔罕一带；向东，元人征服了高丽并使其成为附庸；向南的控制范围则远至今越南附近。

此时，元朝创始人忽必烈独创了既“南控中原”又“北连朔漠”的两都制。在这样特定的时空条件之下，元朝的文艺青年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好福利—成为两都巡幸时的扈从，享受公费旅游。在这种“晒福利”的优越感影响下，元代边塞诗华丽登场。

元朝的两都分别叫上都和大都。前者位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在燕山北麓的牧业区，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发祥地，被称为上京、滦京和夏都；后者位于燕山南麓的农业地区，即今天的北京市，是元代的黄金家族建立全国政权后的冬都。

在两都制之下，元朝的CEO们冬季在大都理政，四月间便回到上都，至八月份天气转凉，再返回大都。“天子时巡上京，则宰执大臣，下至百司庶府，各以其职，分官扈从。”这个时候，众多文人学士随圣驾巡幸，来往于大都和上都之间。这种难得的公费旅游经历，丰富了他们的人生视野和创作素材。

元朝的边塞诗也被称为扈从诗，或上京纪行诗。当时，在享受公费旅游的同时，走走马观观花，看看风景，聊聊人情，晒晒纪行诗，是很值得文艺青年炫耀的事情。那份优越感丝毫不比今天的“炫游族”差。

据学者统计，《元诗选》《元诗选癸集》《元诗选补遗》中共收录这类“晒福利”式的上京纪行诗497首，涉及50位诗人。而其中约有一半的纪行诗以描述驿路风物为主，对大都至上都之间的昌平、榆林、龙门、赤城、独石、牛群头、明安驿、李陵台、桓州等驿站及自然景观都做了具体细腻的描绘，其中途经长城的边塞纪行之作尤多。

跟着皇帝享受公费旅行这种大好福利，自然与征战戍守等玩命的边塞行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与唐代边塞诗相比，元朝边塞诗抒情重心由前代的征战戍守带来的各种矛盾下的情感抒发转向了对自然山川、植被物产、民俗风尚等风土民情的表现。

以长城居庸关边塞诗为例。居庸关距北京100余里，建于长达30多里的关沟之中。这条关沟是从大同、宣化通往北京的孔道。元时居庸关作为由大都通往上都的关口大道，皇帝经常从此往还，因此在关沟的南北建了两道大红门，在关内修建了寺院、花园、过街塔及皇帝住宿的行宫。传世的专写居庸关的诗作唐宋时期不多，而元朝至少有四五十篇。吴师道《礼部集》卷七记载：“居庸北上一千里，供奉南归十二诗。纪实全依太史法，怀亲仍写使臣悲。”可知居庸常作北上纪行的起点。元初学者郝经既作《居庸行》，又写《居庸关铭》；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十五和十六“开平四集”收上京纪行诗，其中有两首专题《居庸关》，还有《弹琴峡》注明“在居庸”的作品。

元朝文艺青年在喜欢“炫游”的同时，也喜欢“翻唱”。元朝之前大量的“偶像级”诗人的边塞旧作被元人翻作。例如杨载的《塞上曲》、宋无的《战城南》、王逢的《塞上曲》五首、陈樵的《出塞曲》、周权的《古塞下曲》、元好问的《塞上曲》《并州少年行》、马祖常的《古乐府》、余阙的《白马谁家子》、张宁的《出自蓟北门行》和钱惟善的《关山月》等不胜枚举。

是元时文艺青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不然。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前，边战不断，诗人们多亲经战事、自履边地，对边塞有着切身的感受，他们仅仅是藉旧题之壳，吟咏现实罢了。

“自助游”：

我是布衣，我为边塞代言

没有来得及在元朝投胎的文艺青年们，来到明朝，想与边塞来个亲密接触就没有那么好的国家福利了。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们涉足边塞的好心情。“自助游”式的游历边塞在这些自诩为布衣文人的文艺青年们中蔚然成风。

在明朝以前，奔赴边塞并从事边塞诗创作的文人大多属于“宦游”性质，或扈从随驾，或领军征战，或参谋幕府，纯粹意义上的布衣之士并不多见。这一情形在明代发生了改变，普通文人开始频繁前往塞外，逐渐成为边塞诗创作的新鲜主力，他们的作品在描写视角、情感取向上都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和新的艺术特征。

布衣文人“自助游”边塞在明初至嘉靖的相当长时间内并不普遍，只出现过唐愚士、谢榛等寥寥几个另类。隆庆后，随着边疆和议的达成，大批文人涉足塞外边陲，最终形成空前的游边之风。为了筹集游资，文艺青年们各施其法。官二代、富二代的高帅富们财大气粗，偶尔去边塞旅旅游，小事一桩。对于那些出身寒门的人来说，以游幕的方式获得资助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其所创作的边塞诗歌也因此带有幕府文化的鲜明印记。

在古代，文艺青年们入幕可以获得释褐进身的机会。时至明代，幕府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延续1000余年的辟署制被废止，入幕不再是文人入仕的一条途径。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边疆幕府邀请文人入幕的热情。一旦成行，幕主们常常对这些布衣之士殷勤相待，吴扩北上游幕，“诸公倒屣而迎山人，宾上坐”；林章“尝走塞上，从戚大将军继光游，座上作《滦阳宴别序》，酒未三巡，诗序并就。将军持千金为寿”；徐渭亦称参将李如松对待“幕中之客”“无不为结袜而篝袖以供食饮者”。这些历史记载表明，明朝的文艺青年们有了幕主这个强大的赞助商，“自助游”也变得妙趣横生。

赞助与被赞助的幕主与文艺青年只是主宾关系，并没有官僚体制的约束。文艺青年不需要参与政务和军务，除了偶尔为幕主代笔做做枪手之外，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进行文艺创作。

作为非传统意义上“幕僚”的文艺青年们，建功立业并非他们的理想所在，诗歌中也就很少出现表达诸如投笔从戎的壮志。不过，边塞是古往今来的征战之地，有着自身独特的地域文化信息，面对雄奇的山川、苍茫的大地，不远万里“到此一游”的文艺青年们，仍然身不由己被激发起内心的豪情。王寅就在其《宿喜峰口墩楼》中写下初到边关的感受：

万里秋风暮，华夷到此分。几年望紫塞，今日宿黄云。片月临关见，孤军击柝闻。燕歌争劝酒，强饮不成醺。

文艺青年王寅一直有一颗游历塞外的心，在得到时任蓟镇总兵戚继光的入幕邀请之后，终于夙愿得偿。初到塞外，眼前辽阔的风光、耳边的燕歌和人们劝酒的热情都让他深刻体会到不同于中原的异域风情，笔端的大气与刚健也就不期然地流露出来。

此外，随着游边之士日益增多，边塞时不时出现诗会雅集的大party。徐渭、袁中道、何白等人的幕府宴饮诗作即可为证。至于他们彼此间的唱和答赠则更是寻常之事，就如当下的“驴友”，见面之后互加微博、微信好友一样。如陈伯陶《梁稷传》称传主“出塞居督师袁崇焕幕中为重客……浙人王予安亦客崇所，稷于听画角胡笳时同作越吟，至相得也”。而且在荒寒寂寥的背景下，这些诗作往往显得尤为情深义重，幕中朋友之谊也就成为了明代边塞诗歌一个温馨而常见的主题。

总之，明代以布衣自诩的文艺青年们的边塞“自助游”的风靡，使得这一群体日渐成为边塞诗最主要的作者，他们的创作在边塞诗的内容与艺术上也都有新的拓展和进步，从而促进了边塞诗的整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