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观、文庙：那些年书画家“打工”的地方

祝东

在中国古代，儒释道三教的宗教场所需要用大量的画作做装饰，宣传其宗教思想。特别是佛教盛行的时候，在全国建造了诸多佛寺，从唐人杜牧的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一句中我们就可以想见当时兴建寺庙的盛况。而历代开凿的众多石窟也需要用大量的宗教故事图画进行装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唐人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了解，如其中的“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条、“东都寺观画壁”条等，罗列了大量的寺观壁画资料。现存的敦煌石窟、龙门石窟等艺术宝库里面也保留了诸多宗教题材的壁画，这其中很多是无名氏的作品，即出身下层的艺术家在宗教界的赞助下创作的艺术珍品。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寺观也是一大书画赞助方。

在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转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京师寺记》云：“兴宁中，瓦棺寺初置，僧众设会，请朝贤鸣刹注疏，其时士大夫莫有过十万者。既至长康，直打刹注百万。长康素贫，众以为大言。后寺众请勾疏，长康曰：‘宜备一壁。遂闭户往来一月余日，所画维摩诘一躯，工毕，将欲点眸子，乃谓寺僧曰：‘第一日观者请施十万，第二日可五万，第三日可任例责施。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

这个故事发生在东晋哀帝时期，当时瓦棺寺刚建成，僧人设置法会，拉人赞助。但是官员文士的捐款额度都不是很大，没有超过十万钱的，唯有顾恺之说要捐资百万钱。但是顾恺之家一向清贫，人们都不相信他能捐助这么多钱，认为他在说大话。后来法会上要核实捐款祝祷文上写的数额，顾恺之请僧人在寺观选一面空白墙壁，他到那里之后，关门闭户，不许他人进入。顾恺之在寺里待了一个多月，在这面墙壁上绘了一幅巨大的维摩诘画像，将要画眼睛时，顾恺之告诉僧人说，这幅画作好后，第一天来观看的人，请让他向寺里施钱十万，第二天来观看的施钱五万，第三天来看的随便施多少都可以了。到打开门时，壁上的维摩诘巨像光耀整个寺院。前来观看布施的人群堵塞了寺门，一会儿的工夫就集资上百万钱。这其实是艺术史上一个赞助双赢的好范例。寺院用他们的场地给画家提供场所、条件，画家用他的艺术才能为寺观作画，并且凭借自己的艺术才情和影响力为寺院赢来了巨额的捐助，寺院又可以用这些捐款帮助画家继续从事艺术创作。

瓦棺寺的落成，应该说从绘画艺术中受益匪浅，同时它对绘画艺术的赞助也是非常注重的，据宋人李昉《太平广记》记载：“戴安道幼岁，在瓦棺寺内画。王长史见之曰：‘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但恨吾老，不见其盛耳。”意思是说，晋代画家戴逵小时候在瓦棺寺内作画，王长史看到后说，这个孩子无师自通，没有拜师学艺就会画画，他今后肯定是要成名的，可惜自己已经年迈，恐怕看不到名声鼎盛时候的他了。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得知，戴逵从小在瓦棺寺画画，应该是受到了瓦棺寺的资助，毕竟他当时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孩子。

此外，唐人房玄龄等人修的《晋书》中也有一个与书画赞助相关的小故事：“又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送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当时有个道士养了一群鹅，书法大师王羲之看了道士的鹅很高兴，多次恳求道士要买他的鹅，道士对他说：“你若替我抄一遍《道德经》，这群鹅就都送给你了。”王羲之欣然接受，写好后把鹅装在笼子里回去了，一路上乐不可支。关于寺观对书画艺术的赞助，《太平广记》中记载了大量类似的故事。

文庙是儒家的活动场所，文庙对书画艺术的赞助也是不容忽视的。所谓文庙，即纪念祭祀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祠庙，当然，后来儒家的其他诸多圣贤也不断跻身文庙之中，到清朝光绪年间，孔庙里面的先儒贤哲多达147人，他们共同享受祭祀的香火与礼赞。文庙在历代有不同的称呼，如夫子庙、文宣庙、先师庙、至圣庙等。文庙的兴盛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关，自那时起，儒家从诸子百家中一跃而出，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家的著作也名列经籍之中。科举考试也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考察对象，这就意味着，对儒家经典的熟稔程度直接决定着读书人的前途。因此，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孔儒学说都有重要意义，祭祀孔子的活动也越来越多。文庙在全国各地都有建造，据统计，截至清末，全国的府、州、县共建立文庙达1000多处，甚至中国周边的朝鲜、越南、日本也有文庙，其影响可谓广大。

文庙中描画最多的当然是孔子的画像，孔子画像的收录，山东曲阜孔庙应该是最齐全的。早在宋代，孔传所著《东家杂记》中就有关于孔庙收藏孔子画像的记录：

今家庙所藏画像，衣燕居服、颜子从行者，世谓之小影，于圣像为最真。近世所传，乃以先圣执玉尘，据曲几而坐，或侍以十哲，而有持棕盖、捧玉磐者，或列以七十二子，而有操弓矢，披卷轴者，又有乘车、十哲从行图，皆后人追写，殆非先圣真像。

我们暂不关注这里所谈论的孔子像的真假问题，从著述中可以了解，古代诸多绘画名家或许都参与过孔庙孔子像的绘画工作。据说晋代的顾恺之、唐代的吴道子等绘画名流都曾经参与绘制文庙的孔子像。特别是吴道子的《孔子行教像》，影响深远。

据《魏书》记载，北魏刘道斌任恒农太守时曾经“修立学馆，建孔子庙堂，图画形象”，可见文庙配孔子像很早就存在。从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开始，诏令各州县都要建立文庙，文庙里面都要塑孔像，或者张挂孔子的画像。后来，为应对政治宣传上的需要，各地文庙必须请人临摹复制吴道子的《孔子行教像》，这样文庙与绘画人之间的“赞助”关系自然而然地建立了。此外，各地文庙在建造过程中，墙壁的装绘、孔子画像的张挂，以及碑刻的建造，也必然需要大量的书画艺人。

一般说来，艺术家在接受赞助之后，会按照或者迎合赞助方的要求去进行艺术创作。当然，这并不是说艺术家会完全依照赞助人的要求机械地进行制作，他们是有自己的创见的，不同的艺术家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情感体验，将自己的思想融入书画艺术作品之中。比如历代文庙里面孔子的挂像并不完全相同，这说明不同的画家对孔子的认知和感受是各不相同的。而寺观中的宗教壁画也是千姿百态，各异其趣，有的夸张，有的肃穆，有的温和，有的凌厉。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中有一个小故事最能说明道理：“道政坊宝应寺。韩幹，蓝田人，少时尝为贳酒家送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每一贳酒漫游。幹常征债于王家。戏画地为人马，右丞精思丹青，奇其意趣，乃岁与钱二万，令学画十余年。今寺中释梵天女，悉齐公妓小小等写真也。寺有韩幹画下生帧弥勒，衣紫袈裟，右边仰面菩萨及二狮子，犹入神。”

这里的宝应寺本是唐人王缙的官宅，王缙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弟弟，封齐国公。王缙崇奉佛教，在大历四年（769）舍宅为寺，即宝应寺。韩幹因为善画深得王维、王缙兄弟喜爱，他们甚至每年赞助二万钱给韩幹学画。韩幹学成之后，也在王家赞助的宝应寺作画，比如描画弥勒自兜率天下生阎浮成佛的故事，其中弥勒、菩萨、狮子等画像都生动入神。最有意思的是，寺庙中的释梵天女都是按照齐国公王缙的姬妾歌伎的相貌进行创作的。艺术家投赞助者之所好，对佛教人物进行了再创作，佛教艺术的神秘色彩逐渐淡去，加入了世俗生活的内容，使佛教艺术逐渐本土化。

在赞助方的题材功能要求之下，艺术家会结合自己的审美体验进行一定程度的艺术加工，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再创造，中国古代的书画艺术才得以保持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异彩纷呈，独立于世界艺术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