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重庆写诗

李海洲

从16岁那个忧伤的夏天开始，他一直在重庆写诗。他记得那是1990年，夏天的窗台上有葳蕤的法国梧桐和闪亮的泰戈尔，他记得临窗写完第一首诗后的紧张、战栗和不安：这就是诗？16岁的少年迫切地想，他囫囵过半部尼采，不知道抒情遇见批判该如何是好。他其实最不知道的是，从那个夏天到很多年后，他居然一直写诗，在重庆海枯石烂地写，孤傲、洁癖、自负地写，内心澎湃着伟大的汉语。只不过，汉语偶尔也会被生活的马群惊散。

这样诗意的开始，让他很难不喜欢夏天，因为柏桦说：夏天还很远;因为里尔克说：夏日曾经很盛大。但他终于认为夏天太过激情、太过少年，只有释然的秋日，才会厚积薄发，盛满诗意和哲学的瓜熟蒂落。所以他写完长诗《秋天传》后感叹：在诗歌里从夏天走到秋天，原来需要半生。所以疫情时他重拾罗素、胡塞尔、海德格尔会泪如雨下，因为他惊慌地发现，从哲学到哲学，原来需要一生，而一生的兜兜转转，就是为了回到神示的零公里。

其实他终究还是那个被诗歌拯救的少年，世间万物，没有谁能替代文字馈赠给他的快感。只有独立思考、永动机般的阅读，才能让他保持灵魂的干净，才能让他和世俗一刀两断。但现实里他实在有些忙，忙到天上的诗和人间的酒都顾不过来。工作的繁花和疲倦的甲方紧咬着他，他假装目空一切，貌似幽默地讲段子、指点疮痍的江湖，但内心却悬停着只有文字才能抚平的寂寞。在很多个宿醉醒来的早晨，或者灯火迷乱的夜晚，他会突然听见诗歌在铮铮作响，在隔窗隔夜呼唤他。

和性格上的洒脱不羁相反，岁月后来终于把他变得宽容、敏感、严谨。他原谅了很多人写作上的卑微和背叛，毕竟他们曾经热爱或者假装热爱过。但他认为沉默是另一种反对。他有时候是悲哀的，他对很多现象不妥协，但世故人情却总让他勉为其难。他清楚很多人完全不懂诗，但却道貌岸然地在版面和奖项上头破血流。他害怕自己变得和他们一样：没有道德、思想、方向，以膝盖换取银两。尽管不再偏激，但他内心依旧深藏鄙视和愤怒，尤其对那些小聪明的段子手、贫血的造句者、用性来伪装先锋的青年。他认为诗歌至高无上。

更多时候他是骄傲的。他深信倾其一生只为写出十行好诗的人才是真诗人，所以在重庆的天空下他总是写得很慢，写得很警惕。他讨厌和害怕重复自己，他认为任何文体的写作都应该对汉语有所贡献，否则写作即强暴。所以他说：在写作上，如果面对的是一条浑浊的河流，他必须洁身自好;如果面对的是同质化时代，他必须特立独行。所以任何人要求他在诗歌面前说假话，他都只能选择沉默。

其实很早他就找到了语言的速度、词语和词语之间的秘密，他认为万事万物皆可入诗，只是很多人一生都没有找到准确安放的位置。他最大的叹息是，想象力和思想在当代诗歌中的缺失，那些泥鳅般的诗人连句子和语感都没弄清就敢横刀挂剑。他知道诗歌其实已经凋零，外表的繁华难以掩饰内部的贫血和枯萎。这样想着的时候，他在重庆的黄昏坐下来，慢慢写诗;或者在各种诗歌圈子的外围，吹着口哨负手走过。

他可以和天下人喝酒，但却只和朋友谈诗，谈到夜色朦胧手机滚烫，相互的爭吵和批评很认真，大家都有真诗人的友谊和气度。是诗歌把他和朋友们集合起来，举杯提笔，以文为盟。他偶尔会想起生前潦倒无助的杜甫，或者写满一抽屉诗却从不发表的刘太亨，他变得宽慰起来，他说：认真写就是了，时间会挖掘和记住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