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深处的关羽

王川时

一

在五六百万人口的運城住了一晚，我却没感到它有多少现代化的时髦气息，晚间的小吃摊摆在马路边，扎啤撸串，人声鼎沸，车流滚滚，和济南差不多。但我依然对她充满尊敬。我相信一种说法：运城，是华夏之根，是尧舜禹建都之地（尧舜之都蒲坂、禹都安邑，均在古河东，即今运城。见《十三州记》《竹书纪年》《帝王本纪》《史记》《水经注》等书）。其属地解（hài）州则是武圣关羽的故乡。

我不知道黄炎“阪泉之战”的具体位置，也不知道皇帝战蚩尤的“涿鹿之野”在哪里展开，但传说它们都在运城。“传说”源于求根问底的“猜测”，这从几千年前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现在：一说“阪泉”即“涿鹿”，一说“阪泉”即今北京延庆的阪山。“涿鹿”即今河北涿鹿东南（公元188年，关羽在此地结识刘备、张飞），更有人干脆说是在运城的盐池附近，而学者余秋雨认为黄炎之战的发生地在北京附近。说法如此之多，原因仍在于只是“传说”，而无真切的史料记载，难怪司马迁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广为认可的一种说法是：这里——运城，或周边更广大的区域，是炎黄两大“集团”的融合地，是华夏民族的雏形，其范围包含了今天河南、山西、陕西的部分区域，那里有山坡，有草木茂盛的池沼，所谓“蒲”“坂”是也。上古的征战未必限于狭窄的一隅，“融合”的时间怕也不止一年两年，而那个时空交错的中心无疑不会越出上古的中原地带。其实，地域的考证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更无法考证时间），最重要的是，“流血漂杵”的上古厮杀，发生在 “文明共创者”之间，其结果，便是造就了作为华夏文明创建者的黄帝、炎帝，乃至蚩尤。看来，人类文明的肇始就是流动着鲜血的，文明的延续其实一直以血光为背景，就像每个人出生的寓言。

显而易见的是，逐水草而居的古人首选之地一定有足以养活自己的各类资源，因此，运城解州的盐池定然是各部族的必争之地（运城即“盐运之城”）。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指出：“解县附近有著名的解县盐池，成为古代中国中原各部族共同争夺的一个目标。因此，占到盐池的，便表示他有各部族共同领袖之资格。”那么，黄帝战蚩尤战炎帝的结果，毫无疑问，就是黄帝一族牢牢控制了河东的盐池，也就是说，涿鹿和阪泉应该就在解州盐池附近（一个旁证：盐池附近有蚩尤村，现改名为“长寿村”）。

前往运城解州的公路上，我看到了两侧亮晃晃的水面，天光云影，擦肩而过。那就是盐湖——我们的祖先最早获取大量食盐的所在。我感到奇怪，四千多年过去了，这片水面居然还在，据说尚有一百三十二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盐型内陆湖之一。导游说，它像死海一样，人躺在水面上绝不会沉下去。这令我想起了作家余华曾写到他夫人和儿子在死海上的漂浮体验。面对运城的盐湖，我突然也有了仰面朝天躺上去的冲动。据说，这是个元宝状的湖泊，东西长，南北窄，四周高，中间低，所以能持久地积水并沉淀矿物质。元宝自然是珍贵的，凝聚成元宝的晶莹浩荡的盐水，在先民眼里放射着奇异的宝光，璀璨夺目。至于盐湖形成的缘由与独特风光，沈括的《梦溪笔谈》里有记载和描绘：“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阪泉之下……”那“宝光”，原来也曾一度赤色，却是“久雨”形成的山洪，席卷着泥土奔腾跌宕而下，被大地一双巨大的“手掌”团拢在了一起，从此几千年不干涸。那场大雨究竟持续了多久？难道比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淹没了马孔多的四年十一个月零两天的豪雨还要大许多吗？《梦溪笔谈》中还记录了一个极具神话色彩的说法，说黄帝斩蚩尤，蚩尤血化为盐池——怪不得“久雨”，且“卤色正赤”。倘若那是一场残酷的战争，则蚩尤部族的鲜血大抵也能将盐池染成红色。上古传说的魔幻色彩一定包含着真实的历史内核。

在盐池周边，我还看到很大一片长满野草的荒地，和东营、寿光的部分区域差不多，那些野草是耐盐碱的。似乎“印证”神话中蚩尤部的血浸染大地的情节。

不会有人为周边不长庄稼的荒凉感到惋惜，盐利才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更是商贾聚敛财富的宝藏之一。《史记·列传第六十九·货殖》记载，中国最早的商祖猗顿就是靠开发经营运城盐池而发家致富的——“猗顿用盬盐起。”所谓“盬盐”，就是没经过熬制的盐，这种内陆盐无疑出自运城的盐池。今天的盐池已经不用再出盐了，此地也不再有喧哗拥挤的马队商旅，但从盐池到太行山、吕梁山的茶马古道，甚至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也许依然回荡着猗顿运盐商队的马蹄声——那是历史的回响。

可惜没有时间停留。盐湖的光色只在视野里一晃而过。

大巴转而向西的时候，我看到了绵延的大山，那是葱郁的中条山。右侧便是丘陵或开阔的平畴。盐湖所谓“南依中条，北靠峨眉，东临古夏，西接解州”的地势在这里可见一斑。山川形胜，不是与地面平行的视角可以统揽的，更需要多维而立体的感知，甚或想象的弥补与扩充。

二

接近解州的时候，我看到左侧的山顶上赫然伫立着一尊高大的关羽铜像。左手捋捻长髯、右手提握青龙偃月刀的关羽，目光炯炯地注视着面前无垠的山川土地。关羽像气魄雄伟，周身披着金属的光泽。导游不失时机地介绍说，这尊关羽塑像，共用铜料五百余吨、钢材两千余吨、混凝土一点八万余吨。铜像高六十一米，寓意关公享年六十一岁。底座高十九米，寓意关公在家乡生活了十九年。截至目前，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关公像。

关羽一生戎马倥偬，虽是失败的英雄，却享受着身后无限的殊荣，被奉为神灵，所以这座耸立在山顶上的塑像也甚为妥当——关公终于回到了十九岁就阔别的故里，永久守卫着家乡百姓的福祉与安康。在车上转动脑袋凝视关羽铜像的时候，仿佛听见他在说：欢迎你们来到我出生的地方。记得鲁迅先生在评论《三国演义》时就说过：“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中国小说史略》）从中可以判断，鲁迅对关羽的形象描写还是肯定的。记得初中时，我买的最早一套古典小说就是《三国演义》，反复阅读，收藏至今。我觉得关羽只要站着，就是书中描写的这个样子、这种形象。可他前面坐着的刘备消失了。眼前这片江山，他还熟悉吗？

去解州，主要为了拜谒舜帝陵和关帝庙，从一个小然而却具有代表性的维度感受运城这个“最早叫中国”的地方。

关帝庙位于盐湖区西南十五公里的解州镇，因是关羽故里，自然最有资格修建全国最大的关帝庙。关羽是民间的神灵，是战神是门神是财神……他最伟大的个性特征是忠、仁、义、勇，因而儒释道都接纳他并塑造他，统治者也接纳他并塑造他——关羽崇拜实则是庙堂与江湖“合谋”的结果。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神州大地上到处都有关帝庙和关羽崇拜。我所在的城市中心就有两座关帝庙，香火不断。比如，五龙潭南侧关帝庙门口的对联写着：“三教劲皈依正直聪明心似日悬天上，九州隆享祀英灵昭格神如水在地中。”享殿两侧的对联是：“大义参天地，英风冠古今。”点明并概括了儒释道均供奉其为神灵的缘由。

也许人们会疑惑关羽如何超越了刘备、张飞、诸葛亮，甚至其身前身后的历史人物，而独享“帝王”之尊。这大概与地域文化、宗教信仰和时代需求有关。关羽经历了不断被美化、圣化、神化的过程。关羽事业发达却功败垂成之地的荆州自古巫风甚炙，有报道，2005年，荆州城隍庙遗址出土了一尊最早的关公红陶坐像，说明关羽早在北宋以前就已成为荆州的城隍神。刘禹锡“行到南朝征战地，古来名将尽为神。”（《自江陵沿流道公》）的说法大概道出了荆楚之地的这一历史习俗。位于长江中游的荆州水陆畅通，关羽的“神迹”自然很快就会流布四方。而佛教、道教典籍中将关羽奉为神祇的记载或神话传说更可推至隋唐，据说隋代高僧智、唐代高僧神秀都梦见过关公。道教奉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帝君。宋元之后的小说、戏曲、话本、稗史、弹词、说话等民间艺术形式，愈加丰满了关羽的忠义与神勇，且传唱日久。歌管楼台、勾栏瓦肆、闾里巷陌，凡是老百姓生存的地方都是传播的土壤，关羽形象的强大生命力完全可以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发酵，展现为一种生机勃勃、不可遏止的集体意识。百姓将除邪恶、忠情谊、保家国、蓄财源的美好愿景悉数寄托在关羽身上。当然，这其中也不乏历代统治阶级宣扬的“忠君集权”思想和“兴复汉室”的大一统观念的推波助澜。还有一种原因——就是特殊历史时期人们被压抑的欲望表达，比如南宋，解州盐池被金人强索，但其“不劳人力，自然生成”的神奇，以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厚利，一直被诸多南渡将吏和宋人惦念着，关羽的形象与武功便隐含了某种借代与讽喻，对于失去的疆土，既有收复的渴望，又有无能为力的遗恨。于是，“关公斩蚩尤”的神话便流传于世，人们只好借助宗教想象曲折地表达收复国家经济命脉的集体理想——盐池异常，“有蛟作祟”，蛟乃蚩尤。只有“绛衣金甲，青刀美须髯”的关公才能“劈斩群魔”，使“天晴日朗，池水如故，周匝百里，万民雀跃”。这段神话收录于《大宋宣和遗事》《解池斩妖考辨》等书。如果不是亲到运城，我还不知道关公在黄帝之后也曾“斩”过蚩尤，以为他只在《三国演义》中斩过华雄诛过文丑，在侯宝林的相声里“战”过秦琼呢。蚩尤也真是“倒霉”，已经连续两次被“斩”。然而，倘若他继续作恶下去，那么肯定还会有第三第四次被“斩”的机会。“关公战蚩尤”的神话，最早属于崇尚道教的宋真宗的“创造”，“请关公到解州盐池，大战蚩尤，除妖祛灾”。不过，这个创造，一下子增大了关羽的“体量”，而且熠熠生辉。至于宋徽宗缘何在位二十五年间便四次“加封”关羽，又是“忠惠公”，又是“崇宁真君”，又是“武安王”“忠义武安王”，不能不让人猜测他意识深处那种对江山社稷不稳的深深忧惧。皇帝的推波助澜定会在民间形成风尚，至于他深层的心理动因，谁又能明了呢？

有学者指出，在道教的观念里，关羽之作为财神，还另有一个隐性的引申层面。明嘉靖以后，道教认定关羽是位应南方的“赤帝”。“赤帝，赤熛怒之神也。”赤帝在五行中属火德，而“汉室”在五行中也属火，所谓“炎汉”相同，这就正好与关羽的“扶汉”正统一致。因此，民间认为关公是“火德真君下凡”。由此可以推断，具有火德的关羽战蚩尤便可以理解了：蚩尤乃水神，他与黄帝大战时，邀请了风伯雨师，而盐池最怕下雨，于是，属于“土德”的黄帝从天上请下了旱魃之神战胜他。“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日魃，雨止，遂杀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土火夹击，蚩尤岂有不败之理？而宋代以“火德”立国，所以尊关羽，也有其内在的文化逻辑。不过，对关羽的神化远不止此，公元1399年，朱棣政变，夺取了侄子的政权，他公开宣称是关羽显灵助其成功。关羽成了朱棣打出的一张正义之牌。之后，更有明神宗、清世祖、清圣祖等的一再追封，光环无数。而祭祀他的庙宇也终于统称为“关帝庙”，遍布神州大地。

从蜀汉到明清，关羽的被崇封持续升级、有增无减，从“侯而王，王而帝”直至“帝而圣，圣而神”。有文化学者指出：“大体而言，关公信仰的中心地区经过了四次大范围的转移：第一次为隋唐时以玉泉寺为中心的荆楚地区;第二次为北宋以解州为中心的山陕河洛地区;第三次为元明清以京师为中心的华北地区;第四次为明代中叶以‘抗倭为标志的江浙闽广地区。这几次转移几乎覆盖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主要地带，并以此为起点走向全国，又随华人迁徙走向世界。”有资料显示，宋之后的元代，关羽祭祀更为广泛。明清两代，关公的被圣化和神化達到了极致。甚至，关羽“在国家宗教祀典中攀升到几乎与‘文圣孔子相同的地位，也以官方的姿态促进了关羽信仰向社会底层的渗透”。如今，在华人世界，关公信仰可谓“庙食盈寰中，姓名遍妇孺”。

可见，关羽成为圣人成为神，乃是必然。是历史和民众“发现”了关羽、需要着关羽，并不断按自己的意志塑造着关羽，让他走出了解州，走出了“三国”，走向了世界，并一如既往地从历史走向了未来。

三

我曾看到过荆州城隍庙出土的那尊北宋年间关公陶像的照片。陶像并不大，单手可握，下身已残破，但上半身完好。头戴纶巾的关羽，三绺长髯纷披于胸与两肩前。身着的长袍上绣着一只衔着梅枝的白鹤，白鹤栩栩如生，梅枝上的树叶纹理清晰可辨。陶像上的关公和蔼可亲。谁的手工如此精巧！一定是南方水土柔美的光线浮动在工匠的心底，才让画笔下的武将关羽拥有了某种柔和与沉静的气质。

显然，梅鹤意象，乃传统绘画元素，有长寿、幸福、美德、富裕、君子、成仙等诸多美好寓意。“梅妻鹤子”的林和靖干脆要独霸这两种元素，把它们嵌入生命，让纯洁成为诗人的传奇。而我心仪的宋人邵雍曾以梅花之名写过一部了不起的大书。梅花象征着高洁，关羽在民众心中无疑具备这一秉性。鹤象征长寿，关羽虽是身首异处的英雄，但他在人们心中获得了永生。荆州城隍庙身着梅鹤图案长袍的关公，包含了诸多吉祥与安康的祈愿。倘若要我说出最喜欢的关公形象，那就是身穿梅鹤长袍、手持《春秋》、秉烛夜读的端坐关公——一派神勇凝定的儒将风度。儒雅，必有梅花般的傲骨，纯正端庄，暗香浮动。

然而，一枝独傲，又免不了过度自负、轻慢其他，终难免被算计、被摧折。这仿佛又隐含了关羽最后的生命悲剧。

关羽是人不是神。按照易中天先生的说法，他是被刘备集团宠坏了的“孩子”。孩子有两个特点：任性、天真。如果他不任性，就不会因好大喜功而发动襄樊战争;如果他不天真，就不会被吕蒙、陆逊忽悠，以“白衣过江”的骗术轻易拿下他防备空虚的南郡，乃至败走麦城，终于身首异处。关羽自视甚高、刚愎自用、目空一切，却不懂政治。他只是一位大侠，而不是一位大帅。他很可爱，却不可学。但有两点，别人无法与他比拟，那就是他的忠义与神勇。他发动最终导致失掉了荆州和身家性命的襄樊之战，正是想为刘备夺取益州和汉中继而称王送上一份锦上添花的“贺礼”，不可谓不忠;仅襄樊之战的前半程，水淹七军、降于禁、杀庞德，不可谓不勇。只是个性的弱点导致了他一系列决断失误，以致功败垂成，令人扼腕。然而，关羽的失败难道刘备没有责任吗？一个沉醉于事业迅速发达中的决策者，往往看不到潜在的危险，或者看到了危险，却正好利用它清除掉那道遮蔽了自己的光芒。自古及今，大抵如此。然而，历史的叙事就是这样，没有关羽的悲剧，大概也不会有关羽的被神化。

四

拜谒解州关帝庙的前一夜，同行的一位朋友说起他遭遇的一件事：在高速公路上，他疾驰到一百八十迈，右前轮爆胎，车子急速打转后停了下来，他与家人安然无恙。“我家中供奉着关公。”他认为是关公保佑他与家人度过了一劫。

关羽的“神迹”再次呈现为对后人的救渡。或者说，一次危险的化解最终归功于对关羽的信奉。似乎让人相信——你若在心里安放了神灵，他就会在冥冥中保佑你平安。

记得小时候翻看六十本的《三国演义》连环画，最喜欢的就是关羽和赵云。有位同学擅长用树枝雕刻他们使用的兵器，惟妙惟肖。他问我要什么，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青龙偃月刀，略长于手掌，一把具体而微的木头青龙偃月刀——那是我把玩了近一个学期的“兵器”。少年的心中总有种略带“伤感”的遗憾：不能回到古代，跨马挥刀，将敌将斩于马下。

一个特殊年代男孩子的英雄梦。那个梦很漫长。在那个与古代有关的漫长的梦想中，关羽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英雄，他已失去了作为神的舞台背景，因而最终被少年忘却。而关羽的再度“回归”，似乎一下披上了比原来任何一个时代都光辉灿烂的“黄金”盔甲，他“财神”的角色突然大放异彩……然而，倘若在经济大潮的风云激荡中，人们能持守哪怕明清晋商的“以义制利”从而“从义生利”的原则，似也无不妥之处。

站在关帝庙前的广场上，想到少年时的梦想，有种生命颠倒的恍惚。

冷兵器时代早就结束了，也许只有那个时代才会诞生令后世敬仰的英雄。

超凡入圣不过是平凡人超现实的愿景投射，所有的膜拜与祈愿也无非如此。其实，命运的神灵是自己。关羽不可能在人们叩拜之后就拱手赠送不尽的财富，更不可能在你为非作歹的同时保佑你永远安康。

关羽的命运也是他自己造就的。荣格说：“性格即命运。”从这一点上讲，根本没有天命的英雄。

五

解州关帝庙的创建史最早可推至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重建。其实，对关羽的大面积信仰，尤其使他实现了从人到神转变的，是明万历年间明神宗将其封为“三界伏魔大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于是，各地的关帝庙、关圣庙、老爷庙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明朝辽阔的土地上。这位喜欢躲在深宫炼丹的皇帝爷，也许在烟熏火燎中得到了神灵的什么启示。在他的推动下，关羽就像宫中那座八卦炉的轻盈虚烟，袅袅升腾，越过蓝天下明黄的金顶，获得了巨大势能，向辽阔的民间扑散，在山山水水间与那些充满期盼的虔敬心灵相遇，仿佛一瞬间，就凝固成了关羽的灵位和肃穆巍峨的庙宇。（因宗教和封建统治两方面原因，有人将隋唐到宋元视作关羽形象从人到神的转折期。将关羽奉为神明，最早可以追溯到佛教的天台宗，守护佛法的“伽蓝神”就是关羽，从中也可以看出隋唐之后印度佛教的中国化趋势）信仰的“气脉”游走四方，氤氲、持久、蓬勃。直到今天，除了遍地的关帝庙以外，南方很多民间的草根剧团仍然穿梭在边远的山区、村落，在市场的夹缝中坚韧地生存，演绎着无数关公的故事，关羽在那些粗糙的管弦、锣鼓、喇叭、铙钹、歌喉和身段中依然栩栩如生地活着。民间是滋养英雄传说的厚土。英雄的肌肉和毛发吸收着大地的供养，永远都在成长，矫健、有力、茂盛。

在民间这类旺盛的“精神需求”背后，肯定不仅是对生命的娱乐与灵魂安抚的渴念，还有历朝历代战乱投射的阴影。虽然戰争造就英雄，但人民厌恶战争。对英雄的审美和崇拜，只有在远离危险的和平年代才能形成阔大气象。在战争与和平的持续张力中，关羽逐渐化身为一代代百姓心中驱除战争恐惧的精神力量与道德楷模。庙堂与民间达成了“共识”，各取所需，各有侧重。不过，关帝唤起的是战胜邪恶的勇气和力量，护佑的是生民的祥和与福祉，慰藉的是一颗颗历经丧乱的心，满足的是对幸福富裕的渴念——这是极其重要的。在封建帝王看来，关帝更是“忠义”化身。“忠义”更使统治者找到了民众意志得以流动的窗口，找到了从“庙堂”与“民间”两个空间维度纾解某种力量（暴力的或精神的）可能淤积的毁灭性洪流。这就不难理解历代统治者为解州这片宫殿挥毫题匾的原因了——现在，我们仍能看到康熙题的“义炳乾坤”，乾隆题的“神勇”，咸丰题的“万世人极”，乃至慈禧题的“威灵震叠”——统治者与民众实现了信仰的“共建”。“共建”能让一种存在长期“保鲜”和“成长”，而不是腐败变质。

六

像所有庙宇的命运一样，解州关帝庙也几度遭遇焚毁和倾圮。我所看到的关帝庙已经是康熙年间的建筑了，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672年），一场大火将原先的华美殿堂化为灰烬，关羽的神灵也没有保护住自己的栖身之处。于是，历时十载而重建。信仰笃定的意义就是如此，毁灭的不过是可以不断复现的形式——它们只是精神的外在呈现。信仰虽然可以对应繁缛的仪式、嵯峨的宫阙、高大的偶像、奇异的传说，但植于人们内心的，往往是最直接、简单的东西，就像关帝庙门口那幅只有八个字的对联：“精忠贯日，大义参天。”它直接概括了一个难以企及的信仰高度，一个符合“神”的标准。而只有神，才具备护佑苍生的能力。“贯日”与“参天”，既是比喻，也是描绘，对应“精忠”与“大义”，矗立起了一杆形而上的标尺，使崇拜和教化达到了和谐统一。看着这副对联，我脑海中出现了西藏那些令人膜拜的“神山”，人力所不能及的地方才是神的栖所。但神是人创造的。

从琉璃瓦、歇山顶的建筑中门而入，首先看到的是前后并列的两座单体古典建筑：结义亭、君子亭。方形石台上的红柱、红墙，四围的隔窗，低矮的栏杆，荧绿的琉璃檐瓦，单一的红色和简洁明朗的线条，似乎都在阐释着君子之义的内涵。两旁花木扶疏，亭子周围的古柏和花圃遮掩着远处的红墙和殿宇，上边是辽阔的天空。

这座关帝庙应该称作“关帝祖庙”，结义亭前面的一块红色木牌上写道：“……经历朝历代多次增建重修，形成了由结义园、主庙区、御花园和东西宫为主体的建筑形式。其中，主庙区为‘前朝后寝、中轴对称的宫殿式布局……”俨然皇家气派（事实也是如此：庙内的雉门专供帝王进出;午门乃帝王皇宫专用——解州关帝庙多数门的命名与皇宫建筑一致）。从两座亭子的东侧走过，结义园的桃树葱茏密布，只是桃花已经“走远”。刘关张三兄弟也已移驾到君子亭内“小憩”——那三座逼真的蜡像，仿佛还在不舍昼夜地交谈。东汉末年最牛的“创业团队”在张飞家的桃园里组建起来，三拜之间，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身边的这片桃园与一千八百多年前的那片桃园在时空中呼应，一位历史人物越过身后的苍茫，一步步“走上”了神坛。从公元188年的那个春天开始，天下所有的桃园都成了“结义”的最佳场所，然而那场“结义”的桃花却没有再度盛开。

关帝庙分作前后两部分。在“结义园”，可以闲庭信步，随意怀想历史的生动细节。后面的正殿则完全是一处神圣空间，挡住了喧嚣俗世的日常。建筑学家楼庆西说过，建筑，都具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性。庙宇是精神性甚至神性更加突出的建筑，其物质性完全是为了突出其精神性而存在，因而庙宇也就更雄伟恢宏，在空间与时间的维度上与日常的建筑截然区分开，也使其在人们心灵中的投影意义非凡。

七

创建于明万历、天启年间的结义园由结义坊、君子亭、三义阁、莲花池、假山等建筑组成。我无意描写园中的建筑和景致，没有一支笔能精准描摹那些廊柱、重檐、斗拱、石碑、牌坊、雕刻组合的生动细节以及它们在时空中的投影。那些硬朗、华美、繁复、细腻甚至妩媚的线条，连接、交错、叠加，与形而上的“义”相呼应，“义”的寓意又隐含在每块砖木、每寸雕刻中——恰如纯木结构、四柱三门重檐三顶的结义坊，以及坊后连卷棚式抱厦的绮丽俊美，越是精雕细琢的人工，越透出一种精神层面“山雄水阔”的深邃气象，越显示出人们对关羽的崇拜那无以复加的极致境界。世间最精美的建筑艺术都是人类精神的写照。

端门和它对面的影壁均以方砖砌成，涂以醒目的红色。影壁斑驳，有墙皮脱落，五根粗木圆柱支撑在背后，好像在用尽气力阻止着一段时光的沦陷，生怕它倾圮倒塌。端门是正庙的第一道门，三个歇山顶，一高两低，下有中大、侧小三个拱门，对称严谨，庄重肃然。“关帝庙”门匾和“精忠贯日”“大义参天”匾额分列其上。大都褪色的绿琉璃瓦上，鸱吻、飞鸟、立兽仍在伏卧张望、展翅欲飞。

一份资料简略说明了关帝庙的建筑布局：正庙坐北朝南，仿宫殿式布局，占地面积约一点八万平方米，横线分中、东、西三院，中院是主体，主轴线上又分前院和后宫两部分。前院依次是照壁、端门、雉门、午门、山海钟灵坊、御书楼和崇宁殿。两侧是钟鼓楼、“大义参天”坊、“精忠贯日”坊、追风伯祠。后宫以“气肃千秋”坊、春秋楼为中心，左右有刀楼、印楼对称而立。东院有崇圣祠、三清殿、祝公祠、葆元宫、飨圣宫和东花园。西院有长寿宫、永寿宫、余庆宫、歆圣宫、道正司、汇善司和西花园以及前庭的“万代瞻仰”坊、“威震华夏”坊。全庙有殿宇百余间，主次分明，布局严谨。

在这样的端庄、肃穆中，人被淹没了，我似乎听不到任何声响，甚至听不到喁喁细语。人们安静地从我身边走过，步态缓慢、神色安然。他们不只是被整个庙宇之内的琉璃龙壁、雕梁画栋、飞檐翘角、卷棚斗拱、牌匾塑像、碑刻浮雕、回廊隔扇、石雕栏杆、吊柱悬梁、神龛暖阁、脊兽鸱尾、蟠龙狮麟、铁塔华表、壁画书法所吸引，更静默于岁月沉积的凝重。最大的声音来自时间深处。岁月的超声波是庙宇折射的独特光影。那光影同样从天上、云端垂落，穿过苍翠的植被，洒落成甬道、院落里细碎而晃动的斑驳，好似神灵的脚印，寂静，轻盈，缥缈，伴随着透明的衣襟拂动，闪过层层台阶、栏杆、重门，进入另一个空间深处。

那些摩肩接踵、步履杂沓、手擎高香、念念有词、伏地叩拜的祈祷者不见了，那些虔诚、沉静、焦灼、渴盼的眼神以及翕动、颤抖、干裂、苦涩的嘴唇消失了。庙宇构筑的空间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吸纳了时光的粉末以及人们眼中奔涌的泪水。曾经，成千上万人的庆典与祭祀在这里举行，在中轴线上的宫殿与两侧的亭祠楼廊、各式牌坊的对称呼应所营造的肃然氛围中，“关圣帝君”接受着汹涌如潮的祭拜。我不知道那些旧时的影像会不会在深夜的岑寂里再次闪回，在白天消失了的虫鸣和月光间徘徊、游走。所有的时间能否重返，就像河流可以逆水行舟。所有的空间能否重叠，就像平静的水面能够完美地容纳云影天光。其实，他们还在身边，只是我们看不到、听不见。正因为我们不能彼此穿越，时空的意义才能得以显现。只有庙宇能夠领受时间的馈赠，它的红墙、拱门、石基、柱础、飞檐，能在人们虔敬的心灵中实现跨时空位移。消失的朝代连接起托举的手掌，神位端坐其中，在袅袅青烟里不断上升，光芒四射，抵达此时此刻。漫长的朝代接续中，那些帝王的手书横匾、名人的嘉誉楹联与苍虬的藤缠柏、古老的柏抱槲、大叶黄杨、五世同堂的桑树，形成了时间与空间、民间与庙堂的对偶，一次次被仰视的目光阅读、默念、抚摸，在每个人心中映现出不同的影像。人们穿过万代瞻仰坊、威震华夏坊、山海钟灵坊、气肃千秋坊、精忠贯日坊、大义参天坊，走过崇宁殿前的华表和环廊间的蟠龙石柱，左转右绕，仿佛一直要追随关羽刚刚离去的背影。然而，关羽已然端坐在春秋楼里，左手扶膝，右手捻须，在悬梁吊柱的殿内，夜观《春秋》，秉烛达旦，并未被身后的纷纭打扰。八卦藻井，木刻《春秋》全文，柱头额枋上的镂雕飞龙、孔雀、牡丹、寿星、羽神，一直安静地陪伴着他。“……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如《三国演义》中的亮相，关羽神态安然，样貌自古未变，始终如一。

八

与江南的庙宇、宗祠不同，解州关帝庙是一组以红色为主色调的建筑群，像岳飞庙一样。红色，是关公脸的颜色，是忠义与武勇之色，是勇士鲜血之色，是烈酒荡涤胸怀之色，是疾恶如仇的怒目之色，是流动着挚爱的温暖之色。在戏曲中，“红生”是扮演关羽的特殊行当，生旦净末丑中的“生”专门拿出一种给关羽，与专属关羽的五绺髯口相配，表明对舞台关羽造型的恭敬与严谨。关羽的形象始终与红色相关，与“关公髯”一样，不容一丝篡改。

红，也是民族精神的原色之一，在众神之中它属于关羽。据说，清咸丰同治年间，京剧名伶于四胜上台演关公前必饮一大碗酒，面色霎时变作“醉红”。光绪年间的王鸿寿干脆把关公脸色改為大红色。此后，关公扮相形成定制：缀黄绒球的绿色盔头，后兜披风，耳垂白飘带、黄丝穗，身着绿蟒袍，手执红马鞭和青龙偃月刀……行内还有规矩，饰演关羽者必须熟读《三国》，做到扮相英武，做工肃穆。戏曲中的关公亮相就有四十八种之多，取自各地关公庙不同的关帝塑像，自然也有解州关帝庙的关公形象。扮演者在演出前十天就要斋戒独宿，熏沐净身，出场前还要给关帝像烧香磕头，后台杀鸡祭红。演员胸前须挂关帝圣像的黄表符，演出结束后以此符纸拭面，然后拿到关帝像前焚化，以谢庇护之恩。演出流程的仪式化，包含着神灵崇拜的庄严感和一丝不苟。而红色贯穿其中，观众的目光始终追随着关公的红脸，就像始终崇敬着他的忠义、神勇。红色，是关公形象的核心“修辞”，即便舞台上没有真实的赤兔马，人们也能在唱念做打中看到那团奔腾、热烈的枣骝色的红。

九

从解州回到济南，我在人流如潮的芙蓉街北头再度拜谒关帝庙，恰看到大殿前悬挂着庆贺关公诞辰一千八百五十六年的红色横幅（康熙年间，解州守王朱旦在浚修古井时发掘出关羽的墓砖，上面刻有关羽祖、父两世的生卒年月、家庭状况。据考证，关羽出生于东汉桓帝延熹三年，即公元160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一位游客正手持点燃的高香朝着大殿里的关公像鞠躬致敬。青烟徐徐上升，旋转，飞过大殿的檐角，慢慢化入被一场暴雨刚刚洗过的碧蓝天空……

这一天，是天下所有的关公庙香火最盛的一天。

公元220年，关羽兵败被杀，首级被运至洛阳——“权送羽首于曹公，以诸侯礼葬其尸骸。”据说，关羽的无头尸骸被孙权葬于湖北当阳。而四川成都则有刘备为其设立的衣冠冢。世人评说关羽一死而享三冢，皆受王侯葬礼，待遇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当属罕见。

如今，关公的归宿无所不在，甚至，不止端坐在殿宇之中。有一年我到曲阜，在郊外离曲阜故城遗址不远处看到古柏丛围的一座巨大冢丘，问身边的朋友那是何人的墓地，朋友说，是关羽的颅冢。我甚为惊讶和疑惑，从没听说过关羽的头颅流落至曲阜一说。蒿草覆盖、赫然高耸的关帝头颅冢在傍晚的烟霭中显得孤独、荒寂。我们移步前往，在土冢边的柏树间向上仰望，并未看出什么殊异之处，身前的砖砌围墙上也未发现有任何祭祀的痕迹。这座冢丘与关帝庙的鼎盛烟火形成巨大落差，这使我不能相信冢里真的埋有关羽的头颅。这之所以会出现关羽颅冢，概因这片土地上曾诞生过“文圣”孔子，再将关羽“搬”到这山川富饶的田园，会满足民间所谓“文武双全”的吉祥愿望吧。然而，这片土地上的人对关圣也有发自内心的崇敬，旧时北城外就有一座关帝庙。关羽寄托着民众对物阜民丰的美好祈愿。曲阜大地有埋葬关羽头颅的坟冢，又有何奇？在这里，他会与孔子一起仰望浩瀚的星空，俯瞰东方辽阔的大地。想到此，我感到疑惑顿解，心境豁然。

关羽在时空深处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