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之下，好小说的几种可能

吴佳燕

关于写作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每每让我想到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现实是每个人每天都置身其中的东西，每个写作者也都生活在具体的时代之下、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我们在现实之中，这是一个生活现实。现实可以把我们的写作无限打开，反之，写作也可以让现实变得更加丰饶多姿并且有迹可循。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写作者更多地面临的是一种“现实之下”的写作处境。尤其在处于转型期的当下社会，一方面，丰富庞杂又变化万千的现实一再召唤着写作者走出书斋、走出“小我”，去投身、关注与书写正在发生着的广阔的时代内容;另一方面，写作者必须清楚和正视时代带给文学与写作的某种自上而下的引导和规训。从来没有绝对的自由，每个写作者都面临来自外部和自身的种种限制，每个人的写作都是戴着镣铐跳舞。那么，了解和正视我们的写作现实，在“现实之下”进行我们的现实题材创作，进而写出“现实之上”的小说，就显得必要而通达。

写作的现实

关注、了解并认清我们的时代现实。这包括大的时代环境与小的文学环境。那个被认为是文学的“黄金年代”，充满单纯、热情与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这当下的时代一定是最为复杂丰富的时代。社会物质的高度发达，商业资本的各种运作，新媒体的异军突起，科技信息的便捷海量。每天都有各种事件发生，每个事件背后都真假莫辨，让人应接不暇或瞠目结舌，不断刷新我们对社会人心的各种认识。所谓的“新媒体时代”“后真相时代”，所谓的“现实大于想象”，盖因于此。现实变化太快又泥沙俱下，各种轻阅读快书写唾手可得，实用主义泛滥与人心的浮躁、疲沓，文学如何切入现实并能刺激读者的阅读兴趣？这是一个必须直面的困境，又似乎蕴含着文学表现的多种生机与可能。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文学与写作显得极其重要又如此微不足道。于外部而言，文学的社会位置日益边缘化，对大众的吸引力、对社会的参与度、对现实的干预力越来越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一个如此物质功利的时代，文学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文学真正能够改变什么，让人不免茫然。于文学内部而言，当下文学现场写作的小众化、圈子化无处不在，充满了各种分层与分歧、喧哗与质疑。一边是表面上的一团和气相互点赞，一边是各种疲沓和不满;一边是文学奖和排行榜层出不穷，一边是公信力和说服力不断下滑。我始终相信，即便在这样一个科技的、媒介的、多元的时代，大的文学标准是依然存在并且可以达成共识的，但面对具体的作品或话题时却充满了分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方面创作的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个体的审美趣味、具体的文学标准又在不断分裂。

了解现实对写作的引导、规训乃至束缚。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说写作的初心、为谁写作的问题，但对于真正的写作者而言，最重要的恰恰是个体写作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他可能是有感而发，是自身的精神需求，或者为求名求利，这都无可厚非。我相信绝大部分写作者都是希望自己的创作得到认可、发表，被更多的人所阅读，所以正视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了解当下的文艺政策和出版政策很有必要。文学史上很多伟大的作品都是关于政治和人类命运的直面和隐喻，比如奥威尔的《1984》、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鲁西迪的《午夜之子》。除非你是完全个人化的写作，写了不求问世不求知音束之高阁，或者写给未来的读者。写作的一大处境就是艺术标准之外还有意识形态的把控，出版审查与自我审查，这是一个外化于行、内化于心的过程。了解时事政治和文艺政策是为了认清形势心中有数，一定要注意规避、不要踩雷。阎连科把现实的写作分为四个层面或境界：一是来自文艺政策;二是来自世俗世相的生活;三是来自现实的生命经验和体验;四是来自人的精神和灵魂。可见对文艺政策的了解是现实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方面也不乏成功的例子，比如赵树理的写作。但也远远不止这一个层面，文学面向现实的维度应该是无限宽广与深入的。

认识到写作自身的局限。每个写作者的才华、天分都是有限的，对现实的触摸和表现也是有限的。你永远不可能面面俱到，你也不可能写出多么惊世骇俗、流芳百世的大作。正像已知的科学只能解释很小一部分世界一样，文学所能揭示的真相也极其有限。你会发现你所试图揭示的真相其实是无法企及的，你对这世界的表达其实是言不及义的。所有现实的真相、真实，只能通过写作无限去触探、接近，而不可能真正揭示、还原。广阔的现实对于写作者而言永远是盲人摸象，是在有限性、片面性、局限性基础上对多种可能性的探索。当我们相信写作者无法穷尽这个世界的时候，实际上也为写作指出了另外一条出路：那就是建立他自己的可能性。在自己目力所及、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尽力去说出他所看到的或他所以为的那部分真相，尽力去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那么，怎么去找到自身写作跟现实的有效链接部分，找到个体切入现实的独特而有效的方法和路径，找到个人经验与时代经验、生命经验的最佳契合点，就变得非常重要。

现实的写作

现实生活是写作之本。关于现实主义和现实题材创作，这几年不断被提起、讨论，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热点话题。这既是对当下创作有些飘忽和窄化的焦虑及不满，又是对现实对文学的激活作用的期许和自信。重返是为了再出发，是来自广阔大地火热生活的召唤，是对作家走出书斋、关注社会现实的一再提请。那么，现实之下，作家何为？

加深对现实生活的了解，保持对现实的敏感，做生活的有心人，找到自己的写作根据地。作家一定是人群中最为敏锐的那个人，时代气息、社会热点、人心人情，甚至一些毫不起眼的角落和社会人心的褶皱，都能洞微烛幽、纤毫毕现。走出书斋，面向现实，不断打开，观察、体验、积累，抓住内心的触动和灵感的迸发;以外来者或闯入者身份，有意识走进和体验另外的领域、另外的人群、另外的生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日复一日的平庸生活中走出来，往高山大海、无穷的远方走去，在自然环境的陶冶与磨砺中涤荡身心;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通过阅读的穿越和文字的想象抵达，实现眼界与精神的双重拓展与提升。找到适合自己的写作领地之后再不断安营扎寨，形成个人写作个性和风格，然后不断拓展突破，避免自我重复。比如农村农民仍然是当下很多作家的书写对象，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太多陈旧的、虚假的、庸俗的、套路化、符号化的乡土想象，亟须了解和关注鲜活的、真实的、异质的乡土现实，亟须具有时代感、当下性和文学性的乡土想象。城市生活幾乎是每个写作者置身其中的现实，可是文学面对城市生活的缺席或至少是与城市现实不那么匹配——成为很多作家的写作焦虑或者干脆回避失语。城市生活的丰富芜杂、变化万千，往往让作家瞠目结舌、无从下手。如何进入城市内部，表达新的现实人情，越来越成为某些作家试图大展拳脚的新的文学路径，这也是持续的写作考验。县城或城镇也被很多作家拿来作为自己写作的重要根据地，除了因为它是大多数写作者生活过的地方，还在于它作为城乡结合部的混杂性与普遍性，可以成为洞察当下中国社会人情的绝佳切口。亦城亦乡，熟人社会，没有隐私，生活安逸、精神贫乏，各种人事关系和人情世故蛛网密布、盘根错节，具有时代现实的丰富复杂性和深刻隐喻性。

找到自我写作的辨识度和差异性，增加陌生感，避免陈词滥调。文学的陌生感是非常难得的，个人的写作如何出新出彩避免重蹈他人覆辙，如何提供新鲜独特的经验和想法，是每一位写作者念兹在兹的事情。学会发现、筛选和运用自己的经验，找到个体经验、记忆、体验的独异性，珍惜每一个突然迸发或迎面撞来的奇思妙想。比如对一些普通人不太了解的户外运动和专业知识的涉猎。邱华栋近年来创作的《唯有大海不悲伤》《鹰的阴影》《鳄鱼猎人》等小说都有关于登山、潜水、抓捕鳄鱼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鲜活体验，以一种“向内转”向“往外走”的风格转变，展现出一种新的文学类型，或者说代表当下写作的一个新的出路和方向。比如对一些特殊行业领域的关注，部队、监狱、监督所，警察与犯人，开掘特殊情境下的生活与人性。石一枫的《借命而生》写一个怀才不遇的看守所管教三十年追捕逃犯，曹军庆的《会见日》关注涉毒家庭的秘密与伤痛，书写被大众生活忽视、遗忘的暗区。比如凸显族群与地域的差异性。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如马金莲对西海固地区回族人生活与情感的描摹，次仁罗布对川藏边地风俗人情的书写，都凝聚了一个地区的民族、宗教、文化与时代生活的印记，无论是作为一种生活形态，还是作为一种文学样本，都给我们留下了鲜明深刻的印象。这样的书写，于作家自身或许是一种本色写作，在他者眼光和大众接受中却是一种差异呈现。

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写什么”很重要，“怎么写”更重要。在这日趋一体化的时代背景和日益同质化的写作环境中，如何找到自己得心应手又具有个人标识度的表达方式，是一个在写作中不断摸索的过程。你叙事的语言、节奏、手法、风格，就像你的穿着搭配一样，要让人可以借此看出你的喜好、品位、性情和个性。同时，每一次写作都是重新开始，每一篇文章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篇幅、视角、调性和内部逻辑走向，需要量体裁衣、本色行当。如姚鄂梅的短篇小说《旧姑娘》从儿童视角来写母爱，写女性内心“旧姑娘”般的某种品性坚守，无论母亲离婚还是身患重病，都没影响到孩子的成长和独立，孩子眼中的妈妈永远是那个坚强乐观让她感受到踏实温暖的人。单身母亲用一个个童话般的说法去维护孩子的世界，教给孩子最朴素的做人道理和最基本的生存本领，这样一个呵护童心也葆有赤子之心的母亲，用最坚忍深沉的爱留给孩子最美好的遗产。

好小说的几种可能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王小波说的这句话现在成了网络热语，被广泛引用。好的小说也是如此。编辑每天要看海量的参差不齐的稿件，好的小说犹如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知音，实在是有些可遇不可求。一边是对文学现场的各种不满和审美疲劳，一边是对好小说的千呼万唤。每一种好小说的可能，都是对种种不满的回应，也刷新着我们的期待。

语言好，有技术含量。语言和才华是一个作家的天赋，但后天的不断修炼可以使之得以优化和塑形。好的语言就像作品缤纷的色彩和迷人的气味，首先把人吸引住。很难想象现代背景下有毫无技术含量的写作。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不一定非要用现实主义方法，也不能仅仅是写实，而可以运用多种现代手法。在一个文学遗产无比丰厚又高度科学高度技术的年代，技术追求不是目的但有必要成为一种创作手段。在写作中一味地沉迷于各种现代技术的运用，可能会被技术蒙蔽掉生活生命的本色，陷入一种炫技或“技术之惑”，而那些具有深厚生活能力和朴素生命经验又能巧妙适当地运用技术的写作，可能会抵达一种清明与本真。

现实感与真实性。现实题材的创作不是要人贴着现实写，不是对生活的照搬和复制，而是要有现实感，有在场感和真实性，让读者可以身临其境、沉浸其中，令人信服。它是贴着地面飞翔，呈现的是与现实平行的另一重现实，展示与社会现实互为对照的另一种真实性存在。它要求写作具备基本的写实能力，讲一个好的故事以及讲好一个故事。对现实的观照不庸俗、不虚假、不陈旧，如实提供新的思考和发现。正如诚实是说话的最高伦理一样，真实性也是写作的最高伦理。作家所有的虚构想象、表现手法，不同的题材视角，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去接近和抵达真实，关于社会的真实、人性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乃至整个世界的真实。

虚构与想象的能力。虚构和想象是作家的基本能力，更是作家的职业素养。现实生活越是庞杂与荒诞，作家的虚构能力和想象力越是难得。人们在现实中看到的各种光怪陆离、匪夷所思的事情比作家虚构的故事更令人震惊无语。文学想象在强大现实的逼迫下一退再退，萎缩坍塌。有些作家干脆把新闻直接放进小说，成为“新闻串烧”式写作。如何在强大庞杂的现实面前展现出更加强大的虚构想象能力，以虚构之舟渡现实之河，以想象之翅跃写作之困，这需要写作者的殚精竭虑和强大自信。写作者既要贴近现实，又要与现实“隔”开一段距离，既在，又不在。需要留出打量和审视的空间。保持不间断的观察、阅读和思考，倾听外部和自己内心的声音，让灵魂变得深刻。所谓“新闻止步的地方，正是文学的开始”，文学对细节人心的关照，对人的精神层面的追问探索，是新闻永远无法企及的。虚构既是“有中生无”，折射和延伸现实，虚构更是“无中生有”，在不可能中建立可能性。一些作家作品中体现的卓然的虚构想象力，就是对当下“现实大于想象”“文学无法表达现实”等说法的有力回应。

内部逻辑与多重声音。小说是虚构的语言艺术，看上去受写作者的主观操控，小说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命运等方面可以有多种走向、多种可能，但是对于一个成熟的写作者和一个好的小说而言，小说一旦成形，一旦开始在写作者的叙述中生长和成熟，一定在故事结构上有它自身的逻辑和走向。是小说中的人物故事牵着作者走，而不是被作者拽着走。逻辑事实上是小说最重要的推动力。小说的内部逻辑，既与现实逻辑有关联，也有差异。一些现实中看起来不合理的事情，在小说中可能会因为逻辑方面的原因让人可信，反之亦然。现实的逻辑或许只有一种，小说的内部逻辑却有无限的可能性，你甚至无法预知那些故事后面的出口到底会在哪里。最合适的出口必定是由作家在写作过程精心“建立”起来的。一旦这个内部逻辑成立，它又是不受写作者的主观控制的，而应该跟着小说自身的叙事线索和人物关系走，从而获得一种叙事顺畅、逻辑自洽和人设圆满。好的小说还应该是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小说，涵盖多种选择和多重声部，呈现不同视角和各自立场，从而形成各执一词、“全面对话”、众声喧哗的叙事效果。

好的小说更是对现实的超越和提升，具有向上拉升的精神力量。它不光是写生活中的可能，更要写生活中的不可能和超经验的经验。“生活中的不可能”却是“文学中的可能”，超经验的经验是文学的经验，而非实用的人生经验。很多写作者缺少将生活经验提升为文学超验的能力。现实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定连接着过去与未来。好的现实题材小说要有打通这三者的野心和抱负。历史从来不是无声的过去，相反，今天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定性和评价，将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与民族对未来的选择。文学的力量正是通过好小说的超越性得以体现的：悲剧的力量，批判的锋芒，思想的光芒，乃至那些無数日常生活的普通人群中突如其来的动人时刻。在当下时代语境和文学现场中，我们更期待那种向上拉升的文学。它是文学多样性的需要，更是基于“现实之下”的超越意愿。歌德说：“伟大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多元化的时代，好的文学作品也可以把人的精神向上拉升。它不是要人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而恰恰是基于现实的庞杂与束缚，它是温暖的底色、最终的正义、未泯的希望，以及淘洗之后人性的本善;它亦不是刻意的编造、盲目的乐观和肤浅的感化，而是润物细无声，是自然而然地去击中人心最柔软的地方，是一种能够引起共鸣、引发人的同情和同理之心的普遍情感、生命体验和精神力量。它因此可以打通与深刻之间的通道，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和时代的超越性。

栏目责编：张映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