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天，我会离去，却不曾言尽

让·端木松 平原

让·端木松，法国著名作家与媒体人。1925年出生在巴黎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外交官，童年时的他已游历了欧洲及南美多国。青年时期，就讀于巴黎高师，获得文学与历史学位的同时，取得哲学教师资格。1970年代起开始管理《费加罗报》，并撰写专栏社论。1974年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

端木松的创作生涯开始于1950年代，一生创作了近五十部作品。他的作品总是穿插了许多思考，尤其是关于死亡、关于人生、关于时间的。他的最后几部作品《迷途羔羊指南》《我，我还活着》等，更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人生的思考与审判。这一沉思的主线在本次选取的翻译片段中也有明显的体现。

依然如故

在那里，在欺骗与宽恕之间，作者变成了一台组合文字的机器。

玛丽几乎出现在我所有的书里，她见证了其中大部分的源起。是她建议我关注米特福六姐妹，她们那对比鲜明、最终被缩减为四人的命运——因为对于小说来讲现实太过强烈了——贯穿了《晚风》和《圣·米尼亚托的幸福》。我们一起在威尼斯时，突然不知从何处一句句地传来了《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史》和《海关》中的话语。她是《看啊，我们舞得欢快》的核心。就连我对周围的世界、对它的起源、对上帝的看法，都要仰仗她。在我所写的全部文章中，有很大一部分都要归功于她。

写作是非常困难的。我想，它就像绘画、雕塑、音乐，以及在巨大的创作中加入一点微小的创作一样困难。每个人都可以画画，每个人都可以雕塑，每个人都可以做音乐，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写作。但是，要想从虚无中汲取出一个，即便从远处看起来有点像作品，或者说可能只是像什么东西的奇怪物体，并且指望它能够持续一两个季节，这需要一个奇迹。

关于别人的成功是否会折磨他这一问题，儒勒·雷纳尔的回答是肯定的，当然，比他本应受到的折磨要少。不论应该与否，折磨我的不是别人的成功，而是自己的成功。我写了三十多本书。这是很多，还是太少？我不知道。它们有什么价值？我不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欺骗的时代。媒体、报刊、电视、广播、网络滋养着它，欺骗无处不在，在我看来别人的欺诈行径显而易见。有时我问自己：我是不是，偶尔，也成了欺骗的结果？

写作是喜悦与烦恼的奇异结合。我体验过喜悦，也感受过烦恼。我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被我用于在一页页纸上涂鸦，而随着这些纸张渐渐被涂黑，我会把它们扔掉。绝望侵袭了我。我在工作中踟蹰不前。我恨我所做的事，也恨我自己。然后，突然间，我就越过了自己的卑劣。一种宽恕占据了我。话语自动来到了我的笔尖。它们自然而然就来了。它们甚至不属于我。它们来自别处。它们穿过了我。它们利用我躺到了纸上。它们从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飞出来，然后一直飞到我这里。一股巨大的幸福浸没了我。它补偿了我的期待和气馁。我就这样在明亮与忧伤之间慢慢前行，被送上高峰，被压到深渊，在我的失败与发现之上酣睡，于夜晚时想象那些在白天里无处寻觅的、像闪电一样闪耀的文字。

我的生活渐渐与文字相混淆。我变成了一台组合文字的机器。我的悲喜并不取决于我的健康、金钱、天气，世界的进程以及同侪们对我的看法。它们取决于我能够发明出来并按一定次序排列的文字，对于这一次序，我并不知晓其中的规则，但在喜悦与烦恼之间，我很肯定地知道，它远不是任意而随机的。

喜悦与烦恼

喜悦与烦恼。我并不仅在写作时才会感受到它们。无论在历史中还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存在里，最了不起的也许就是那种永远不会被打破的幸福与不幸之间的平衡。似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阻止它们永远安定下来。用阿拉贡的说法就是，没有什么是人民或人类既得的。力量与脆弱也是如此。健康并不一定是好兆头，而自然状态往往足以疗愈疾病。红牌可能会连续出现二十次——但黑牌迟早都会出现。有一条规则也不例外：强者必被打倒，谦者必被颂扬。没有什么会像成功一样走向失败。而在深渊的最深处，希望永远存在。因为上帝，以他的仁慈，给了忧伤一个姐妹，他叫她希望。傲慢将受到惩罚，不幸终将以某种方式登上宝座。早在二千五百年前，索福克勒斯就已经知道了这一点：“对人类来说，没有什么是长久的，不是星夜，不是不幸，更不是财富;所有这一切都会在某一天突然消失，而那时已经轮到另一个人去享受这些了——在他失去一切之前。”

这种翻转可能需要时间。这是不可避免的。而约伯是从富有、平顺急速坠入灾祸之中，又从灾祸中回归平顺。我们用一生的时间胆战心惊地谋划。这个由我们讲述给孩子们的众所周知的故事究竟讲了什么？城市、王国、帝国，它们诞生、成长、繁荣并消失。克罗伊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战无不胜，但在萨第斯被居鲁士大帝击败，而后者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像其他帝国一样，它注定要在亚历山大的打击下衰落灭亡。纵观历史，到处都有成千上万的克罗伊斯和数以百计的居鲁士。在统治了所有已知大陆几个世纪之后，罗马帝国最终相信自己会永远建立在被称为“永恒之城”的罗马的形象之上——而它被打败了。

短期内，这个世界上，没有正义，也没有真理。从长远来看，世界的行进正在与我们有权称之为正义和真理的东西——因为我们也没有其他理念可以坚持——相融合。一切都会改变。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会坍塌。一切又总是相似。我们从来没有停止摇摆，在善与恶之间，从悲伤到希望，从希望到悲伤，从欲望到无聊，从无聊到欲望。

悲伤

时常地，我会伤心。这不是一个很欢乐的世界，而我，为自己感到难过。所以我用笑来欺骗我的世界。欢乐是我忧郁的形式。

不是说我很痛苦，或是心灰意冷。我不抱怨我的命运。嗯，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我有点耳背，有花粉症，曾经有痛风，没有什么更严重的了。有时候我也会咒骂一下勉强算是流感的症状、消化道炎症，还有隐隐的背痛。它们不会持续很久。两三回十二小时的睡眠，就会让它们很快消失。肌腱炎或关节炎持续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到目前为止，让我们摸一下木头以免倒霉，没有什么太严重的。就像被扬克雷维奇所珍视的弗莱尔和卡亚韦所著的《绿袍》（法兰西学院院士身着绿袍，此处以物指人）中，莫莱维耶公爵所说的那样，我很好。你们已经知道：我很幸运。那些好医生，多亏了他们，还有幸运。是要感谢上帝。

在这个艰难的世界上，我身边没有一个人被枪杀、被斧子砍头、被流放、被劫持。没有人在地震、火灾和海啸中丧生。没有人被绑架或谋杀。没有人自殺。没有血案。没有人被火车或汽车撞倒。没有人在安第斯山脉或大西洋的空难中失踪。

我失去了父亲和母亲，他们现在若是在世也已经超过百岁很多年了。我爱他们。我父亲的死对我来说是一个悲剧。我的成长过程一直和萨特的“世上没有好父亲。这是规律”相反。我的父亲非常优秀。他死前深信他的二儿子——也就是我——注定会成为一个混混，这孩子的人生前途一片昏暗。我在一本叫《于是我做了什么》的书里讲到了这些事。我是在思念他和为了使自己得到原谅的同时，顺便得到了一些我毫不在乎的荣誉。

我母亲的死，没有那么严酷。她是如此爱我，我想，以至于她不需要任何的弥补和确认：在最糟糕的风暴和我最恶劣的疯狂中，她都从未停止过对我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信心——感谢上帝——她能够看到这未来的黎明在黑夜中升起。我也爱她。她死后，我有一种被解除防备的感觉，除了玛丽，我再没有其他的防备，来面对这个世界的攻击。但最终，我的爷爷，他曾在我的生命中占有那样重要的位置，我的奶奶，在她的柳条屋里，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哥哥——我太少谈及他了，他是一个男人，一个真正的男人，你可以信任的人——他们一个个都离去了。

当我们老去，最残酷的就是那种空虚，它会一点一点地发生在你身边。受人敬仰和爱戴的大师们会先离开。然后是朋友，那些和你一起上学的人，或者和你一起玩耍、滑雪、缠绵的人。最后是那些比你年轻的人，他们本应该来参加你的葬礼，却是你去参加他们的葬礼。所有那些在我默默无闻的起步阶段帮助过我的人，我的一切都要归功于他们——让·希波利特或让·沃尔、路易·阿尔蒂塞、勒内·朱利亚尔、皮埃尔·拉扎雷夫、罗贝尔·德·比伊、克莱贝尔·海登斯、保罗·莫朗、埃马纽埃尔·贝尔、罗歇·凯卢瓦、阿图尔·鲁宾斯坦，还有别的许多人——他们都早已不在了。现在轮到了让娜·赫希、弗朗索瓦·努里西耶、雅克利娜·德·罗米伊、伊利亚特、米歇尔·莫尔、吕西安·杰法尼翁……

这灵感或许来自开头对希腊船只的检阅，或者是拉伯雷《巨人传》里的手纸清单，甚或是莱波雷洛所咏唱的唐璜的征服名录。对死者的清点是普天下文学中最经典的练习之一。夏多布里昂在一八三三年夏末写出了以下的句子，当时他正在去维罗纳的路上，他越过了阿尔卑斯山要到威尼斯见贝里公爵夫人，然而她不会赴约：

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

死了。

奥地利皇帝弗朗西斯二世？

死了。

法国国王路易十八？

死了。

英国国王乔治四世？

死了。

教皇庇护七世？

死了。

法国外交部长，蒙莫朗西公爵？

死了。

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描写年老的夏尔吕男爵时，以更残酷的方式采用了同样的主题。

他不停地列举着家里所有故去的人，似乎带着与其说是对他们不再活着而感到的悲哀，不如说是对自己比他们活得更长而感到的满意。以一种近乎得意的生硬，他用毫无变化的语调，略带结巴地重复着，产生低沉阴森的回响。

阿尼巴尔·布雷奥泰，

死了！

安托万·德·穆希，

死了！

夏尔·斯万，

死了！

阿达尔贝特·德·蒙莫朗西，

死了！

博松·德·塔列朗，

死了！

索斯泰纳·德·杜多维尔，

死了！

而且，每一次，这个“死”字似乎都像一把更重的土，落在这些死者身上，这土是被一个掘墓人抛出的，他一心想把他们按进坟墓的更深处。

我们所爱之人会离开我们。我们会离开那些爱我们的人。在这个被时间裹挟的世界里，有苦难和癌症、抑郁和疯狂、悲伤和绝望，有恶，还有死亡。“真理，”欧内斯特·勒南感叹道，“真理也许就是悲伤的。”

恶

在我写的所有文章中，我很少提到恶。仿佛我避开了它，仿佛我对它那令人难以忍受的存在视而不见。最近有一本书，书名很美，因为它来自阿拉贡，《世界其实是个奇怪的东西》（此书名与本书名均来自阿拉贡的同一首诗，为上下两句），我什么都谈了一点，谈柏拉图和爱因斯坦，谈史前史，谈普朗克墙，谈时间，谈永恒，谈欢乐和希望，却一个字都没说到恶。可能是因为我不知道关于它该说些什么吧。它在那里。它在那里做什么？

时间是老的，世界是老的，物质是老的，连光也是老的——虽然没有时间和世界那么老，但也还是挺老的。恶如人一样：它不太老。

似乎，恶就像生命一样，回头来看它是慢慢地走向了那些显而易见的巅峰——我们都是显而易见的，不是吗？都是必需的，都是像太阳和月亮一样不可或缺的——长期看却无法预知。只要没有生命，就没有恶和痛苦。因为一个还未被解释的奇迹，生命终于出现时，痛苦就随之显现了。恶只随着人和他的思想而出现在这世上。

伴随着如此甜美的笑声，伴随着让我们存在的话语，伴随着思想，它发作起来。话语是神圣的。而言语就是上帝。笑声则是世界的幸福。它们也是邪恶本身。恶与思想密不可分，而后者从来都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

人们不喜欢恶。他们谴责它，追捕它，打击它。尤其是对待别人身上的恶。我也一样，我在抗争。我知道它藏在哪里。它并不来自于我不相信的魔鬼。就像身形和肤色，像数字，像真理或正义，像希望，像美丽，像宇宙，像上帝，恶首先是在我自己身上。

快乐

也许正是因为我是个白痴，我才会如此喜爱生活和世界。我知道它们很残忍，它们盲目地在无边无际的空间里驰骋，它们取笑被它们的浪花带到各处的可怜生物，它们最后总是战胜我们，践踏我们。这不重要。我疯狂地爱着它们。

我常常表现得像托儿所的小傻蛋，像随时在岗的老实人，像一个白痴，在被世界操纵的表演面前，眼睛睁得很大，随时准备拍手。我喜欢太阳，喜欢光，喜欢水，喜欢树，喜欢大象，喜欢山上的雪，喜欢春天山谷里正在开放的生命，喜欢那在年轻人心中宣告爱情的缥缈传言。

愉悦是一个头晕目眩的年轻人。我对他十分有好感。幸福是平静的，尽可能长久的，是流逝的时间的敌人，有时也是忧郁的。它有种优渥、养尊处优、畏缩、迟钝的味道。我并不鄙视它。快乐，则是另一种东西。它没有以愉悦和幸福的方式让我们沉浸在这个世界中，反而是让我们远离这个世界。它是虔诚的，也是叛逆的，是形而上的。它像一阵雷一样爆发出来。它毁掉了所经之路上的所有东西。它消耗自己，忘记自己，否定自己。在快乐中有些类似于崇拜的东西。它让我们超越自己。它把我们带到别处。它为我们打开了通往未知宇宙的大门，而这个宇宙比我们的更美。它迸发自我们的世界，却向我们展示了另一个由美统治的世界。

美

美是一种光天化日下的谜。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谜。有些，比如起源和死亡，是昏暗的、晦涩的、可怕的。而另一些则是轻松愉快的。可以说几乎是透明的。美是一个谜，它在时间之中和时间之外跳舞、歌唱。这由来已久，并将一如既往。

它难以琢磨。我们曾尝试解释它，但多半是徒劳。我们用了很多的数字和机制。黄金比例。对称和不对称。一些效应。一个代码。一种文化。一些联系、对比、回忆、惊喜。偶然性，一如既往地，还有必然性。一座寺庙为什么美？一段音乐为什么美？一个存在为什么美？一本书为什么美？

Die Rose ist ohne warum. Sie blühet weil sie blühet.

“玫瑰是没有为什么的。它开花，因为它开花。”

就像恶一样，没有人会怀疑，美就在我们身上。它就在观察的眼里，倾听的耳里，还有被欣赏的对象里。而在它和我们之间，有着不为人知的关联和隐秘的联系。美，常常出乎意料，也常常骇人听闻，不知源自哪里的美，以一种不断出新、不断重复的暴力冲击着我们的心灵。它与爱有关。它是幸福的一个承诺。就像快乐一样，它是一种来自别处的乡愁。它从来都不在它的所处之地。它随着文化而变化。它随着时代而演变。因人而异。它永遠不会停止以新的形式出现。它会流逝，然后重生。

美丽是所有人都知道的秘密。它远未被人完全地探索与欣赏。严肃的人说起它来，不屑一顾，轻描淡写。整个现代艺术都在嘲笑美并且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宁可以忽视与轻视美为自豪。愚人、天真者、情侣、迟钝的诗人，尤其是数学家会培养和崇尚它。它就是希望本身。它让人有活着的欲望。

生物有时会是愚蠢而美丽的。有时丑女和平庸之下的男人也会突然散发出美。圣人总是美的。善良是美的。而真理，可以如此悲哀，却永远是美本身。

真理

真理，其实很简单：有些东西是真的，有些东西则不是。

的确，二加二等于四;多瑙河会流入黑海;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查理曼大帝，于公元八○○年的圣诞节那天在罗马被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为皇帝;蠢人（imbécile）中只有一个“l”，蠢话（imbécillité）中则有两个。雅典娜是从宙斯的头颅或大腿上身披盔甲冒出来的，或者说我们的地球在宇宙中心一动不动。世界有历史，事物有秩序，有代码、系统、逻辑。

困难的是，真理中有一切，谬误中也有一切。边界是模糊不清的。谬误之中常常有一点真理。代码、系统、逻辑中都有一些专制性的东西，它们或多或少都被广泛接受了。没有什么比事物的秩序更易变了。许多聪明人甚至伟大的头脑都曾坚信雅典娜是宙斯的女儿，地球是世界的中心。而且我们可以支持，甚至说查理曼大帝从来没有存在过，至少可以说他的统治是一场灾难。还有多瑙河和黑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其他的名字，而无论是多瑙河的走向还是黑海的存在，都不是一直以来就被人所知的，也不会永远都为人所知。甚至我们可以为这样的论点辩护：数学作为一门科学，在其范畴下，你永远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也不知道你说的是否真实，它只是一个高效、专制、层层逻辑嵌套的系统。许多语法学家觉得，我们最好除掉过时的拼写怪癖。你可以质疑一切，直到认为世界的现实和你自己的存在，都可能只是一个持续的漫长梦境。无论在历史还是政治领域，在生物学或在宗教中也一样，智慧最终可能就在于不再相信任何东西。

于是我们就这样被裹挟。我们别无他法。幸运的是，有科学。科学也是一种逻辑、一种代码、一种系统——但它是严密而可验证的。你可以一直对它提出异议：而它会成功地摆脱所有的争论。它是真理的基础，即使不是如此，也至少奠定了一种可能而必然在其上达成一致的真理。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发展，一切都在消亡——即便是科学，也是从一个发现到另一个发现，把时间用于改变自己和反驳自己。它最后总是能取得胜利。在十九世纪末，马塞兰·贝特洛断言宇宙从此以后都“没有秘密”了。大约在同一时间，另一位伟大的学者，威廉·汤姆森·凯尔文，宣称科学已经走到了尽头，没有什么可被发现的了。几年后，爱因斯坦的狭义和广义相对论，哈布尔的宇宙膨胀学说，普朗克、玻尔和海森堡的量子理论，相继出现。科学从一个个谬误中慢慢地走向一些可以称之为真理的东西。

真理在行进当中。它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我们比父母知道得更多。我们的父母比我们的祖父母知道得更多。真理，就是我们。是今天。但它也将——最重要的——是明天的我们。谁会怀疑，明天，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普朗克、玻尔、海森堡，狭义和广义相对论、量子理论就会像之前的牛顿和托勒密一样被送回到过去和回忆中呢？没有一把通向宇宙的钥匙，是一劳永逸地交给我们的。真理是一个无止境的任务。

真理的悲剧就在世界和我之间上演。我将消失。但是，在我之后，会有你。历史的行进会继续下去，因为会有其他的我，叫作你和我们的我，去思考世界，去重新创造世界。

行进将继续。通向哪里？我不知道。真理一直都在变化。但变化进行得如此缓慢，以至于科学和它的伦理有可能建立起它们的体系，这些体系看起来似乎是永恒的，但其实它们几乎像人类那白驹过隙的生命一样短暂。没有人能够在昨天就准确预见到今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没有人能够在今天就预见到明天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历史是一个秘密、一个惊喜，也是一个创造。

真理是世界上的一个新概念。

“真相必须全心全意地去寻找。”柏拉图的美言不可能在人类还没有离开其出生地非洲的时代说出来，也不可能在真理——像正义或爱一样——还没有丝毫意义的时代说出来。历史在逐渐锻造价值，这些价值不是永恒的，而是有始有终的。爱、正义和真理，是人发明的。事物的秩序，是我们安排好的。这是一种不断变动、演化的秩序，它随着时间消失，又从灰烬中复活。

正因为有了事物的秩序，科学才有了可能。而正是因为它一直在变化，科学才会进步。你隐约地知道：没有比正义的存在更重要的真理。如果你对今天人们向你介绍的正义和真理都信以为真，那你就是个蠢人。而如果你开始认为，既然正义和真理总是会避开我们，那还不如马上放弃对它们的无用追求，那你就等于打开了通向野蛮的大门。

你必須接受这些矛盾。人类别无他法，只能完全献身于对真理的探索，而他们事先就已知道自己永远都不会到达目的地。

时间

就是这样。一切都会改变。一切都差不多。这就是世界的奥秘。这个奥秘有一个名字。它叫作时间。

时间会流逝。它会流动。会逃跑。会消失。但它也一直在那里。它走了，也留下了。它变了，也没变。

玛丽还在我身边。她甚至在看这一页，她提请我注意。

——你没发现吗？我可怜的亲爱的，你又在写同样的东西。你忍不住又跟我们说起了普莱西-雷-沃德勒伊，说起了你的祖父，说起了无所不在又总是缺席的上帝。而那就是时间在我们的眼前循环往复。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试着找点别的什么，更好的东西吧。

没有更好的东西了。甚至没有其他的东西。不谈时间，就等于忽略了一切生命和世界的关键。如果一条鱼写了一本小说，里面没有出现水，那它的读者就会对它敬而远之。我们只是由时间所组成。上帝——或者说偶然性——给了轻轻一推，宇宙就是由此而来。然后他就让时间独自完成它的工作。

时间（续一）

时间，在日常生活中，不会给我们制造任何问题。它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没有比它更简单、更明了的事。它又是不可靠的，它来自一种残酷的复杂情况，后者拉近了它和思想与恶之间的距离。

它由三部分组成，甚至连七岁的孩子都很熟悉，学者们把它们称为三位一体：过去、当下和未来。

如果要向一个来自另一宇宙的灵魂解释我们的世界，而他们的宇宙法则和我们的完全不同，那么明智的做法可能是先说那些在我们看来不言自明而他可能难以理解的话：“未来还没有到来。过去已经不再存在。我们活在当下。”

未来在哪里？哪里都没有。它不存在。它不是藏在洞穴里，或者大山后，或者深海底。也不要在云端寻找它。它不在另一个星系里。也不在我们的平行宇宙中。荷马豪迈地说：“未来在神的膝盖上。”它从虚无中涌现。未来是虚无，它除了把自己变成当下，没有更紧迫的任务。

它以无比的耐心等待着轮到自己出现。它在布景后面跺脚。它不可能早些出来，也不可能晚些到来。未来是确切、严谨、职责本身。它从来没有丝毫的犹豫。从来没有丝毫的失误。它会像满载梦寐以求的礼物的圣诞老人一样降临，它会降临，拿着长柄镰刀，像噩梦中的幽灵一样降临在震惊的世界上。

未来不过是被判了缓刑的过去。过去在哪里？过去就在我的脑海里。我母亲在我的脑海里。塔列朗在我的脑海里。恺撒大帝在我脑海里。大爆炸就在我的脑海里。而且，我发誓，不在别的地方。过去是停留在我们大脑中的记忆。整个宇宙及其事件都储存在那里，以书籍、文字、数字、荧幕、文件或痕迹的形式存在。

当下被卡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它是一个微小的缝隙，微小到不存在。

未来唯一的未来，就是成为过去。当未来扑向我们的时候，它是那么急切地想变成过去，以至于它只用了一瞬间、一叹息、一眨眼、一闪念来变成当下这脆弱的形态。几乎可以说，时间只有一个想法：跳过当下这一阶段。所有的诗人都在歌颂它，所有的恋人都在痛惜它：当下稍纵即逝。它比箭矢更快速，比蜉蝣更短暂，它出生从来都只为了立即死去。歌德的《浮士德》恳求它停留，却也是枉然。我说话的那一刻，已经离我远去了。

时间（续二）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它的一个显而易见却又隐秘的关键就是，把时间用于永恒的当下，而后者永远都正在消逝。在还不存在的未来和已不存在的过去之间，滑进了一种纯粹的抽象，一种不可能的梦。正是这种须臾的缺席，被我们称之为当下。没有人在别处生活过，除了在这个过去和未来之间摇摆不定的边界上。除了在这个已经缺席的、没有一点厚度的当下里，它同时又是——随你怎么想——唯一的现实。

时间是一个永恒的悖论。矛盾的最高境界。阴沉而绚丽的讽刺。放眼望去，永恒就是单纯本身。而我们被深埋在时间之下，受制于它的法令，被封闭在它无形的墙壁里，以至于它让我们吞下了一切。它的专制在我们看来自然而然，我们不可能想到任何与它的统治无关的东西。

我们是空间的征服者，空间是我们能力的形态。我们是时间的手下败将，时间是我们无能的形态。我们只能从当下出发，对未来采取行动。我们只能从当下回忆过去。我们是不存在的当下的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