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做一个练习生的时代

周洁茹

第一个小说处女作发表的时候，1993年，我十七岁，闪闪发光的十七岁吗？可是之前已写了三年，涂掉再写写了再涂掉的三年，中二到中五的三年，我不知道别的女孩都在做什么，我只知道我在写，坚持写，前路茫茫，很大的可能是，我写不过二十岁，二十岁之前，我就被淘汰了。

我现在回忆一下1990年，都有点回忆不起来了，三十年，光是从一数到三十都要一分钟，何况是实实在在的，三十年。

任何一个人的三十年，都够拍一个纪录片了吧。

2020年，我看到了《闪亮》，已经是三十年以后了。这一个时代，十四岁，已是可以去做练习生的年纪了。练习生几时出道？有人是三年，有人是十年，三年还是最快的，那得是天才。更多的人，出道的机会都没有。

纪录片里她们的制作人说了一句话，练习生制度的产生，是因为年纪越小，越能够吸收所有的技巧和工具，而这些东西，在未来十年是非常需要的。

写作行业并没有这个制度，在我的1990年，每一个写作人都是单打独斗，也没有人来训练你，自己训练自己，你是你自己的练习生。

不知道要读什么书啊，那就什么都读，不知道写什么啊，那就什么都写。

如果不是那一分天生的热爱，连一个开始都没有，我就是这么想的。

有多热爱，一过了十六岁，我就去找了一份文学刊物的暑假工，因为十六岁以下他们可能不会雇你，那是违法的。我的家乡也只有一份文学刊物，叫做《翠苑》。

我在写一个朋友的印象记里记叙了一点那些日子，写完我自己都忘了。前些天跟人提到我可是很早就在编辑部呆过的，对方笑着说，那时候还要打开水是吧？我一愣，坦然地承认，是啊，主编要打三瓶，副主编两瓶。

我没有写出来的是，有时候老师们也会差我去办点杂事，楼下买包烟，跑趟印厂把蓝纸送过去。

隔了二十多年，有一次回家乡参加一个什么会，与一位当年的老师坐在一起，他犹犹豫豫地说，有件事，一直想要跟你说。

我说什么事？

他说当年真是不好意思。

我说当年怎么了？

他说那时候也是无心，叫你出去买点东西什么的，请你一定不要放在心上。

这一句出来，我都惶恐了，连忙说没有没有，我应该做的。

您永远是我的老师，我又补了一句。

难道不应该做这些事情吗？我现在想想，都是应该做的，十六七岁的我，做什么也都是很快乐的。这都是真话。

如果不打这份编辑部的暑假工，就不会那么早知道写作的规矩。我现在收到一些投稿，上来就是，我投个稿。过了三天就来问，用不用？过了三天又来问，到底用不用？都是没规矩。

十六岁的那一个夏天，学习到的第一点就是尊重。对编辑尊重，也对作者尊重，对一切尊重。如果投稿，手写一封信是基本的礼貌，稿子用不用，都不紧要，编辑看你的稿就是用了时间，要心怀感谢。第二点是信用，说交稿就会交稿，说几时交就是几时交，那个时代，人人有信用。黄金时代啊，所有写作人的黄金时代。

打包也是那个时候学会的，白绳绑出一个标准的井字，一拎就起，非常熟练。

我是想要成为一个职业作家，但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白白蹉跎了两个夏天，在编辑部的每一分钟，都是训练。将来的十年没有用到，二十年没有用到，第二十五年，四十一岁的时候，我成为了一个职业编辑。我想的是，這世上所有的事情，大概都是被安排好的吧。

十七岁的第二个夏天，仍是回编辑部打暑期工，老师们升我做“采编”，有了看稿和校对的机会，有位老师找到了有“经济效益”的单，替一些企业写“报告文学”，我也被派了几篇，虽然也在后来的文章中如实记叙了“写那种东西想死”，但现在想想，全是训练。

练习生全部都是放弃了学业的，放弃了学校生活、童年、青少年生活，作为一个工具被培养。看到有人这么分析：作为一个人的培养，没有一个机构会教你。

想要成长的话全靠自己，那个人说。他就是这么说的。

有一个下午，我干完了所有的活，开水打过了，“报告文学”也交稿了，我就坐在一张桌子前面开始写起来，手写。

我家里是有电脑的，从286到486，换了好几台，还有个东芝笔记本，我爸爸给我的生日礼物，像《追忆似水年华》那么厚。但我坐在一张桌子前面，一支圆珠笔，几页稿纸，写起来。

写到天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独居生活》，七千字。

写完交给一位老师，请他批评，我就回家了。

第二天，老师说写得好，准备刊发。

我很高兴，但又有点犹豫，因为是自家杂志，算走后门。

老师说若是写得不够好，这个后门你想走也走不了。

那期的封面是指挥家陈燮阳正在指挥的照片，陈燮阳的父亲陈蝶衣是常州人，所以陈燮阳也是常州的骄傲。那个封面我记了快要三十年，永远都不会忘掉。

也是前一阵了，有朋友在一个会上见到那位老师，合影发在朋友圈，我留了评论说，问那位老师好，好久不见。过了一会儿，朋友跟我说，又听到你的消息，老师很高兴，还在会上发言说，你当年的小说处女作，可是他责编的，你也是他的骄傲。

我听了很高兴，又很惭愧。高兴老师一直记得我，以我为骄傲，也很惭愧，因为一直未有感谢过《翠苑》编辑部的老师们，借这篇回忆处女作的文章，在这里，深深感谢，感恩。

其中有位老师，自己是写小说的，后来也不再写小说了，也不做编辑了，去特区做生意了，再也没有回来过。我写出了第一个小说以后，又写了一些小说，但是不知投哪里，就去问他。

他说他只在《春风》和《雨花》发过，然后慷慨地把他两个编辑的名字和地址都给了我。我后来也替很多人转过稿，给过编辑联络。如果有一些作家，在这个方面很小气，从不替人转稿，自己的编辑也不肯告诉任何别人，我想的是，那他或者她肯定是最开始写的时候太难了，没有人帮过他们。

现在的时代太友好了，编辑们的联络一个微信群就都有了，缺点也是微信，一加号就是，我投稿。过三天就来问，你用不用？审稿意见发去的时候才发现，竟然已把你删了？这有多着急。

我开始写的时候，我，和我的时代都是慢慢的。十四岁开始写，十五岁发表第一首诗，写更多的诗，每天写，上课也写，两年以后，十七岁，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写更多的小说，更多的小说，又写了两年，十九岁，发表第一个中篇小说，在《春风》。继续每天写，日以继夜地写，不顾一切地写，二十岁，《雨花》给了我第一个小说专辑，《萌芽》给了我小说新人奖。二十一岁，我开始在《作家》和《上海文学》发表小说，然后是《人民文学》和《收获》……

什么时候快起来的？是二十岁，二十岁以后，我就飞起来了，我自己都停不下来。

任何一个经历这种制度而存活下来的人，会比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尤其是象牙塔里的大学生，更早经历了生活的艰辛，见识了生活的本质。《闪亮》里是这么说的，可是即使出了道，成了名，也不可以休息，还是需要不停地工作，不停地工作，这条线不会因为个人意志而停下。

二十四岁出版了第一个长篇小说《小妖的网》以后，我停了下来。我想我要去好好生活了，而且我也遇到了新的写作的问题，不如就先停下吧。

二十年以后了，我四十多岁了，看到了一部网飞纪录片《闪亮》，片尾是四个女孩想象二十年以后，四十多岁，也许会回归，也许已经跳不动了，只能站在那里。

我也回归写作了，那是另外一个回归的故事了，但我有时候会去想，我的青春和我青春时期的写作也是闪亮过的啊。那可真是太亮了，我就是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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