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之年

这一生你得到了

你想要的吗

那你想要什么？

叫我自己亲爱的，感觉自己

在这个世上被爱。

——《最后的断片》

一

年轻几乎就是穷困的代名词——每个月生活费刚打来的时候还不错，月中情况开始恶化，到了月底经常一贫如洗。那会儿我每天上课前都站在教学楼告示栏阅读各类兼职广告，下课再读一次，以免广告被学习结对、社团招募等其他告示所覆盖。负责人联系号码写在最后，有时数字是竖打的，A4纸下端被裁成一排彩旗样的细长条，撕下揣进口袋就行。一个月内我面试了四个，均没有下文，渐渐地，我想工作可能是个幻觉。一个女友听完我的诉苦，给了我一个号码，说你可以试试联系他，他有个公司还是工作室什么。当我打算存号码时，才发现我已经有了他的联系方式。不知什么原因，从未拨打过。二○○五年的一个夏日傍晚，我还没吃晚饭，在书桌边犹豫了一会儿，拨下那十一位数字。电话响了会儿被接起，我问那边是否有工作，他说，是的，不过也得看情况。什么情况？身高和长相。听到这里我不说话了。他顿了一会儿，声音略带疲惫，这样吧，我们明天下午四点在A楼一○三有个展会面试，你可以过来看看，记得带一张两寸照片。第二天下午，我踩着一双银色绑带细跟鞋走进教室，看见宋和几个男生坐在第一排，桌上摊着文件袋和笔记本。他坐在最右，靠近过道，手里夹着一支黑色水笔，头发剃得很短，像发青的火苗，在一堆人里显得很突出。他叫我靠墙站，脱去鞋子，转个个儿，脸面向他。我站到墙边，但拒绝脱去鞋子。鞋跟高十厘米，我说。那你多高？他问。一米六三，我说。真的吗？他笑了笑，好吧。这条裙子怎么回事？我低头看着裙子，心想能怎么回事。那是一件跟室友借来的浅黑牛仔短裙，侧袋镶满银色铆钉，上衣是一件印满玫瑰的半透明浅绿丝质罩衫。见我不回答，他又笑了。没事，你走吧，有消息我通知你。然后敲敲桌子，叫我留下照片，将照片夹进透明文件袋里。塑料皮映出女孩们呆板的面容，相互重叠在一起。回去的路上，我想，这不是个正常的兼职，他拿着那支笔得意得像拿着一把枪，看你的样子就像你什么都没穿。大学是会遇到那样的生意的，我们和那些往往也仅一步之遥。我想应该是没戏了。一周之后，一个陌生号码打到我手机，嘿，是我，记得吗？他说。见我不作声，他继续说，前几天给你打电话，电话没通。我说是的。我手机丢了。昨天晚上我和一个学长参加了同乡联谊会，十点多我就知道手机丢了。回去后几乎一夜没睡，一大早跑去，室内狼藉一片，果壳儿、饮料瓶和烟蒂替代了晚间的幽暗和欢笑。在这样的空间，找到一两只用过的避孕套也不奇怪。手机没丢，它垫在圆木桌脚下，宝蓝翻盖已被压裂。我开机重启数次，发现毫无作用，不得不跟朋友借钱买了一部新的，答应过段时间还给她。但还钱也变得很困难。那会儿我好像口袋剩不下几毛了。联系方式也丢了，所有号码打来都是陌生号码，且绝大多数是推销电话。我没解释，但忽然想起了他是谁。怎么了？我问。他说，展会面试通过了，你有时间吗？没问题，我说，随时有空。他说那好，我晚点来找你，六点你在J楼等我。我提前到了楼下，坐在台阶上，他在黄昏里缓缓出现，右手小指勾着一大串钥匙，走动时叮当作响。四周弥漫着夜幕和松木的气味，身上那件白T恤不知道为何，给人的感觉更像（或者说更应该）是哥萨克皮夹克，而他刚刚从某种黑暗且沉重的东西中挣脱出来。

兼职是第二天早上，我想他很可能忘了我的长相，所以再确认一次。当天参加面试的女孩很多，我出门时还有十多个在走廊里排队。我们沿着校外围墙走了一圈，他问了一些问题：出生地、读什么系、爱好等。然后他说起自己，云南人，彝族和白族的混血。母亲是彝族和白族的混血，父亲则是上海知青。父亲在上海，母亲仍在云南。他不曾谈论自己就读的专业。他的上海话讲得流利，像活吞了钱乃荣老师的课程，令我怀疑他所谓的彝白族混血不过给自己编造出一个不同寻常的身世。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有没有男友。我说有。他顿了一会儿，说不错。这时我反应过来，他对我有些兴趣，不多，不至于想发展成正式关系。同时我也猜到，他应该和很多人保持联系，他有许多备选。第二天早上他开车来接我和其他几个女孩。我负责cos（角色扮演）《死神》里的雏森桃。同届有丁贝莉。隔着很远的距离，我望见了她，穿着印有游戏标语的红白分体运动衫，面无表情地和一群女孩派送DM（直接投递广告）传单。没有比她更美丽的人了，我想。展会持续了三天，每天回校后我都精疲力竭。结束后宋给了我一只白色信封。我原先听闻一天六百元，打开信封后发现远低于这个数。可能他拿掉了抽成。但这笔钱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我还清了欠账，自己还剩下一些。自从我们相识之后，在学校遇见他的次数变多了。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独自走路，有时身边站着几个女孩。我从未在课堂上见过宋，仿佛他的学习只是闲逛。

钱很快花光了。展会早已结束，必须重新寻找新的兼职。有天下午，我打电话问他有没有什么能做的，他迟疑了会儿问，酒吧充场你愿意吗？什么都不用做，就是坐一晚。我想了想答可以。挂完电话，我和男友说了这件事，他这会儿坐在我租房的床板上，正想急不可耐地走掉，我引用宋的话说，什么都不用做，坐着就行。男友不置可否。第一天晚上，他换了件浅褐色西服送我——他将那件衣服称之为“战袍”——勾搭女孩儿时的战袍，也是他唯一一件好衣服。我们第一次约会时，他就穿着这件西服，坐在泮池的石桥栏杆上，跟我谈论他和伙伴因为身高招致的一连串笑话（这群身高超过两米的男孩经过街道，阿姨问，你们是打篮球的吗？他说，不，我们是打乒乓球的。说完大笑），莫名赞叹道，真老卵啊，然后吻了我，任凭左手上的烟在燃烧，差点烫到我。没过多久，我们就住在了一起。我搬出学校宿舍，在校外公寓租了间屋子——两居室中的一间，七八平方米，勉强可塞下一张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以及一个简易衣柜。隔壁室友是一对年轻的夫妇——我开始以为是夫妇，后来发现不是。两人养了一只松狮，争吵和犬吠经常混杂在一起。女生搬走后两个月，男生也搬走了，住进来一位二十七岁的瑞士留学生，第一次见面他送给我一張明信片，上面印着日内瓦湖，蓝得像宝石辉映的梦境。入住后的第二天，他弄坏了浴室毛巾架，修了一个下午，没有修好，之后便由其坏着了，不锈钢杆松松悬在瓷砖上，像手臂脱了臼。

租房和恋爱需要钱，显然我们都没有，男友唯一能找到的兼职就是在游乐园某个剧场项目里扮演吉祥物，在暑天里戴着头套不断和人招手握手。再后来，赚钱变成了我的责任。那会儿我们已经走到一段关系的尾声，主要是他不爱我了，想分手，但又不愿意直接说出来，当然，就算他说了我也会拒绝——在一段关系里，或说年轻时，我真是相当执拗啊。他不得不换了一种方式，该方式导致我去上课时经常满身瘀伤。有次整只眼睛都紫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用粉底遮盖住。那天到酒吧后，他就一直坐在吧台边喝他们免费赠送的啤酒或鸡尾酒，不加掩饰地看着其他漂亮女孩。而其他漂亮女孩通常被其他人抱在怀里，我和另外几个样貌普通的坐在吧台边，无人搭理，只能低头玩手机，熬到凌晨三点，回到租屋，睡一整天，傍晚再出发。连着一周之后，他厌倦起来。你坐宋的车吧，他说，我今天还有点事。那天晚上，毋庸置疑，我们大吵一架。我发消息给宋，問他能否来接我。他说没问题。到了傍晚，我换上短裙和高跟鞋，下到楼下，看见宋车停在楼下，想开车门，他在里面无声地说，车门锁住了，不要太用力。开门后我坐到副驾驶上，他没启动，问，你怎么了？我掰下镜子，补了些唇膏，没有回答。他不再询问，重踩油门，仿佛跟车辆赌气。

充场结束已经凌晨两点多，其他女孩都走了，宋站在酒吧后门抽烟。和内部昏暗截然相反，外部檐廊挂着一盏白炽灯，像夜间体育场的卤素灯一样明亮。钢制消防梯沿墙而上。我问他能否去他那边住一晚，他点点头，问我是否需要跟男友打个电话。我说不用了。路上他说，那公寓是他买的，不是租的，他在上海有套公寓。我说，这生意这么挣钱吗？哦不是，他说，我父亲买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消失了一段时间。等他再次出现，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他想要弥补给我。就像那段时间流行的电视剧《孽债》，我每次看到那电视都会哭啊。只不过电视里孩子们坐着列车去寻找父亲，而我父亲则是坐着大巴来找我。他回到上海先去了棉纺厂，之后离开工厂，做起体育用品生意，赚了点钱，当然开销也很大。加上还有个妹妹，也不知道他在外还有没有别的花头精——所以我发狠说，既然要补偿，干脆补偿到底，给我买个房子吧。一方面我有了落脚地，另外也有了上海户口。那时候房价还可以，才九十来万元。我知道继母那边肯定会问这样一笔钱去了哪儿。但你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后来，房子买好了，我也来这边读书了。过了一年，这里划为开发区，出现了许多科技公司，我把屋子租给那些上班族，自己住学校宿舍。情况好的话，租金每年大概会上涨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这样一来，光靠租金也够生活，不用再跟他们要钱。按理去年毕业，但是学分没修完，这种情况总是很常见的嘛——所以我将房子收回自住了。他边说边放缓车速：就这，到了。小区很新，沿街而建，规模不大，不超过十栋。他家位于正中，楼下是花圃和健身设备。黑暗里无法看清高度，二十多层可能。他住顶楼。那是一套复式公寓，一楼厨房、洗手间和客厅，楼上是卧室。他说，要么你先洗澡，我给你找件衣服。我坐在桌边，看他在楼梯下的衣柜翻找，过了一会儿，拿出一套叠成方块的碎花女式睡衣：这是我母亲的，应该不会嫌小吧。应该不，我说。出来后他递给我一只吹风筒，等我将头发吹干，他已经煮好了一锅饺子，说是他母亲上次过来时包的。她独自在楚雄生活，半年来一次上海，是否准时视其身体情况而定，或她病人的身体情况而定。我不太饿，吃了两三个就放下筷子，他接过碗，吃完饺子，喝尽面汤，叫我先上楼休息。二楼没有窗户，也没床铺，只有一张榻榻米似的床垫，屋顶呈三角切割，层高很低，比弄堂阁楼还要矮，像儿童房或玩具房。这里应该并不适合做一个复式，不过被人为地强行切开了。原本我抱膝坐在床沿等他，后来背弓着实在太难受，只能躺到床上。过了一会儿他上来，带了罐杯蜡，抱了把吉他。我背对外面，佯装睡着。他弹了一会儿，见我没反应，吹灭了灯，在我身边躺下，隔着一肘左右的距离。半夜醒来（也可能是早上，因为没有窗户），我发现他半个身体在被子外，于是将他拉进来。过了一会儿，两人抱在了一起。事后他问我，感觉还好吗？我说是的，很好。我又睡着了，直到第二天中午醒来。他正在楼下做饭，和昨晚一样的饺子汤。我依然没有胃口，他再度喝得一干二净，问我今天你有什么计划，我答没有。在回校的公交车上，我想明白了，他问的应该是今天有什么变化没有。我不知道。昨天的事情不能说完全意外，于我而言更像一次清洗，不算洁净的清洗，核心是经过宋，洗掉男友。宋没上楼，他去了校园。我回到租屋，发现屋子保持着跟我傍晚离开时一样的状态。男友没有回来。我在客厅沙发上坐了一会儿，心想，这样也好，令我免于解释整夜的消失。

一个星期后的某个傍晚，宋发信息来，说在我公寓下面，想送件裙子过来，想知道我是否在家，是否合适上楼——我至今都不知道那条牛仔裙到底怎么了。我希望他在，所以我说，合适。他到的时候，我正坐在玻璃餐桌边——那是一张玻璃和不锈钢的双层餐桌，桌面很容易积起水渍，水渍很难擦净——满身是伤，男友坐在沙发上，宋很快明白了情况，将纸袋放在餐椅边，走向沙发，向我男友递了根烟，男友接过，走到厨房，打开煤气灶，点燃了烟，然后坐回沙发，看着他。怎么，兄弟？宋说，拍了下男友肩膀，无论如何，打女人是不对的。好好说话，可以吧？男友像被电流击穿似的迅速移开，嘴角挂着一抹讥讽的笑容：关你屁事？好，好，宋竖起双掌，做出了解情况的表情。接下来的一分多钟，两人坐在我从旧货市场搬来的橘色沙发上，差不多是这间屋子最明亮、最有色彩的东西—— 一左一右，抽着烟，谁也不开口。整个过程中我始终静静地看着他们。两人都没看我，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在某些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烟抽完了，男友将烟蒂扔进了垃圾桶，吐了口唾沫。宋起身，走到厨房，打开水龙头，浇灭烟蒂，扔进水槽，关上水龙头，离开屋子，并用力摔上了门。男友也站起身，去广场的清真餐厅看世界杯。等他们都走掉，我打开纸袋，里面是条深蓝碎花长袖连衣裙，裙摆很长，拖到脚背，像吉卜赛人的衣着。

秋天降临，我身上的伤痕尚未全部褪去，而是从青紫变得金黄，像落叶，也像晚期肝病患者的虹膜。好在可以穿长袖。宋不再跟我联系。我也没联系他，兼职不得不暂停，但和男友的关系却莫名解决了。他喜欢上了另一个女孩，小我一届，读金融系。这事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知道他们在网上聊天，同时心怀侥幸地说服自己他们只是聊天，直到他把手机落在我公寓。半夜手机在我枕下响了，我犹豫了下，读完了消息，确定后，我给那女孩打了个电话，说了下我和男友之间的情况，邀她第二天见面聊聊。她同意了。见面后，我发现她长得温和、朴素，也很友善，说话时宽大的衣袖拂过桌面，倾听时沉默不语，将吸管咬得伤痕累累。她说，之前完全不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男友表现得就像单身。她承诺，两人绝对不会再见面了。我向她道歉，告别，打车去男友家收拾东西。他母亲在，正在做卤鸡和酱鸭，她下岗后靠做熟食为生，傍晚常推着一辆小车在弄堂街巷间叫卖。在那间充满浓重香辛料气味的屋子，她试着挽留我，我知道是尝试，因为最后她抓着我手臂说我们并不合适，合适的人没有如此众多的问题，也不会因这些问题争论不休。我想说她儿子才是一切矛盾的肇事者，我所做的不过是忍耐，但我和过去一样，选择沉默，拎包出门。

实际上，出轨事件后，我和男友还有联系，也睡过几次，感情很难以这样休克的方式告终——对我，对他，对那女孩，都一样——很快我发现他们还在联系，还在见面。紧接着是第二轮密集的吵架、哭泣和殴打。这次不需要连番谈话，或是煞有介事的收拾，但崩溃也来得更为彻底。好几天我不吃不喝，躺在床上，墙内像有个心脏，跟我体腔那颗产生了共振。随后它跳动的速度变得很快，我自己的也加速了，疯了一般不受控制。很久之后我才知道那不过是低血糖。宋不知道从哪里得来消息，跑来看我（多半是我女友说的）。那是个下午，我穿着一件宽大的男士T恤去开门，领口和腋下都是破的。宋进屋后显出无从落脚的局促，起先想坐椅子，但椅子上放着笔记本电脑，只能移到我床沿。窗帘一直拉着，他问，你觉不觉得屋子太暗？我说还好。从小我就喜欢被黑暗包裹。后来他还动过手吗？我答，动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啊。说到这里，我们笑了笑。他问，吃过东西了没？我答没有。他叫了外卖，意面与奶茶。吃完他将锡纸盒与塑料袋带出去扔了，顺带擦净了桌上的污渍。现在没什么能做的事情了。我靠在床上，他坐在床沿，显得颇有兴致，我想，以当下这个情况，一个人怎么還可能产生兴趣，事实就是 —— 最后，我不得不推开他，告诉他，从未喜欢他，之前那次纯属意外。不会再发生了，“没有第二次了，明白吗？”他愣了下，之后轻蔑地说，任何一个有点脑子的男的都会发现你是个深渊。他们会很快清醒过来，起身走掉。我想，他说得对，就是如此。

二

毕业后的第二还是第三年的九月，前男友忽然在网上联系我，说他也在浙江，在台州黄岩，负责道路工程。本地以制衣产业出名，尤其是领带，所以他现在有了无数领带。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会儿，说，我之前只有两条领带啊，还记得吧。我当然记得——其中一条深蓝色，印满绿色米奇，是他在扮吉祥物时所获的赠品 —— 却觉得没什么好缅怀的。等挂了电话，我才想起来，领带产地是嵊州。和过去一样，他说的话永远不可靠，夹满了谎言，而且这样的谎言归根结底又有什么意义呢？

当时我还单身，或者说，尚无固定男友。严肃的交往通常持续不了三个月。长达一年半，我都这样，所有问题尽量自己解决。越来越长时间的独处会让一段长期关系的建立变得很困难。它们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空间，阻止任何人进入。我迷上了一个作者，睡醒了就开始阅读，吃饭时阅读，走路时阅读 ——尽量减少走路。睡前将他带到我的枕头边，与之共眠。如果有一段明确的恋爱关系，那应该在我和他之间。他不会背叛我，因为他早已去世。我应该和死人恋爱，之前那几段现实恋情真受够了。我又想，我喜欢匮乏胜于满足。也可能意识到压根儿无法获得真正的满足，所以选择了匮乏。慢慢地，我又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和大学认识的一个男生联系较多。他给我写了很长时间的信，有时深夜我们还在聊天。慢慢地我发现，只要过了十二点，他就会换上另一种谈话方式，从电影、绘画、戏剧迅速转到性上。仿佛在说：黑暗时代开始了。或者：拉开帷幕吧。譬如，他问，你一般怎么解决生理需要？我告诉他不需要解决。搁置一旁。试着描述一下解决方式。怎样？说说吧。不解决。我重申一次，发现没什么效果，不再说话，关机睡觉。我只是不清楚为何聊天一直持续了下去。后来他来杭州，我们吃了饭，散了步—— 毫不意外地，睡了一觉 —— 在大学路一家小宾馆，就是那种常见的情人旅馆，水吧边的玻璃瓶插了一对假玫瑰花，瓶内蓄着水，看起来很像真的。浴室是全透明的，遮挡布帘夹坏了，无法拉合。结束后他说，你还记得宋吧。我说知道，但不知道你们认识。他说，宋跟很多人都认识，我们有段时间还算熟悉。但他说话的语气让人觉得他们只是熟悉，并非朋友。我之前并未见过他们在同一个场合出现。他又说，宋说他跟你睡过，“干她很爽”，从那时起我就非常好奇，想知道跟你睡觉到底是什么感受。宋还说，你喜欢被殴打，喜欢在每个水杯上都留下口红印。我说，哦？所以这是你过来的原因？他沉默。那你觉得怎样？过了一会儿，他道，还不错，但不如 —— 我想，可能宋见识较少。我原以为他见识很多，因为那时候他身边围绕着那么多的女孩，现在想来也就那回事。听完我谈不上生气或不快，更多是失望。他这种坚韧的耐心实际可以做很多事，完全没必要浪费在我身上。他实在浪费太长时间了。

再后来，我以为和上海的生活差不多一刀两断：同学分散在各个城市，芝加哥、谢菲尔德、纽卡斯尔，甚至皇后镇;我换了手机号码，并不打算通知此前的熟人;“校内”更名为“人人”，密码我忘了，无法再登录;雅虎收回了邮箱，Blogbus（博客大巴）停运了—— 关停前的一两个月，几个系统不断向我发来邮件，建议尽快迁移或备份 —— 但我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拖延了下去，直到所有照片、日记、论文都荡然无存。从前建立的联系不复存在，新的潮流将其一一击溃、击散 —— 这是好事，意味着你可以重新开始。我不怎么怀念旧友。又过了一段时间，宋主动联系了我，在QQ上给我留言。第一次我没回，第二次我踌躇后同意见面，约在南山路一间叫作帕尼尼的西餐厅。餐厅主理人是我朋友，家族开制药厂，但他自己对药物缺乏兴趣。他从浙江传媒学院毕业之后，在滨江和几个配音演员合作了一个短视频公司，偏重喜剧，有时叫我过去开会 —— 开会只是闲谈和吃东西，偶尔找人来讲故事。我听故事，写梗概，梗概在走到剧本这步之前就因为过度的探讨和过多的怀疑胎死腹中。同时他还开了这家餐厅，生意普通，只有朋友光顾。在上完前菜后，宋说，你胖了些。我告诉他不是胖而是水肿。我的体重从过去到现在没有任何变化。他用手比了下下颚：这里方了些。我点点头，心想你也是，都差不多。他胖了不少。何况我们快三十岁了。相识的时候一个十八岁，另一个，不知道，大概二十三吧。一晃近十年过去，从青春叙事进入了下一章节。一点点在年岁上加数字，就像在油布上涂抹深色丙烯，最终只会越来越黯淡。时间就像横亘在两人中间无法跨越的山石。从前他身上那种神秘而优雅的气息消失了，变得寻常且普通。他告诉我他父亲死了，有天在虹梅高架上开车，觉得不太舒服，将那辆黑色福特停在道路一侧，随即停止了呼吸。去世后父亲在遗嘱里留下了一笔钱，这笔钱在他读书时期就准备好了。不大不小的一笔，可能想作为应急款项。除了买房，就是这笔钱，作为全部的补偿。那套房子涨了很多，但继母知道了这件事，认为她们也有继承权，他不想花时间在打官司上，放弃了房子，靠着这笔遗产和一个叫小钟的高中同学开始做救护车生意。二○○三年到二○○八年间，小钟在肯尼亚做基建，不幸染上了黑热病，黄疸发作时，躺在医院就像个氧化的铜人。几经辗转才回到国内。他的脸也毁了，开车对他来说已经是个不错的差事。故事有些离奇，所以我只是听，没有插话。他说，这些年发生了不少事情啊，仿佛知道我要问什么，他补充说，不过我母亲还活着。有了个相好，现在几乎不怎么来上海。之前的生意呢？我问。他说，不做了，学校知道了，女孩们又渐渐地不受控制。我也需要毕业，一直拖延着不是办法。之前你怎么想起来做这些的？不知道，机缘巧合吧。他说。救护车生意不错，我说。是不错，他说，不过挣钱的不是这些。哦，比如？我问。他接过餐盘，等服务生走远才说，主要是运尸体。有些是独居老人，有些是客死异乡的旅人。按公里计算收费。理论上最好就地火化，但总有家属想冒险。生意很挣钱，但很难找到稳定的合作者，只有小钟一直做了下来。我想象他载着一具具尸体在城市中穿梭，忍不住说，你很像那种摆渡者，以前送女孩，现在送尸体。我不知道，他说，可能我只是个通道，很多事情对我来说只是发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不像你们，总会投入太多个人感情。说起来，有天我梦见了你，你和你丈夫，还有我，躺在一张床上。我在中间，你的丈夫在我左侧，但就像不在那儿一样。有纱帐吗？没有，只有雪白的床单和被褥，像宾馆或者太平间。你侧头跟我说话，那幕没有声音。我可以想象，想象这一幕未曾展开、未曾延宕、对白缺失的场景。还要再过七个月，我才会遇到我的丈夫。但当时我只是告诉宋，目前仍然单身，离群索居地生活着，不知为何，他似乎认定我处在几段并行的关系中，或者跟过去一样还在做那些工作，说，你这样很容易变成案件主角啊，我可不想在新闻里读到你。过了一会儿，他说，梦里你还活着，所以我想不是太平间，很可能只是一家废弃了的酒店。我打断他，将那位朋友的话转述了一遍，宋笑了笑说，想不到你居然会和他……好吧。我一直觉得他不怎么样。你有没有想过，你看男人的眼光很成问题。我说，的确如此，否则我怎么会坐在这里。他坦然地笑了笑，对此毫不在意。过了一会儿，忽然问，二○○八年时你在哪里？在上海，我说。他说，那时我在浙江安吉，被大雪困了好几天。你能想象吧，我，小钟，还有一具老头儿的尸体被困在一辆货车里。冻得发僵，弹尽粮绝。困在飞机场和火车站还好，至少还有热水和方便面。你呢？我在上海时，郊区几乎没怎么下雪。等雪下大之后，我已经回江苏了。江苏没怎么下雪。我们总和历史擦肩而过，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吃完饭，我原本计划回办公室再写一会儿，不过我在餐桌上喝了远超我能力的酒，只能提前回公寓。他提出送我一程，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宋到杭州的次数变多了——业务的需要，上海和杭州太近，死亡又总是突如其来，从不慎重选择地点。奇怪的是，那段时间我们再次成为朋友。聊天通常发生在线上。我在冬天写冬天的小说，积雪或山林;夏天写夏天的小说，湖泊和性爱等。或者反过来，在冬天写夏天的小说，夏天则专注于失恋和生病。经常性头疼，头疼时需要在脑子里想大海，平静无波而非惊涛骇浪;偏向于下午和清晨时分的，而非正午 ——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有段时间谁找我聊天，我都回得及时有礼。我母亲觉得离乡背井且独身很可耻，一周会给我打一次电话，问我是否打算回江苏。我说，核心问题并非在哪里，在于我就是找不到啊，而且回去之后可能更难。她信誓旦旦地说，肯定可以找到。不妨提名一两个，我说，或者你把联系方式给我，我们自己先聊聊看。她犹豫了一会儿，说，你还记得杨叔叔吗？他的儿子刚出狱，自己做生意，发展得很好。

杨是我母亲某个时期的情人。我把这个笑话讲给了所有朋友听。我并不诧异我在母亲心中会呈现此般形象，同时还为自己而今能应付嘲讽而自豪。宋的殷勤起了作用，虽然我一直没有原谅他。尽管最根本的原因出在那个朋友身上，但依然无法彻底原谅。有天他说，要送我一件礼物。那是十二月的一天，我在出租房内用电脑看《极地奥德赛》，很长时间都冷得如在地狱，看完电影感觉更冷了。公寓附近有几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建的老小区，是某个机关单位的公产房。冬天一来，从早到晚都响彻着葬礼喜悦快活的唢呐。多种原因使得我想早点洗漱躺下，他说看一眼就好，我可以来接你。不，我不坐那辆运尸车。是救护车，好吧，如果你非要这么讲，他说。我删掉对话框，继续看电影，到凌晨才回复。他还醒着，问，你真不打算来取你的礼物吗？随后发来十几张照片，同一个东西不同角度的照片。那个灰褐色的椭圆形物体立于胡桃木茶几，下面垫了一块软布，某些光线下呈铁锈色，形状也不再椭圆，而是不规则的，像个放了很久的麦芬，让人觉得它仿佛刚从极深的地里挖出。这是什么啊，我问。恐龙蛋化石，宋说，我从河南朋友那里收购来的。他亲戚在山里挖这些宝藏。很多，不贵，就是有风险，没法带上飞机和火车。所以我开了一千两百公里，将它带回了上海。我说可我不需要，我不需要化石，我只想休息。

但我辗转难眠。从流着奶和蜜的地方带回一块石头，或从荒凉旷野里带来一朵玫瑰，这种所谓的浪漫说到底，属于朝圣者而非接受者。过了会儿，我起床洗漱，打车去他说的酒店住址——他每次来杭州都会住在同一个运河酒店。没有任何预热，他开门，抱我，直奔主题。某些部分肖似二○○五年的那个夏夜。他睡着后很久我还清醒着。长时间的独居导致我很难和其他人睡在一张床上。不知几点，耳边传来一连串很轻的笑声，我睁开眼睛，发现他拿着手机，在黑暗中几乎遏制不住地在发笑。现在几点了？我问。六点，他说，对不起，把你吵醒了吗？他起身，去洗手间，坐在马桶上，继续对着手机大笑，躺回床上，则背对着我大笑。我在想他是不是疯了。任何人都会觉得他早已精神失常。怎么了？我问。他说前几天，他去虹桥接完尸体（现场之惨暂且不说），没等保安打开横杆，就冲出了车库，撞断了那栋楼的门禁横杆，也撞碎了车子横档。他赔给物业一笔钱，同时和对方商量，能否把监控录像给他。保安觉得奇怪，但还是给了，他导到手机，不断观看，视频里车子撞碎，恢复原样。像是解开了时间的绳索，一次又一次，恢复，撞碎，恢复。我终于想起要问他什么了：你住在哪里？他说，有时住在旅店，有时睡在车里。我们经常开夜车。不困吗？我说。他说，四个小时够了。我有些理解了他容貌变化的原因。他继续说，有时凌晨一点到三点才睡去，六点多就醒了。你是在做短视频吗？我说是，但应该很难做出啊。他说，那你觉得我做视频怎样？我不知道，我说，你可以试试。

睡意彻底消失了。他开始说起自己的计划：网络季播短剧，单集时长约十分钟，一季十一集。随后他开始讲起故事，严格来说，应该称之为创意——

日常退相干：突如其来的感冒将女儿变成了丧尸;感冒进一步扩散。

莫比乌斯：房间停电，男人走出屋子，发现走廊无尽循环，而他再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屋子了。

跃迁之桥：一个人站在一座桥的正中，试图到达桥的一边去，但是他发现这座桥比他预想的要高得多，似乎没有上限，而他想到达的地方怎么也到达不了。

熵减公寓：住在老式公寓里的男子发现公寓在不断向内坍塌，先是墙壁，再是装饰和挂画，然后是家具，最后必然的，是他自己。

你觉得怎样？他问。我说，还不错，就是很像噩梦。我想，它们并不像题目所暗示的，是物理概念的故事化版，更像那种不成熟的B级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些故事开始变得流行，甚至泛滥，在流水线上一个接一个被生产出来，虚张声势，内在空空。我说，这些故事是你失眠的原因？哦，不是，他说，我只是想到自己已不年轻，却一无所成。大部分人都这样，我说，我们是成就的绝缘体。但我不可以，他说，人一辈子不能默默無闻，毫无声息。你呢，不想做出点什么吗？我说，不想，这样就很好。他耸耸肩，表示不可思议，你应该去做出一点事情，我说，为什么？他说，为自己。我执拗地说，不了，这样挺好，我喜欢这样，喜欢默默无闻。他说，我不可以。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知道，我们这代人一定会摊上一件大事。战争、革命、瘟疫、动乱之类的。为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只是一种预感。等着吧，他说，迟早的。所谓大事不过是巨型灾难，我说。平庸才是灾难，他说。灾难里人照旧平庸，我说，死亡无法让人卓然出群，只是抹得更平均。何况为了不平庸，你又真正舍弃过什么呢？他不说话了。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我以为他已经睡着，过了会儿，他忽然说，最近这段时间开始服药了。药物让他平静，也让他焦躁。每次服用的量都得很小心，但似乎总会超过定量。在他絮叨不止时，我终于睡着了，一直睡到有人打电话来，告诉我得退房为止。宋离开时并未给我通知。

过了几天，他给我发来了剧本。我翻了几页。剧本写得一塌糊涂。不是在一个场景中沉溺太久，就是根本没写。没有行动，没有细节，甚至也没情节。我想了想，说还不错，有个国产剧集叫作《慎点》，你可以看看。当然，我不喜欢这部剧集。他随后将剧本发给了周围为数众多的女性：前女友、女朋友、姐姐、母亲等，收到的褒奖屈指可数。之后他在电话里痛斥她们毫无品味，“能跟女人讲什么道理？”他说，随后反思道，拿给她们看，完全是没事找事，“被羞辱也是我活该。”

就这样，我们的关系维持了下去。起先还好。这种缺乏责任、缺乏沟通的性对我来说，不算必需，但也可以作为一条解决路径。有时他来找我，有时我去找他。慢慢地，我开始感到切实的困扰，一次比一次更显著。因为每次睡完都需要对他的新作进行一番探讨，或是听他和其他女性的故事，然后他会问我，是吧？还不错吧？这些对你来说有用吗？很难回答。有些故事有用，有些没有。更多是折磨，大同小异，连环抄袭，何况我压根儿不想知道他和其他女性争吵或性爱的细节。他来杭州，给我发消息，或是打电话，我决定去不去。渐渐地，不去的决定占了绝大多数。他在杭州还有几个朋友，某某兄弟会，前缀我忘了，一定很滑稽。每次聚会绝大多数是他们四个，非常偶尔地，会邀请一位女性。一天他问我愿意不愿意见见他几个朋友。我说可以。当天是弗罗斯特忌日，老板走过来，免费送了一杯特调鸡尾酒。他是个身形高大的东北人，走过来仿佛足以令四周空气战栗垮塌。他坐在我们的沙发边，双手交叉，说那杯弗罗斯特酒基底用了金酒，此外还有橙皮、荔枝与草果。草果打成了碎末，荔枝冰冻过，和底部的冰球并置一起。像水星和木星的并置。猜吧，是哪一首诗。我喝了几口，想了很长时间，想不出哪首诗歌会呈现此般味道。每个人在同一诗句品咂出的味道也可能不同，每个人也可以在不同诗句里品咂出相同。我放弃了。他笑了笑，告诉我是《无人理会》……我们才有时候坐在僻路旁……试一试能不能觉得不孤独。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很合理。在那次聚会上，我们聊了性别差异，也谈论了爱情。他们无一例外都诚实、恳切地回答了我。有人对我说，那些女孩都是新宇宙。每一个都是吗？我问。是的，他说，平行宇宙，互不相交。也有人跟我说，他年纪很轻的时候，已经需要药丸来助力。我说，女方呢，怎么想？他说不知道，如果不保持一定性爱频率，她会不高兴。他将婚期延期了一年又一年，还能拖到什么时候？宋插嘴说他有个喜欢的女生——在他开始正式讲述前，我都以为那女孩是我——女孩在美院读书，研一，画油画，偶尔也画水彩。容貌不算十分出众，但气质特别，不怎么爱搭理人。他说，我背着音响和蜡烛去象山找她，只是想在她面前放首歌。那是个明净的秋天，栾树正当时，细密的黄色小花跌落在音响和棉衫上。放完歌曲他就走了。对于分外喜欢的女孩就是这样，他说，你没有性冲动。有人在问是怎么认识的，他说某天开车去转塘，看见一个年轻女孩在路边独行，开出一段路之后，他脑子里依然是她的模样，犹豫了会儿，开回去，跟她要了联系方式。有人笑着说，这样的骗局还能成功吗？路上遇到一个漂亮女孩，并且愿意给你联系方式的概率又有多少呢？宋道，我有我的方法。等众人追问他到底用了什么办法时，他却不肯说了。

我猜宋说的不一定真的。纯情故事不是不可能，就是发生在他身上的概率很低。宋继续说，真心喜欢一个人，就不应该随意跟她睡觉。性应该视为礼物，拆开时必须倍加小心。是啊，我想，因为你随意发泄在别处。对此我不该嫉妒，也不该愤怒，但依然感到了羞辱。后来他打电话来，提到见面一事，我问，你和我在一起，是因为不够喜欢我吗？不是，他说。那你喜欢我吗？他停了一会儿，说，不啊，我不喜欢你。对不起，我真的不喜欢你。我想，维系我们的是比男女感情更重要的东西，譬如友谊。承认吗？我们之间存在超越性的友谊。我说，那你觉得我喜欢你吗？他说，可能还好。我说，不。他说，那很好。我们互不喜欢，少了很多麻烦。挂了电话，我想，友谊不过是发生关系又不想负责的托词。我不会见他了。

很久之后的某个晚上，我梦见了他。梦里我、他以及那女孩（我没见过她，但在梦里，她的面容无比清晰）三个人在某个名字不确定的城市——上海、杭州甚至香港都可能 —— 的一个户外汉堡店。他忽然说，啊，这里的酒店拆除了，我看去，发现橘色的酒店消失了，变成了回旋的圆形广场，像路易斯·康和马里奥·博塔混合设计的褐石建筑，一首迂回折射的光之诗 —— 这样看来应该更像纽约。趁着女孩去买冰激凌，我追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而他则躲避我的回答，叫我细读存在手机里的一串歌词，歌词很长，很动人。我要问的究竟是什么，歌词和答案之间又有什么联系？怎么也记不起来。但沮丧延续了下来，穿过了夜晚的黑暗和无意识，被清晨的福尔马林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带着一股属于它的刺鼻气味。他不来找我了。有七八个月的时间，他音信全无，微博、朋友圈都停止了更新。我想，十之八九，他在一段甜蜜恋情中。无须社交的有两类，第一类过得相当不好，无颜露面;还有一类过得太好，无意露面。他多半属于后者。我此前从未听闻他有固定女友，甚至女友——不过我总觉得，如果他真投入进去，很可能做得不错。他可以做出许多意想不到，甚至令人感动的举动，即便你不需要。一旦他进入，就可以做得像那么回事，而且，很少临阵逃脱。也是那次喝酒的朋友陆，某日忽然提起他，问宋怎么了，太长时间毫无信息。出事了吗？我考虑了几天，主动发了消息给宋，过了两天到三天，他才回过来，说，没什么，最近一直在休息。心脏好像有点问题，低头很喘。做了心电图，说是心律不齐。没事的，过段时间就好。我无法给出任何有效的医学建议，说了句保重，就挂断了电话。

三

后来那几年，我结婚又离婚了。离婚所耗费的时间自然比结婚长得多。长达三年我们都在分居，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不过一年，这叫我怀疑结婚的意义。然后我又想到，结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确实不想再这样独自过下去，孤独快把我心脏侵蚀坏了。同时我也想到，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他。注定要爱上他，再离开他。但对他来说却不怎么公平。分居期间我认识了一些人，过程无一例外：热恋——分手——心碎。每次分手都像那种人上了年纪会做的噩梦，梦里他们试图去找某个人、某个地方，却发现自己置身于某个从未见过的广场或公园，怎么也找不到想找的门牌。等他们醒来，看向墙上的旧镜子，错愕地发现盯着自己的是个更为老迈的陌生人。随着时间流逝，这种噩梦变得更多也更寻常了。我的意思是，睡梦中可以清楚看见某種希望的残余，可怕的是醒来发现事情早有定数，自己仍然抱有这种可悲的希望。我再也不能随意找到能够睡觉的对象了，除了年华不再，也可能我有了新的要求。过去的许多事情都令我感到羞愧。我偶尔想到宋，他说得没错，我寻找异性的眼光很成问题。除了其中的一两个，大部分回想起来，那段时间除非脑子烧坏了，或被重锤过，才会跟他们一起。我还是应该爱一个死人。

宋居然又出现了。二○一六年八月，他给我留言，说刚刚看完一则获奖的短视频，忽然想起了我。最近还好吗，他问，在做什么呢？我说不做什么，上班写作，和过去一样。也和过去一样，毫无声息。那则视频怎么了？他发过来链接，我拉着进度条看了下，几分钟的一个动画短片，《我把脑袋弄丢了》，探讨的是阿尔兹海默病。看到结尾我都哭了，他说。我问他，身体怎样，还在做短视频吗？身体——就那样，一般人很难忍受啊。夜半经常大汗淋漓。视频只做了一段时间，拍过几个成片。其中有一个是给车企拍的广告。说着他发过来一个文件，解压后打开，是一男一女在山径上赛车，飘移，停下车时表情暧昧，总长四分钟三十二秒，压缩两分钟毫无影响。像《头文字D》，也像《速度与激情》。所有的赛车场面都模仿了这类电影。我问他这是哪里，径山，宋说，你去过吗？我说还没有。那里不错，有民宿、溪流、密林，而且不收费。你应该去一次。飘移不是真的，我们找了个做特技的人，他说，车商对片子反映不错。我说，那些有剧情的短视频呢？最后我们拍了个纪录片。有视频平台愿意买下，后来主创觉得价格不合适，没有谈成。照我看，三百万元是个合适的价码，毕竟成本只有一百多万元。我说是的。他说，其实拍得不错，有空你可以看看。又说，如果有新作可以发给他看看，他想读。我说好。至于那片子，我看了前两分钟片头，画面上一排刷着黄漆的栏杆内堆满废电视机，只有其中一部有声音，影像也开始出现——也即这部片子的主体，像美术馆展览，或是“总体戏剧”。录音时常中断，显然刻意为之，字幕括弧标示此处“声音缺失”，开始我觉得颇为有趣，等到越来越多的“缺失”出现，仿佛那是他唯一学会的视听语言。我关掉了画面。过了几天，我忽然想起来，这根本就是抄袭了白南准啊。

第二年的夏天，我回到了上海，住在闵行郊区。到了二○一九年十月，我朋友在市区的房子忽然空出，月租金比市场价低一千五百元，问我有没有兴趣。我很快就做了决定。搬家结束后，我和帮忙的朋友昌勇前往缤纷绿地城的一家素食餐厅吃饭，顺便看家具。那里有几家日式和新中式家具店，木柜和桌子的模样都很漂亮，但也很贵，最终也只能看。当天商场附近有个女艺术家合作的《LOVE LOVE LOVE爱的艺术：亲密》展览，有小野洋子和列侬在阿姆斯特丹希尔顿酒店录下的长达六十一分钟的影像作品（“床上和平”），还有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在MOMA（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相逢的视频。因为票价太高，我们商议了下，决定只在外面看一眼翠西·艾敏的I Promise to Love You（《承诺爱你》）霓虹灯仿制品。出门时我们遇到一队摄制组。几个年轻演员在一家餐厅等待拍摄，主要演员在室内，配角则在圈起来的范围内走动。有个女演员从我们身边经过，保养得很好，但应该超过了三十岁。天气有些冷了，她还穿着一件薄薄的黑色V领针织衫，牛仔裤也很单薄。我站到路边，给灯光和摄像让出空间，这时一群像我这样的围观者开始向中心聚集。有个上了年纪的妇人穿着蓝白竖条纹睡衣，看起来像从家里睡床或医院病床上爬起梦游时忽然决定加入其中。穿着蓝白条纹的人逐渐变多了，我抬起头，望向远处，发现对面刷着广告牌的断墙围起来的建筑废墟中有栋灰色矮楼，像老年病院，红色招牌镶嵌在星空。就在这时，我看见了宋，穿着一件长款蓝色风衣，比之前瘦了许多。我头一反应是迅速转身跑掉，不过没能成功。那么多器材和人挡在面前。等我再次抬头，宋已经迎面向我走来，像无法逃脱的厄运。真是想不到啊，他说，你来出差还是旅行？我说，半定居在这边。他说，很好。你在这边买了房子吗？没有，我说，只是租住时间较长。做什么呢？和过去一样，我说，写作，并且毫无声息啊，只不过不上班了。他笑了笑，说，上海很好，最大的问题就是太职业，而我们则想尽了一切办法不工作。

这时昌勇朝我点点头 —— 他走到马路边的广场去抽烟，那里放满了矮小的彩色方凳，成片灯串在闪耀。有人带着他的拉布拉多犬在喝咖啡，拉布拉多脖颈上系着的红丝巾分外显眼。宋望了一眼昌勇，那是你男友？不是，我说，只是一个朋友。你呢？单身还是结婚了？他说，算单身吧 —— 说来话长。救护车生意不做了，小钟在郊区压到一个人。老太太当时没什么反应，只是小腿刮擦，他也以为没事。原先只是一块瘀青，后来瘀青渐渐扩大，烂出一只窟窿。家人送到医院，做了清创和植皮。老人做了两次手术，之后在家休息。一个月后，她在家中陷入昏迷，送去镇医院后，急诊医生说可能是缺钠，输了两天液没有好转，去了市里才发现D二聚体指标和纤维蛋白原指标异常，也就是栓塞。保险公司声称栓塞和被撞没有直接联系，中间又隔了太长时间，只肯赔一部分钱。我们只能先自己垫付。再者就是我母亲的事情。她有个市场摊，一九九二年建的，现在政府想拆掉，但赔偿金有点争议。政府说我们买铺面的两万块钱只是租金，只肯补还两万元——帮帮忙好伐，当时两万元都可以买套房子了。总之，两起维权事件几乎耗光了所有精力。其他事情只能不作他想。而且奇怪啊，我们的钱也都耗光了，之前所有的事情相当于白做了。说到这里，女演员又走了回来，步伐轻快，近乎跑，满脸笑容，黑色卷发落在腰上，腰肢极细，可能快要拍她的部分了。我站在路边注视着她，心想，很美，但应该不会红。宋在旁边说，我们曾经半个脚趾踩在影视圈。我道，半个脚指甲还差不多。我们都笑了，宋说，你的朋友在叫你。我抬头，看见昌勇在朝我招手，他拦到一辆的士。马上就是节日和高峰，打车会变得很难。我向宋告别，跑向昌勇，回头看见宋渐渐消失在那一堆沉默的、梦游般的老人中间，那景象给我一种奇怪的感觉：他过去在其中，未来也在其中。

四

我给宋发过一封邮件。他在上一封邮件里问我是否可以帮忙修改一份商业企划书。我同意了，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改了一些措辞的口气，订正了几个错字，加了一个略有感情的结尾。他在回信中的正文表示了感谢，说写得不错，能否“再看看”。我細读附件中的企划书后发现，所有修改全未采用。我想，宋变化不大，自负依旧。再做修改太过徒劳，回什么好呢？其实可以跟他说说为什么会在那里，或者讲讲我的朋友昌勇。他每天制订出行计划，第二天就会全盘推翻。头天晚上他会来消息，说很想吃意面，明天一起去Me & Joe餐厅吧。我答好。第二天下午他会发消息来，说不想去了，只想休息。

我有几个这样的朋友。有时他们微信许久不回，我便在深夜给他们的音乐软件账户发私信，或是微博私信，直到他们发消息来，确定没事为止。我和他们在一起，很可能因为我总想拯救他们，某种意义来说，其实是想拯救自己：显得有用，被谁需要，作为个体的存在是有意义的。考虑再三，在给宋的邮件后面，我最终还是选择讲了一个此前从昌勇那边听来的故事：很久之前，明末清初吧——清兵南下，杀进扬州。有个书生在家中读书，忽遇一女子敲门求救，说家人都被杀死了，能否收容自己。书生并未多问，将其藏进茅房。未多时，清兵入院，问是否见一女子，书生答无。清兵狐疑，酷刑逼问。书生奄奄一息时，有人大叫，茅屋有动静，众兵过去查探。书生心道不好，想去护住，走到院内，见清兵掩鼻撤回，连说晦气。他才知道，为了不连累自己，女子已经上吊自杀了。过了二十年，书生孑然一身。春末夏初，村庄发起瘟疫，每日都有棺木抬出，死者不可胜数。渐渐地，连落葬收敛都成问题，夏暑尸气蒸腾，全户灭绝不在少数。许多朽烂的棺木就这样浮于水上，唯有书生无恙。某日一位道士到了村内，发现整座村子都空了，只有书生家中亮着明灯，疑心有鬼，于是叩门而入，守了一夜。第二天，书生醒来，见道人在长桌边发呆，问昨夜究竟是何情况。道人答，昨天上中下夜，分别来了三波疫鬼：白面童子、黄衣老人、着五花甲的壮汉，每有疫鬼登门，即有一女子伸臂挡住，高呼这是我的人，你们还是走吧。如此恶斗一夜。书生了然，叹息不言。至寿终，无病无灾。我喜欢他讲的这个故事，因为它每次都在滑向某种可能的时候戛然而止。宋没回邮件，也不再提修改一事。我猜他只是不知道说什么。那是二○一八年的冬天。

我在二○二一年年初接到宋去世的消息，距离他去世已经有段时间。九月他开车去北京，途中突发心梗。消息来自陆。陆因公差途经上海，问我是否有空一见。有许多理由拒绝——但我还是同意了。那段时间我和大部分人一样，困在屋内动弹不得。同时我也想到，这一年快要过去了，某种意义上，能够活下来的都是幸存者。我们应该为每个从柔软床单醒来的清晨而庆幸。公寓楼下的餐厅基本都已关门，只有小区门口的手冲咖啡店偶尔营业。玻璃橱窗上印着老板手机号码，打他电话，他会下来开门。走到店门口，我意外发现他居然在，围着围裙，用一块黑白格纹抹布仔细擦拭玻璃杯和咖啡机。见我向其挥手，他在围裙上擦了把手，戴上口罩，给我开了门。我问他是否还会继续做下去，他说目前会，不过不知道能够持续多久。你看对面的茶座，那边也停业了，他说，会有新店开起来的，我们并不重要。我和陆在咖啡店坐了一会儿，他谈起夭折的项目、中断的计划、打折的年终奖、明年更大的业绩压力，等等，然后，说起宋，“我想不到宋会走”，我并不确定自己真的听见了那句，或者我听见了，却没听懂。陆说，他其实有征兆的。应该是遗传吧。他出事的样子，和他父亲简直一模一样啊。他讲起宋出事的前后，还有他们的相识：很早之前，他和一群人在长风公园野营，喝酒，谈天，陆续有几拨人加入进来。宋出事后，某某兄弟会还在继续，一天，每个人都讲起与之相识的经过作为纪念，这些支离破碎的碎片一点点拼凑出具体连贯的地图，他才知道那天宋就在现场，比后来他记得的要早很多。那天太多人了，他不怎么引人注意啊，甚至錯过了合影，陆说，诡异？任何一张合影里他都不在。我有时觉得，他像一团什么，白色的烟雾。我表示同意：是的，宋像一团烟雾。真有意思，我第一次看见宋的时候却觉得他如此出挑，跟任何人都迥然不同。但他就这样一分钟一分钟地，变得更模糊也更抽象了，最终成为一团可有可无的烟雾。

好可怕，我也快四十岁了。他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想宋，但对生命的恐慌多少因为这件事而被放大了。

我低头，看着空杯，厚厚的玻璃杯底像个旋转的透明宇宙，想起和宋的一次通话（并非最后一次）。一个新号码，号码所在地显示是大理，那段时间我几乎不怎么接陌生电话，但那天——仿佛一种信号，我接了——他像作年终总结似的，罗列了他之前做的工作（一串长长的、无效的清单），然后说，我总以为我想做出什么，花了很长时间，做了很多事，最后发现其实也不过想被爱而已。妈的，真的很想被好好爱一次啊。不知道为什么，听完这句我感到异常酸楚，差点落下眼泪。他说，我想买个院子，在大理或是苏州，种点蔬菜，养点花草，我在网上看过图片，就是那种老旧的中式院子，有绿树、假山、喷泉。如果你愿意来，我辟出一间屋子给你住。你可以过来，做饭，写作，或什么也不做，只是晒太阳和发呆。你的愿望很远大，我说。是啊，他说，一向如此。我想了想，还是问了，问他当时为什么不主动些。他笑笑，说，大概是时机的问题。又说，可能觉得你过于自由，根本约束不了。我没作声。不管什么理由，其实都过去了。人一旦衰老，就会在活着时目睹自己成为幽灵，没人看见你、注意你。一个不会再见的朋友呢？可能和死去也无异。所以很早之前，宋对我来说就已经死去了。只是我们太过年轻，从未想过那些脱口而出、毫不正式的告别都是真的。

今天几号了？陆忽然问，这一年算过去了吗？二月七日了，我说，迟至春节，才算一年已毕。由此也从燥金之年进入了寒水之年。燥金之年？他问。嗯，寒热交错，万物折损或消亡，也是告别之年。他说，那你多保重，我说，你也是。以后多联系，他说。我说好。

原刊责编    甫跃辉

【作者简介】张玲玲，女，1986年生于江苏，小说散见于《作家》《十月》《山花》《西湖》《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2019年出版小说集《嫉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