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

一

有时候，叶一杰是蛮不讲理的。

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每天都发生，不是的，见过他的人，或者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觉得他温和，甚至乖巧。他是温文尔雅的，脸上浮着浅浅笑意，又似乎有一股淡淡哀伤，好像心事重重，却又不愿意说出来。给人一种疏离感。但只要他开口，语调总是缓慢的，轻柔的，人很温柔，显得很有修养。但也可能是很没修养，他的温柔和缓慢里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差不多就是蔑视了。

叶一杰不承认自己是刻意的。

深究起来，这事可能跟他父母有点关系，可也未必有必然关系。

父亲是生意人，是信河街最早做百货生意的人，卖化妆品和服装，以服装为主。从广州进货，在信河街批发。父亲就地取材，每天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那时，叶一杰才读小学。他已经有点懂事了，也可以说是半懂不懂。他没觉得父亲做生意和花枝招展有什么不好，当然，也没觉得好。母亲那时在百货公司上班，百货公司经营已经走下坡路了，用母亲的话说，是“被人挖了墙脚”。母亲的语气是不屑的，可也是轻松的，没有紧张和焦虑。可能百货公司属于国营单位，也可能父亲做生意很赚钱。她有点看不起父亲，却不排斥父亲赚来的钱。她用父亲的钱买好多衣服和化妆品，当然，她没有忘记给叶一杰买。

母亲有一间化妆室，除了梳妆台和一面落地镜，四周全是母亲的衣服和化妆品，比她百货公司柜台上的品种还要丰富多彩，叶一杰觉得那些化妆品和衣服是母亲的玩具。每次出门前，母亲会将他带进化妆室，让他站在梳妆台前，给他的脸颊扑胭脂，给他画眉毛，给他涂口红，给头发喷定型水，还会在他腋下和手腕洒香水。叶一杰不抗拒母亲在他脸上涂脂抹粉，相反地，他是乐意的，甚至有种期待，在化妆过程中，他的身体和内心有微妙反应，好像经过母亲的打扮，自己不见了，逐渐转化成另一个他，一个全新的他。这让他有点兴奋，有点激动，连说话的声调都变了，细声细气的了，有颤音了。鼻尖和手心都冒汗了。母亲另一个爱好是给他试新衣服，一件又一件，化妆室地上被扔得下不了脚，一直试到她满意为止。对于新衣服，叶一杰说不上特别感受，但他没有任何不乐意，他知道，自己也是母亲的玩具之一。

到了初中，不一样了，男同学接近他是犹豫的，是好奇的，可能还有恐惧，看着他跷起来的兰花指，表情是怪异的。女同学表面上接纳他，实际上她们是围观，是试探，她们的内心是防备的，是小心翼翼的，表情是暧昧的。叶一杰后来觉得，这事对他的性格形成应该有一定影响。不过，叶一杰也想不出来，如果父亲不做百货，母亲不给他化妆，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最主要的是，他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好。恰恰相反，他挺满意的，差不多给自己打了满分。

印象中，父亲和母亲很少在家。他读初中以后，更少见到他们。父亲已经不去广州“进货”了，他在信河街办起火凤凰服装公司，生产西装。他不再穿花花绿绿的衣服了，每天西装笔挺，都是他公司生产的，他说，要让别人爱穿，先得自己爱穿。父亲是公司的“统帅”，财务管理、后勤服务、服装设计、流行趋势分析包括布料剪裁和缝纫，都管，好像他无所不知，更是无所不能。这可能正是母亲去火凤凰服装公司上班的主要原因，要有人监督他，让他收敛一些。她不能让父亲无边无际地飞，还无法无天了？母亲要去管财务，她知道，抓住财务，就抓住父亲的出水口，他想乱来都不能。父亲是跑过江湖的人，哪能不知道母亲的心思？怎么可能将财务大权交给她？母亲后退一步，要求管销售。父亲也没有同意。他不可能同意。如果将财务比喻成一个人的双手，销售就是一个人的双脚，如果父亲将销售交给母亲，他以后怎么走路？寸步難行的。他太知道这么做的后果了。母亲不乐意了，她的不乐意不会在脸上表现出来，而是在语气上：

“这也不让管，那也不让做，叶海鸥，你说句人话呀。”

“你去管生产。”

父亲胸有成竹地回答。生产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生产是服装公司运转的基础，如果没有生产，就像树木没有根，就像人没有空气。父亲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母亲，对她是天大的信任，她当然无法拒绝。但是，从对父亲的“干涉”角度来讲，又是不重要的。对于整个服装公司来讲，生产环节相对独立，经济上独立核算，上班地点在市郊工业区，几乎是个独立小王国。母亲去了工厂，可以说是委以重任，也可以说是“发配边疆”。

二

读初二后，叶一杰开始打扮自己。这跟以前被母亲化妆有本质区别，以前是被动，现在是主动，以前是无意识，现在是有意为之，以前是勉强，现在是自觉。

他每天早上花在梳妆打扮上的时间是四十五分钟。毫无理由，他觉得需要这么长时间，值得花这么长时间，也必须花这么长时间，否则出门怎么见人啊。他不会耽误上学的，七点钟出门，六点钟就会用闹钟把自己叫醒，四十五分钟用来梳妆打扮，十五分钟用来吃早餐。

起床后，第一件事是刷牙，必须三分钟。他刷得很轻，很慢，很温柔，好像用牙刷跟牙齿窃窃私语，这让他心情愉快，觉得生活是美好的。

刷完牙后是“拉大号”，这是每天早上“必修课”，没人要求他这么做，完全是生理需要，他觉得舒服，觉得踏实。坐在抽水马桶上非常有安全感，身体和精神都很愉悦，称得上享受。如果没有上学要求，他愿意一直坐下去。

然后就是洗澡了。晚上睡前洗一次，早上洗一次。晚上主要是洗灰尘和疲惫，是仪式，表示一天已结束。早上主要清洗身体排放出的东西，那是夜晚的东西，是“过期产品”。

拍化妆水是“基础工作”，再上一层薄薄的粉底液。上粉底液主要是为了遮盖脸上的瑕疵，叶一杰右上唇有个一厘米长的疤痕，那是学骑自行车时摔的。除了这个，叶一杰的脸称得上完美无瑕。其实，叶一杰也没觉得脸上的疤痕是瑕疵，他不这么认为，他不太信任完美的东西。有了这个疤痕，才是正常的，才是令人满意的。他涂隔离霜，上粉底液，目的并不在于遮盖疤痕（也未必遮盖得住）。意不在此。他是在享受那个过程，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发生变化，变成一个全新的人，感受创造的快乐，那是成就感，是自满。上完粉底液后，叶一杰会扑上薄薄的定妆粉，若有若无，但肯定是有的，也必须有。上不上定妆粉是不同的，不上就是半成品，只有上了，所有工序才完整，才没有遗憾。

第二步是“画眉”，在叶一杰这里先是“修眉”，他的眉毛属于剑眉，又长又厚，如杂草丛生。他不排斥剑眉，但他不能让剑眉长得像杂草，得修整，他每天拿着镊子，将不听话的眉毛拔除。“修眉”完成后，叶一杰会用眉笔“画眉”，将剑眉拉长，使眉毛看上去油光发亮，有飞翔的气势和神态。

第三步是修容。先画出阴影和高光，再用海绵垫轻轻拍开。“拍”很重要，要“拍”得均匀，“拍”得有层次感，更要“拍”得不露痕迹，很考验耐心，也很考验水平。腮红是必须画的。画跟不画不一样。画上腮红之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不一样了，饱满了，灵动了。而不画腮红，就会显得苍白、虚弱，显得没信心。叶一杰每次只画淡淡的腮红。周末不上学，他会在两腮和眼角撒上晶粉。效果立即不一样了，整张脸立体了，闪动了，神采奕奕了。

最后是上唇膏。这是关键。关键在于上什么颜色的唇膏。叶一杰没有具体数过有多少种唇膏，他怀疑自己有唇膏收藏癖，看见不同颜色的唇膏，他就想买。每一种唇膏的颜色代表一种心情，代表一种态度，也代表一个姿态和决心。当然，他不会涂上大红或者大黑的唇膏，他倒是想涂，但那只是一个人在房间涂给自己看。他觉得很好。他曾经试过七种最夸张的基本色，当他将每种颜色涂上去后，心情和心态立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连看待环境的眼光也随之不同。平常，叶一杰只涂很薄的唇彩，薄到几乎不能察觉。但叶一杰的内心感受明显，有没有涂唇膏，对他来讲，几乎等同于对世界有没有态度。都快上升到生命和哲学高度了。

叶一杰左边耳朵打了耳洞。他不知道为什么右边耳朵没有打，也说不出为什么要戴耳钉，只是好玩，觉得很酷，跟别人有点不同。他喜欢。

他还喜欢穿奇装异服。不是花枝招展，他要的是“奇”和“异”，是别出心裁。火凤凰服装公司生产的衣服他看不上，因为正经又死板，他要的是独特性，要的是唯一性。只能去裁缝店订制，他会告诉裁缝什么样式，并且无师自通地画起草图，甚至自己裁剪和缝纫。他的衣服分两类：要么特别紧身，裤腿紧得像青蛙大腿;要么特别宽松，像和尚的袈裟。颜色倒是很素的，只有黑、白、灰。

三

叶一杰烫头发、化妆、戴耳饰、穿奇装异服，父亲和母亲不但没有制止，还提供经济支持。叶海鸥主要是无暇顾及，服装公司发展速度超出他的预料，他的“火凤凰”成了知名品牌，他还被同行推举为信河街服装商会会长。忙是一个原因，更主要的是，叶一杰觉得，父亲对他是满意的，每次考试，他的成绩排在班级前三，年级前十。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每次考试成绩出来，父亲都会牛烘烘地对母亲说：

“黄素素，你看看，这就是老子的基因。”

“哼，你的？”母亲撇了撇嘴。

在母亲眼里，至少在母亲嘴里，她是没有将父亲放在眼里的，即使他现在成了大老板。母亲一直保持着百货公司柜台营业员的高贵和傲慢，她一直是盛气凌人的，一直高高在上。叶一杰觉得，母亲的气焰比父亲旺盛，她一直“打击”父亲。可是，这个家，最终还是父亲掌握主动权，还是父亲主导方向。所以，叶一杰有时也会怀疑，母亲的盛气凌人和高高在上是装出来的，是虚弱的表现，她更像在和父亲怄气，耍性子，甚至是撒娇。当然，这只是叶一杰的猜想，他不太明白母亲和父亲的关系，从表面看，他们是敌我关系，水火不容，针锋相对。而且，往往是母亲占上风。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叶一杰不知道，或许实际情况刚好相反。谁知道呢。

叶一杰认为，父亲对他比较满意還有一个原因，父亲做服装生意，他儿子喜欢化妆和服装，这有错吗？没有嘛。更主要的是，在做服装生意之前，父亲是个裁缝，他们叶家是裁缝世家，是专做旗袍的裁缝。在信河街，叶家是专门吃女人饭的，会跷兰花指是叶家男人的标志，是与生俱来的。这就是传承，这就是基因。基因是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不可能被制止的。叶一杰知道，父亲有隐隐约约的担心，儿子涂脂抹粉，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有一次，父亲问他：

“儿子，你给老爸说实话，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叶一杰淡定地点点头：

“都喜欢。”

父亲看他一会儿，吐痰一样吐出一个字：

“。”

在叶一杰的记忆里，跷着兰花指的父亲，在生活中却是个粗蛮的人。叶一杰曾经想当然地认为，会做旗袍的裁缝，都应该生得细长白净，动作轻缓，口气温软。父亲恰恰相反。当然，叶一杰从来没有否认父亲曾经是个裁缝的身份，谁规定裁缝就不能是父亲这种形象？父亲初中只读了一年，就宣布“老子毕业了”，他说自己的知识“够用了”。父亲甚至罕见地使用了一个成语：绰绰有余。对于传承叶家的裁缝技术来讲，父亲读的书确实“够用了”，叶家男人似乎一生下来就会做旗袍，读书是次要的。父亲的第一个特征是尖嗓门，介于男声和女声之间，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掐着他的喉咙，发出的声音是气急败坏的，一开口就像跟人吵架;第二个特征是脏话多，张嘴就是“”，对母亲更是如此。叶一杰发现，父亲跟他说话，是相对克制的，尽量不带脏字。但把他惹急了，照“”不误。

母亲嗓门不高，也不会说脏话。她走的是另一条路，一条与父亲不同的路。但她说出的话，“打击”力度一点也不比父亲差。她去管生产后，父亲的服装公司去下订单，必须预缴百分之三十的订金，父亲一听就恼了：

“，老子自己的工厂，缴屁的订金？”

母亲不回应，但也不在生产单上签字。这下父亲急了：

“黄素素，耽误了老子的交货日期，你就死定了。”

母亲听完后，从鼻孔里发出两声冷笑：

“要死也是你死，轮不到我。”

父亲一听，骂了一句“”，乖乖让公司财务给工厂预付百分之三十订金。

交货时，母亲要求父亲将货款全部付清，否则不出货。父亲一听，跳起来：

“黄素素，你打劫呢？你去信河街问问，哪家公司不欠工厂货款？”

母亲不紧不慢地说：

“别人可以欠货款，你不行。”

父亲说：

“，为什么老子不行？”

母亲慢悠悠地说：

“你可以欠别人的呀，欠我的货款算什么本事？”

父亲与母亲打交道，绝大多数都是父亲气势汹汹地来，最后偃旗息鼓地回。他每一次都发脾气，说再也不给母亲订单了，但下次还是给。只有母亲工厂实在赶不出来，他才给别的工厂做。他拖欠其他工厂货款是理所当然的，在信河街，拖欠货款三个月，是约定俗成的，但他没有在母亲工厂拖欠过一分钱。当然，是母亲不让他拖欠。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可能是父亲一直让着母亲。

四

除了喜欢化妆，叶一杰还喜欢长跑和唱越剧。他喜欢越剧那个调，一句话分成四五段，唱得支离破碎。他喜欢支离破碎，喜欢非常态。非常态就是飞翔，就是艺术。很酷的。喜欢长跑他是有目的的，他不想当田径运动员，更不想跑马拉松，他只是喜欢跑，跑到所有人都被他甩在身后，跑到筋疲力尽，跑到身体失去知觉，跑到整个世界消失。他从来没跟人说过跑步的痛苦、艰难和对它的畏惧，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跟身体过不去，就是折磨，让身体始终保持疲惫和兴奋，让身上每一块肌肉始终保持酸痛。疲惫、兴奋和酸痛是可以中和的，可以发酵，变成情绪，变成对待生活的态度：无所谓。什么事情都无所谓。可以这么说，他喜欢跑步，是喜歡身体背后另一个自己，一个处处与自己“作对”的自己。两个自己相处得如鱼得水，却又爱恨交加。叶一杰不知道背后是不是还站着另外几个自己，他不知道，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更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但他知道，说不定哪一天会突然厌倦了跑步。

叶一杰高二开始喜欢上摄影。那年暑假，他在父亲服装公司的资料室看到一本名叫《时装设计》的杂志，封面是一个名叫艾迪·斯里曼的男人。叶一杰发现那个叫艾迪·斯里曼的男人正用忧郁的眼神看着他，他被吓住了，身体哆嗦了一下，涌上一阵莫名其妙的酸痛。他觉得那不是一双眼睛而是“一束光”，投射在他身体上，立即将身体击穿的同时也被点燃了。他似乎听见身体被烧得噼里啪啦响，很快烧成了一堆灰烬。叶一杰突然想大哭一场。没来由的。

一开始，叶一杰对艾迪·斯里曼的喜欢是模糊的，这个出生在法国巴黎的服装设计师，是突尼斯和意大利混血儿，自己到底喜欢他什么？他有什么吸引人的特质？他也不清楚，那“一束光”代表什么？会在他身上起什么作用？当天晚上在餐桌上，他向父亲提出购买一台相机的想法，父亲问他：

“你买相机做什么？”

叶一杰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要当摄影家。”

一周之后，父亲给叶一杰买来一台哈苏相机。这是叶一杰没有想到的，在这一点上，叶一杰充满感激，无论父亲平时言行多么粗俗，也无论他与母亲的意见多么不统一，但他从来没有拒绝过叶一杰的要求，哪怕是突发奇想的要求。父亲将相机交给叶一杰时，只说了一句话：

“儿子，老爸只能做到这一点了。”

这倒是父亲的口气，也是他的思维方式。他这种方式，在母亲看来，就是夸张，就是不切实际，就是胡乱花钱，就是显摆。但母亲也没有反对叶一杰要当摄影家的想法，虽然她未必理解摄影家是个什么职业，能不能赚口饭吃，她只是觉得，花二十八万元买一台相机过于浪费，如果花一万元，她能接受。

其实，当叶一杰告诉父亲“我要当摄影家”时，他也不知道摄影家是什么，更不知道如何才能成为摄影家。他只是被艾迪·斯里曼吸引，被他拍摄的照片震撼，至于艾迪·斯里曼身上有什么特殊品质，或者说，艾迪·斯里曼要表达什么精神，他没有清晰的认识。当然，以他当时的学识，也无法有准确的判断和认识。

当他拿着哈苏相机，行走在上海的弄堂和北京的胡同，将镜头对准那些深夜酒吧买醉、次日凌晨醉卧街头的青年人时，他才似有所悟，艾迪·斯里曼所要表达的，可能是青年人对待世界的态度，既内敛又放纵，既欢乐又悲伤，既希望又绝望，既一往情深又逢场作戏。他从艾迪·斯里曼的照片，看到一个青年人对自己的要求，那么苛刻，又那么宽容，那么任性而为，又那么循规蹈矩。更主要的是，他从艾迪·斯里曼身上看到一个人的无限可能性，更看到一个人的不稳定性。这是最让他着迷的。

所以，高中毕业时，他报考北京一所大学的艺术系。按照他的分数，可以报考上海的复旦大学，但他要学摄影，要走一条与艾迪·斯里曼相似的路。他固执地认为，只有到北京，才有可能接近艾迪·斯里曼，才可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进入大学后，叶一杰开始了他的摇滚时期。他蓄起长发，穿上紧身皮衣皮裤，组建摇滚乐队，担任吉他手和主唱。名字也是他起的，叫一意孤行乐队。说起来，叶一杰的吉他是上大学前的暑假自学的，他对照教学视频练习。这是他异于常人之处，当他决定学习一个东西时，所有生活便只有这个东西，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包括白天和黑夜，他的生活只有吉他。练吉他最难的是指法，要做到心手合一。特别是刚开始的阶段，手指僵硬，不听使唤，令人泄气。但叶一杰不管，他从来没有气馁过，夸张一点地说，自从抱起吉他后，整整两个月，他连睡觉也抱着。两个月后，他能够自如地弹奏所有他想弹奏的歌曲了。

组建一意孤行乐队后，他们重新改编了崔健的《一无所有》和《花房姑娘》，也改编了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更主要的是自己可以创作，叶一杰将越剧和京剧的唱腔融进摇滚。他的理解，摇滚是对当下现实的呐喊，或者说是反叛。他觉得不能再跟在崔健和张楚后面奔跑，他们乐队的摇滚要有新内容，或者说是新的反思。他想从历史的角度来反思现实，对现实提出批判。

五

从大一到大三，叶一杰带着他的乐队，每周穿行在北京各个高校。也带着乐队去酒吧驻唱，参加各种音乐节。在这期间，他和乐队一个女孩子谈了一场恋爱，那是两堆火交集在一起，双方只是为了燃烧，包括身体，包括灵魂。轰轰烈烈的燃烧注定是短暂的，注定电光石火，难以持久，燃烧之后便是灰烬，便是寂冷。他们相处了一年，女孩离开乐队，参加电视台举办的歌手大赛，最后进入前十，走上流行乐坛，成为人气歌手。

叶一杰在大三那年决定出国。细究的话，跟那个女孩的分手，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他不能认同女孩的选择，但也不能讲出她的选择究竟错在哪里，只是于他不合适而已。这正是他的迷茫所在，女孩做出了她的选择，而且坚定地走下去了，那么他呢？还能在摇滚路上“一意孤行”吗？他发现自己不行。乐队还在，已经有了些许声誉。但让叶一杰迷茫的是，他对摇滚乐产生了怀疑。怀疑先是从历史开始的，他花三年时间进入历史，却发现那么飘忽不定，甚至模棱两可。他不是虚无主义者，只是迷茫，只是不知所措。他决定掉转方向，去寻找必将面对的未来。他想到了出国。

他将想法和父亲商量时，父亲问他：

“你想去哪里？”

“去美国。”

“学什么？”

“学服装设计。”

这么回答父亲后，叶一杰突然发现，自己的人生轨迹，终于绕回到艾迪·斯里曼这里。这个发现居然让他有点惊喜。

让叶一杰意想不到的是，因为他的决定，父亲将全家办了移民。父亲在美国纽约设立分公司，申请绿卡。

在申请美国绿卡这件事上，母亲的意见和父亲罕见地一致，她甚至鼓励叶一杰，如果有可能，入籍成为美国公民。

移民之前，父亲跟他有过一次对话，父亲说，以后美国的公司就交給你打理，赚了归你，亏了算我的。叶一杰拒绝了，他说，他的理想不是成为一个成功商人。父亲问他，他是不是还想成为摄影家或者设计师？叶一杰说这一阶段不想成为摄影家和设计师了，我想成为一名音乐家。父亲沉默了好长时间，开口说：

“，就你套路多。”

到美国后，叶一杰先在专门的学校里学习半年语言，通过了托福考试，然后申请进入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开始学习服装设计。

帕森斯设计学院是美国最大的艺术与设计学院，世界著名的四大设计学院之一，也是全世界学费最高的学院之一。叶一杰在皇后区租了一套公寓，每月租金六千美金。母亲非常心疼这笔租金，她让叶一杰和同学合租，至少可以省一半租金。但父亲不同意，他的理由是：

“我的儿子需要与人合租吗？”

母亲说父亲是“神经病”。

叶一杰想，母亲说得没错，你的儿子为什么就不能与人合租？虽然父亲没有对此做出解释，但叶一杰大致能理解父亲此举的含义，父亲无非想给他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他有能力提供这个空间。这是他的性格。当然，父亲或许有其他想法，他没表达出来，谁也无法猜测。

对于能进帕森斯设计学院学习，叶一杰也觉意外。当时申请提交的摄影作品，是他读高中时在北京拍摄的，服装设计稿是他到美国后根据自己对艾迪·斯里曼的理解绘制的。他对艾迪·斯里曼的理解就是偏执和不妥协，艾迪·斯里曼对艺术的理解完全是自我的，这种自我也体现在他的服装设计中：完全无视人体比例，而是根据想象来设计服装。他要体现的是他的美学，他的美学是偏见的，是不愿意与人和解的，斩钉截铁，毫无商量。

学习期间，叶一杰没有改变对服装的认识，依然延续艾迪·斯里曼的风格。他与艾迪·斯里曼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在偏执、自我的服装设计基础之中，加入了黑与白的元素，他不是简单地呈现这两种元素，那太机械，也过于直白，他是将黑与白混淆在一起，变成了灰，是模糊，是似是而非，是欲言又止，是无可无不可，甚至有一种不可言说的神秘感。这一点，艾迪·斯里曼的作品是没有的。说到底，艾迪·斯里曼的作品还是肤浅的，他对社会的反叛和批判，包括自我否定，几乎一览无余地暴露在作品中，这些作品能给人极强的冲击力，甚至是震撼力。可是，问题正在于此，当叶一杰多年之后再审视这些作品，便感到深深的不满。震撼还有，反叛和批判也在，可力度明显减弱了，似乎一个人在自言自语，有点无病呻吟了。

更让叶一杰意外的是，他这些作品得到很大程度的认可。还没毕业，就有大公司的人事部门找上他，其中包括世界性的大牌普拉达。

对于叶一杰来讲，成为一名著名服装设计师，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

六

叶一杰在帕森斯设计学院读书期间，父亲服装公司发展到巅峰。

父亲真正的扩张是从二〇〇六年开始。他不满足于在服装领域“翻筋斗”，一种口味吃到底，太寡淡了，也不算英雄好汉。产生这种想法，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火凤凰”发展太顺利，几乎没有遇到阻挠，在全国就开了近三千家加盟店。火凤凰西服成了商业成功男士首选品牌之一，每套均价五千元左右，是声誉和质量都有保证的西服品牌，父亲也因此被评为影响中国服装界的年度功勋企业家。站在叶一杰这个角度看，父亲的成功，当然有他自身的原因，包括他身上有裁缝的基因，包括他最早去广州跑市场，更包括及时转型做品牌，他是主动的，他的嗅觉是灵敏的，他是当机立断的。不过，叶一杰不知道父亲有没有想过，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与时代有关，与潮流有关，说得更具体一点，与整个国家走向有关，他只不过是每一脚都踩到该踩的节点上。当然，这也很了不起。

叶一杰不知道父亲此时的真实想法，他想，以父亲一贯的性格，应该是志得意满，应该是豪情万丈，他应该会被成功冲昏了头脑。“火凤凰”的成功，可能会让他低估世界的复杂性，会让他对危险失去应有的警惕性。但父亲是从社会最底层拼出来的，是“下”过广州的人，他应该深知世界的复杂和危险，深知做成一件事不易，应对世界和人保持应有的距离和警惕。就是从那一年开始，父亲设定了新目标，开始他的“多元发展之路”，同时涉足了休闲服、房地产、金融投资和矿产投资。他准备“大干一场”了。母亲保持她一贯的谨慎与低调，对父亲的“扩张”不做任何评论。当然，父亲不会征求母亲的意见，也不需要。母亲的服装加工厂早就从他的服装公司剥离，他们现在是纯粹的生意关系。这种关系从某种程度上缓和了父亲和母亲之间剑拔弩张的对峙，拉开了他俩的空间，他们变得彬彬有礼了，差不多都要含情脉脉了。这是有问题的。问题非常大。一对吵吵闹闹的老夫妻，突然变得彬彬有礼、含情脉脉，是很不正常的，至少说明这段婚姻已经岌岌可危了，或者是名存实亡了。没得救了。

因为办了绿卡，父母每年必须来两趟美国。父亲于二〇〇六年下半年，花三百五十万美元，在纽约皇后区购买了一套别墅，平时交给亲戚打理。父亲和母亲有时一起来美国，更多是各走各的。每一次来，都会在别墅住半个月，这段时间，叶一杰也会住到别墅去。叶一杰知道，导致他们“决裂”的导火线是父亲一个举动，父亲不能免俗，跟他那一代多数成功企业家一样，身边跟了个年轻漂亮的女秘书。母亲知道此事后，没有跟父亲发生一句争吵，甚至连求证的话也没有问，她平静地对父亲说：

“叶海鸥，咱们离婚吧，好聚好散。”

父亲舍不得，他不想离婚，从来没有想过离婚，最主要的是，他没觉得自己做错什么事，他说：

“黄素素，你莫名其妙了。”

母亲说：

“给各自留点颜面。也给儿子留点体面。”

父亲是有脾气的人，见母亲这么说，他不再挽留：

“，你说离就离，老子听你的。”

父亲和母亲“和平分手”后，还保持生意来往。母亲到美国来，对叶一杰说：

“你父亲是个好人。”

这不像母亲的口气，至少不像母亲以前说父亲的口气。母亲的口气让叶一杰琢磨不透，是赞扬呢，还是挖苦？但母亲也有新变化，她对自己的看法有所动摇，不那么坚定了，没了十足的把握和信心，她对叶一杰说：

“我越来越搞不懂，我不看好的人和企业，最后都成功了。儿子你说说看，是不是你老妈过时了？”

这个问题，叶一杰无法回答，因为已经超出服装设计范畴了。他内心是认同母亲的，母亲认定一件事，未必清楚意义，也未必喜欢，但选择之后，没有再犹豫。叶一杰知道，母亲的服装加工厂年生产总额达到三十亿元。母亲与父亲不同，她什么也不说。她很多时候是沉默的。叶一杰不清楚，母亲的沉默是自信还是心虚。他不了解，母亲坚决和父亲离婚的理由，只是因为父亲带个女秘书？不至于上升到颜面和体面问题呀，如果母亲不喜欢，让父亲解聘了不就完了吗？太小题大做了。母亲可能是借题发挥，按照父亲的性格，未必只有母亲一个女人，可母亲呢？只有父亲一个男人吗？这些问题叶一杰只能猜想，他如果问父亲，父亲大概会跟他坦白，也可能避而不谈。如果问母亲，母亲肯定不会说，当然，也有可能他一问，母亲把什么事都对他倒出来了，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大。他也不了解父親，父亲是个横行霸道的人，是个咋咋呼呼的人，至少他的言行如此，从这一点看，父亲是不可一世的，是强悍的，是极端自信的，可是，叶一杰有时会觉得，越是外表自信的人，内心恰恰最虚弱，必须依靠伪装来生活。

谁能预料到呢？二〇〇八年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几乎同时影响中国的经济，也几乎同时波及信河街。首先是银行抽断贷款，导致父亲很多项目的后续资金跟不上去。

遇到这种情况，父亲和信河街许多企业只能开展自救，他们以互相担保的形式向银行甚至向贷款担保公司借款。细究起来，这是饮鸩止渴的做法，只要有一家企业倒闭或者跑路，便会拖累所有互保企业。到了二〇一一年，除了保留住火凤凰服装公司，父亲放弃了其他所有公司，而他的火凤凰服装公司也已经元气大伤，负债累累了。

叶一杰想，这种打击，对于父亲，不可谓不大，他担心父亲就此委顿、颓唐下去。他专门回了一趟信河街，帮不上忙，只能给父亲心灵上一种慰藉吧。令他感到意外的是，父亲身上看不到一点气馁的影子，他对叶一杰说：

“儿子你放心，只要‘火凤凰’还在，老子一定还能飞起来。”

叶一杰后来去母亲的新家，对她说了父亲现在的样子，母亲说：

“煮熟的鸭子——嘴硬。”

七

从帕森斯设计学院毕业后，叶一杰没有去普拉达。他没有跟父亲商量，也没有跟母亲商量。这是他的事，是他的选择。

其实，他去普拉达美国分公司做了三个月。去之前，和普拉达签了协议，三个月是适应期，如果合适，双方再签聘用合同，如果不合适，各走各的。三个月后，叶一杰选择离开，他的理由只有一个，在普拉达公司，他无足轻重，连设计师助理都不是，更不要说展示自己的理念。当然，他可以选择等待，选择机会的降临。他不愿意。在叶一杰的人生字典里，没有“等待”这两个字，等待是被动的，他更愿意选择主动，即使是错误的，也在所不惜。

他去了一家小公司。

这期间，叶一杰谈了一个女朋友，叫董丽娃。董丽娃父母也是信河街人，很早移民法国。董丽娃在法国出生，母语是法语，第二语言是英语，汉语和信河街方言能听懂，不会表达。她是在帕森斯设计学院和叶一杰认识的，她学的是摄影，看过叶一杰在学院举办的摄影展览，展示的是他到美国后，在纽约街头拍摄的作品，还是延续以前在上海弄堂和北京胡同拍摄的风格，但他以前拍摄的照片里，含有他的观点，或者说，照片里有他要说的话。到纽约后，他拍的照片，已经将观点隐去，他只是呈现，将看到的和感受到的呈现出来。所以，纽约拍摄的摄影作品更混乱，也更模糊。叶一杰也看过董丽娃的摄影作品，她拍摄对象都是非现实的，都是她臆想中的事与物，画面捉摸不定，无法言说，因为很多时候，她也不知道要表达什么。叶一杰喜欢的正是她的飘忽不定，是他主动找的董丽娃，接触后才知道都是信河街人。董丽娃很快搬进叶一杰租住的公寓。叶一杰有时会恍惚，两个信河街人，在纽约相遇，同居了，却用英语交流。董丽娃却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讲英语很正常呀。”

毕业后，董丽娃有留在美国工作的机会，但她选择回巴黎。他们的关系没有断，她过一段时间会来一趟纽约，叶一杰过一段时间也会去一趟巴黎。他们都很喜欢这种关系，既能在一起，又保持一定距离。在一起时轰轰烈烈，离开时云淡风轻。很好的。董丽娃知道他喜欢艾迪·斯里曼，她问叶一杰有没有想过去巴黎工作，去巴黎可以见到艾迪·斯里曼。叶一杰说自己想过见艾迪·斯里曼，也曾经有过去迪奥工作的机会，但他最后选择了回避。

董丽娃回法国第二年，交了一个法国男朋友。她来美国见叶一杰，两人经过身体剧烈交集后，躺在床上，董丽娃将手机里法国男友的照片调出来给叶一杰看，那是一个长得有点像艾迪·斯里曼的男人，看起来有点忧郁，她对叶一杰说：

“我爱你。”

没等叶一杰回答，她又指指手机里的照片说：

“我也爱他。”

等了一会儿，见叶一杰没有反应，她伸过脑袋，亲了叶一杰一口：

“你也在美国找个女朋友吧，我不会反对的。”

叶一杰看着她，突然问道：

“你为什么爱我？”

董丽娃想了一下：

“我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你这么一问，我想，我爱你，可能是你来自中国，来自信河街，那是我的过去。”

叶一杰指指手机中的法国男人继续问：

“这个男人呢？代表你的现在还是未来？”

董丽娃立即摇头说：

“不是的，他不代表我的现在和未来。如果一定要说，他只代表我撕裂和混沌的状态。我喜欢和享受在你和他之间摇摆的状态。”

停了一下，董丽娃问叶一杰：

“你还愿意跟我交往吗？”

叶一杰说：

“当然。”

董丽娃又问：

“你爱我吗？”

叶一杰答非所问：

“我倒是在你身上看到了未来。”

八

叶一杰是在工作六年后，才得到纽约服装界的认可，他们认可了他的偏执，也接纳了他的风格，最主要的是，他们终于将他和艾迪·斯里曼联系在一起，说他既有艾迪·斯里曼的风格，又保持相对独立的灵魂。所有的赞美，叶一杰都可以不置可否，而人们将他和艾迪·斯里曼放在一起评论，是他多年的梦想，他知道，艾迪·斯里曼是他的启蒙老师，是重要的精神支柱。如果没有艾迪·斯里曼，他无法想象现在是以何种面目行走在这个世界。太难以想象了。所以，他认为，将他和艾迪·斯里曼放在一起评论，是对他最大的认可和褒奖。

母亲一直讓他加入美国籍，董丽娃也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不入籍：

“你觉得中国籍对你很重要吗？”

老实说，叶一杰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于他而言，大概是无所谓，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认识。或者说，他内心深处还在迷茫。他喜欢艾迪·斯里曼，可他无法也不能成为艾迪·斯里曼。他内心也不愿意。谁愿意成为别人的影子？同样的道理，他喜欢美国，可是入了美国籍就能成为美国人？再说了，即使成了户籍上的美国人又有什么用？他叶一杰呢？他是谁？他在美国的位置在哪里？或者，放在更大的范围来说，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了艾迪·斯里曼，却没有他叶一杰。他现在终于理解了，艾迪·斯里曼本身就是“一束光”，可以照亮这个世界，可以照亮像他这样的人。那么，他呢？他的“光”可以做什么？

到美国后，他一直保持长跑习惯，每天十公里，大约五十分钟。长跑成了他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就像他需要爱。他需要长跑，需要用长跑来维持身体的兴奋和疲惫，更需要用长跑来维持精神的飞翔。

他是在接到父亲火凤凰服装公司被法院拍卖的消息时决定回中国的。对于他的决定，母亲在手机视频里这么跟他说：

“能不能先入了美国籍再说？”

父亲在手机里依然信心十足：

“回来好，机会比美国多。”

叶一杰知道，他决定回来，并不是因为“机会多”，他在美国也算站稳了脚跟，至少在服装界，是他在选择别人，而不是别人在选择他。主动权在他手上。父亲在那头又说：

“儿子，老爸最近在想，你如果回来，咱们一起做旗袍，你要知道，咱们叶家旗袍天下第一。”

父亲这么说时，气急败坏的声音里突然有了一丝妩媚，叶一杰似乎看见他在视频那头晃了一下兰花指。叶一杰转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一下子恍惚了起来。

董丽娃知道他的想法后，表示很惊讶：

“你怎么会想到回中国去？”

紧接着，董丽娃又问：

“你想过吗？回到中国，有多少人知道艾迪·斯里曼？有几个人能理解你的追求？”

他当然想过这个问题。他当然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也知道董丽娃问的是什么。董丽娃没有回过中国，她不明白中国和美国、法国的区别在哪里，不明白他回去意味着什么，更不明白他的可能性在哪里。她的疑问是她个人的。或许，她只有回到中国，站在中国的土地上，思考这个问题才有意义。叶一杰想带她回中国看看。他没有说出来。他想，这句话不应该由他来讲，他将决定权留给董丽娃。她有这个自由和权利。

原刊责编    莫    南

【作者简介】哲贵，当代作家，浙江温州人，1973年生。已出版小说《猛虎图》《金属心》《信河街传奇》《某某人》《我对这个时代有话要说》、非虚构作品《金乡》等。曾获十月文学奖、《作家》“金短篇”奖、郁达夫短篇小说奖等奖项。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居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