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３０年民主路线图（下）

阿　计

30年来,在中国社会先后出现的“法治”、“人权”、“依法治国”、“政治文明”、“以人为本”、“保护私产”、“和谐社会”、“公民社会”等流行话语,莫不源自“民主”这一普世价值的精神滋养,它们支撑着政治变革的渐行渐深,也见证了执政理念和国家价值观的不断成熟。

路线7:网络风云,开启“互联网政治”时代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亲赴人民网,首次与网民进行了在线交流。这一天,被无数网民视为“网民的节日”,亦被海外舆论视为中国执政风格更加民主、开放的标志。

仅仅10多年前,这番最高领导人与平民百姓网上对话的景象,还是不可想象的。自上世纪90年代起,互联网开始在中国普及,至今已拥有2.2亿多网民,成为全球第一“网民大国”。更重要的变化是,信息开放、独立表达、平等互动等网络特质,天然地具有民主精神,促使中国的互联网由最初的娱乐、通讯等功能很快转向民主的平台。

1997年,中国出现第一个政府网站。2006年1月,中央政府门户网站正式开通。时至今日,从中央到地方全面布局的约5万个政府网站,已成为政府了解民意、汇集民智的便捷通道。2003年,北京市政府通过“首都之窗”网站邀请市民给政府部门打分,吸引了10多万市民踊跃投票;2005年,重庆市政府制定有关行政执法的政府规章时,举行了全国首次网上立法听证会;2006年,湖南启动的“寻计问策”活动收到1.1万多件民间建议,约有半数来自网络……近年来,诸如此类的网上征集民意、网上官民对话、网上听证会等等已成长为一种新的政治沟通机制,网络民意亦成为政府日益重视的执政资源。

借助网络,越来越多的官员与平民百姓有了零距离亲密“接触”。海南省临高县县长符永以真实姓名和身份上网,成为“不穿马甲的官员”;湖南省株洲市纪委书记杨平同样实名上网,通过网络收集举报线索,被网民昵称为“杨平同学”;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的博客因敢于直言而人气极旺,却因张贴了一张下属为其撑伞的照片而遭网民“拍砖”,引发其真诚反思;江苏省常州市市长王伟成被不明真相的网民指责“以权谋私”,并没有动用公权进行追查,而是公开回帖进行反驳……这些极具个性魅力的网络传奇,不断颠覆着传统的官员形象,架构起更为平等、民主的官民关系。

近年来急剧升温的高官“触网”现象更加引人注目。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数度上网发帖,向积极建言的网民们拜年、致谢,赢得“网络红人”的雅号;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主政重庆时,就被重庆网民推举为“2007年度网络知识分子”。履新广东后,又与省长黄华华一起邀请网民“灌水”、“拍砖”,并约见20多名网民代表当面“华山论剑”。而最近几年“两会”期间,网民给温家宝总理的留言动辄超过上百万条,温总理亦年年强调其上网经历,对网民关心国事、参政议政的热情表示真诚感谢。网民与总理的良性互动,已构成“两会”政治的一道独特风景。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两会博客”亦已形成一种政治现象。据统计,2006年至今,仅在人民网开设“两会博客”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就有107位,温州等地还为代表、委员开设了集体博客。一些长期开设的代表、委员博客,更是成为发表政见、采集民意的重要管道。

网络引发的最大政治效应,还数网民这一新公民群体的崛起。网络空前的言论自由度,开创了一个“人人发言”的时代。表达诉求、针砭时弊、激昂文字、指点江山成为无数网民的基本姿态,理性议政的“政治博客”与日俱增,振臂一呼的“网络英雄”层出不穷。2003年,深圳网民“我为伊狂”发表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引发全城反思;2004年,西安网民“秦透社”在网上发起“2004年西安发展十大教训”评选,当地网友踊跃投票,最终评出西安宝马彩票案等十大教训,并促使政府部门制订了整改措施;2008年,记者孙春龙在博客中勇敢披露山西娄烦事故被遮蔽的真相,推动案情峰回路转……有报告称,中国网民政治参与的兴趣名列全球第一。而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积极参与,事实上也在不断培育网民的民主意识和公民精神。

更深刻的变化是,最近五六年来,从孙志刚事件、黄静裸死案到佘祥林冤案、许霆恶意取款案,从重庆“最牛钉子户”风波、厦门PX风波到山西黑砖窑事件、陕西“虎照门”事件等等,网络在大大小小的公共事件中无不发挥了关键作用,网上公共讨论所形成的民间舆论场,不断生产出能量惊人的“网络民意”,或敦促事件的公正解决,或“倒逼”制度的重大变革,进而捍卫了社会正义、推动了社会进步。

经由网络这一民主平台,居庙堂之高的官员与处江湖之远的百姓开始了平等对话,公民拥有了空前的言论自由和参政空间,民意对公共政治、社会治理产生了更直接、更有效的影响力……网络民主孕育了与传统民主完全不同的民主生态,以此为节点,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主进程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开启了“互联网政治”时代。

需要清醒的是,网络民主在中国的兴起尚不足10 年,整体而言尚处于初级阶段。“触网”虽然已成官场时尚,却不能排除个别政府部门与官员借网络大搞“民意秀”、“亲民秀”,少数官员对网络民主的恐惧和敌视,也封堵了网络民主的生长空间。另一方面,网络上渲泄情绪性“民意”的哄客现象,以“爱国”旗号发动语言暴力的民粹主义,道德激情淹没规则理性的“人肉搜索”等等,也暴露出反智、反民主甚至沦为“多数人暴政”的危险。要摆脱这些现实威胁,需要执政者对网络抱以更多的真诚和宽容,也需要网民向理性建言、更负责任的“网络公民”转型。要真正实现“互联网政治”的理想图景,除了好好珍惜、维护、发展网络民主,别无选择。

路线8:公民意识,孕育民主社会成年礼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最伟大的变革是什么?也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只有一个答案能形成最大的共识,那就是——公民意识的觉醒!

遥想30年前,经历了10年专制主义浩劫的中国,法律制度一片荒芜,民主空气消失殆尽,国人基本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和言论自由空间,对官员权力畏若神明,亦不知公民权利为何物,牢牢植根内心的臣民意识,酿成了极为严重的国民精神危机。

改革开放后,最为紧迫的任务莫过于“人的觉醒”。伴随着不断深化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以基层自治、民告官、公共参与、政府信息公开等等为标志的一系列民主法治制度的重构,激活了以各种权利诉求为表征的民主实践。从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草根民主”的自我突破,到80年代末期第一个将县长告上法庭的农民包郑照,从90年代后风起云涌的小区维权运动,再到近期以强力的民意表达扭转不当决策的厦门市民群体……30年来,无数载入公共记忆的人和事,在权利的沃野上开疆辟土,见证了公民意识的茁壮成长。

从历史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前20年,国人更多的是学会了用民主与法治的手段维护个人权益,并由此更新了权利观念和诉讼观念,培育了初级的公民意识。随着政治改革的逐步深入和政治环境的日趋开放,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一些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己任的公民开始走上历史舞台,成为从个体维权走向公益维权的先行者。律师乔占祥以铁路春运涨价未举行听证为由,将铁道部告上法庭,最终促成2002年的铁路春运召开了首次全国性价格听证会;公益人士黄志宏数年间向武汉市各政府部门提出了近百个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并持续不断地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发起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启蒙”活动;深圳市民李红光女士自费1万多元,在媒体以广告形式发布政策建言,引发了全社会对于公民表达权、民意沟通机制等问题的深层思考;公益诉讼斗士郝劲松数年间更是打了10多场公益诉讼,仅仅与“铁老大”就叫板了6次,尽管败多胜少,却依然坚持不懈……这些可歌可泣的公民行动,推动了“赋权性”民主向“争取型”民主挺进,也标志着公民意识发生了质的提升。

自2003年起,进入公民意识的加速爆发期,其标志性拐点是这一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3位法学博士和5位学者的两起上书行动,促成了收容遣送制度的谢幕,这是中国民主法治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提供了公民呼吁推动制度变迁的成功样本。此后,一些知识分子、公益人士、律师乃至普通公民,通过提交公民建议书、发表公开信等方式,对养路费、春运涨价、暂住证制度、户籍制度、劳动教养制度、“同命不同价”现象、邱兴华杀人案、李丽云事件、政府信息公开等一系列重大议题不断发声,掀起了一波波建言献策、参政议政热潮,开启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意见时代”,成为公民意识、公民社会迅速成长的历史性标记。

随着言论环境的日趋宽松、尤其是网络民主的快速生长,在“孙志刚事件”前后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公共讨论,逐步形成了公民自由表达、凝聚民意和共识的社会生活领域。从2007年起,不断升温的公共舆论和民意表达,推动一系列个案转型成公共事件,“公共事件”的概念正式浮出水面。

2007年,由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引发的社会激辩,吁请的并不仅仅是个案的公正,更在于探究拆迁制度的深刻变革;在山西黑砖窑事件中,沸腾的民间表达对受害者寄予深切同情的同时,也让黑心窑主和渎职官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陕西“虎照门”风波中,“民间打假行动”的指向,亦未局限于虎照的真伪,而是直刺事件背后的利益链条,拷问着政府公信力等大命题。步入多事之秋的2008年,民间舆情对三鹿“问题奶粉”的口诛笔伐,推动了“问责风暴”的迅速启动;而公共舆论对瓮安事件、孟连事件、出租车罢运等风波的深刻反思,又促使这些危机在尊重民权的基础上得到了合理解决……正是经由这些汹涌的表达、激情的参与,原先由个别“意见公民”担当的公民意识出现了集体性井喷,一大批富于责任和理想、热心公益和民权、追求平等和公正的现代公民迅速崛起。

改革开放30年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已逐渐渗入国人的精神血脉;“依法行政”、“制约公权”、“保障人权”、“公平正义”、“公众参与”等30年前闻所未闻的概念,已成为民众普遍知晓和信仰的政治常识;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亦已成为国人积极追求的公民权利。

如今,中国人曾经集体缺失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公民意识已全面觉醒,基本完成了从传统臣民到现代公民的根本转型。这是改革开放30年最富历史意义的变迁,它标志着,民主已成为一种国家价值观,成为公民的生活方式,并加速孕育着民主社会的成年礼。谁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只有这一事实能改变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作者系《民主与法制》杂志主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