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家族：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

出身于浙江书香门弟，才华横溢，文笔斐然，素有“领袖文胆”、“总裁智囊”的美称，是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蒋介石的文稿和演讲词，十之八九出自他之手。抗战时期，他用如椽之笔，写出了多篇激扬民族志气的不朽文章，蒋介石称其“畏垒椽笔，逾百万师”;

他生长于新旧时代的夹缝，有着“位卑不敢忘忧国”的情怀，也有着“岂能尽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的情操，追随蒋介石二十年，是最受宠信的“天子近臣”，一生受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恩遇之隆，无人能出其右，故而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愚忠意识，在蒋家王朝行将就木之时自杀;

他就是人称“国民党第一支笔”的陈布雷。

陈布雷为官清廉，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政府中，始终保持超然的态度，从不卷入派系斗争，在当时国民党政府中具有很高的声望与地位。

陈布雷和他的兄弟姐妹受家族影响，大多正直而富有才华，他们的儿女、孙辈在他们的影响下逐渐形成勤奋、求知、自立和尽忠国族的清白家风，彰显着书生意气，演绎着中国现当代史上诸多跌宕起伏的故事。

陈布雷：风蓬飘尽悲歌气，布雷毕竟是书生

陈布雷（1890—1948），本名陈训恩，字彦及，号畏垒，笔名布雷，浙江宁波慈溪人。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同年在上海《天铎报》做记者，以“布雷”为笔名写作评论。1912年3月加入同盟会，后任《商报》主编，1927年加入国民党，历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申报》顾问兼常务董事、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事新报》主编、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兼任复旦大学中国国文科新闻组教授，著有《畏垒评论集》《陈布雷回忆录》《陈布雷文集》。

【家史】

茶商之后 报界奇才

1890年12月28日，陈布雷出生于浙江慈溪西乡官桥（今属余姚）。他的祖父、父亲都是茶商，生意往来于浙、赣之间。他生下来第二年的正月，母亲应氏就去世了，父亲陈依仁也只活到49岁。

陈布雷自幼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5岁入私塾，备受封建文化之熏陶，在邻村蒙馆兼及数学，又爱读译本新书。他6岁之时曾由父亲亲授《尔雅》一书，但觉《尔雅》难读难懂，遂向父亲请求换别的书，他父亲却摇了摇头不许，只说了句：“此书非幼时先读不可，汝长自知之。”

读完《尔雅》之后，陈布雷7岁读《礼记》，8岁读《左氏春秋》《唐诗》等书，9岁读《尚书》《龙文鞭影》等书，并读史书。陈布雷自己也颇为勤学，13岁时入县应童子试。

陈布雷于1904年入慈溪县中学堂，除学文、史外，并习普泛之科学文化知识，披览倡导维新自强的新书报，试与同学秘密组织“覆满同志社”，成为后来革新思想的滥觞。他得触近代风气之先，也因此故心中无意科考，只是不愿寒了父母之心，这才应府试、院试，谁料院试中竟被录为第五名。只不过，清政府于1905取缔科举，他止步于秀才。

1907年，陈布雷入浙江高等学堂就学，因为面庞丰满，被同学们戏称“面包伢儿”，于是他就以面包英语“Bread”的译音“布雷”作为自己笔名，以示“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

1911年，陈布雷毕业，名列第四名，同年秋应上海《天铎报》之聘，任撰述。他才华出众，勤勉敬业，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孙中山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年轻的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做编辑部主任，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陈布雷有个大他18岁的堂哥，就是留迹宁波辛亥革命史册的早期同盟会成员陈屺怀。无论在学识上、思想上、事业上还是人格上，陈屺怀都深深熏陶并引导了他，陈布雷还由陈屺怀介绍加入同盟会，并参与他的思想启蒙办学活动。

1921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风，把在宁波呆了近十年的陈布雷再次召回上海，随后他在陈屺怀任总稽核的《商报》主持笔政，以犀利的文笔、透辟的议论，每周撰评论5篇，周日出一篇短评，被沪上报坛称为“突起之异军”。

1923年，陈布雷以“畏垒”为笔名撰时评，旗帜鲜明地反对曹锟贿选，反对北洋军阀孙传芳、段祺瑞，同广州的国民革命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朝气蓬勃的革命舆论。孙中山赞扬《商报》“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说它的宣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还更有成绩。陈布雷所写的有些时事评论，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基本相符，有的文章就被中共中央主办的《向导》周刊转载。中共领导人萧楚女曾致函《商报》，赞扬主笔的革命精神。著名报人邹韬奋也写文章推崇他，说：“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本来，陈布雷希望毕生致力于报界，但蒋介石的殷勤招揽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领袖文胆 总裁智囊

1926年，蒋介石担任北伐军总司令，并逐渐将军政大权攥在自己手中。但繁多的事务让他意识到自己有必要找一个善于案牍工作的秘书。此前，他多次拜读陈布雷写的文章，对他的才华钦佩不已，加上陈训正的大力推荐，就起了招揽之意。于是，他派邵力子面见陈布雷，将自己的一张戎装照送给陈布雷，含蓄地表达出愿与一晤的期望。

1927年2月，在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引荐下，陈布雷在南昌见到了蒋介石。正式谈话前，为表示对陈布雷的尊敬，蒋介石特意说：“以后陈君不必称我总司令，随便些好了，因为总司令是军队中职务，陈君并非军人。”

为延揽人才，蒋介石表现出谦逊的姿态，陈布雷为蒋介石的“礼贤下士”所感动，不久即为他起草了《告黄埔同学书》。陈布雷随后搬入总司令部西花厅，以便于参赞机务。

为向世人宣告自己才是孙中山唯一的继承人，蒋介石准备大规格祭祀孙中山，写祭文的重要任务就落在了陈布雷头上。平时，陈布雷对孙中山非常敬仰，加上是蒋介石委派的任务，所以写得非常认真。1928年7月6日，蒋介石在北平西山碧云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祭祀孙中山大典。在宣读由陈布雷起草的《祭告总理文》时，听众无不掩面而泣，陈布雷一战成名。从此以后，蒋介石诸多重要文章开始由陈布雷代笔。

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又担任“总统国策顾问”及全国宣传小组召集人，是国民党政权在文化舆论宣传方面的“总参谋长”。在他任职期间，他曾被迫参与起草过一些与他本意不符的文章，替蒋介石编织过谎言，最典型的是为蒋编写《西安半月记》。

关于“西安事变”，陈布雷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原为抗日而兵谏，并无“弑君”、“篡權”之意，也听说了一些蒋在惊慌中跳窗逃至山后的狼狈情节。但蒋介石向他面授此书的纲目时，却把张、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难中镇定自若，对下属晓以大义，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转危为安。陈布雷无法违拗蒋的旨意，只得唯命是从。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他并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写完之后，陈布雷大病了一场。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意识到日本在“处心积虑地谋我”，于是宣读了陈布雷起草的《对卢沟桥事变之严正声明》，全文慷慨激昂，最后一段更是激动人心：“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全面抗战爆发后，陈布雷将家眷安置在乡下，自己则孤身一人追随蒋介石抗战。在全面抗战一周年之际，他写了六千字的《抗战建国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一时间，海内外各报争相转载，全球华人读之无不振奋。

汪精卫投敌后，日本近卫内阁对中国政府发表“建立东亚新秩序”的诱降声明，愤慨的他得知后，奋笔疾书，写下《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指出这是“敌人整个地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号召全国人民抵抗到底。此文播发后，影响极大，被誉为“抗战期中第一篇有力文字！”

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公开发表演讲、谈话、书告、别录等文章共有657篇，大多出自陈布雷这支“如椽大笔”。

抗战胜利后，陈布雷在欢喜之余也忧心忡忡。因为他深处国民党高层，对“争名竞利，人为其私”的现象非常不满。但这时的陈布雷已完全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高就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要职，主管蒋的政治、经济、党务、人事、情报等事务，成了蒋介石忠贞不二的“文胆”、幕僚长，实在与蒋介石密不可分了。

书生意气 愚忠自尽

尽管陈布雷自称无派无系，政治上光棍一条，但其实在国民党的政治版图上，却以他为灵魂形成了所谓的“官邸派”（也有人称之为“清流派”）。陈布雷领导下的侍从室，近水楼台，或可与清代的军机处相比拟，更兼有宦官机构的某些特点，其实际权力，绝不是任何一个浮在面上的中枢机构所能比拟的。

蒋介石为人精明但心理阴郁，他的难侍候是出了名的。但是，蒋介石对陈布雷的信任却始终不改。当蒋介石遇有重大事件时，大都要单独约陈布雷密谈，由陈布雷条陈各方面的意见，供决策参考;蒋介石每次公开讲话，皆由陈布雷事先起草或拟提纲;即便是蒋介石即席讲演的记录稿，也必须经陈布雷润色才能定稿。

位高权重的陈布雷，痛苦烦恼亦无法避免。伴君如伴虎，古往今来的天子近臣，必倾全部心力揣摩上意。所谓天意难测，居于权力顶端的人，往往性格扭曲，多疑而反复无常。陈布雷随侍蒋介石二十年，其中的曲折亦可以想见。

为了集中精力侍蒋介石，也为了切断人情往来上的干扰，陈布雷在南京工作时，把家安在上海;在重庆工作时，则把家安在北碚，始终与夫人王允默及子女分居两地。如此不近人情，内中又有多少苦衷。陈布雷曾叹息说：“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

陈布雷几次想辞职，但蒋介石待他十分礼重，让他难以开口。哪怕在重庆物资匮乏时，国民党其他当官的过得很清苦，但蒋介石仍然派人每天给陈布雷送一磅鲜牛奶，陈布雷是除宋美龄外唯一有此待遇的人。蒋介石对下属如此待如上宾，只有陈布雷一人，这让向以忠孝为本的陈布雷感激不已。在这样的境界中，他整个的生命不过是“任事于领袖左右，平日谢绝一切应酬，屏绝一切家事”，“俾将全部时间，自早至午夜，全归领袖之支配”的“文士生涯”而已。

陈布雷从小在封建思想熏陶下成长，养成了温顺驯服的性格。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根深蒂固，并将为国出力与效忠领袖混同一事。另一方面，蒋介石看他无私心、淡名利，不介入派系纷争，忠实可靠，不但信任他，也很尊重他。凡此种种，都使陈布雷感激涕零，多次表示对领袖的“知遇之恩”将铭记不忘。但是，抗战胜利以后，他察觉国民党的政治黑暗、官吏腐败、经济凋敝、丧失民心，眼看着他心目中原来的“抗日领袖”、“民族英雄”成了众矢之的，被作为“人民公敌”陷于全民的包围中。这时，那个“从一而终”的封建思想，依然顽强地主宰着陈布雷的心灵。

在反人民内战中，蒋介石兵败如山倒，蒋家王朝行将崩溃前夕，陈布雷服从这位独裁者的旨意，以“宣传作战参谋总长”的无形身份主持一个“宣传小组”，作为蒋介石“官邸会报”的秘书室，作思想政治上反共反人民困兽犹斗最后一搏。

但冷静下来面对现实，陈布雷却感到绝望。而且，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他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神经极度衰弱，最终决定自杀。

1948年11月12日，是陈布雷58岁生命的最后一天。那天早晨，他突然找女婿袁永熙闲谈。在南京湖南路508号陈公馆，他从容地对着这位年轻人感慨生平，“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不懂政治，于今悔之晚矣”，并且意味深长叮嘱说：“政治这东西不好弄，你跟怜儿（陈布雷之女）千万不要卷到里边去。”

当天深夜，陈布雷在公馆关好房门，一口气写完10份遗书，分别留给妻子、弟妹、儿女、总统、副官、秘书、友人……随后，陈布雷吞下大量安眠药，气绝于13日凌晨，终年58岁。

陈布雷自杀后，蒋介石极其悲痛。大殓之日，蒋介石偕夫人亲临吊唁，挽“当代完人”横匾一幅，悬挂灵堂上端。在祭文中，蒋介石盛赞陈布雷“综其生平，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足为人伦坊表”。

陈布雷死于南京，遗体离开南京中国殡仪馆，由灵车长途跋涉护送至九溪时，送葬队伍里除去其亲属，还有蒋介石长子蒋经国、陈仪（浙江省长）、竺可桢（浙大校长）等人。这块墓地是陈布雷生前自掏腰包购置的，他夫人遵照先夫遗愿，坚拒了公费“国葬”，为他守住最后的清风。

【轶事】

“如同出嫁的女人”

1941年的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郭沫若家作客。周恩来对郭沫若的秘书翁泽永（陈布雷的外甥）说：“请你传话给布雷先生，对他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

周恩来这几句重犹千钧的话，翁泽永次日就传给陈布雷听了。陈布雷听后沉思良久，避开正面回答，说：“恩来先生我也衷心钦佩，可惜共产党里像恩来先生这样的人太少了！我自从脱离报界以来，即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达我所欲言，不过是一个记录生罢了！”陈布雷还感叹地说，“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了！”

为郭沫若求情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郭沫若发表了有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发出通缉令，迫使郭沫若逃亡日本。从此，郭沫若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流亡生活。

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急切回国抗日。因为蒋介石通缉郭沫若的命令还在生效，没有蒋的同意，郭沫若是不能轻易踏进国门的。为此，郭沫若委托好友郁达夫专门拜访了陈布雷，陈布雷慨然答应为郭沫若说情。

当蒋介石得知是为郭沫若说情，不禁皱起眉头，愤愤地说：“这个人哪，当年他骂我是很厉害的！”

见此，陈布雷只好捧出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一沓书说：“委座，据说，郭沫若这些年没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头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铜器铭文……学术成果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现在，全面抗战爆发，国家急需人才，他想回国参加抗战，所以我想请示委座……”

蒋介石顺手翻起两部书籍，若有所思地问：“他真是在研究乌龟壳和骨头？”

“不错，是在研究古代历史。”陈布雷趁势说，“这是一个人才，人才难得呀！”

蒋介石终于点头说：“那我就写一张手令，撤销通缉令。”

陈布雷立即把这消息告诉了郁达夫并转告中共。中国共产党经过细心安排，通知了郭沫若。郭沫若接到信息后与南京政府驻日本的大使馆秘密联系，于1937年7月25日，化装后乘“日本皇后”号头等舱回国。

【家风】

廉洁自持

陈布雷行事作风以廉洁与谨慎出名，一生清廉简朴。他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从不张扬跋扈。在国民党内既不攀附任何派系，更不暗行勾结苟且之事，各种宴会上很难找到他。他在南京的公馆兼作办公室，家具简朴，没地毯，地板不打蜡;没有华丽吊灯，灯泡都不超过60瓦。南京的夏天很热，可他连电扇都没有。

跟随他左右的副官陶永标在回忆文章里写道：“布雷先生做官半辈子，而且是大官，从不搞特权，生活上清苦俭约，抗战时在重庆的伙食尤其简单，同部属用桌吃饭，衣着朴素……配给他的汽车从不许家人使用。”

一次，身为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在办公室塞给陈布雷一个信封，里面装了一张100万的支票，被他拒绝。事后，陈布雷对他侄儿陈辟尘哀叹：“腐败、腐败。”

效忠蒋介石20个年头，目睹国民党由盛而衰，陈布雷也由意气风发的青年，渐渐衰老，身心疲惫，但他清廉自持的作风却始终如一。

【家教】

踏实自立 尽忠国族

陈布雷一共有七子二女。前妻杨宏农生三子二女，长子陈迟、次子陈过、三子陈适、长女陈琇、次女陈琏。续弦王允默又为其生了四个孩子，分别是四子陈迈、五子陈进（早夭）、六子陈遂、幼子陈远。

到抗战后期，长子陈迟已到了而立之年，幼子陈远也已经是翩翩少年。陈布雷素以孝悌传家著称，对待子女，一方面是严格家教，希望子女能脚踏实地学一点儿真本领，保持清白家风，不要做华而不实、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另一方面是严禁他们走从政之路，力求凭借技术专长，自立于社会。

陈布雷经常告诫子女：“人贵自立，但求一艺随身，即可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我不希望你们飞黄腾达，更不希望你们做官，只要求你们平凡正直，尽忠于国家，自立于社会……不争名，不趋利……能守正直……能甘平凡……”

为了禁止子女从政，陈布雷亲自为他们选定学业专攻方向。

1932年夏，长子陈迟中学毕业，曾有两个志愿：一是学农科，研究如何化杂草为肥料;一是进中央政治学校，走从政救国之路。陈迟征求父亲的意见。陈布雷断然表示：“即使情切救国，也不要和我走一样的道路，太肮脏了！”陈迟遵从父亲的意思，进了浙江大学农学院，终成为农产品专家。

在父亲的禁令及长兄的影响下，次子陈过进入浙江医专攻读医学专业，成为内科专家;三子陈适学测量，毕业于同济大学工科，长期在武汉测绘学院任教授一职;四子陈迈习土木工程，毕业于交通大学，后任上海铁路局工程师;六子陈遂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科，幼子陈远后来到北平攻读文科等。

子女们在回忆父亲时，也都深深地被父亲的一颗深沉博大的爱心所感动，感叹地说，他叫我们不问政治，可能他自己对国民党的腐败太厌倦了。

值得一提的是，陈布雷虽然反对子女从政，但是却积极鼓励他们报名投军，参加抗战。1944年，日军发起豫湘桂战役，铁蹄直逼贵州，贵阳告急，重庆摇动，蒋介石以“十万青年十万兵，一寸山河一寸血”作口号，招募大、中专学生入伍，從而在大后方发起了一场青年从军运动。

于是，陈布雷一家出现数人竞相投军的感人场面：先是三子陈适主动报名加入炮兵;四子陈迈积极报名参加工兵。由于父亲有不准从政的训示，两个孩子都拿不准这件事该不该让父亲知道。陈适踌躇良久，生怕父亲阻拦，最终还是没有禀报。陈迈还在犹豫之中，不想已被陈布雷得到消息。谁知父亲不但不予阻拦，相反大为嘉许，后来陈布雷知道陈适也报名参军，既高兴又嗔怪地说：“你怎么不早说呢？为父虽然屡屡告诫你们不要卷入政治，要学技术，但是爱国大业，匹夫有责，你们青年投笔从戎，理所当然耳！”

在这场从军热潮中，最让人感动的是幼子陈远。陈远时在南开中学初中部读书，1928年生，还不到从军年龄，因受家庭熏陶，居然瞒着父母去报了名。在体格检验时，他担心自己体重不足，甚至揣了几块石头在口袋里。“诡计”最终没有得逞，这使得满怀从军热望的陈远颇为失望。陈布雷知道此事后，也给予嘉勉，劝他过两年再报名。

在当时的环境中，不少国民党高干子女都是千方百计地逃避兵役，而陈布雷子女的表现更像是一股清流，是值得夸赞的。

【解密】陈布雷遗书（节选）

给蒋介石

介石总裁钧鉴： 

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但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况自问平生实无丝毫贡献可言乎。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致敬意。 

部屬布雷负罪谨上

给妻子王允默

默君惠鉴：

我鉴于自身体力精力脑力之衰弱，实觉已不能再对国家非常时期作丝毫之贡献，偷生人世，已无意义。因此数年来所萦绕于心之“决绝”观念，而复屡萌而不能自制，如此对国家不负责任，实为一种无上之罪歉。尤其对君三十年之眷爱，而我乃先君而自弃，竟蹈吟兄之覆辙，自私自了，我实负君，无容可求谅恕。但宛转寸肠，早已思量不止千百遍，我如此下场之后，在君或反而减少牵虑之痛苦。我年将六十，譬如在武汉撤退时，在武昌、重庆轰炸时遭遇不幸，千万望君退一步想，千万勿为我而悲痛。我尚有若干知友，当能照顾我的家属。人生至此，命也，尚何言哉！来日大难，君与令姊太觉孤寂凄凉，可将在国内之三儿召回一人留侍。后事如何，不忍预嘱。我一生爱惜名誉，今乃以如此不仁不义不智而弃世，徒供世斥，有负平生。然事属万不得已，君当了解出此下策，无可奈何。我的灵魂永远依绕君之左右，肠断心枯，不忍再往下写。我的躯体不值一钱，草草为我斥窀，即在南京薄埋之，千万勿为我多费财力也。痛极痛极，惟祝大局好转，国家长存，我虽死犹生矣。

给兄弟

四弟、六弟、八弟：

兄患严重之心疾久矣，民国三十二年及三十四年均因自感体力衰弱，力不从心，曾数度作自绝人寰之想，而皆因临时之故障以中止，今年春夏之间，虽工作积极，而所接触之多可悲愤之事实，我不欲责人，只有责己，七月下旬以后，神经已陷于极度衰弱，今时局艰危，而见无能，近日心绪之疲散不实，为力不能集中，精神之痛苦非言语所能形容（最近工作关系本重要，而兄自念身心实丝毫无能为役，焦急不可言喻），今竟不能自抑，而与我弟等长别矣。先父先年仅四十九岁，兄已过父年十岁，弟等不必为我悲，我在此时期作此自了之事，实为无可恕之罪愆，然实出于无可奈何，今以后事累弟等，内心只有十分疚戾，七弟在海外，只望弟等病而死。五妹、八妹、九妹不及一一书告别，今后惟祝天佑中国，大局转危为安，并望弟各自珍重。允默今后孤苦可怜，我意彼可返居沪寓，惟弟等常常看顾而扶助之。临书依恋，不胜手足分离之痛。

给子女

泉儿、皋儿、皓儿、皑儿、明儿、乐儿：

父素体荏弱，遭时艰危，知识暗陋，而许身国事，性情孤僻，而不合时宜，积是因缘，常患严重之脑病。夏秋以来，病体益复不支。今乃中道弃汝等而去，如此下场，可谓不仁不智之至，内心只有悲惭，汝等不必哀痛，当念祖父逝世时仅四九岁，而父之年已过之矣。国家遭难至斯，社会浮动已极，然我国家之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此点汝等或不详知，为父则知之最稔。汝等务必尽忠于国族，自立于社会，勤俭正直，坚忍淡泊，以保我家优良之家风。汝等现在已长大，当无待我之嘱咐。汝母今后之痛苦不忍预想，汝等宜体我遗意，善为侍养，曲体亲心。皑儿最好能转近地，依汝母以居，好好予以安慰护持。明、乐仍修毕学业。汝兄弟务宜友爱互助。

【家族】

兄弟

堂兄陈屺怀（1872—1943），原名陈训正，字无邪，又字屺怀，号天婴，同盟会早期成员，曾主持了宁波辛亥光复事务，他一生办学、办报无数，而且特别提携自己的小从弟陈布雷。1910年陈屺怀与汤寿潜、戴季陶创办《天铎报》，陈布雷参加，当时就因文章得了大名;1920年陈屺怀又创办《商报》，陈布雷代主笔，在“五卅运动”中发表评论，“所有议论，均能在群众中发生影响”，得到各方瞩目。

弟弟陈训慈（1901—1991），字叔谅，陈布雷之弟，1924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历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中央大学史学系讲师、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曾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1937年8月，日寇在金山卫登陆，杭州危在旦夕，文澜阁《四库全书》和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大量珍贵图书亟待抢运。陈训慈毁家纾难，终于将文澜阁《四库全书》安全地运出杭州，抵达富阳，之后又千辛万苦地将《四库全书》运抵贵阳，还负责把著名的宁波天一阁藏书抢救出来，运到浙南龙泉一个小山村。抗战胜利后，他又将这些珍贵图书文物运回杭州，功不可没。

弟弟陈训悆（1907—1972），字叔兑，陈布雷之弟，因家中排行第六，故又称作“六先生”，著名报人，曾任《中央日报》总编辑、台湾“中央通讯社”总编辑、“中央日报社”社长、“中央通讯社”香港分社主任、《香港日报》社社长。

弟弟陈叔同（1911—2004），名训愿，字叔同，以字行，浙江余姚人。1924年在慈湖中学就读，早年留学日本，后在上海从事记者、出版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曾深入东南亚前线采访，撰写了不少独特的新闻报道。曾任中央社记者、昆明分社主任、总社采访部主任。1949年移居台湾，任台湾南部版主任、《台湾新生报》社长，与谢然之同为台湾报业早期领袖。曾任中华民国“总统府”秘书、台湾文化委员会副主任等职。2004年12月13日病逝于美国。

子女

儿子陈迟（1919—？），陈布雷长子。著名农业专家，曾任职于台湾糖业公司、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农学博士，1936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抗日战争时期，在后方甘肃省研究引种甜菜，并应用于制糖业，获得成功。同时研究了中国西部干旱沙漠化地区的水土保持，亦获得不少成果。在甘肃省政府推荐下，以官费赴美国留学，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终获得农业科学博士学位。

儿子陈砾（1929—2006），原名陈远，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被委任为特派记者，赴朝鲜开城采访记录韩战双方的停战谈判工作，由此被授予三等功。陈砾曾先后担任《天津日报》组长，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主任，天津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天津人民出版社社长、党组书记，天津市出版局副局长等职。1982年，出任中国日报社副总编辑。1986年，出任中国日报社总编辑。陈砾是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顾问委员会会员，并是美国传记协会研究顾问委员会的荣誉成员。2006年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

女儿陈琏（1919—1967），陈布雷最小的女儿。年轻时很激进，她不顾父亲的反对考入杭州高等学堂。193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2年赴重庆中央大学。1946年毕业赴北平贝满中学做教师。1947年8月10日與袁永熙结婚，同年9月24日两人因涉嫌为中国共产党间谍被捕，解赴南京。在她父亲陈布雷的疏通下，蒋介石准予特赦。新中国成立后，陈琏任青年团中央委员，但陈琏的丈夫袁永熙却屡遭打击。1956年袁永熙被错划为右派，妻子陈琏迫于组织压力与其离婚。1962年8月陈琏离京赴上海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教处处长。1967年，陈琏在文化大革命风暴中自杀身亡。1979年3月21日，中共上海市委为陈琏举行了平反昭雪大会，胡耀邦称其为“家庭叛逆，女中英豪”。

女婿袁永熙（1917—1999），原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原北京经济学院院长，贵州省修文人，生于天津，早年参加学生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与陈布雷之女陈琏结婚，同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后经营救出狱;建国后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后被列为右派分子，历尽坎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及北京经济学院院长﹑顾问等职，1999年12月13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资料来源：《陈布雷传》 王泰栋 著  编纂整理：琉璃）

（责任编辑/谭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