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们的真性情

刘学明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作为名人，有些人的个性更为鲜明突出，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杰出成就中，也流露在他们的日常言行里，而某些看来出格、失态的非常言行，恰恰能见到他们的真性情，颇多耐人寻味之处。

齐白石的爱美之心

上世纪五十年代，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与吴祖光结婚之后，在家里举办“敬老宴会”，年逾九十的齐白石也来参加，看护伍大姐陪着他。看到齐白石老人，吴祖光夫妇都很高兴，把老人搀进屋里坐下。齐白石坐下来和大家打完招呼，就拉着新凤霞的手不转睛地看。过了一会儿，伍大姐带点儿责备的口气对老人说：“您总看别人做什么？”老人不高兴了，说：“我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不能看她？她生得好看。”老人说完，气得脸都红了。新凤霞赶忙说：“您看吧，我是演员，我不怕人看。”吴祖光也上前哄着他说：“您看吧，您看吧……”满屋子人都笑了，这时书画家苗子和郁风两口子说：“老师喜欢凤霞，就收她做干女儿吧。”老人才不生气了。

傅雷的顶真

傅雷终其一生，处处体现“顶真”两字，生活上、事业上莫不如此。譬如家中桌上热水瓶都要一律朝右摆放，方便提取，倒光了水的空瓶则放置排尾，灌开水时，从排尾灌起;日历每天由保姆撕去一页，不许别人撕。偶尔夫人撕了一张，傅雷急忙用糨糊粘好，说：“等会儿保姆再来撕一张，日期就不对了。”作为杰出的翻译家，他在翻译作品前总要坚持把原著读几遍，然后逐字逐句仔细推敲，初稿译出后多遍润色，即使百十万字译文，也再三重译，致使文稿“体无完肤”，甚至将不满意译作付之一炬！傅雷成了“右派”后，没有工资靠稿费生活，译著不能出版就断了生活来源，出版社感念傅雷的艰难处境，欲出版他的译著，但碍于“右派”帽子提出要他改名。傅雷一口拒绝，说：“译著署个什么名字，本来无所谓。可是，因为我成了‘右派，要我改名，我不干！”他宁可不出书，坚决不改名。

辜鸿铭骂人

清末民初的辜鸿铭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学者和翻译家，也是个骂人高手。这位出生于南洋、成长于西洋的学者，有着中国知识分子嬉笑怒骂和西洋人直截了当的双重特点。1902年，慈禧太后过生日时曾声称“谁让我今天不高兴，我就让他一辈子不高兴”。辜鸿铭就敢触犯。张之洞为慈禧举办生日庆祝会时，让新式铜管乐队齐奏新编的“爱国歌”助兴。辜鸿铭即感叹道：“满街都唱‘爱国歌，未闻有唱‘爱民歌者。”接着骂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满座面如土色，他却言笑自若。最出名的是辜鸿铭大骂袁世凯。袁世凯出身行伍，喜欢说自己没学问但肯实干。他曾向德国公使吹嘘道：“张中堂（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办事的。”辜鸿铭听了不假思索地开骂道：“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道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袁世凯称帝后，辜鸿铭大骂：“袁世凯之行为，尚不如盗跖贼徒。”后来就直接称呼袁为“贼种”。袁世凯听了虽然很生气，但面对名声大的辜鸿铭只好忍气吞声，无可奈何。

熊十力打架

早年曾入陆军特别学堂习武，参加过武昌起义的学者熊十力，文心之外，犹有武气。他一生中与人打架次数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是与诗人废名（冯文炳）之战。大概在1948年夏日，他们两位都住在原沙滩北大校办松公府的后院，门对门。二人同为湖北人，又都对佛经有精深的研究，因此是至交好友。但是二人又都是出名的倔强，经常因为对佛经的见解不同而争执，依二人的暴脾气，动手实在是合乎逻辑的事情。他们的每次辩论都是声音越辩越高，前院的人员都可以听到，有时甚至动手动脚。这日，两人均穿单衣裤，又大辩起来，声音也是越来越大，可忽然万籁俱寂，一点儿声音都没有了，前院人感到十分奇怪，忙去后院探个究竟。一看，原来熊、冯二人互相掐住对方的脖子，都发不出声音了，众人帮忙才拉开。不过二人打架“伤皮肉不伤感情”，虽则经常吵架、打架，打完旋又和好，次日，又可见二人在讨论别的问题了。如此循环往复，乐此不疲，成为当时学界一奇观。

沈从文大哭

沈从文在“文革”期间，被造反派安排去打扫女厕所。1985年，一家杂志社派了几名记者去采访他。老人一直坐在一个老式藤椅上，气色不错，很平和，总是笑眯眯的。当问起“文革”的情况，老人讲：“说起来，在‘文革里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一位女记者听后很感动，就走过去拥着老人的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她的举动完全是出于自然，真诚而没有丝毫的矫情。没想到沈从文听了这句话，突然一点儿预兆没有地抱着这位女记者的胳膊，号啕大哭起来！哭得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这下子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天真的女记者自己也弄了个手足无措！最后还是沈从文夫人张兆和出来圆场，像哄小孩子一样又是摩挲又是安慰，这才让老人停止了哭泣，安静下来。

吴宓怒砸饭馆

吴宓对《红楼梦》特别喜爱，认为是古今中外第一好书。他常把自己比作林黛玉身边的紫鹃，因为他是对林黛玉最爱护的人。对于不爱护林黛玉的人，他就恨之如仇。当年西南联大新校舍对面开了一家小饭馆，取了个附庸风雅的名字“潇湘馆”。吴宓听说后大为恼火，认为这烟熏火燎、酒肉之徒充斥的地方叫这么高雅的名字，岂不亵渎了他心中冰清玉洁的林妹妹！因为林妹妹住的地方就叫“潇湘馆”呀。于是，吴宓愤愤不平地提着手杖前去说服饭馆老板，让他叫个别的店名，饭馆老板就是不肯。吴宓一怒之下，竟然发威动武，拿起手杖对着碗碟一顿乱砸，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后来经人调解，最终老板只好把“潇湘馆”改为“潇湘食堂”，吴宓这才作罢。

李苦禅焚画

有一次，一位与国画家李苦禅相交多年的老朋友来访，老友欲求一画，李欣然答应。但因其应酬甚多，为老友作画之事就拖延了下来。一日，老友的儿子突然登门，泪流满面地告之其父已于日前病故的噩耗。李苦禅想起老友所托之事尚未如愿，悲伤之中禁不住满怀愧疚。当日深夜，他在书房里神情凝重地铺开一大张洁白的宣纸，然后挥毫作画，整整画了100枝卓尔不凡的莲花，且郑重地题上“老友惠鉴”的跋款，盖上自己的印章，然后携画来到后院，斟上两杯清酒，点燃一炷高香，洒酒于地，双手举画，肃然对天遥祭道：“吾兄见谅，苦禅疏懒，未得一了心愿，却惊闻老兄仙去，追悔莫及。今作《百莲图》，焚之以追偿所愿。老兄在天有知，苦禅岂敢无信？”拜毕，划着火柴，将精心制作的画作，化作了一团红焰。李苦禅的儿子跑出来问父亲发生了什么事，李苦禅详述了事情的经过。儿子听后不解地说：“您又不是故意不给画。现在他已亡故，您画了画给他，他也无从知晓。”李苦禅抬起头，正色道：“过去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应人之事，岂可食言？老友无知，而我心有知啊。”

廖承志爆粗

1981年，宋庆龄去世后，治丧委员会的具体工作由廖承志負责。一天，一位日本记者来电询问：“传闻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宋庆龄女士曾经又结过一次婚。请予以证实有无此事。”日语翻译接电话后请示廖承志该如何作答。廖承志一听就火冒三丈，问是哪个记者提的这个问题（他对当时常驻北京的十几个日本记者都很熟悉）。翻译回答某某某后，他更生气了，指着电话机说：“这家伙懂中文，你就直接用中文回答吧。只要回答三个字就行了：你放屁！”翻译建议是否可以改用意思相近的另外一种说法，比如“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或“纯属虚构，一派胡言！”廖承志不同意，对那翻译说，如果你这个“高品位的外交部新闻官”不愿意讲粗俗话，他可以自己来回答。翻译便当场拨通电话，说了这三个字。开始对方似乎没听懂，让再说一遍，翻译又大声重复了这三个字，对方才放下电话。廖承志则满意地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季羡林“一字不改”

2003年，有一家出版社找季羡林洽谈，希望出版他写于上世纪30年代，就读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清华园日记》，以满足读者对这位大师青春往事的好奇心。季羡林爽快地答应了，很快就交来了原稿。不过，编辑在审稿时看到不少内容却忍俊不禁。原来，这些日记中显示出青年时代的季羡林心气甚高，牢骚满腹，荷尔蒙过剩，如：“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论文终于抄完了。东凑西凑，七抄八抄，这就算是毕业论文。”“过午看女子篮球赛，不是去看打篮球，我想，只是去看大腿。”对考试的怨念，对论文抓狂，对异性的好奇与幻想，等等，就跟平常一些小年轻无异，真实而鲜活。编辑于是征求季老意见，日记出版时是否做适当删减，季老是这样回答的：“这些话是不是要删掉呢？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不删，一仍其旧，一句话也不用删。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后来整理季羡林文集的时候，相关人员再次征求季羡林的意见，是否将这些不那么“高雅”的，有损大师个人形象的日记摘录进文集，季羡林给出了“一字不改”的答复。

（责任编辑/姜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