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了新创的“比什凯克国际电影节”

沈健，闪亮文化传播公司董事长

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曾是古代丝绸之路所经之廊道，也是中国唐代高僧玄奘西行翻过天山后踏足的第一个西域古国。吉尔吉斯斯坦山水资源丰富，有“山地之国”和“中亚水塔”之称，独特的自然禀赋使其成为许多游牧民族起源地，直到今天仍延续着骑马猎鹰的传统。

吉尔吉斯斯坦电影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1941年，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的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制片厂，当时以拍摄纪实片和宣传片为主。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吉尔吉斯成立由钦吉斯·艾特玛托夫领导的电影制作联盟和电视电影创作联合会，从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吉尔吉斯民族电影。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吉尔吉斯迎来第一个电影创作黄金期，标志性的人物就是艾特马托夫。他是世界级的作家，其小说带有浓郁的民族气息和浪漫诗意，已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上百种语言，《查密莉雅》《白轮船》《天山牧羊人》等被改编为故事片。流传千年的吉尔吉斯民族史诗《玛纳斯》也在那一时期被拍成电影。这些影片不仅在吉尔吉斯，而且在苏联和世界影坛都产生了影响。吉尔吉斯的电影艺术家也开始走出苏联模式，从民族文学中汲取灵感，进行具有民族意识的艺术表达。

受电视业冲击，吉尔吉斯电影在20世纪80年代陷入低谷，直至1991年吉爾吉斯斯坦共和国独立才摆脱低迷，迎来第二个黄金期。独立后的吉尔吉斯斯坦成立文化部，将发展电影艺术事业列入国家重要议程，制定了电影专业人才培养计划，建立国家电影学院，同时成立了电影创作联盟。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私营制片厂，更多优秀导演崭露头角，阿克坦·阿林·库巴特以儿童成长为主题拍摄了《秋千》《吉尔吉斯少年行》《猩猩仔十七岁》电影三部曲，用写实风格表达了对普通人的关爱，也展示了中亚美景。

进入21世纪，吉尔吉斯斯坦电影业得到快速发展，一些作品借各类电影节进入国际视野，例如《库尔曼江·达特卡》《天国牧民》《半人马》《树之歌》，凭借独特的游牧风格在世界各大电影节斩获提名或奖项。不少新生代导演在保留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时，以国际视野进行创作，使吉尔吉斯斯坦影片的国际影响力得到提升，例如阿尔特克拜·苏云杜科夫的《香巴拉》、鲁斯兰·阿昆的《找妈妈》、达斯坦·扎帕尔·乌卢和巴基特·穆库尔的《父亲的遗愿》，往往聚焦小人物的现实困境，反映对爱、善和救赎的思考。

近年，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通过提供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本土电影业发展。2022年，扎帕罗夫总统签署了关于发展民族电影产业并完善国家支持体系的法令，其中设定的一项任务是每年举办一次国际电影节。2023年11月17日至21日，笔者应邀出席了由吉尔吉斯斯坦文化、信息、体育和青年政策部主办的首届“比什凯克国际电影节”。

这个新创的电影节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办，共吸引了来自十个国家的几十部影片，包括八部本土影片，参与国际、国内竞赛单元的角逐。本次电影节的主题活动还包括中亚电影项目推介会、国际合作研讨会、电影大师班、土耳其电影放映周，以及艾特玛托夫作品改编电影全国复映等。最终，国际竞赛单元的最佳影片奖颁给了乌兹别克斯坦影片《星期日》，最佳导演奖则由吉尔吉斯斯坦导演阿克坦·阿林·库巴特凭《埃西姆德》摘得。国内竞赛单元的最佳影片奖授予了由达斯坦·扎帕尔·乌卢和巴基特·穆库尔合作执导的《通往伊甸园之路》，国内最佳导演奖项则由《苦艾之味》的导演艾别克·戴伊贝尔科夫获得。

根据笔者的观察，首届“比什凯克国际电影节”的获奖作品均以“地方”和“本土”为基本视角，饱含着对人性的关爱和思考，将自然风貌与民族文化融于一体，旨在让世人更多关注和了解中亚，并给吉尔吉斯斯坦电影创造更多国际合作机会。

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吉尔吉斯斯坦电影界与中国同行的交流日益密切。《白轮船》《香巴拉》在2020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全球首映，在2023年福州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上再次与中国观众见面。“比什凯克国际电影节”期间，苏云杜科夫导演与笔者攀谈，期待与中国电影人合作，将更多的艾特玛托夫作品搬上银幕，以纪念这位对中国文学也有重要影响的世界文学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