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性、口语及其他

张德明

赵金钟教授是我较为熟悉和了解的诗歌批评家，在我看来，他从事诗学研究和诗歌批评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学术武器，就是关键词的提取与剖析。诗学专著《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与民间性》，是其诗歌研究与批评的主要思想与观念的集中展示。在这部专著中，赵金钟用了若干个关键词来概括和阐释百年新诗的发展历程与内在规律，给我们诸多有益的启示。这些诗学关键词包括“现代性”“民间性”“诗格”“人格”“回归”“变调”“逃离”等等，这些关键词聚焦百年新诗的历史流变和诗人个体，既有诗评家对诗歌发展历史的宏观思考，又有对诗人个体审美特征的微观分析，一定程度上是诗人从某种特定角度书写出的一部百年新诗发展简史。

概而言之，关键词意识正是赵金钟教授的诗歌批评意识。这种关键词意识，既有着诗歌认识方法论的意义，又折射出诗评家在其中内置的某种历史观。不言而喻，百年新诗的历史踪迹是极为斑驳错杂的，很难用某种简单的描述真切呈现出来，在此基础上，单线条的绘制历史发展图谱，或者利用进化论思维将诗歌的轨迹进行简单地演绎，都可能会与百年新诗真实的历史情状存在不小的出入。为了有效识别新诗的内在历史逻辑，直接捕获新诗百年演进中的某些本质和规律，采取去粗取精、撷取关键词的方式倒不失为一种清理百年新诗来龙去脉的可靠路径。在《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与民间性》一书中，关键词提取既成为了诗评家构建自己学术框架的基本策略，也成为了他观照百年新诗历史踪影的特定窥孔和常规套路。在这部著作中，赵金钟教授将中国新诗的发展演进轨迹概述为现代性与民间性的二重追求与双向互动，指引人们在这种二重追求与双向互动中，窥见到各个历史时代中国新诗的运行线路以及从中显现出来的发展规律和美学特征。比如论述“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新诗”，赵金钟以“现代化”（“现代性”）这一关键词来述说民国时期中国新诗的迁变踪迹，显示出提纲挈领的学术眼光。在“现代性”这个大关键词下，诗评家又抓取出若干个小关键词，如“新诗体式”“构思”“语言”“节奏”“韵律”等，来凸显新诗现代化进程的多个层面，这些关键词既是诗人剖析新诗现代性进程的不同切面，又是新诗文本自身的构成要素，以这些关键词来窥探中国现代新诗的现代化进程，无疑是极为恰切的，诗评家的学理阐发因此体现出较为突出的历史概括性和理论说服力。

我的观点是，在赵金钟教授概述百年中国新诗的发展轨辙和美学征候的关键词中，“民间性”无疑是最不可忽视的理论话语之一，这一理论话语，体现了诗评家对百年新诗中一种特定的诗学发展路线的重视，具有一定的学术创见和不俗的理论启示。赵教授指出，文学的民间化追求，可以说是中国新诗自草创以来就选择的一条前行方向，不过，中国新诗较为踏实地“走向民间”，则是抗战出现后所引发的一次“新诗大转向”：“受抗日战争影响，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新诗发展便逐渐进入到新的转折与调整时期。这一转折与调整，在诗学上的明顯特征，即是诗歌创作开始有意识地学习民间艺术尤其是民间歌谣的长处，呈现出向民歌体式靠拢的趋势”。不难发现，“民间性”一词，正是诗评家用来概述抗战这个特殊的时代语境下，中国新诗在艺术观念和创作技法上出现了明显的转折与调整这种历史情形的。在赵教授看来，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新诗的大众化运动、街头诗创作、“民歌体”叙事诗勃兴、讽刺诗大量涌现等等，无不与当时的诗人们“民间化”的艺术选择和价值取向密切相关，由民间化的价值取向而催生的中国新诗，鲜明凸显出“民间性”来。那么，中国新诗在20世纪30、40年代发生的这种观念刷新与美学调整，其突出的诗学作用是怎样的呢？赵金钟指出，从大的方向看，民间化给中国新诗带来的积极意义至少有两点，即“克服了新诗的欧化现象，促使其彻底本土化”，“进一步解放了诗体，拓宽了诗的表现空间，促使长篇叙事诗走向繁荣”。当然，新诗的民间化取向，并非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其实也存在着某些难以避免的隐患。在肯定民间化积极意义的同时，赵教授也客观地指出了民间化的两个痼疾，即新诗民间化一方面“视民间标准和大众需要为圭臬，降低了诗的审美诉求，助长了粗糙化、简单化的风气，进一步强化了新诗初创伊始即已存在的直白陋习”，另一方面“将民间性意识形态化，甚至发展到图腾化，严重扭曲了诗的艺术个性和自由天地，导致诗人主体性消失和诗的理念成分剧增”。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认识民间化给新诗发展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赵金钟教授的关键词意识里，有着不可多得的历史辩证法。

赵金钟教授从事诗歌研究和诗歌批评的关键词意识，既凸显出诗人较为明确的诗歌历史观，也折射出他对于诗歌这种特定艺术门类的独立的审美判断。也就是说，诗评家用关键词来概述中国新诗的外在状况与内在规律，不仅是其历史洞察力的彰显，也是其独特审美趣味和审美评判标准的体现。对于文学研究，我们向来提倡将历史与审美二者融合在一起，要求学者既要尊重历史史实，又不能放弃美学的标准，历史与美学的统一，正是文学研究中应该体现出的科学而客观的研究态度和学术精神。赵金钟的诗歌批评，就坚守了历史与美学统一的理论原则，而这种坚守，正是通过其异常显现的关键词意识以及经由关键词意识而展开的学术言说而昭示出来的。其中，他对“口语写作”的客观评说与冷静批判，最能鉴照出其独立的审美判断来。“口语”也是赵金钟教授的诗学关键词谱系中的一个基本词汇，而对“口语”写作的探讨，成为他诗学阐释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诗评家，赵金钟教授对于百年新诗的历史发展一向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对诗歌创作中的诸多现象，都能从辩证的角度来进行处理。不过，对于“口语写作”，他的态度异常决绝，甚至显得有些严苛。在《口语写作与诗歌就范》一文中，赵教授义正词严地指出：口语诗写作存在三大危害，其一，“游戏功能膨胀，审美功能剧降”;其二，“叙事交际功能增强，抒情表意功能弱化”;其三，“取消了写作难度，把创作引向了制作”。不能不说，赵教授对口语写作弊端的剖析，是较为到位的，可以说是点到了“口语诗”的死穴。对口语诗创作弊端的直陈，其中显示的是批评家主张诗歌应以抒情为主责、应以简洁凝练的诗家语为表达策略的美学立场，这对于引导中国当代新诗走出误区、步入正途来说，不啻为金玉之论。难能可贵的是，诗评家不只是简单地批判口语写作，不是只停留在口语写作诸般问题的直接指斥上，而是继续往前跨行，还为当代诗坛如何纠正“口语写作”的痼疾、恢复健康的书写秩序提供了“药方”。在赵金钟看来，当代诗歌要想走出“口语写作”的阴影，重回健康发展之路，就应该主动选择三大“就范”，即“就抒情表意之范”，“就‘写的语言之范”、“就诗歌结构之范”。也就是说，诗歌写作要在抒情性、语言、结构上用力，方能成就出更具艺术品位和审美特质的诗歌文本来。赵教授对于“口语写作”所表现的态度和持有的主张，很多方面我都是较为认同的。我本人也曾撰写过《口语写作十宗罪》的文字，对口语诗的弊端进行了猛烈批评。不过，对于口语写作，我倒并不主张一棍子打死，而是要肯定它突出的成绩，也要指出它显现的问题，如此，也许会更客观和准确。

在赵金钟教授的诗学关键词词典里，我们还应该重视“回归”“逃离”等词。他用“回归”来概述新时期诗歌诗性精神的重新归来，以此来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诗取得的卓越艺术成就;他用“逃离”来比喻新世纪诗歌写作的庸俗化、随意化倾向，以此提醒当代诗人注意诗歌创作中艺术品质的护卫。这样的关键词，对于我们认识当代诗歌的特征和规律，以及在诗歌创作中保持足够的艺术自觉，都是不乏意义和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