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的中国问题——以米勒“文学终结”说的中国传播与接受为例

梁丹丹 许德金

一、 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现状

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与中外文化交流同步,是中国对外开放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狭义的外国文学研究指的是基于现代学科建构意义上读者对于外国作家作品的解读或阐释;而广义的外国文学研究则既包括外国作家作品研究,也包括外国作家作品研究中所使用的外国理论话语体系及其相关研究。本文所谓的“外国文学研究”采纳的是后一种解释。为避免误解,下文则直接采用“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的表述。由于本文既非对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史整体的“厚描”,亦非对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断代史”研究,而是重点聚焦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外国文学研究的现状及问题,采用的是阿尔都塞式的“症候式”阅读和詹姆逊“历史总体论”视域下的元评论式解码阐释,并受刘康等提出的“‘世界与中国’VS.‘世界之中国’”命题系列研究的启发,重点对21世纪以降中国的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进行“厚描”和“症候式”分析解读,关注其背后的典型症候及中国问题,并以米勒“文学终结”说在中国的旅行所导致的“米勒现象”为例,揭示其背后的中国问题,提出“历史总体性”视域下的可能解决方案,以期为21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提供另一种思考。

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相关的外国文学研究成果而言,以北京大学申丹和王邦维为首的团队、①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众议为首的团队②以及刘康、王宁、朱国华、朱立元、曾军等为代表的团队③均产出了一批国内影响广泛的成果。

刘康认为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基本上遵循了“西方理论-中国问题”的框架,是沿着“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中国道路”前进的(185)。2020年,他在上海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上曾对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发出如下之问:“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受众是谁?研究的宗旨和目标是什么?”这些问题引人深思,下文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刘康之问”的一种反应、反思,甚或反动,④重点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作症候式解读,聚焦其背后的“中国问题”,并以美国文学批评家米勒(Joseph Hillis Miller)的“文学终结”说在中国的旅行为案例,剖析“米勒现象”的实质,以揭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共同体背后的“中国问题”和“中国道路”。

二、 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共同体的“中国问题”

从学科史的视角来看,外国文学和文论一样作为独立的学科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现代大学教育体制的确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米勒认为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现代大学教育体制中诞生是与现代印刷术密切相关的,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期的英国和法国(Miller 2)。而据我们考证,作为现代高等教育独立学科的“文学”,其确立和迅速发展应该肇始于19世纪初,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教育产业化、体制化、机械化和工具化的必然结果。真正现当代意义上的(外国)文学研究体系化及其兴盛则出现在20世纪,尤其是在二战之后。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起步较晚,其体系化始于19世纪中后期,五四运动时期则步入发展的快轨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进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度停滞不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家对外改革开放的发展而迅速发展起来,其兴盛期则出现在21世纪初。

总体来看,中国的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呈现出“两强一多一弱”的特征,即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队伍力量强,成果产出率强,研究成果多,但国际影响力弱。当代中国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共同体的“中国问题”可以简单概括为如下几点:一是缺乏问题意识和比较意识;二是研究队伍存在中文和外语两张皮问题;三是研究方法基本沿着“译介开道、挪用为主、假创新真模仿”的方式在摸索中前行,直接拿来主义盛极一时,反思批判创新明显不足;四是与国外同行交流中常常自说自话,国际学术话语传播能力和讲好中国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故事的能力不强。近年来虽然中国的相关学术共同体一直在强调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道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⑤但总体而言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共同体在国际交流中被消音的情况依然突出,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的范式与方法论问题依然突出,亟待提升完善。

新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共同体的特点借用李泽厚的话来说就是“思想淡出,学术凸现”,其典型特征是强调“学”和“术”,而忽视“道”,因此呈现出“有学术,无话语”“有批判,无思想”及“有术无道”的怪象。所谓“有学术,无话语”指的是我们的相关研究看似充满了“学”和“术”,但该“学术”是西方之学术,缺少的是适合中国国情和语境的外国文学研究之话语。所谓“有批判,无思想”指的是我们的相关学术研究虽然有批判的实践和精神,但真正能体现我们独特思想的成果并不多见。所谓的“有术无道”是指我们的研究虽然紧随西方研究之“术”,亦符合西方的研究范式,但缺少我们自己的外国文学研究之“道”。探索构建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之道,讲好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之术已成为重中之重,急中之急。

米勒的文学批评在中国的传播之旅就凸显了这样一种现象。作为美国“耶鲁四人帮”之一,米勒的文学批评在中国四十年来的传播与接受也是沿着“译介开路、模仿挪用、对话反思与接受”这一轨迹得以实现的。米勒借法国德里达的后现代解构之话语,议文学批评之问题,其出发点和立脚点均是借法国解构之话语行经典英语文学作品批评阐释之实。相比之下,中国的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共同体对其批评研究和阐释显然已与米勒本人的文学批评之道产生了明显的位移:我们更多关注的是米勒的文学批评之术,而忽视或无视其批评之道。其实,米勒对于文学批评的贡献并不在于他的理论,⑥而在于他是新批评之后各种后现代理论尤其是解构理论的践行者和布道人,其着眼点在于对英语经典文学作品进行解构批评。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共同体误读米勒,并扣其“解构理论家”的大帽子不过是用来唬唬人而已。下文我们以米勒“文学终结”说的中国旅行为例,⑦具体剖析和管窥中外对话交流中我们的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共同体所凸显的“中国问题”。

三、 米勒“文学终结”说的中国旅行及“米勒现象”背后的中国问题

米勒(1928—2021)是现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家,曾担任过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的主席,也是耶鲁解构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一生醉心于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对美国文学批评共同体的影响历久弥坚。米勒生前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出版著作三十余部,包括《文学死了吗》(2002年)、《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2011年)等。上述论著大致反映了米勒文学批评观念从新批评到意识形态批判,从解构阐释到言语行为理论研究的多次转向。

虽然有学者考证,早在20世纪60年代米勒就受到周煦良的推介而出现在国内相关的述介中,⑧但其真正受到国内外国文学批评共同体的关注是在20世纪80年代。张隆溪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1986年)中将米勒作为“耶鲁学派”的一员推介给国内。他指出,以米勒为代表的美国解构批评家⑨消解了语言符号与所指的对应关系,并将文学视为“最能揭示语言的修辞性和含蓄性”的艺术形式(166)。王逢振等主编的《最新西方文论选》则译介了米勒的《作为寄主的批评家》(156—186),以此为解构批评摇旗呐喊。盛宁也在《二十世纪美国文论》(180—208)中专门引介了后结构主义批评与文本解构思潮,其中涉及包括米勒在内的“耶鲁解构学派”,并肯定了耶鲁学派的解构式批评实践。朱立元也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312—322)中介绍了耶鲁学派及其解构批评,并肯定了米勒在文学解构批评实践方面的贡献。国内早期对于西方理论著作的译、述、评初步奠定了米勒在中国相关学术共同体内作为西方解构批评家的地位,也为中国外国文学与文论共同体探究米勒作为“耶鲁四人帮”解构批评家之一的迷思铺平了道路。

米勒1988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逢振的邀请来华进行学术访问和演讲,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开始应邀频繁往返于中美之间与中国的学术共同体进行交流。后来他又与王逢振一起共同主编《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由此掀起了中国大规模译介西方理论著作的大潮。米勒也因此在中国声名鹊起,并于1988—2012年访问中国18次,⑩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名校举办了三十余场讲座,他所撰写的多篇论文和著作也陆续被译介到中国,在中国外国文学与文论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表现之一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仅中国知网上收录的研究米勒文学批评的硕博士论文和期刊论文就达数百篇。同时,以米勒为研究对象的著作相较其他西方批评家而言也在数量上骤增,甚至远超比他更有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詹姆逊。

由于本文重点是透过米勒现象看中国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共同体所存在的问题,并非对米勒文学批评中国之旅的专门研究,因此下文将聚焦米勒“文学终结”说在中国学术共同体中所掀起的浪潮,试图以此再现米勒与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对话,探讨其“文学终结”说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并对其在中国所引发的争议与批评作“症候式”的剖析和反思,以揭示“米勒现象”背后所暴露的“中国问题”,即中国式误读、错位、模仿与挪用,以及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能出路。

(一) 米勒奇人奇事及其文学批评的中国道路

米勒是近40年来国内外文学批评界关注的焦点人物之一,称其为“奇人”并不为过:一是米勒本科时学的是物理专业,但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时却转到了他一直感兴趣的文学领域,其博士论文就是受后结构主义和法国解构派思想的影响从新批评的视角对狄更斯的小说所进行的研究。二是米勒一生涉猎颇广,学识渊博,虽在理论上并不如他的好友德里达和詹姆逊那样建树颇丰,但就其对文学批评的狂热之情逾六十载不减,老而弥坚,且在批评实践上采用拿来主义而言,确实别具一格。正是由于他胸怀坦荡,视野开阔,对他认为对的理论来者不拒,由此形成了其“异于常人”的文学批评视域和特色:从早期受其在霍普金斯大学工作时的同事兼法语系主任、同时也是日内瓦学派的代表人物普莱(Georges Poulet)的意识形态批评的影响而与当时主导的新批评决裂,到中期与其同在耶鲁大学执教的解构学派的鼻祖德里达交好,并与布鲁姆(Harold Bloom)、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德曼(Paul de Man)等一起从事文学批评解构实践(Lentricchia, 75—76),再到后期(2000年之后)回到文学研究的形而上本身,积极反思和探讨文学的本质及文学批评何为,其学术生涯借用詹姆逊的话是“丰富、异彩纷呈而又难以归类”(单德兴 58),用一“奇”字来评价他一生波澜壮阔的文学批评之旅可谓名副其实。

有趣的是,美国学术共同体对米勒的关注度远不能与大洋彼岸的中国学术共同体相比。在美国,德里达以“正义”(The Just)为米勒正名(691),M.H.艾布拉姆斯等在《文学术语汇编》中则将米勒的学术贡献主要归结于其解构批评实践,并赞扬他为“最著名的解构主义者之一,尤其以把解构主义批评阅读应用于小说中而著称”(60)。兰特里奇亚(Frank Lentricchia)在其充满讽喻的《新批评之后》一书中也对米勒予以了充分关注,并对米勒本人及耶鲁四人帮的解构批评实践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在兰氏看来,米勒等解构派学者所要解构的其实是他们所从事的文学批评自身,文学文本的意义在诸如德里达、德曼和米勒等人的解构中已完全被消解,他们由此也通过解构批评实践而解构了他们所解读的文本意义本身(75—76,182—185)。阿拉克等人1983年主编出版的TheYaleCritics:DeconstructioninAmerica正式确立了耶鲁解构学派及米勒作为耶鲁四人帮的解构批评家的地位。邓恩在该书的序言中认为2012年之前的米勒受到“早期伯克(Kenneth Burke)、普莱(他的前三本著作)、德曼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伦理转向与后来作品)”的影响(Dunne xviii)。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米勒在美国批评界的名气日涨,由库钧泽克(Dragan Kujundzic)执导的《首航:米勒》(TheFirstSail:J.HillisMiller)专题纪录片也于2010年面世发行。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许多学者也敏锐地观察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米勒与中国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学术共同体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詹姆逊就在其应邀为米勒的《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2016年)所写的序言中认为米勒准确地抓住了中西方学者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所面临的共同困境(1)。加拿大批评家哈特(Jonathan Hart)也在其论文中高度评价了米勒的东方视野与比较文学及世界文学观(78—97)。在米勒2021年离世之后,法国荣耀冠军(Honoré Champion)出版社于当年出版了《J.希利斯·米勒与中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纪念专刊,以此纪念米勒之于中国及西方学术共同体的重要意义及其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与国外相对不那么热闹的米勒研究相比,米勒对中国中外文学学术共同体的影响巨大,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可谓如日中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米勒在1988年之后的20余年间密集往返于中美之间,低调充当了中美学术研究共同体的“学术交流大使”的角色。米勒在中国多达20余所著名高校的30余次演讲中多次谈及他对文学在数字时代的本质属性的思考及其对文学研究过度理论化的担心,这在国内学术共同体中引爆了炸弹,搅浑了原本死气沉沉的中国中外文学与文论研究的一池静水。争议之一就是有关文学的本质及文学阐释的方法问题。比如张江与米勒分别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和美国刊物《现代语言季刊》(MLA)中进行了三次对话。虽然米勒至其故去都不太理解张江提出的“强制阐释”到底是何意,其内容具体包含什么,也非常好奇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在全球化语境下到底要采用何种方法将西方价值观清除干净,但他还是十分坦然地面对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对他的质疑和诘问,也坦承中国有中国的语言文化语境及特色。

尽管解构批评的高潮已退,但国内对米勒的解构批评研究在新时代仍然热度不减。部分学者也开始尝试将米勒的解构批评与中国古典文论相结合,使米勒的解构批评在中国21世纪的新时代和新语境下焕发了活力。与此同时,国内还涌现出了一系列专门研究米勒解构批评的硕博士论文与专著,比如苏勇的博士论文《解构批评:形态与价值》(2010年)、申屠云峰和曹艳的《在理论与实践之间:J.希利斯·米勒解构主义文论管窥》(2011年)、秦旭的《J.希利斯·米勒解构批评研究》(2011年)等,这些都形成了对米勒解构批评相对完整的中国式解读。

当然,在米勒文学批评的中国之旅中反响最大,也持续至今的争议就是他2000年所提出的“文学终结”说。该观点至今仍然在中国学术界有反响。下文将就此独特的“米勒现象”进行剖析,以此揭示中国学术共同体对米勒的误读以及只注意米勒之术而忽略其道的缘由,以期为中国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共同体提供可资借鉴的案例和反思。

当代中国的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共同体对“米勒现象”的相关研究仍然聚焦其解构批评的思想,刘康认为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大量译介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理论”来“重构中国的人文社会研究的话语体系”所造成的必然结果(184—201)。国内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共同体对米勒解构批评实践的大规模译介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且多出现于外国文论研究相关著述的“解构主义”章节中。

进入21世纪后,尽管米勒的解构批评仍在中国的学术共同体中继续广泛传播,但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开始在新世纪、新语境下更加辩证地看待米勒的解构批评及其他学说,并尝试与米勒本人进行直接对话,其中有关“文学终结”说的对话则一直持续到米勒2021年去世之前。

(二) 米勒“文学终结”说的中国“旅行”及其所引起的中国学术共同体激辩

在米勒到访中国所作的大量演讲被译介成中文后,其文学批评主张于21世纪初开始引起了中国相关学术共同体的共同关注。米勒在中国大学的演讲中多次提及全球化时代文学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并最终激发了中国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共同体关于“文学终结”说的热烈讨论。2002年,米勒在《文学死了吗?》一书的开篇便慨叹:“文学就要终结了。文学的末日就要到了。是时候了。不同媒体有其各领风骚的时代。”(约瑟夫·希利斯·米勒 7)他同时还对文学的“悲惨”现状进行了“科学”分析,即全球化进程、新媒体的发展以及文学理论的蓬勃发展都正在使现代意义上的文学逐渐走向死亡(约瑟夫·希利斯·米勒 7)。

米勒的“文学终结”说在西方20世纪后现代及后后现代的场域中并不新鲜,甚或可以说是在21世纪初的一种老调重弹,但它却在中国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共同体内部引发了争议,前期遭到了中国学术共同体的猛烈抨击,其中以童庆炳、张江和朱立元为代表。他们率先发起对米勒的论战,并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对米勒的“文学终结”说进行了全面质疑和反驳。有关米勒与中国学术共同体“文学终结”说的这场论战从时间上来看要晚于西方三十余年。2002年,童庆炳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先生对话》中公开反驳了米勒的“文学之死”说。在他看来,全球化、其他媒介的发展不仅不会导致文学的死亡,反而会以新的形式改造文学,并为文学发展带来新的活力(131—133)。

引人注目的是,在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对米勒“文学终结”说的众声喧哗中,也有学者进行了冷静分析,探究米勒“文学终结”说背后的动因。比如,肖锦龙2007年在《希利斯·米勒“文学终结论”的本义考辨》一文中,就对米勒“文学终结”说的内涵以及中国学者所持的反向观点进行了深入探讨。肖锦龙认为,中国学者与米勒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传统中,持有不同的信仰,从而导致他们表现出对文学概念的不同理解。因此,中国学者和米勒之间真正的对话是不存在的”(19)。他还指出,“他们[中国学者]所批判的并不是米勒本人意指的东西,而是他们强加在米勒身上的东西,批判者和被批判者所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19)。此后,仍有不少国内的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者著文进一步探讨这一话题。如朱立元2016年在《“文学终结论”的中国之旅》中指出,中国学界早期对米勒的“文学终结论”主要持批评态度,也暴露出了一些误读,但随后又较为冷静和客观地看待了文学在新时期的发展情况,并与米勒达成了共识(35—36)。在探讨“文学终结论”的本质时,朱立元提出了“狭义”与“广义”文学观之分。随后又探讨了米勒在《文学死了吗》一书中所呈现的文学研究新观点,比如文学言语行为研究。朱立元指出这场热议“促使当代中国文艺学在众声喧哗中朝着更加开放多元、富有生命力的方向迈进”(“文学终结论”的中国之旅,48)。

值得注意的是,米勒的“文学终结”说在中国学术共同体中所引起的争论也引起了美国学术共同体的注意。美国的《现代语言季刊》(MLA:ModernLanguageQuarterly)2018年9月刊出了由中国张江、王宁、朱立元和米勒、德汉及刘康作为部分回应所撰写的专辑《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n China)。其中朱立元的文章题目就是《米勒论文学终结》(“Hillis Miller on the End of Literature”)。在该文中,朱立元回顾了米勒“文学终结”说在中国所引起的争议,分析了“文学终结”的原意(即米勒的意思,部分为米勒做了辩护),“文学终结”的中国语境(及含义),以及“文学终结”与文学研究的(新)开端。该文与其2016年发表于《中国文学批评》第一期的论文《“文学终结论”的中国之旅》单就观点而言并无大的差别,他于结尾处强调:

在中国,有关文学终结的辩论历史地看恰好与中国学界当时对于视觉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化研究和全球化的关注相交集。这些讨论同时包含对于文学理论及其学科边界的未来发展和变革的洞察。有关对米勒论点的理论解读的不同看法和观点已经让位于有关文学‘终结或死亡’的更加极端和更宏观的争论。(“Hillis Miller on the End of Literature” 305)

米勒本人在同期发表的论文中除了表达谢意,也对此予以了关注和部分回应。有趣的是,对于米勒的回应,朱立元2020年再次撰写《印刷文化、数字文化、诗学和解释学—与希利斯·米勒讨论》一文予以回应,就米勒所谓的“印刷文化向数字文化的大规模转变”理论的“中国问题”及“诗学与解释学的不同功能”问题展开对话,并提出了他个人的认识和不同观点(60—69)。同年,曾军也在其《中西文论对话中的身份建构与话语转型—希利斯·米勒中国行的意义》中专门提到米勒“文学终结”说在中国所引起的世纪之争。不过他认为这场论争始终“没有真正在希利斯·米勒和中国学者之间展开”(104)。显然,他似乎忽略了上文提到的诸如张江和朱立元与米勒之间有关“文学终结”说的几次商榷。

四、 “文学终结”说中国式论辩背后的“中国问题”批判

上文对米勒“文学终结”说的中国“旅行”进行了全景式的症候扫描分析,从中不难看出“米勒现象”背后的“中国问题”。

首先,“文学终结”说在中国学术共同体中所引起的论辩与其说是由米勒看似极端的观点所引起的,倒不如说是中国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共同体内的一种自娱自乐。这么说是因为米勒作为“文学终结”说的始作俑者,除了与张江、朱立元等几位学者就此话题有过真正的“文辩”,他与国内绝大多数的讨论者并无正面的交流讨论,更谈不上思想互鉴了。国内的相关讨论基本围绕的是米勒的“话术”,而非他的“文道”。即便是少数几位与他真正展开过交锋的学者如张江和朱立元,他们与米勒的笔谈交流也基本上是各说各话,重在“术”而非“道”的探讨。米勒在2018年出版的《现代语言季刊》专辑里也谈到了与中国学者交流的问题,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双方语言文化的不通。他很难理解中国学术共同体的“话术”。比如,他谈到张江的“强制阐释”时认为有点空;谈到朱立元的论点时,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难以理解,因为英文中没有“aestheticization”一词,他实在搞不懂何谓“日常生活审美化”等。虽然朱立元在2020年再次国内发文回应了米勒的疑惑——他也是目前国内对米勒“文学终结”说评价较为客观理性的少数学者之一,其回应似乎还是没有抓住“文学终结”说之“道”:米勒对于文学及其终结的理解并非在于“广义”和“狭义”之分的文学本身,而在于米勒把“文学”本质上看作社会中的“文学”。他一直强调“文学”首先是社会建构之物,其功能首先是社会性的。由此来看,数码、电讯和数字时代的“文学”就其社会功能而言与其印刷时代的辉煌相比已渐趋式微甚或终结。“文学”社会功能的丧失和辉煌不再才是理解米勒所谓“文学终结”说的要义或曰“道”。至于米勒对于诗学和解释学的理解,确有其偏颇或无法自圆其说之处,但如果将米勒置于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变革中的技术理性和美国实用哲学的语境中,其看似不通或自相矛盾的说辞也就迎刃而解了。

其次,米勒“文学终结”说在中国的旅行带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就是“有学术,无话语”“有批判,无思想”。在“文学终结”说所引起的“世纪之争”中,看似交流讨论热闹非凡,但盛宴的背后是“有学术,无话语”:从学术上看,参与争论的三四十位学者都是雄辩异常,且绝大多数站在中国学术共同体的立场指责米勒“文学终结”说的荒谬。但看似学术的争辩却并没有让我们看到中国学术共同体的理性思考及其“话术”的科学可靠的理据。许多雄文看似是在对话,实则是在自说自话,脱离了米勒“文学终结”说的社会文化语境而只谈我们对“文学之术”的理解,没有真正形成有效的学术论辩话语策略和话语体系。在批判米勒“文学终结”说时,我们的批判性话术未能展现出“独立之思想”,虽然我们已在批判中践行了“自由之精神”。“有批判,无思想”事实上也部分折射了中国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共同体的真实状况。

当然,在指出上述“中国问题”的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相关学术共同体的进步和向好发展:就“文学终结”说的中国之旅而言,虽然大多数学者的阐释和米勒的“意指”可能并不在一条直线上相向行动,即尚未形成真正的互动,但持续多年的交流讨论还是引起了大洋彼岸米勒本人及美国有关学术共同体的注意。而米勒后来频繁往来于中美学术共同体之间的行动也直接推动了中国学术共同体与欧美相关学术共同体之间愈来愈多的互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外文学研究共同体之间的交流互动,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和外国文化引进来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而中国学术共同体对“文学终结”说的批判、误读、或挪用、模仿的本身也是对米勒本人或美国学术共同体研究的一种反拨或反动。对米勒现象的这种症候式阅读/阐释或误读本身既提升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共同体在国际学术共同体中的地位,也有力发出了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声音,为中外学术共同体之间未来更加平等的交流互动打下了基础,这也是米勒“文学终结”说在中国传播并形成“米勒现象”所带来的启发与思考,也是米勒“文学终结说”跨国旅行的意义所在。

结语: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之“中国问题”

刘康十余年来联合国内外众多学者就“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展开讨论,“试图超越中西二元模式的思维定式,把中国视为世界的中国,而非世界与中国的两个不同存在”。这种视角确实有其优势,也暗含并实际上契合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诉求。“世界的中国”无疑既是一种深度开放的积极的理想信念,同时也是中国走向世界并为世界所接纳的必由之路。但就中国的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现状而言,目前我们基本上还处于一种自说自话和以拿来主义和模仿挪用为主流的境地:表面上与世界尤其是西方的外国文学与文论潮流很合拍,国内学术共同体的跟风也很潮,但表面上的繁荣实际上掩盖了国际交流中的集体失声和被动消音。“世界的中国”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还只能是一种愿景,一种希冀,一个未来视角和一条筑梦之路,有待中国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共同体去努力实现的学术研究的“中国梦”。唯如此,中国的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才能真正实现从“世界与中国”到“世界的中国”的“世纪跨越”及世界主义的理想转变,完成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的国际学术共同体。

当然,中国的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未来是否应以翻译问题为核心,以外国文论译介和中国特色批判话语体系的构建为两翼,积极反思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中国问题”,这确实还是一个问题。中国的外国文学与文论学术共同体应当有机融合“两张皮”,设定中长期目标和愿景,以“中国问题”研究为导向,并以刀刃向里和向外的双重切割精神,重构未来中国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的范式和话语体系。中国的中外文学与文论学术共同体应秉持“中国立场、世界眼光”,立足当下,着眼未来,勇于探究类似“米勒现象”背后之“中国问题”,以真问题、真学术、真批判的态度进行守正创新,为中国的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走出国门,迈向世界,构建坚实的学术共同体理论话语体系和实践基础。

注释[Notes]

① 申丹和王邦维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09&ZD071)的成果《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共计六卷七册,2015年9月出版,系统梳理和探讨了新中国60年以来的外国文学研究历史,从深层次上揭示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得失和演化规律。

② 参见陈众议:《外国文学研究七十年述评》,《东吴学术》5(2019):10—11。

③ 以美国杜克大学刘康、清华大学王宁及上海大学曾军等为首的团队则以“中国的世界”和“世界的中国”为命题,对西方文论进入中国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反思,提出“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一命题,并围绕该命题组织了十余次专题讨论会,发表相关论文数十篇,掀起了中国对于西方理论在中国旅行的反思大潮。

④ 此处所谓的“反动”非贬义,而是一个中性词,从英文“reaction”而来,既有对刘康之问的回应之义,亦含对其问题进行反思之后的反拨,亦可参见本文的结语。

⑤ 如申丹提出的“双重叙事进程”、杨义提出的“中国叙事学”、张江提出的“强制阐释”说、曹顺庆提出的比较文学“变异说”等均引起了国际学界的注意,其中也不乏批评的声音。

⑥ 米勒虽然以“耶鲁解构四人帮”之一出名,他本人也与法国解构主义大家德里达是好友,并为了学习法国解构主义的思想精髓而学习法文,但他从来就不是解构理论的原创者或参与者,而是美国解构理论的积极推动者(Lentricchia 75-76;单德兴 58)。

⑦ 米勒在中国首次抛出“end of literature”之说应该是在2000年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大会发言。该发言后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为标题以中文发表于《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end of literature”在国内一般译作“文学之死”,比如米勒2002年出版的OnLiterature(Routledge)在译为中文时就变成了《文学死了吗》(约瑟夫·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其实“end of literature”最贴合米勒意思的译法应该是“文学终结”。关于米勒“文学终结”说2016年前中国之旅的相关述评可参见朱立元:《“文学终结论”的中国之旅》,《中国文学批评》1(2016):34—48。

⑧ 参见曾军:《中西文论对话中的身份重构与话语转型—希利斯·米勒中国行的意义》,《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2020):102。

⑨ 张隆溪在书中将“deconstruction”译作“消解批评”,为方便行文,本文统一为“解构批评”。

⑩ 据郭艳娟统计,米勒在1988—2012年先后18次往返于中美之间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参见郭艳娟:《附录一J.希利斯·米勒在中国(1988—2012)》。希利斯·米勒:《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国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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