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意逆志”辩证

黄鸿秋

“以意逆志”是由孟子在与其弟子咸丘蒙说诗的过程中提出的，是一个关于理解经典、进行文学批评的重要命题。自汉赵岐以来，历代不同身份和领域的论者都卷入这一问题的讨论，其中又以“意”的本意问题为讨论的焦点，并在清吴淇以后引发一场绵延数百年的争讼，迄今未能达成共识。一般认为学界对以意逆志之“意”的分歧，在于一派解为“读者之意”，①一派解为“文本之意”。②前者承自汉宋诸儒，自赵岐始，中经朱熹、姚勉、阎若璩、惠士奇、顾镇等人，迄于当代的读者之意派，形成读者之意的阐释序列。文本之意派是作为孟子本意的释读者，同时也是读者之意派的挑战者形象出现的，这种挑战同样不始于今人，清人吴淇已开其先。由吴淇而迄于今，形成文本之意的阐释序列。两派阐释从文学批评史及阐释学发展角度看都有其不可抹杀的历史地位和意义，然两种解释就其结论看似又是完全针锋相对的，彼此并无融通的可能。那么究竟哪一种解释，符合孟子“以意逆志”的本意？

在两种观点相持不下的情形下，一些学者企图通过语言学、思想文化史或孟子本人思想体系等层面切入对“以意逆志”之本意的探讨，产生诸如李壮鹰《“以意逆志”辨》、周裕锴《“以意逆志”新释》、周光庆《孟子“以意逆志”说考论》、刘运好《“以意逆志”说再考释》③等代表性论述。但这些论述的主要目标在于尽力证成某一派的观点或在阐释学基础上将二者融合折中，未能在对针锋相对的两派观点的深入考察和比较中形成真正有效的对话。也有部分论者关注到两派观念的复杂性并作出历时性梳理，如杨红旗《以意逆志与诠释伦理》、蔡宗齐《“以意逆志”说与中国古代解释论》④等，但这些论述聚焦的是不同阐释的形成历史及其背后广阔的思想文化语境，仍非基于孟子本意展开的全面考察。本文在重新检视相关材料的过程中发现，作为两派争讼起点的吴淇对于他所批判的对象的理解可能存在重要误差。这提示我们除了历来的语言学、思想文化史、孟子思想体系等角度，转从两派旧说的重新审视入手，深入体察两派所理解的对方观点的具体内涵及两派辩难、争讼的要点所在，或可成为解决孟子本意问题的另一条可行之路。

一、 争讼的原点

文本、读者两派关于“以意逆志”之本意的争讼之所以长期相持不下，很大程度上与两派论者对于“意”这一概念的使用互为参差、含混有关。因此对“以意逆志”之“意”的探讨应从对两派所用概念本身的界定开始。文本之意派认为所谓“文本之意”，即作品整体之意，而非作品中一字一词(即所谓“文”)之意，或一句数句(即所谓“辞”)之意，非任何片段之意。但根据进入实际的逆志活动与否，“文本之意”实又可分为尚无读者意识参与的“文本之意”即“纯文本之意”和已有读者意识参与的“文本之意”即“文本—读者之意”。同样地，所谓“读者之意”，从其与实际的逆志活动的关系看，也可分为阅读文本前的“读者之意”即“期待视野”或“读者先在之意”和已经阅读了文本的“读者之意”。但读者虽阅读了文本，实践中仍可能脱离文本的制约和规范作用而变成私意或臆度(无论有意无意)。相反，倘已读文本的“读者之意”在逆志活动中仍始终以作品整体之意为基础和依据，则是可能求得作者的“志”的。这时的“读者之意”就变成了读者—文本之意。孟子“以意逆志”之“意”不是任何片段式的“文辞之意”，是文本、读者两派都达成了共识的，因孟子本人在提出“以意逆志”命题的语境里就已明确表示不能“以文害辞，以辞害志”(《孟子注疏》5950)。故关于“意”的具体内涵实际上一共可以有五种，即纯文本之意、文本—读者之意、期待视野或读者先在之意、私意或臆度、读者—文本之意。这些内涵在后来文本、读者两派关于“以意逆志”的长期阐释史中几乎都出现了(详后)，并因着各自内涵的交叉含混而使得对于孟子本意问题的探讨变得更为复杂。因此对孟子本意的探讨，又宜从两派的争讼及各自的阐释入手。关于“意”的内涵的争讼最早是从清代的吴淇开始的。其《六朝选诗定论缘起》云：

诗有内有外。显于外者曰文曰辞，蕴于内者曰志曰意。此意字与“思无邪”思字，皆出于志，然有辨： 思就其惨淡经营言之，意就其淋漓尽兴言之。则“志”古人之志，而“意”古人之意，故《选诗》中每每以古意命题是也。汉宋诸儒以一志字属古人，而意为自己之意。夫我非古人，而以己意说之，其贤于蒙之见也几何矣。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或有方，或无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34)

这段论述中争讼得以产生的焦点在于“自己之意”与“古人之意”的矛盾对立。吴淇认为“意”是“蕴于内者”，即是基于诗之文本然又不限于文本的存在。由于“古人”已不可得见，故其所谓“古人之意”无疑是就诗歌文本中所呈现出来的“古人之意”而言的，实质是“文本之意”。这正是目前学界的文本之意派往往将源头溯至吴淇的原因。吴淇认为说诗者应以“古人之意”(文本之意)求古人之志，而非如汉宋诸儒“以己意说之”，否则与咸丘蒙说诗并无本质区别。那么咸丘蒙说诗是怎样一种性质？这就需回到《孟子·万章上》中“以意逆志”命题提出的原始语境：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己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孟子注疏》5950)

咸丘蒙通过引用《诗经·小雅·北山》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毛诗正义》994)一句向孟子发出“瞽瞍(舜父)之非臣”的疑问，孟子则转而批评他的引用体现出对《北山》诗旨的错误理解，认为诗人想表达的意旨是“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而非其所引句子的表面意思，并进而提出说诗不能“以文害辞，以辞害志”而应“以意逆志”的命题。咸丘蒙的引诗实际是春秋战国时期普遍流行的“赋诗断章，余取所求”(《春秋左传正义》4342)的方式，即可为了说明自己的问题而随意截取《诗》的相关片段来为我所用。这从用诗的角度看并无不妥，但从理解诗旨的角度看则显然是一种基于个人诉求的私意或臆度。吴淇认为汉宋诸儒“以己意说之”的行为与咸丘蒙并无二致，可见其所理解的汉宋诸儒的“自己之意”实即私意或臆度。这正是吴淇论述中“自己之意”能够与“古人之意”(文本之意)构成根本性对立，以及其整段论述得以成立的前提。

二、 “汉宋诸儒”观点重探

吴淇关于汉宋诸儒之“意”为私意或臆度的解读被当代的文本之意派充分继承下来，成为该派批评读者之意派的一个基本依据。如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修订版)：“关于以意逆志之‘意’，汉代的经学家和宋代的理学家普遍认为是说诗者自己的‘意’[……]但这样的解释是并不确切的，因为说诗者的‘意’因说诗者的不同而不同，这样评论作品就不会有客观标准，就难免会主观武断，牵强附会。”(54)阮国华《孟子诗说复议》：“赵、朱一派意见把孟子‘以意逆志’中的‘意’解释为说诗者之意，就无形中降低了孟子诗说的真实价值，抹杀了他大大超越于师亥、卢蒲葵的地方。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那仍然是先入为主式的说诗法。用这种方法解诗仍然不可能正确认识诗人的‘志’。”(143—44)。吴淇对汉宋诸儒的解读是意的内涵出现的根源，也是当代文本之意派与读者之意派分流、争讼的起点。

但问题在于，吴淇及当代文本之意派所理解的这种作为私意或臆度的“自己之意”是否就是“汉宋诸儒”的本意？这关系到吴淇以来的文本之意派与“汉宋诸儒”的对立是否成立的问题，也是我们得以最终解决孟子以意逆志之本意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吴淇所谓“汉宋诸儒”的具体所指已不得而知，但从以意逆志命题的阐释史看，无疑是以论说“以意逆志”最多、影响也最大的赵岐、朱熹、姚勉等人为主要对象的。当代文本之意派指认的所谓“汉代的经学家和宋代的理学家”“赵(岐)、朱(熹)一派”也证实了这点。那么赵岐、朱熹、姚勉等人所理解的“以意逆志”之“意”是否确如其反对派所指认的那样？下面试逐一分析这些人的相关论说。先看赵岐《孟子章句》中的注文：

文，诗之文章所引以兴事也；辞，诗人所歌咏之辞；志，诗人志所欲之事；意者，学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说诗者当本之志，不可以文害其辞，文不显乃反显也。不可以辞害志[……]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孟子注疏》5950)

首先应知“学者之心意”与“己之意”所指相同。由行文逻辑又知，“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的原因，在“人情不远”。然“人情不远”就能保证逆志必然“得其实”么？显然，“人情不远”并不意味着读者是同一的，不同读者之间仍有着出身经历、知识结构、理解力、感悟力等的多重差异，若各凭己意去逆，得出的“志”岂能全同？赵岐此处所谓“人情不远”实指读者与作者之间存在的最基本的沟通条件，如心性、族类、文化背景等，这只是命题得以存在的前提。这一前提不仅在孟子处早是不言而明的(不管其是否自觉到)，任何文学批评和阐释活动亦然，否则遑论文学批评或阐释活动，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沟通也难以进行。赵岐的论说乃是从以意逆志这一命题推广开去，挖掘到存在于命题之下更为深层的“人情”基础，这一基础当然是以意逆志命题得以成立的前提，但显然不是“以意逆志”之“意”内涵的具体所指。易言之，赵岐这段话只是简单地指出了“意者，学者之心意”“己之意”，但这个“学者之心意”“己之意”进一步看究竟是读者先在之意，还是私意或臆度，或是读者—文本之意，实际没有说明。这一说明是在赵岐同书的另一处即《孟子题辞》中给出的：

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其言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后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说诗也。今诸解者往往摭取而说之，其说又多乖异不同。(《孟子注疏》5793)

所谓“意”“其意”，皆是就作者或文本言之，显然是一种文本之意(作者之意)。“深求其意”云云，盖谓以意逆志原是通过深求作者或文本之意进行的，而非如今之解者一样，“往往摭取而说之”。当这种文本之意进入实际的逆志活动中与读者意识相结合，就变成了文本—读者之意。这应该才是赵岐对于以意逆志之“意”的确切解释。由此再反观前述赵岐所谓“学者之心意”“己之意”的说法，实质应是指已读文本且在逆志活动中始终以文本整体之意为基础和依据的读者之意，也即读者—文本之意。可见对于“学者之心意”“己之意”不能简单地就字面生义，以为是私意或臆度。而真正的私意或臆度是所谓“摭取而说之”，是为赵岐明确表示反对的。赵岐在《章句》注文、《题辞》中的两处说法看似矛盾，实则只是体认角度的不同而已。再看朱熹的论说：

文，字也；辞，语也；逆，迎也；《云汉》，大雅篇名也；孑，独立之貌；遗，脱也。言说诗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辞而已，则如《云汉》所言，是周之民真无遗种矣。惟以意逆之，则知作诗者之志在于忧旱，而非真无遗民也。(《四书章句集注》306)

自孔孟灭后，诸儒不子细读得圣人之书，晓得圣人之旨，只是自说他一副当道理。说得却也好看，只是非圣人之意，硬将圣人经旨说从他道理上来。孟子说“以意逆志”者，以自家之意逆圣人之志。如人去路头迎接那人相似，或今日接着不定，明日接着不定，或那人来也不定，不来也不定，或更迟数日来也不定；如此方谓之“以意逆志”。今人读书，却不去等候迎接那人，只认硬赶捉那人来，更不由他情愿。(《朱子语类》3258)

可见朱熹是与赵岐一样极力反对私意或臆度的。检朱熹著述所见涉及以意逆志命题者16条，⑤无不如此。其所谓“己意”“自家之意”，实指的是建立在作品文本之上的读者之意，但建立在作品文本之上仍可能拘泥字句，胶柱鼓瑟，“若但以其辞而已”，因此才特意强调逆志的过程中要虚心平气地“去等候迎接那人”，而不能“只认硬赶捉那人来”“自说他一副当道理”，否则就真成了私意或臆度了。在朱熹的论述逻辑里，仅仅阅读和把握文本是不够的，还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虚心平气，屏除成见才能“迎接”到作者的志，更遑论那种连书也“不子细读得”的“诸儒”的做法了。徐渭川认为：“意非意想之意，逆非億逆之逆；朱子所谓将自己的意思前面去等候是也。”(《四书讲义》引674)将朱熹的“将自己的意思前面去等候”放在与“意想”“億逆”相对立的位置，无疑是正确把握到了朱熹本意的。

朱熹所以被吴淇及其后继者误读，与其是从读者而非文本角度体认孟子以意逆志之“意”有关。因私意或臆度的体认角度同样是读者意识，这就极易造成阅读上的误导。尤为重要的是朱熹用语和概念使用上的含混、随便。如《语类》卷一一： “今人观书，先自立了意后方观，尽率古人语言入做自家意思中来。如此，只是推广得自家意思，如何见得古人意思。”(《朱子语类》180)又同书卷一三七：“偶然窥见圣人说处与己意合，便从头如此解将去，更不子细虚心，看圣人所说是如何。”(《朱子语类》3258)当朱熹表达的是建立在作品文本之上且是屏除成见的读者之意时，用的是“自家之意”“己意”等语词；当表达的是私意或臆度时，所用仍为“自家意思”“己意”，虽内涵相反而语面几乎全同，也就无怪乎招致后人的误读了。再看姚勉：

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文之为言，句也；意者，诗之所以为诗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者，志之所之也。《书》曰：“诗言志。”其此之谓乎？古今人殊，而人之所以为心则同也。心同，志斯同矣。是故以学诗者今日之意，逆做诗者昔日之志，吾意如此，则诗之志必如此矣。诗虽三百，其志则一也。虽然，不可以私意逆之也。横渠张先生曰：“置心平易始知诗。”夫惟置心于平易，则可以逆志矣。不然，凿吾意以求诗，果诗矣乎！”(《雪坡集》252)

姚勉同样是读者之意派所谓的“汉宋诸儒”的一员，则其“意”为私意或臆度，可能的依据是文中“学诗者今日之意”一语。但按之“虽然，不可以私意逆之也”后半段，又分明可见姚勉反对私意或臆度的立场。实则姚勉“以学诗者今日之意，逆做诗者昔日之志”的论述，是建立在前面所谓“古今人殊，而人之所以为心则同”的基础上，因此“今日”之“学诗者”与“昔日”之“做诗者”虽时空悬隔，而仍可以沟通理解，做到“吾意如此，则诗之志必如此”，乃至得出“诗虽三百，其志则一”的结论。这与赵岐所谓“人情不远”说大同小异，都是指命题之下更为深层的“人心(情)”基础，但并不是“以意逆志”之“意”内涵的具体所指。相反，姚勉揭举“以意逆志”之“意”是在本段一开始引用孟子原话之后的“意者，诗之所以为诗也”一句，而这恰指的是与文本之意派观点相同的作者之意(文本之意)，而非私意或臆度。

三、 读者之意派的演变

上文重新考察了“汉宋诸儒”所理解孟子之“意”的内涵，发现并非吴淇及其后继者所理解的私意或臆度。同时也看到汉宋诸儒所谓“学者之心意”“己之意”“己意”“自家之意”“学诗者今日之意”等说法虽仍有着深刻的文本基础，但体认角度则明显是从读者方面作出的，这就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了。读者意识作为接受主体本有主动性，这不是文本所能完全控制的；而文本的意蕴亦非完全确定，不等于语面之意，因此才有孟子所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之说。以一有充分主动性的读者意识，依据一很可能言不尽意、意蕴不完全确定的文本去逆求作者之志，则结果可想而知。宋儒已深刻意识到这一点，故而提出了一些预防措施。但两方面的不确定性中，文本意蕴的不确定性是无法预防的，因为文本已定，读者当然不能篡改文本；唯一可预防的只有读者意识。宋人正是在这一方面作出很大努力，此即所谓“置心平易”说：

置心平易始通诗，逆志从容自解颐。文害可嗟高叟固，十年聊用勉经师。(张载288)

在另一处《经学理窟·诗书》中张载又云：“古之能知诗者，惟孟子为以意逆志也。夫诗之志至平易，不必为艰险求之。今以艰险求诗，则已丧其本心，何由见诗人之志。”(张载90)此后“置心平易”说遂成为以意逆志阐释史中宋人普遍接受的一个观念。吕本中、郑樵、胡仔、吕祖谦、林、吴曾、真德秀、王柏、辅广、姚勉等皆曾称述其说加以肯定，至以为“不易之论”(辅广288)。朱熹亦多次论及置心平易在逆志活动中的重要性，如《答胡伯逢》：“大抵读书须是虚心平气，优游玩味，徐观圣贤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后随其远近浅深、轻重缓急而为之说。如孟子所谓‘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晦庵先生》2149)《朱子语类》：“此(以意逆志)是教人读书之法： 自家虚心在这里，看他书道理如何来，自家便迎接将来。”(1359)总之，对读者意识加以“置心平易”的限制，是宋人阐释以意逆志命题的共识，⑥而“置心平易”的根柢仍在于文本。这可从朱熹的一段话中见出：

《诗》、《易》之类，则为先儒穿凿所坏，使人不见当来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种功夫，直要人虚心平气，本文之下打迭交空荡荡地，不要留一字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晦庵先生》2213)

“虚心平气”一面指荡涤先儒穿凿之旧说，不使己之意识为其所拘，一面又必须“唯本文本意是求”，如此乃可得“圣贤之指”。可见宋人所谓“虚心平气”“置心平易”说仍是有着深刻的文本基础的，实质是一种读者—文本之意，只是对读者意识中可能存在的私意或臆度倾向进行了限制而已。

但由于自赵岐、朱熹以来已形成从读者角度体认孟子之“意”的格局，读者意识成为一个显性的存在，而本来作为读者意识之基础并深刻制约着读者意识的文本却渐退居幕后，成为一个隐性的存在。尤其宋儒提出“置心平易”说，虽目的仍在于求得作者之志，但因焦点已完全转至读者意识，相关论说也几乎是围绕着读者意识展开的，因此俨然已将孟子的以意逆志转变为一个以接受主体为论说中心的议题，而原命题中作为基础存在的文本及其他要素(如“逆”)就日益隐晦。这是关键的一步，因明清以来读者之意派对“以意逆志”的阐释正是沿着汉宋诸儒这一方向推衍开去，并因此导致原命题中“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的投注焦点被移除。尤为关键的是不再明确地对“以意逆志”之“意”加以“置心平易”的限制，而代之以“以世补意”：

以意逆志，须的知某诗出于何世与所作者何等人，方可施吾逆之之法。[……]不然空空而思，冥冥以决，岂可得乎？纵得之恐亦成郢书燕说而己矣。《诗集传》病多坐此。(阎若璩，《尚书古文》570—71)

孟子所谓“以意逆志”者，谓既知其事又知其人，然后以我之意逆彼之志，乃为得之。如不知其事与其人，而徒以意逆，未有不失者也。(惠士奇，《惠氏春秋说》747)

说诗者必以意逆志。然古人之志，又各有所在。苟不知其人之生平若何，与其所遭之时世若何，而漫欲以茫然之心逆古人未明之志，是亦卒不可得矣。故欲知古人之志，又必须先论古人之世。(佚名，《杜诗言志》5)

明清读者之意派的一个基本倾向是将“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联系起来，以前者作为后者的前提补充进去。应该说，这种做法已非单纯的就命题论命题，而是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谈论一种恰切的理解作者的途径。孟子以意逆志命题原是在解读一个具体文本(《北山》)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个具体文本当然是读者进行“以意逆志”的核心依据，但若因此认为读者只需这一个具体文本就足矣，那么逆志活动的受限性又是显而易见的。因不借助于除此具体文本之外的一切与该作者或文本相关的其他作品、文献记载乃至各种非文本的途径(如出土实物、口头传说)，读者对作者的总体了解必定少之又少，自然也就极大阻碍了逆志活动的有效进行和成功。相反，孟子在另一处提出的“知人论世”命题则不限于一个具体文本乃至文献记载本身，故而将这一命题引入进来以与“以意逆志”结合、补充，自然更有利于完成理解作者的任务。因此，至少在“理解作者途径”这一前提上，明清读者之意派比起没有展开“以世补意”工作的汉宋诸儒及孟子本人都前进了一大步。也因此这一做法为现当代学者所充分继承，成为以意逆志阐释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但要注意的是，明清读者之意派将“知人论世”补充进来作为读者“以意逆志”的基础，是基于没有“知人论世”约束的“以意逆志”会变成“徒以意逆”“茫然之心”“空空而思，冥冥以决”这样一个前提。“徒以意逆”“茫然之心”“空空而思，冥冥以决”当然不可能求得作者的志，相反还成了所谓“未有不失者”乃至“郢书燕说”的根源。但问题在于《孟子》中的“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原是出自两个不同语境的不相干命题，并非清人以为的所谓“特著其说以防之”(顾镇384)；以意逆志命题在原来语境中就已是自足和成立的。明清人将“知人论世”作为先决条件补充进来固然拓宽了理解作者的途径，但在补充的前提上却相当于否定了以意逆志命题本身的自足性和有效性，这显然是不符合孟子原意的。他们不再是像宋人一样继续在以意逆志命题内部强调“置心平易”的重要性及“本文本意”的制约作用，而是从孟子另外的论述中补进去一个“知人论世”的全新基础，结果是反而进一步放大了读者意识中的不确定性，淡化了宋儒限制“己意”的努力。

明清读者之意派这种理解的产生与时人对两宋解诗解经风气的批判态度有关。由于宋人解诗解经多有不恰切乃至六经注我之处，无论有意无意，客观上是造成了对诗意和经意的偏移乃至背离。尤其是在实学回归、宋学被重新审视和质疑的语境中，清人关注“以意逆志”往往带有对宋学以己意牵合经意的批判性立场，如上引阎若璩在述毕“以意逆志”后仍不忘批评朱熹“《诗集传》病多坐此”即是如此。吴淇对宋儒“自己之意”的批判亦是基于同一立场。不同在于吴淇据以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文本之意”，明清读者之意派则是“以世补意”而已。

明清读者之意派所谓“徒以意逆”“茫然之心”“空空而思，冥冥以决”的理解成为孟子以意逆志阐释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民国以来对孟子命题持批判态度的一派多是承此而来，但更加坐实了对“以意逆志”之“意”的指认和批评。如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所谓以意的意，本是漫无定准的，偶一不当，便不免穿凿附会，成为过分的深求。”(郭绍虞33)宋尚斋《论孟子的诗说》：“对诗意的理解，要受到读者‘意’的制约，而‘意’又是读者的主观思想，所以‘以意逆志’就很容易陷入主观臆断。”(“论孟子”325)甚至径直将“以意逆志”等同于“断章取义”，如禹克坤《“以意逆志”辨》：“在孟子当日，《诗经》被当作经典，赋诗引诗，断章取义已成风气。孟子以思想家说诗，也不能脱逃其外。因而他提出的‘以意逆志’，实是‘断章取义’的理论概括。”(145)但事实上孟子的以意逆志恰是针对弟子咸丘蒙的断章取义提出的。至于孟子本人“也不能脱逃其外”，只能说明孟子本人亦深受断章取义“风气”的影响而没能时刻遵守他所提出的以意逆志，却不能说明以意逆志本身是错的。

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伽达默尔阐释学的传入和影响使得当代的读者之意派有了全新发展。由于获得来自西方系统理论的加持，读者之意派在前人已将“以意逆志”转为以接受主体为论说中心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命题解为读者接受理论或读者反应批评。相应地对于“意”的解释也出现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 一是将其解为动词“意”，如赖力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意’就是意料、意想、揣测、体悟的心理活动；就是古人所谓臆解、心解”(112)，王先霈《圆形批评论》“《孟子·万章》中所说的‘意’，并非志意之意，而是意度之意”(103)。这都是受西方阐释学影响，企图进一步扩大、强化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结果；二是将其解为“期待视野”或“解释者心灵中先在的意”，如谢建忠《中国文学批评史述略》“所谓‘以意逆志’，‘意’指阐释者的主观意志(或者说阅读文学作品者的期待视野)”(21)，周光庆《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以意逆志’说的‘意’，是解释者心灵中先在的‘意’[……]它是读诗以‘逆志’的主观条件与活动起点，其内容也包括知识结构、认识能力和期待视野等等”(358)。应该说，孟子以意逆志命题本身是包含了文本已读这一前提的，孟子批评咸丘蒙解诗错谬并亲自示范以意逆志，无疑是以“文本已读”这一先在事实为基础的，否则遑论以意逆志，即咸丘蒙的断章取义亦无从进行。当然论者的本意并非认为孟子是以这一“心灵中先在的意”或“期待视野”去逆志，而是认为与文本结合的读者意识是带着其“先在的意”或“期待视野”进来的，这固然不谬，但就对“意”本身的理解而言却并不符合孟子的本来语境。这种理解实际是在西方阐释学和读者接受理论影响下，将汉宋以来的读者体认角度推激到极端的产物。

四、 文本之意派辩

吴淇既是作为“汉宋诸儒”的挑战者，同时也是作为孟子以意逆志本意的阐释者出现的。他在将汉宋诸儒之“意”解为私意或臆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应以“古人之意”(文本之意)求古人之志的新的解诗路径，并因此导致读者、文本两派长达数百年的纷争。但上文的考察已表明，读者之意派实则经历了一个颇为复杂的嬗变过程，并表现出“汉宋诸儒”与明清尤其当代读者之意派相当不同的两种倾向。明清读者之意派“以世补意”的工作导致其论述中“置心平易”和“本文本意”限制的消隐，促使命题中“意”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被进一步放大；接受了西方阐释学及读者接受理论影响的当代读者之意派则沿着这一脉络进一步将“意”解为“期待视野”“解释者心灵中先在的意”“意料、意想、揣测、体悟”“臆解、心解”，乃至径直视为“断章取义”的同义词。显然，明清和当代读者之意派所理解的这种“意”才是吴淇所谓“自己之意”的真正所指。而“汉宋诸儒”对孟子之“意”的体认虽亦是从读者角度作出，但并非私意或臆度，而是一种始终“唯本文本意是求”的读者—文本之意，这与吴淇所谓“古人之意”(文本之意)在进入实际的逆志活动后变成的文本—读者之意并无矛盾，反而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易言之，吴淇对“汉宋诸儒”的批评实际是基于他对汉宋诸儒的误读出现的，而他真正的批评对象，从整个以意逆志的阐释史看，应是明清尤其是当代读者之意派中将“以意逆志”等同于“断章取义”的那种理解。

读者、文本两派之争虽始于吴淇，但将孟子以意逆志之“意”解为文本之意则早在吴淇之前已出现。如南宋初张栻《癸巳孟子说》即云：“以意逆志者，谓以其意之见于辞者，而逆夫其志之存于中者，如此则其大指可得也。”(455)“其意之见于辞者”无疑指的是“文本之意”。这一解释路径已昭示出与赵岐及此后的朱熹等“学者之心意”“自家之意”“己意”不同的取向。唯因辩难始于吴淇，故论者多对吴淇以前的文本之意说有所忽略而已。

正如吴淇对“汉宋诸儒”的批评一样，吴淇本人所提出的“古人之意”的新解也遭到了来自对手当代读者之意派的两种主要批评和质疑。一种批评来自“古人之意”概念的合法性：

这种解释颇有令人疑惑处。固然，《说文》“志”、“意”互训，“志，意也”，“意，志也”，二者往往通用，但在特定的语境中，特别是在一句之中对举时，其含义即已有了一定的差别。而吴淇把“意”解释为“古人之意”，认为“志古人之志，而意古人之意”，这样一来，即使得“志”与“意”完全成为同意反复，也否定了“说诗者”的作用，消解了“逆”的环节。故无论就“以意逆志”的字面义还是孟子本义而言，均难圆通。(尚永亮 王蕾42—43)

实则吴淇在一开始的论述中(已见前引)即已对同样“蕴于内者”的志与意作了双重层级的区分，认为意“出于志”，是志“淋漓尽兴”表现出来之后的结果，二者并非等同，更非所谓“完全成为同意反复”。也正因此，读者才可能“以意为舆，载志而游”，“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此后的论述中，吴淇更是亲自对《北山》诗的解读做出示范，认为：“不得养父母，其志也；普天云云，文辞也。‘莫非王事，我独贤劳’，其意也。其辞有害，其意无害，故用此意逆之，而得其志在养亲而已。”(吴淇34)论者以《说文》“志”“意”互训通用来理解吴淇的相关论述显然是不妥的，吴淇的论述里“意”与“志”本来就“有了一定的差别”。

另一种批评来自对“读者意识”参与的忽视：

吴淇等人的理解着力于作者思想感情物化前后的区分，称被语言形象物化前的思想感情为“志”，显示在作品形象中的意义为“意”；“以意逆志”就是通过作品形象中的意义去探取诗人之志。这种解释忽视了作品意义的释放与读者意识参与之关系的考察，肯定作品的意义是等待高明的读者去发现的既定的客观的东西。这显然不符合文学阐释活动的实际情况。(赖力行111—12)

实际上，吴淇论说的焦点是“意”，批评者用以指责吴淇的“作品意义的释放”“文学阐释活动的实际情况”却是就整个以意逆志活动而言的，其间的对话逻辑并不对接。因在文本之意派看来，读者意识的参与是由“逆”而非“意”作出的。“逆”是动词，是可变的，“逆”才是要求读者充分发挥意识和主观能动性的所在。因此以意逆志命题中，“文学阐释活动”“作品意义的释放”的关键在“逆”不在“意”。检学界对孟子以意逆志命题及吴淇的阐释中忽视读者意识的批评，多是一种逻辑不对称的指责。

五、 以意逆志的本意

梳理了读者、文本两派关于“意”的多重复杂内涵及其辩难过程，我们重新进入孟子以意逆志之本意这一老生常谈问题就有了坚实的基础。“意”是“期待视野或读者先在之意”“私意或臆度”，这两种解释虽在以意逆志阐释史上一度出现并影响极大，但在孟子命题本来语境中的荒谬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上文的辨析过程中即已被我们排除出去。则值得考察的唯有来自文本之意派的纯文本之意、文本—读者之意以及来自读者之意派的读者—文本之意三种。纯文本之意是就文本之意尚未被读者意识参与进来而言的，一旦进入实际的逆志活动中必然转为文本—读者之意。因此真正值得考虑的实际只有文本—读者之意与读者—文本之意。那么究竟哪一种是孟子以意逆志之“意”的本意？

首先应知，所谓文本—读者之意与读者—文本之意，实质指的都是读者之意与文本之意彼此融合之后形成的、缺一不可的整体，二者的内涵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只是一从文本之意的角度进行体认，一从读者之意的角度进行体认罢了。我们之所以说吴淇对“汉宋诸儒”的批评是误读，原因就在于汉宋诸儒“唯本文本意是求”的“学者之心意”“自家之意”“学诗者今日之意”与吴淇本人所谓的“古人之意”在进入实际的逆志活动中后，实际都会变成由“读者之意”与“文本之意”彼此融合而成的、缺一不可的整体，二者从根源上就不构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因此自然也就无所谓争讼了。

但吴淇与汉宋诸儒体认角度的不同又是确实存在的。这就使得讨论汉宋诸儒与文本之意派的理解何者符合孟子本意，变成了究竟是读者的体认角度还是文本的体认角度才是孟子本意的问题。而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得不出答案的。“以意逆志”是孟子针对弟子咸丘蒙说诗断章取义而提出的一个关于文本解读的释义学命题。这一命题的最终目的在于逆得作者的志，因而读者意识在命题里不能随意发挥，而是必须始终围绕着文本这一依据及求志这一目的进行，否则即成吴淇所批评的私意或臆度。因此，假定孟子是从读者角度进行的体认，这一读者意识也必定是始终以文本和求志为指导及归依的读者之意，亦即读者—文本之意；假定孟子是从文本角度作出的体认，这一文本之意在进入实际的逆志活动中后又必然因着读者意识的参与而被转化为文本—读者之意。文本—读者之意与读者—文本之意体认角度有别而实质并无不同，在此种情况下，认为孟子是从读者角度体认的一派，显然不能驳倒认为孟子是从文本角度体认的一派；认为孟子是从文本角度体认的一派，同样不能驳倒认为孟子是从读者角度体认的一派，因二者本无根本的矛盾，在这一命题中都是成立的，因而也都是可以的。这就是我们无法得出孟子本人的确切看法的原因，也是历来读者、文本两派争持不休、迄今不能互相说服的原因。但孟子本人的答案虽不可知，这一答案又是根本不重要的。因不管孟子体认的是读者还是文本角度，都不能改变其“意”为一种读者之意与文本之意彼此融合之后形成的、二者缺一不可的整体这一事实，这才是理解孟子本“意”的关键。

余 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意逆志说因受西学理论的影响而被解为读者接受理论或读者反应批评，这是一种以读者为中心的阐释模式，强调读者主体及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认为作品意义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而读者意识充分参与了这一过程中作品意义的重构和再创造。孟子以意逆志之“意”的体认角度虽不可确定，但确实存在读者体认的可能，且此后的汉宋诸儒已明确将命题转为以接受主体为论说中心的议题。故在此一意义上，将孟子的以意逆志命题与西方阐释学相沟通，进而追溯其为中国的读者接受理论或反应批评的源头并无不可。但也应看到这一意图虽善，却是不尽符合孟子本意的，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一贯的解释原则相背离。汉宋诸儒虽将“以意逆志”之“意”体认为读者角度，却力图通过“置心平易”说的构建最大限度地控制读者意识中的不确定因素；明清读者之意派虽将“以意逆志”之“意”解为并不符合孟子本意的“徒以意逆”“茫然之心”“空空而思，冥冥以决”，本身却是对这种“意”一致表示批评和反对的；以吴淇为代表的文本之意派尤将关注的焦点完全放在文本之意而非读者意识上。他们对“意”的解释无论如何不同，却都延续了以意逆志这一命题，同时也是延续了中国传统释义学中追求作者本意的一贯原则。易言之，“以意逆志”作为一种以作者为中心的阐释模式，原与西方的读者接受理论或反应批评有着本质不同，其中的读者意识是始终为文本及追求作者本意的终极目的所制约和规范着的，并非以读者的重构乃至再创造为宗旨。传统释义学中另有一派与西方阐释学或读者接受理论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即“六经注我”(《陆九渊集》522)、“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复堂词话》3993)的一派。这一派的理论资源才是建立中国自己的阐释学或读者接受理论的基石，而孟子的以意逆志命题不在其内。

注释[Notes]

① 如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孟子始言以意逆志，始挟数百年后之意，求数百年前之志，其运用更进一步。”(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6页；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从孟子的思想体系及他说诗的状况看，这个‘意’乃是指读者之意。”(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6页。

② 如敏泽《中国文学批评史》：“这句话中的‘意’，究竟是说诗者的，还是作者的？应该说，后一种理解更切合实际，也更符合孟子的原意。”(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6页；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意’指作品之意旨，‘志’指作者的思想。”(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16页。

③ 以上诸文分见《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2辑)(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8—40页；《文艺理论研究》6(2002)： 71—78；《孔子研究》3(2004)： 24—34；《先唐文史考论》(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5—27页。

④ 杨红旗《以意逆志与诠释伦理》(成都： 巴蜀书社，2009年)，第1—318页；蔡宗齐《“以意逆志”说与中国古代解释论》，《岭南学报》1—2合刊(2015)： 139—61。

⑤ 据杨红旗《以意逆志与诠释伦理》(第116页)统计，朱熹著述引用、解释“以意逆志”命题者共16条，其中《论孟精义》4条，《四书章句集注》1条，《晦庵集》3条，《朱子语类》8条。

⑥ 关于宋人“置心平易”的共识，详参杨红旗《以意逆志与诠释伦理》第二章《拓展： 己意与平心的诠释之路》，第76—96页。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佚名： 《杜诗言志》。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

[Anon.CommentsonDuFu’sPoetry.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3.]

辅广： 《诗童子问》，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4册。台北： 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71—419页。

[Fu, Guang.Boy’sQuestionsaboutThe Book of Songs.TheCompleteCollectionoftheFourTreasuries. Vol.74.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6.271-419]

顾镇： 《虞东学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9册。台北： 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71—774页。

[Gu, Zhen.LearningtoWritePoemsinYudong.TheCompleteCollectionoftheFourTreasuries, Vol.89.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6.371-774]

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0年。

[Guo, Shaoyu.AHistoryofChineseLiteraryCriticism. Vol.1.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惠士奇： 《惠氏春秋说》，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78册。台北： 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27—988页。

[Hui, Shiqi.Talkson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TheCompleteCollectionoftheFourTreasuries. Vol.178.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6.627-988]

焦循： 《孟子正义》。北京： 中华书局，1987年。

[Jiao, Xun.TheTrueMeaningofMenciu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7.]

孔颖达： 《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册。北京： 中华书局，2009。

[Kong, Yingda.TheTrueMeaningofMao’sEditionofThe Book of Songs.ThirteenConfucianClassicswithAnnotationsandCommentaries. Vol.1.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9.]

赖力行：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Lai, Lixing.AncientChineseLiteraryCriticism. 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1.]

陆九渊： 《陆九渊集》。北京： 中华书局，1980年。

[Lu, Jiuyuan.CollectedWorksofLuJiuyu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陆陇其： 《四书讲义困勉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9册。台北： 商务印书馆，1986年。

[Lu, Longqi.LectureNotesonThe Four Books.TheCompleteCollectionoftheFourTreasuries, Vol.209.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6.]

孟轲： 《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第5册，赵岐注，孙奭疏。北京： 中华书局，2009。

[Mencius. MenciuswithAnnotationsandCommentaries.ThirteenConfucianClassicswithAnnotationsandCommentaries. Vol.5. Eds. Zhao Qi and Sun Sh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9.]

敏泽：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修订版)。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

[Min, Ze.AHistoryofChineseLiteraryTheoryandCriticism(RevisedEdition). Changchun： Jilin Education Press, 1993.]

阮国华：“孟子诗说复议”，《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九辑)。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38—153页。

[Ruan, Guohua. “Revisiting Mencius’ Poetics.”ResearchesonAncientChineseLiteraryTheory. Vol.9.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4.138-153.]

尚永亮 王蕾：“论‘以意逆志’说之内涵、价值及其对接受主体的遮蔽”，《文艺研究》6(2004)： 42—50。

[Shang, Yongliang, and Wang Lei. “On ‘Tracing back Intent through Understanding’： Its Implication, Values, and Concealment Effects on the Audience’s Subejctivity.”Literature&ArtStudies6(2004)： 42-50.]

宋尚斋：“论孟子的诗说”，《语言文化教学研究集刊》(第二辑)。北京： 华语教学出版社，1998年。第320—29页。

[Song, Shangzhai. “On Mencius’ Poetics.”BulletinofResearchonLanguageandCultureTeaching. Vol.2. Beijing： Sinolingua Press, 1998.320-29.]

谭献： 《复堂词话》，《词话丛编》第63种。北京： 中华书局，1986年。

[Tan, Xian.CommentariesonCi-PoetryfromFutang.ASeriesofCriticismonCi-Poetry. Vol.63.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王先霈： 《圆形批评论》。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Wang, Xianpei.CircularCriticism. 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4.]

吴淇： 《六朝选诗定论》。扬州： 广陵书社，2009年。

[Wu, Qi.CritiqueofSelectedPoetryduringtheSixDynasties. Yangzhou： Guangling Publishing House, 2009.]

谢建忠： 《中国文学批评史述略》。成都： 巴蜀书社，2005年。

[Xie, Jianzhong.ABriefHistoryofChineseLiteraryCriticism. Chengdu： Bashu Publishing House, 2005.]

阎若璩： 《尚书古文疏证》。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Yan, Ruoqu.Ancient-textShangshuwithAnnotationsandCommentaries.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7.]

姚勉： 《雪坡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4册。台北： 商务印书馆，1986年。

[Yao, Mian.CollectedWorksofXuepo.TheCompleteCollectionoftheFourTreasuries, Vol.1184.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6.]

禹克坤：“‘以意逆志’辨”，《读书杂志》10(1985)： 144—45。

[Yu, Kekun. “Comments on ‘Tracing back Intent through Understanding’ (Yiyinizhi).” Reading Magazine 10(1985)： 144-45.]

张栻： 《癸巳孟子说》，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9册。台北： 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21—551页。

[Zhang, Shi.TalksonMenciusin1173.TheCompleteCollectionoftheFourTreasuries, Vol.199.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6.321-551]

张载： 《张子全书》，《万有文库》第2集。北京： 商务印书馆，1935年。

[Zhang, Zai.TheCompleteWorksofZhangZai.All-EncompassingLibrary. Vol.2.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5.]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北京： 中华书局，1983年。

[Zhu, Xi.TheFourBookswithCollectedAnnotation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 《朱子语类》，黎靖德编。北京： 中华书局，1986年。

[- - -.AnalectsofZhuzi. Ed. Li Jingd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 -.AnthologyofZhuXi.TheCompleteWorksofZhuXi. Vol.22.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2.]

周光庆： 《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北京： 中华书局，2002年。

[Zhou, Guangqing.AnIntroductiontoClassicalChineseHermeneutic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2.]

左丘明： 《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第4册。北京： 中华书局，2009。

[Zuo, Qiuming.TheTrueMeaningofZuo’sEditionof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ThirteenConfucianClassicswithAnnotationsandCommentaries. Vol.4.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