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鲁迅研究从“思想”向“精神”的转变——以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为中心

王 健 陈国恩

在当下鲁迅研究界，“精神”一词出现得堪称高频，随手摘拾，便有《荒野过客： 鲁迅精神世界探论》(孙玉石)、《探索者的精神形象》(孙郁)、《鲁迅与“五四”精神》(杨义)等，不胜枚举。张梦阳对鲁迅学的定义同样是以“精神”为核心：“鲁迅学史就是这门学科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的缘起、发展史，核心问题的不断追究史，对鲁迅这个人的研究史，以及学史发展过程中的精神文化背景的转换、变迁史。”(李梦阳23)据此说“精神”是当下鲁迅研究的核心词汇并不为过。但一直到80年代前期，这个词都不如“思想”更受学界重视，这不仅在于毛泽东对鲁迅“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定位，还在于这个概念辐射到了革命年代所建立起的政治话语体系。从“思想”到“精神”此消彼长的过程本就是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其中包含了研究范式的转换。探索两种范式之间究竟是通过哪些途径完成转变的，就构成了本文写作的核心问题。

关键词转变的背景是新时期政治的转向，本文将集中于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 〈呐喊〉〈彷徨〉综论》(以下简称《镜子》)一书来解读这种转变的问题脉络，其原因在于： 首先王富仁是转折期鲁迅研究中公认的名家，凡后晋学者对鲁迅学进行梳理，他都是绕不过的人物。《镜子》一书又是王富仁80年代鲁迅研究的代表作，具有鲜明的典型价值；其次是王富仁常用的关键词是“思想”而非“精神”——这在当时也是个被普遍使用的概念。①但有意思的是，他认为自己的思考是在“思想”方面取得了突破，但后来的“精神”论者也能在他这里找到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说，《镜子》可以被看作是转换的一个枢纽，也能为本文论题的展开提供契机。

一、 “唯物主义”的伦理维度

鲁迅研究在新时期承载着不一样的意义： 借助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说法，“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从瞿秋白、冯雪峰到石一歌、梁效，再到陈涌、李何林等，虽有诸多争论，但学界总体上已将对鲁迅的阐释植入到了政治革命的进程之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小学教育对鲁迅文章的大量采用使得人们对他比较熟悉，也使其政治化的解读方式有了广泛的传播。由此塑造出的鲁迅思想就成了一个体系化的存在，它体现着新文化的发展方向，以至于新时期的政治改革，需要将自身纳入鲁迅的思想体系当中去才能获得文化的合法性。与此相应，新时期对鲁迅思想的重新阐释也成了一个经由政治立项的学术工程，这促进了其研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繁荣： 1976年由鲁迅纪念馆主办的《鲁迅研究资料》创刊，为重新阐释提供了大量的材料；②1977年重新复出的胡乔木挂帅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编辑工作；1978年6月李何林先生在五届二次人大会议上提案，试图组织人力编辑《鲁迅大辞典》以及成立全国性的鲁迅研究所；1980年由鲁迅研究学会主办的《鲁迅研究》创刊，一时间成为研究界的风云刊物。如是种种，可以说，这段时期对鲁迅的重新阐释，是政治倡导和学者参与共同推动的一项学术工程。

细究革命时期的鲁迅“思想”体系，其概念或者说内在的脉络大致如此： 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为核心，经历了“从进化论发展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发展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真正友人”(《〈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历程，奋斗的最终方向是共产主义。将鲁迅的“思想”化的过程也是将之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其中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就体现在对唯物主义的阐释中： 唯物主义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物质(或现实事件)的认识需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做基础，最终需要通向更宏大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此，“精神”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向所形成的硬骨头气质。这里突出的是认知由内向外的逻辑，这需要学者不断调整内在，与外在政治路径保持一致。新时期对鲁迅思想体系的改造，最先来自对内在唯物主义观念的调整。在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的社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唯物主义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被刻意强调了出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就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观点，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在这里，辩证唯物主义重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 历史的真理需要通过面向现实的内在辩证去认识、去检验，内在的一面被强调以后，“有待检验的认识”就覆盖了“被检验过的真理”，外在的政治改革与内在的思想变迁结合在了一起，新的唯物主义论便由此肇始。

变化体现到同时代的鲁迅研究中，即表现为对其“思想”体系中唯物主义方法的重新思考。陈涌在1978年的论文《关于鲁迅的思想发展问题》中以对唯物主义的呼唤作为结尾：

目前对于鲁迅早期思想性质、进化论在鲁迅早期思想上的意义和作用、鲁迅早期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因素、怎样确定鲁迅的思想转变，这些有着意见分歧的问题，都只有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才有可能得到真正解决。也只有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才能在这些问题解决以后继续深入研究。许多事实都可以说明，提高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水平，是提高鲁迅研究工作水平的关键。(5)

陈涌借这种新的历史唯物主义进入鲁迅“思想”，表达出的是对重构其内在认知逻辑的呼唤，强调的是探索现实而非符合历史。这种方法论放大了内在探索的一面，暗合了社论中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强调。此后数年，这种新的唯物主义方法迅速扩散到了其他研究： 比如钱碧湘在《鲁迅研究年刊》对20世纪80年代鲁迅研究做的总结中，就将唯物主义等同于实事求是的态度：“学术论争趋于活跃，自由讨论的风气正在形成。庸俗的、实用主义的研究作风被鄙弃，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鲁迅研究年鉴》128)1980年4月李何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集的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的筹备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敢不敢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鲁迅”的发言，也认为：“我们在鲁迅研究中的矛盾、看法的不一致，以及不实事求是，不用历史唯物主义等等，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是，我们也还是要坚持真理，决不能看风使舵。哪怕是学一点点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我看也是应该的。”(4)在这些研究中，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被进一步落实到了确立新的认知态度上，以内在的认知去调整外在的新文化路径，在二者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这与时代政治的改革要求是相一致的。对鲁迅研究的调整也包含着对文化方向的调整，二者同时面临清理积弊、重焕生机的任务。借助对新的唯物主义方法的呼唤，研究者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是坚持鲁迅研究的方向，回应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神化”的质疑，王得后曾在《所谓“神化”鲁迅》一文中指出，鲁迅并不是被神化，而是被歪曲了，成了一些人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鲁迅所承载的方向仍是合理的，但我们却需要厘清这方向中“左倾”路线的影响(《鲁迅研究》7)；另一方面是调整鲁迅研究的“思想”结构。基于新的唯物主义的内在认识逻辑，他们试图迅速使研究为改革的政治合法性提供助力。这两项目的为鲁迅研究带来了两个显著的变化。

第一是阐释鲁迅的路径发生了变化。许多学者借唯物主义重塑鲁迅思想的价值，经由对左倾政治的反思，将批判的重点从社会—政治的层面转向了思想—伦理的层面。许杰曾有过这样的表达：“所谓科学，也只是实事求是，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实实在在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那些提倡‘群言堂’的人，主张‘群言堂’的人，自己却在实行‘一言堂’。他们好像在说，只有我一个人说了一句话才可算数。而他的一句话，才是真理，才是圣旨，而且是衡量真理的标准。”(《学术月刊》5)这是个鲜明的例子，许杰把“实事求是”从对政治道路的坚持转向了对知识分子伦理的塑造。实事求是等同于“讲真话”，其重心就从对政治方向的学习要求挪向了知识分子的伦理塑造。这种伦理的转向也延展在王富仁的思考之中，只是他将问题处理得更加宏大：“我认为恰恰是在《呐喊》、《彷徨》的现有面貌下，而不是在另一种面貌下，才真正深入地反映了历史的本质真实，并能启示我们，中国无产阶级应该不断发展自己的思想力量，并以独立的崭新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力量出现在清除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影响的斗争中。”(《镜子》54—55)王富仁将这种伦理转向安置到了反封建的思想脉络里，将对知识分子的伦理要求挪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无产阶级群体的认识问题，“讲真话”的价值也由此汇入到“认识现实”，继而“清除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影响的斗争”的进程中去。借助这一目的返回鲁迅研究，即“回到鲁迅中去”这一口号的意义所在。

第二是材料性的研究明显增多。这个现象的产生部分基于政治转变的需要： 要调整鲁迅思想中体现出的新文化方向，就要对他重新阐释，而阐释则需要大量新的材料作为支撑。新时期兴起过一段材料热，此时不断开掘出的回忆录、访谈、佚文、生平考据乃至外国研究的材料，都支撑了对鲁迅的新的阐释。借助于新的唯物主义方法的庇护，大量为以往思想范式所不能容纳的材料被开掘出来，它们为政治转型背景下鲁迅研究的变化提供了助力。

二、 借认识论而转向

要了解王富仁在这场转向中的贡献，需要我们将视角集中于他的《镜子》一书。粗略看来，全书四个部分都有自己清晰的问题域： 第一是“反封建”；第二是“人道主义”；第三是“艺术”创作的方法问题；第四是“艺术表达”的意义问题。除了全书第一章的主体部分曾于1983年以“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为名公开发表以外，其余皆是王富仁在博士期间完成的。而且，成书后的第一章也对前期的发表成果有着明显的补充。

王富仁的工作，一方面是承接向内转的研究思路，将政治的问题进一步安置到知识分子的思想伦理层面进行解读；另一方面是将反封建的话题纳入思考，为向内转确立适合的问题域。反封建是新时期以来的核心话题，它起源于邓小平与李维汉对封建问题的讨论。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社会直接转向社会主义的，反殖民任务借助政治斗争胜利得比较彻底，反封建却只完成了一半，留下了大量的残余。革命时期的资本主义被看作某种思想，此时的政治高层图以思想上的清除封建残余来置换以前思想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左倾”纠偏。在这个向内转的趋势下，认识论构成了阵地，封建思想构成了对象，王富仁就在这种阵地和对象之间构建自己的体系： 在他1985年发表于《文学评论》、以其博士论文的摘要为核心的文章中，相比在1983年发表的论文，添加了大量对“中心”和“整体感”的论述：

如何在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与作品的客观社会效果，在思想和艺术、内容和形式的内在有机联系中对《呐喊》和《彷徨》的独立特征做一以贯之的有系统、有整体感的统一把握,至今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课题。(“《呐喊》《彷徨》综论”3)

在成书的《镜子》中，王富仁的阐释则更加充分，除了开头有很长一段对整体哲学的论述外，还出现了这样的总结：“所以，研究一个艺术品，只知道它里面有些什么、描写了什么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注意他们各自在整个艺术品中的特定位置和作用。”(《镜子》2)从这些添加的内容可看出，王富仁有意突出，甚至是越来越刻意去强调整体性的作用。在他的体系中，整体性承担了理论起点的功能。新的起点带来不同的方向，以往被轻视的内容在新的方向中被给予重视，其意义在于： 首先安置反封建的时代任务，依据新起点构建的方向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它；其次是面对新的任务塑造新的标准，以转换以往的体系结构。

结构的转变，需要在具体的问题域中才能看得清楚，以对“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为例：“人道主义”是新时期激烈讨论的问题，李何林、周扬、李泽厚等人都参与其中——这个概念长久以来都被当作特定时期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内不断受到批判。而经历过“文革”之后，部分作为受害者的知识分子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试图以此为根基在政治中建立一种人本底线，但这些尝试很容易就会触碰到姓资姓社的敏感区域，因此带有政治争论的色彩。从王富仁设置的整体感标准来看，对“人道主义”的讨论本不应仅仅局限于政治争论，它的目标应该是反对封建的桎梏，而“封建”本身就不是某种单一的维度：

封建统治是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思想统治的三位一体的统治结构。鲁迅在重点揭露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统治的同时，也揭露了封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镜子》70)

在这种整体性的视角下，政治只是众多标准中的一种，既然封建主义有很多层面的表现，那么只靠政治就不可能彻底扫除。整体性转变了思考问题的方式，面对反封建的时代任务，固定在鲁迅思想体系中的二元关系就会发生倾斜，“物质力量的匮乏必须由精神力量的充实来弥补，群众基础的不足必须由个人意志的坚毅来支持”(《镜子》84)。倾斜的理由在于，实践是需要经由认识的核查再转化到政治实践之中去的。这种认识并没有改变“思想”体系中政治实践的路径，只是在这个层面上增加一个认知性的中介，在认识论的标准中，精神、个人而非物质、群众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整体性起点的意义不仅在于消除话题的政治敏感色彩，还在于加上认知的中介以提高鲁迅“思想”中知识分子的探索价值，内外两极的轻重关系随即被翻转，这些翻转后的二元对立就构建起了新的认识标准。王富仁并没有终结什么话题，但通过将标准从政治转向认识论，之前大量问题的评价方式发生了转变。

确立了新的认知论标准之后，王富仁的转换也越来越激进。在以博士论文的第二章为主体、发表在《鲁迅研究·第9辑》的文章《鲁迅前期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在〈呐喊〉〈彷徨〉中的形象体现——四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中，他补充进了这么一个观点：

对于一个进步的、革命的艺术家，代表群众的利益，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一个最高的思想政治原则。但是，这个原则却绝对不能修改为“肯定多数、歌颂多数、否定少数、反对少数”的原则。因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恰恰是少数先进人士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代表着正在发展着的新生力量，因而也代表着多数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27)

这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政治改革中少数带动多数的思路是有暗合之处的，也进一步强化了从认识论改写鲁迅的逻辑。而在90年代对鲁迅研究史进行总结时，王富仁的推进就更加明显了：“思想文化事业是人类社会中一个永恒的事业，而政治革命却只在极短暂的历史时期才具有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神圣职责不是仅仅为巩固现实政权服务，而是为了改变中华民族愚昧落后的文化状态、发展中华民族的现代科学文化事业。”(《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183)可见越到后来，新的认识论标准就越被安置到了鲁迅研究所承载的方向之中，对其原有思想体系中诸多二元对立的改写也越来越大胆了。其隐含的逻辑在于： 社会环境是高度复杂的，因此反封建的任务也是极其艰巨的，于是认识世界就成了改造的首要任务，知识分子的作用被凸显出来，这间接激发了知识分子责任论的自我重塑。

标准的改写颠倒了以往思想体系的许多判断，王富仁借助于这些颠倒又想做什么？这需要我们回到人道主义的问题中，去审视人道主义在王富仁体系中的含义，看他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落在哪里。新时期伊始，林非、刘再复等人较早地将人道主义的话题纳入鲁迅研究，在他们合作的文章中有这样的阐释：

鲁迅主张的这种“真正的人道”，归根结底是为了争取实现“人”的价值，因此它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无疑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这种思想在五四初期的反封建斗争中是能够起到重大的进步作用的。同时,鲁迅所主张的这种“真正的人道”,又与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群众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它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而带有革命人道主义的性质。(2)

林非等人肯定了人道主义中肯定“人”的价值的一面，并试图借助超越论，将它置于革命话语之上，除却其以往蕴含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相比之下，王景山则更直接地将人道主义的最终目的与共产主义结合起来，“共产主义在全球实现之日，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在全世界最终胜利之时”，他认为人道主义的最高理想需要通向政治运动才能最终实现其目的，这和共产主义的目的是一脉相通的：“而只能是彻底改革旧社会，彻底消灭剥削制度的战斗成果。”(《鲁迅研究》第1辑 254)虽然有朱德发等人的反对意见，但新时期以来的研究界都在竭力淡化阶级论的影响，将更具平等性的人道标准安置到社会秩序建构之中。此时的鲁迅研究中加入人道主义讨论的意义，反“左倾”的初衷固无须多言，更重要的却是借反思“左倾”困局以调整政治中所塑造的未来想象——这不仅是转折时期的政治需要，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也是切身面临的问题。如何面对现实问题塑造一个仍可以被信赖的未来是政治与知识分子的共同思考，后者将话题经由认识论转到自己的肩上，并体现在鲁迅研究之中。

回到王富仁的讨论： 在他这里，人道主义的核心不再是与集体主义相悖的个体主义，而是具有个性化色彩的独立探索意识。换言之，它脱离了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阐释，转换成了一种亟待开发的独特认知方式。其落脚点不在于对政治路径的讨论，而是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之于王富仁，转折期存在大量不同的价值观念：

我们看到，每当存在着两种根本不同性质的观念意识，每当在这两种根本不同性质的观念意识的无形作用下，社会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因而在对同样的现实事物、人物、环境、事件等等，也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两种观念和审美感受的时候，那些代表着进步思想意识、具有新的审美意识的少数文学家和艺术家，就不得不以理性启迪为基本出发点，从理性启迪出发而引向感情情绪的传达和审美情趣的培养，因而也呈现着更多的现实主义的色彩。(《镜子》156)

其个体主义的任务就在于将不同的观念弥合到一种新的创造性实践当中去，这和当时政治的改革思想不谋而合——不再拘泥于平面的政治争论，而是超越争论去寻找一种理性的弥合点，将讨论变成改变现实困境的有效实践。无论是现实中封建主义/共产主义、个性主义/普遍主义、个体/集体的哪一种对立，都需要以个体性的创造力为中介弥合起来，从而形成新的创造性实践。王富仁并没有想抛弃以往鲁迅研究的“思想”体系，而是想让其中的研究方法更加具有现实针对性，弥合其方法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在他看来这种弥合即是创新。鲁迅“思想”体系中的共产主义目的依旧保留着，这个终极目的对王富仁而言不言而喻，他要贡献的是一种新的达成目的的路径，个体性认知的作用在路径中被突出。知识分子不再需要改造认识去理解历史规律，而是发动认识去探索抵达未来的路径。如果说许杰等老一辈学者所倡导的伦理反思，是想要借此维度否定“左倾”政治、重塑知识分子的职责以适应改革后的新文化方向的话，那么到了王富仁，问题就集中到了认识论，“求新”就成了鲁迅思想体系新的核心路径，它开始引领研究中探索新文化方向的路径。③

与“求新”相关的，是对“文学”的强调，后者体现在王富仁的思考中，也呈现在这一时期的鲁迅研究中。这和新时期外国研究成果大量进入鲁迅研究相关，除了对苏俄学者及社会主义主题的介绍外，日本、港台、美国的研究成果也大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虽经历了一番波折，但使鲁迅研究与世界接轨已成了普遍的共识。王富仁出身外语专业，以比较的视野研究鲁迅起家，原本他是想以“鲁迅与世界文学潮流”为题撰写博士论文的，苦于写作时间来不及，最终换为早已酝酿许久的《镜子》主题(葛涛7)。新成果的引进价值，在于转变了我们在研究中对文学的理解方式，以李欧梵的论述为例：

对鲁迅来说，文学表现一个民族的精神本质，它不仅最深刻地反映了“理想的人性”，而且最透彻地分析了“国民性”。这个从文化和哲学角度看待文学的观点基本上主宰着鲁迅的思想和他的文学活动。鲁迅对浅薄平庸的实用主义的厌恶与日俱增，他希望从文字中找到更加深刻的意义，对他的同胞的“精神痼疾”，即使不能根治，也要做一个确诊才好。(乐黛云编126—27)

文学的价值在鲁迅阐释中被突出了，它被看作对现实问题的诊断书。更进一步讲，这里的“文学”所承载的意义，不仅包括对现实的诊断，还包括了在诊断中形成的未来的理想主体，这类主体之前是由历史唯物主义负责提供的。这种对“文学”的理解方式与鲁迅研究中向内转的思路相吻合，促使其进一步体系化。文学背后，形成的是一种基于认知化的内在中心，它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体系，甚至与之对抗。

在王富仁的论述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尝试： 第一种是对“文学”中心的消化。在《镜子》一书中，他花了几乎两章的篇幅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去谈鲁迅研究的艺术问题。其讨论的价值在于通过认识论的中介，消除掉“文学”论中的政治色彩(无论是封建还是资本主义)，从而将文学转换到认知与情绪表达的层面上，比如他在分析《示众》时总结的：“《示众》的描写技巧之所以发展到了新的时代高度，其基本动力是鲁迅在新的观念意识的作用下，对生活有了新的感受，有了新的审美情绪。”(《镜子》246)在这里，文学之新与感受之新相连接，其作用更多被建立在刷新认知上，这种将外来的“文学”思想在认知中虚化的做法，能够将之作为资源弥合到被更新的鲁迅“思想”当中继续发挥效力。如此，“文学”就被转化为表达，表达传递认知——不仅包括理性，还有情感。王富仁认为理解鲁迅的浪漫主义因素“必须从感情性的角度出发”，寻找作者“强烈主观情感的公开表现”(179)。如此做法，与其说建构起一种新的艺术观念，不如说是他将认知本身文学化、艺术化了。这就通向了第二个尝试，即对现实的重视。王富仁对现实的重视高于历史，其理论形成个体认知与现实实践的双向互动结构。在认知复杂化的前提下，情感与认识就成了新的基点。这种基于现实生长出的未来，是生长于现实个体的情绪、认知结构之上的，而非历史中的政治结构。换言之，在反封建、反“左倾”的现实目的中，历史因为其政治色彩过重已逐渐被视为一种债务。从认知维度建构起的更具动态感的认知—实践结构，侧重的是现实—未来之间的互动模式，与唯物主义所塑造起的历史观念已有距离。

三、 “精神”体系的形成

由此就可辨别出王富仁在鲁迅研究中进行“思想革命”的脉络了： 借助于唯物主义的缺口，王富仁用整体性的视野改写了鲁迅原有的思想体系，将对新文化的探索从对政治道路的认识挪向了“求新”的弥合实践。他所强调的，首先是认识论的转向，知识分子的功能在这个转向中得以突显；其实是立足于当下，现实感变得高于历史感。借助于对现实感的强调，王富仁也得以从历史中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个体/集体、文学/政治的一系列争论中脱离，将所讨论的问题转向到“反封建”的当下任务中来。但在鲁迅研究后来的发展中，在王富仁这里尚能平衡的二元关系变得失衡，更具能动意识的“精神”概念逐渐开始构建起了新的体系，研究中个性化、求新的一面被继续强调，鲁迅也逐渐变得个体化了。时值汪晖的研究，“精神结构”已经形成了较为清晰的概念：“正如列文森把梁启超的精神结构视为‘关押自己的牢笼’一样，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也是一种宛如蛛网的意境，它是由许多无法避免的矛盾言行、各不相容的思想交织而成的。”(《反抗绝望》37)“精神”成了高于鲁迅思想结构的更具包容力的关键词。凭借鲁迅自身的复杂性，这套新的体系也获得了更大的增值空间。

在逐渐形成的“精神”体系中，如何认识现实的问题被进一步强化。不仅历史，现实也同样被视为政治意识形态塑造出的迷雾，需要被重新认知。汪晖继承的仍是被文学化和复杂化了的认识论，借助于对王富仁的批评，他将这种认识进一步体系化了：“美学的和感情的风格是艺术作品和作家的整个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它又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这种复杂性是作家加以深入研究的主题、问题的多样性以及他在描绘事件、性格、生活冲突时的情绪投影的繁复性所决定的。”(“历史‘中间物’”5)文学与政治的二元依旧存在，如果说王富仁理论中现实的维度需要靠弥合来认识的话，那么汪晖则是将现实也给意识形态化了，需要靠批判才能厘清——由于个体所体会的现实都是独特且复杂的，它需要批判各种与其自身所感不相称的意识形态才能抵达这些，因此其个体性的存在就成了研究的新起点。通过这个新起点的确立，汪晖大幅度转化了鲁迅研究的对象与目的：

鲁迅把人的主观结构作为他的广泛的社会历史批判的唯一依据，从而以人的主观意识为基础设计他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蓝图。鲁迅不遗余力地关心人的生存境况和命运，寻找人的异化的原因与人类的出路。居于他的意识中心的，不是政治与经济的变革，而是人的主体性的建立以及与人类解放的关系，因此，可以说这是一种建立在主体性思想基础上的批判理论。(《反抗绝望》63)

如果说以往的鲁迅研究承载了新文化的方向的话，那么此时鲁迅本人的探索就构成了方向本身。求新不再试图符合外在的目标，它自身就变成了目的，个体性的存在与判断而非历史唯物主义就构成了新的判断标准。将认识论的根基从现实进一步挪向了主观结构之后，“思想”当中主客互动的体系就被挪到了思维本身： 人需要借助自己的主观结构来认识世界，鲁迅个体性的认识原则就成了认识论新的标杆，从它当中可以衍生出更多的东西，比如怀疑精神、重视过程的意识等，这些衍生物就被当作现代意识本身。在博士论文《反抗绝望》再版时，汪晖补充进了一个导言《死火重温》(1996年)，这里对鲁迅认识的变化更加明显：“鲁迅不是以革命为职业的革命家。他向来对于那些把革命当作饭碗的人保持警惕。他也不是某个集团的代言人，他似乎对集体性的运动一直抱有极深的怀疑。”(《反抗绝望》30)在这里，鲁迅文学家的评价被突出，这个身份高于革命家和思想家。可见通过认识论转向的不断推进，文学中心被确立起来，认识论从中介变成了标准，知识分子就进一步成为塑造未来主体的执牛耳者，新文化鲁迅研究“思想革命”的意图就逐渐被研究者塑造“知识分子的伟大传统”的目的所置换(37)。“精神”的概念由此推广开来，它早已跃出了物质/精神之间的对立，成了知识分子自我责任论确立的参照。

与此相关的，是精神化鲁迅的话题越发地和“启蒙”交合在了一起。李泽厚把对启蒙问题的论述重点放在了认识论上，强调对文化的更新，并借此重新阐释鲁迅乃至五四思潮：“问题的复杂性却在，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中国现代思想史论》5)这些转变可以说和“思想革命”时期鲁迅的研究不谋而合。但李泽厚更进一步的是，他将对政治的“左倾”错误的反思安置到了“救亡”的话题中，并将之作为“启蒙”的对立，反封建任务的不彻底被认定为革命扩大化所带来的后果。与“救亡”相关的政治性的唯物主义阐释也受到了否定，其所蕴含的思想体系成了被质疑的对象，鲁迅也以文学家的身份被安置进了“启蒙”的阵营：“鲁迅是深沉敏锐的文学家。他的思想充满了爱憎强烈的情感色彩和活生生的现实气息，他的情感充满了思想的力量和哲理的深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17)借助于李泽厚所勾勒的救亡与启蒙的对立，马克思主义的鲁迅阐释体系也被简化为某种政治压迫。启蒙的话题集中到了知识分子群体，政治先锋队被移植到了认知层面的文化先锋队，由此构建的体系也容纳了研究者在对鲁迅精神结构的剖析中开辟出的对未来社会的新想象模式，以政治性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鲁迅“思想”体系在新的范式冲击下日渐式微。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许多争论，在鲁迅研究中都是借助于启蒙主题展开的，比如鲁迅是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争论、鲁迅的激进主义思想是否合理等，它们的立足点也都在精神范式所勾勒的问题谱系之中。

以往作为鲁迅思想体系中的遗产的硬骨头气质，作为原“精神”概念的载体，在转换中也面临着重新安置的问题。由于这种气质的服务性特质，它也变成了诸多阐释所争夺的对象。鲁迅作为“革命战士”硬骨头的一面并没有消失，它在官方的表述中仍然被强调： 1976年在《人民日报》刊载的社论如是说：“‘革命无止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在斗争中前进的。鲁迅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去战斗。”(《鲁迅研究资料选编》3)一直到1991年，江泽民在鲁迅诞辰百年的会议上，仍强调鲁迅的“韧的战斗精神”(上海鲁迅纪念馆编4—5)。这些表述都致力于将鲁迅转化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新时期伊始，在将鲁迅转换到社会改革层面来的目的上，知识分子和官方是高度一致的，这时韧性的奋斗态度带来了快速的革新。而一旦方向不一致，不同路径的坚持就会带来疏离感，鲁迅研究与政治方向就会彼此遇冷。但在当下学界，冷遇反而放大了鲁迅孤独的“文化战士”的一面，并伴随着当下研究者的态度投射，成为新的鲁迅精神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 语

鲁迅研究的关键词从“思想”转向“精神”，是认识论的维度越来越复杂化、知识分子的作用在新时期不断被自我强调的过程。在王富仁那里，“思想革命”的意义在于要借助认识论的更新重建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在精神论中，这种认识进一步集中于知识分子群体、集中于个体化认知的层面，并以这些为基础构建起了新的认知体系，从而脱离了王富仁所依据的思想范式。这时认识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弥合了，而是批判，学者们需要借助批判去抵达一种穿越现存意识形态的带有个性的存在样态。被“精神”重塑的鲁迅也就成了新的认识论的标杆，知识分子在其中的作用被无限放大。与此相应，“思想”在此后并不是消失不见了，它逐渐被新的“精神”概念重组，成了另外的一套知识体系。

艾略特(T.S. Eliot)说：“世界即是如此结束——不是砰的一声消失，而是悄悄耳语地淡去。”(《极端的年代1914～1991》14)这个说法饶有意味，也能恰如其分地说明本文的意图： 本文试图借助对鲁迅研究中“思想”转向“精神”的分析，将转变从一个点拉长为以认识论转向为主的一条线，以重新审视其中的纠葛和转换。至于王富仁对新时期鲁迅研究的贡献，无论是他的自评还是其他学者的评价，都使研究“走向系统化”。而系统性的意义并不在于对原有问题的终结和断裂，而是继承式的改写和转换，要让问题转换方向并能言之成理，所涉及的就一定是对原有资源大量的挪用与改写。这种改写不仅发生在王富仁对思想革命时期的鲁迅的研究中，还发生在精神论者对王富仁的继承中。如果仅从知识分子责任论的重建、鲁迅研究文学化的角度而言，将王富仁设置为起点并不为过。但也要看到，他的理论也是有自己特色的，无论来自“思想革命”的语境还是源自其自身的思考，他都无法被后来的“精神”乃至“启蒙”的话语所容纳： 比如同样是文化实践论的倡导者，王富仁的立足点显然更偏向马克思主义，他试图将自己的研究通向“求新”的实践行动。比如在《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一书中，王富仁固然认同将鲁迅视为塑造知识分子责任论的标杆，但他同时也强调其对中国文化的责任，将之视作中国文化的守夜人，这种鲜明的介入感显然有别于当下许多“精神”派反对宏大、强调独立的观点。了解到这些，对我们反思今天鲁迅研究中的“精神”问题，审视被其忽视掉的问题以及这套话语的适用界限，无疑是大有裨益的。这会有利于我们对自己习以为常的思考重新进行反思： 比如过度强调“精神”化的研究会不会形成一种新的知识分子自恋？过于强调现实感的鲁迅研究会不会因为忽视其历史特质而变得越来越平面化？如是等等。面对这些，本文无法提供合理的回应，但期待通过对新时期鲁迅研究转变的梳理，能将这些话题带回到我们对鲁迅的学习、思考与认识之中。

注释[Notes]

① 195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以“思想”作为鲁迅研究关键词的学者比比皆是，比如李何林的《鲁迅五四时代所受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严家炎的《〈狂人日记〉的思想与艺术》、林非的《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论》以及李泽厚的《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等。在这里，鲁迅的“思想”被固定为从个人到阶级、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发展历程，其中承载的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脉络。

② 《鲁迅研究资料》由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鲁迅研究室主编，第一辑在1976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刊发，属于内部刊物。从1980年1月开始公开发行，并移交给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为了弥补《鲁迅研究资料》出版周期长的问题，编辑室做了两项工作： 第一是将《资料》由第六辑开始改成季刊，第二是另创《鲁迅研究动态》杂志，不定期出版，以弥补《资料》的不足。1991年12月，《鲁迅研究资料》停刊，共发行24期。而《鲁迅研究动态》从1986年开始改成月刊，1990年更名为《鲁迅研究月刊》，延续至今。

③ 尽管王富仁先生在小心翼翼地完成这个弥合，但如果其“求新”的意识未被充分重视的话，那么他的这套逻辑极容易会被质疑，从而降为平面化的中/西、集体/个体的政治争论。陈涌就是从“西化”的角度来批判他的，以至于王富仁后来还专门撰文解释，认为自己的“思想革命”并未脱离“政治革命”的道路。但这种“求新”的意识却一直是他所坚持的，在后来的《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中，王富仁也是试图以这种“求新”的意识去超越对传统文化的优劣评判，将之转化为一种新的思考资源。“求新”也成了王富仁思考问题的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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