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例与情面：“时贤选本”的构造困境——以《虞初新志》为中心

刘 仁

选本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批评方式。选本的核心，在于它能够将编选体例(抽象理论)和所选范本(具体例证)相融合，从而极好地传达编选者的文学观念(张伯伟277—306)。前人为使范本与选例相契合，往往执行“不录存者”的原则，以此排除社会因素的干扰，维护宗旨的纯粹性。

然而，以文人与士大夫的身份相分离为转折点，选本不再仅仅是进行文学批评的方式，而开始承担起为文人群体塑造社会身份与声望的功能。于是，“不录存者”一变而为选刊时人的作品，这一现象滥觞于南宋末年《江湖集》的编刻。自明中叶以来，随着知识群体的扩大以及科举录取率的下降，文人与士大夫身份分离的趋势也逐渐加剧，加上私人刻书业的发达，以及结社等文人群体活动的兴盛，载录“时贤”作品的选本也蔚为大观。①

正由于“时贤选本”承担了额外的社会功能，故而与“不录存者”的选本相比，“时贤选本”在编选过程中面临着新的困境： 编选者所面对的不再是单纯的文本，还有伴随文本而来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选例，不再是唯一的塑造范本的因素。各种社会关系，尤其是人际交往中的情面，成为制约选本的另一重要力量。而作为“时贤选本”的编选者如何看待选例与情面的关系？在实际编纂过程中是如何处理的？尤其二者发生冲突时，又该如何进行抉择？受材料所限，古代绝大多数“选本”的具体编选过程都已经不能详知。所幸清初重要的选家张潮所编刻的其与友人的通信集——《尺牍偶存》《友声》保存了其编选刊刻友朋时贤选本的丰富信息，尚可使我们据此一探究竟，今以《虞初新志》为例探讨如下。②

一、 坚持选例

《虞初新志》是清初寓居扬州的选家张潮所编刻的一部古文选本。③张潮之父张习孔为清顺治六年(1649年)进士，而张潮本人虽曾入北京国子监读书，但屡应试而未第，后寓居扬州业盐为生，却一直热衷于文化事业。《虞初新志》卷前有凡例十则，标明张潮的选文准则，其中与文章内容相关的有如下两条： 一是“兹集效《虞初》之选辑，仿若士之点评，任诞矜奇，率皆实事”(《虞初新志》418)；二是所谓“故志中之事，或属前时，而纪事之人，实生当代，自应入选”(418)。前一条是说此书乃意在赓续汤显祖所评点的《虞初志》，并对选文提出“奇”“实”的要求；后一条与其在自叙中所说的“其事多近代也，其文多时贤也”相对照，可知其还要求入选文章所纪之事是“近代”，或者至少文章的作者是“时贤”。据此，可以总结出张潮选文的三个关键词： 奇、实、时。

张潮为了彰显选本的纯粹性，特意在凡例中说：

是集只期表彰佚事，传布奇文，非欲借径沽名，居奇射利。已经入选者，尽多素不相知；将来授梓者，何必尽皆旧识。自当任剞劂之费，不望惠梨枣之资。免致浮沉，早邮珠玉。(《虞初新志》418)

这不仅具有广告宣传意味，更重要的是表明自己编选此书并不出于求名和盈利的社会目的，而纯粹出于对文本的兴趣与好尚，以期在以征稿的手段借助文人群体的力量促成文本编选的同时，又能通过经济的独立超越社会人情的纠缠，获得文本编选的完全掌控权。张潮是否如凡例所言在努力地践行自己所定的选例呢？

《虞初新志》的编选与刊刻过程较为复杂，今本《虞初新志》凡二十卷，此二十卷本并非一次刻成，当分为四次： 第一次刊刻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卷数约在五卷；第二次刻成八卷，约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第三次增加四卷，为十二卷，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秋冬间；第四次方成二十卷，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④《虞初新志》卷首的序言是康熙二十二年第一次刊刻时所写，凡例应当作于此时，这也就意味着凡例实际上是《虞初新志》的前五卷编选实践的总结以及对后续文稿的预期。前五卷在编选时虽然也有友朋知悉其编选之事，并有寄送文稿之事，但由于并未公之于众，且未公开征稿，所以基本是张潮独立编纂而成的，故而其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是比较微小的，其与凡例的契合度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此后《虞初新志》文本编选工作变得复杂起来。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的那个本子刻成后，大概是因为“《虞初》之辑，搜采维艰”(《尺牍偶存》卷二第6札《复甘中素》)，张潮让其在友朋的圈子里小范围地流传，产生一些影响，以便借助交游群体的力量而得到更多的文稿，扩充《虞初新志》的内容，并特意在凡例中做了“征稿启事”。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的春天，王炜在回复给张潮的信札里说：“得领台翰，并《虞初新志》，随即分致诸名家，迟日各有所致。”(《友声》甲集第71札)可知张潮委托王炜送书给“诸名家”，乃是期盼着“诸名家”能够“各有所致”，亦即寄送给他文稿，以备选择。张潮的这一行为确实取得了效果，此后不久，寓居京口的徐崧首先给他寄来了自己的文稿：“今闻刻《虞初》集，弟旧佳文数篇送上。”(《友声》甲集第89札)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汪鹤孙到扬州后准备离开时许诺说：“另有闺人小传一首，改日奉呈，求入《虞初新志》，先此奉恳。”(《友声》乙集第5札)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虞初新志》在友朋之中产生了更大范围的影响。⑤随着影响力的扩大，给张潮寄送文稿的人开始多起来，同时也意味着复杂情况的到来。张潮主动将编选之事置于交游网络中进行，由编选时人的文章，一变而为在时人中编选文章。这意味着他所直接面对的不再仅仅是文本本身，还有文本背后所牵带的复杂社会关系。他是否有心如凡例所言抛开社会关系的影响，而仍然像之前一样单纯地就文本本身来处理问题呢？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肯定的答案。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张潮在友人寄送的稿件中充分地行使了选择权，即朋友所寄送的多篇稿件，往往没有或者只有其中的某一篇出现在《虞初新志》中。比如，上述徐崧与汪鹤孙的文章都没有出现在《虞初新志》中。又如，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甘表寄给张潮四篇文章，说：“先君集中《纪萧士麟事》及拙作三首，或堪采取，望加评阅。”(《友声》丁集第60札)提供给张潮选择的余地，而张潮最后只采用了一种，即卷八的《赵希乾传》。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余怀到扬州见到了张潮，张潮应当是当面以《虞初新志》的编选之事委托了余怀，余怀在离开之前写给张潮辞别函中说：“弟家抄存友人小品甚多，回苏当并弟作汇写一册，寄送刻入《虞初》集中也。”(《友声》五集第15札)向张潮承诺自己回到苏州后将寄送多篇自己以及朋友的文章给张潮，而张潮最后也只选用了其中的一篇《王翠翘传》，据其给余怀的回信“《虞初》拙选借光《王翠翘传》，兹先以八卷成书，听坊人发兑，想明春吴门亦可购矣”(《尺牍偶存》卷三第1札《寄余澹心征君》)可知。

如果说，上述的例证中，友人对能否入选所持态度较为宽容，张潮的选择行为中所蕴含的社会阻力不能够充分体现其对选例的坚持。那么，张潮明确地以不符合选例为由，拒斥友人要求入选的文章，则是其坚持选例的更加有力的证据。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江南名士吴肃公来信询问张潮：“向《五人传》曾附《虞初》乎？有《义犬》见拙集中，亦并附入为妙。”(《友声》丙集第78札)《五人传》见于今本《虞初新志》卷六，为张潮采入。但是《义犬》一文却被拒绝，按照张潮的回信，其原因是：“其《义犬》一篇，文虽甚佳，然义犬事颇多，载之不胜其载，是以不得不割爱耳。”(《尺牍偶存》卷一第43札《与吴街南征君》)因为“义犬”的事情太多，载不胜载，显然不符合凡例中的“奇”，故而被拒绝。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钱岳寄给张潮《金衣公子传》，同样被拒绝，这次的理由是违反了“真实”的凡例：“《金衣公子传》笔致幽隽，[……]敬服敬服。但《虞初》拙选，唯实事之奇者方为载入。”(《尺牍偶存》卷二第18札《复钱十青》)也被舍弃了。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王毂寄给他《异梦记》，“欲附之《虞初》刻中”(《友声》新集卷二第31札)，张潮的回信是：“尊作《异梦记》亦曾读过，只以《虞初》拙选，专录实事，是以未能借光耳。”(《尺牍偶存》卷八第18札《复王椒却》)同样以违反“真实”的凡例拒绝。可见，张潮对自己所定下的选例是不会轻易破坏的。

自康熙二十二年张潮将《虞初新志》的编选置于友朋网络之中以后，一方面，友人积极回应其要求，寄送文稿支持其编选，反映出文人共同体的合力。另一方面，社交网络的人情压力也随着文稿一同到来，威胁编选活动以文本为唯一依据之原则的纯粹性。而从上述例证中可以看到，当同志朋友彼此的情面与选文编书标准相互冲突时，张潮的确是如其凡例中所言，在努力地维持选例的纯粹性，并且这种坚持贯穿了《虞初新志》编选活动的始终。只是，社交群体诉求的多样性对文本编选凡例纯粹性所构成的压力，真的可以如此轻易解决吗？

二、 情面的妥协

事实上，要完全抗拒情面对选例构成的压力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情面也是张潮编纂活动中的重要助力，既然要寻求其帮助，自然也要承受其挤压。压力来自两种类型的人物： 第一种以王士禛为代表。王士禛的地位与声名毋庸多言，尤其在清初的扬州，王士禛曾经任职且重兴江南风雅的地方(梅尔清39—77)。张潮与王士禛本来没有交往，张潮定居扬州之时，王士禛早已离开扬州入京为官。二人之间产生联系的直接原因是张潮所刊刻的《檀几丛书》。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虞初新志》八卷本发行完毕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张潮从扬州回到歙县故乡，路过杭州与王晫相会。在这次相见中王晫给张潮看了他所辑却无力刊刻的《檀几丛书》，这引起了张潮极大的兴趣。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时他与王晫共同署名刊刻了《檀几丛书》初集。这些书籍的发行，使得张潮声名远播。《檀几丛书》引起了远在京城的王士禛的兴趣，康熙三十五年的冬天他托孔尚任寄给张潮十三种著作，请求张潮刊刻入他所编选的书籍中。⑥张潮接到这样一位大名人的著作后，自然是欣喜异常，因此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的春天，张潮接到了孔尚任寄来的书信以及王士禛的著作，立即给二人回复了书信，在给王士禛的那一札内，以恭敬的态度表达了自己的欣喜：“今春人日，孔东老有书到舍，接得尊票暨大著种种，拜领之次，惊喜欲狂[……]捧览珍重，感激弥深，不识鄙人何幸而得此也。”(《尺牍偶存》卷五第3札《与王阮亭先生》)在这种情形之下，假如王士禛的著述不符编选要求，张潮是否还能坚持自己的选例而无视王士禛的意志呢？答案恐怕是很难，只是张潮此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

在上述的回信中，张潮立即表明了刊刻的计划，其中包括了《虞初新志》卷九的首篇——《剑侠传》。张潮在回信中就说：“内纪《剑侠》一篇，借光选入《虞初新志》中，不必更入丛书也。”(《尺牍偶存》卷五第3札《与王阮亭先生》)就《虞初新志》的编选来说，此时尚未出现什么令他为难的状况。

但是，随后的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王士禛寄来的第二批文稿应当就让张潮颇感棘手了，其中就包括《虞初新志》所收的王氏的另一篇文章《皇华纪闻》。王士禛在信中问道：“前奉寄《皇华纪闻》《广州游览小志》《蜀道驿程记》书，不知尚可节录以入尊撰否？”(《友声》壬集第44王士禛札)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张潮连续有二札答复王士禛，⑦但奇怪的是，二札都是在回复和询问王氏信中其他的事情，对以上三书未及一字。对王士禛如此明显的询问不置一词，实在是有违常理。那么有无可能是张潮并未收到呢？应当也不是。因为从二人通信常例来看，若未收到，张潮必然会在信中加以询问。

那么，张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反常的态度？按《蜀道驿程记》二卷是康熙十一年王士禛典试四川时的记录，《皇华纪闻》四卷、《粤行三志》三卷(《南来志》《北归志》《广州游览志》各一卷)则同为康熙二十三年王士禛奉命出使南海时的记录。《蜀道驿程记》与《南来》《北归》二志按日纪事，《皇华纪闻》与《广州游览志》则以名物立目。是因为篇幅过大，还是内容不符合要求？我们无法确知。但王士禛既然说“节录以入尊撰”，若果真内容极为精彩，篇幅的问题应当不难解决，所以极可能是内容不符合张潮的心意。

看到张潮不置可否的态度，王士禛大概以为是著作的篇幅太大使得张潮无法措手，故而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末再次来信，以近乎下达命令的口吻发出指示：“又所寄拙著《皇华纪闻》《粤行三志》内《游览小志》可先单刻。至《驿程记》中之《两汉水(东、西)考》《三志》中之《刘墓辩》，或以卷帙稍繁，摘录亦可，唯酌之。”(《友声》新集卷一第5王士禛札)张潮岂敢真的“酌之”。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上元日接到此札后，张潮立即给出回应，对王士禛所提到的文章一一作出了安排。关于《皇华纪闻》的是：“大著《皇华纪闻》内《刘墓辩》已借光梓入拙选《虞初新志》中。”(《尺牍偶存》卷七第4札《寄总宪王阮亭先生》)⑧为何要将这篇文章选入《虞初新志》呢？《刘墓辩》记载的是崇祯年间广州偶然发现五代伪汉刘墓的大致情况，这篇文字显然不可能选入《昭代丛书》，因为《昭代丛书》本有进呈御览的准备，⑨内容须以颂扬本朝为主，而此文与“昭代”的氛围格格不入。而《檀几丛书》二集此时已经编纂刊刻完成，短时间内并无再刻的计划。因此，将要编纂完成十二卷的《虞初新志》成了唯一的选择。可是，王士禛指定的这篇文章真的符合《虞初新志》的选例吗？

张潮对这篇文章的处置方式间接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今本《虞初新志》所收录的《皇华纪闻》并不只有王士禛指定的《刘墓辩》，而是还摘录了其他数条，其他文字所占篇幅甚至要超过《刘墓辩》。其实，王士禛既然指定了《刘墓辩》一文，尽可直接收入《虞初新志》，又何必费心再增选。这显然是因为《刘墓辩》本来不符合选例，只好再选些其他尚勉强符合选例的文字以补救之，使得此文在全书中不至于太过违和。《皇华纪闻》的文末评语里透露出了张潮的尴尬境地：“余窃僭取异事数条，盖欲与拙选相类云尔。倘读者欲观全豹，则自有原书在。”(《虞初新志》528)单就评语而言，所谓“欲与拙选相类”，似乎是在暗示“原书”本来与“拙选”不甚相符。但在我们了解了王士禛指定《刘墓辩》的情况下，其与“拙选”不“相类”的对象自然是指向了《刘墓辩》，所以张潮只好再“窃僭取”一些内容，进行补救。

面对王士禛的意志与压力，张潮虽然无可奈何，但毕竟还能采取一些补救的手段。几乎与应对王士禛的指示同时，张潮碰到了第二种社交情面的压力。此种压力以他的编辑伙伴王晫为代表，而这一次他连补救的手段都没有。王晫与张潮的关系前面已经提及，总之，王晫与张潮相识后，在书籍的编刻上，尤其是文稿的提供上，王晫给张潮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张潮就将王晫的《纪陆子容事》选入了《虞初新志》，然而王晫对其另外一篇文章《看花述异记》⑩也极为得意，本来想要刻入《檀几丛书》中，但因为与张潮就丛书如何署名的问题发生分歧——二人都想让对方单独署名以便收入自己的著作——最后竟未能收入丛书中。等到了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秋冬间，十二卷本的《虞初新志》已经接近编选完毕，张潮去信告诉王晫说：“近晤陆云士先生，以所选《文绘》三集见示，其中可入《虞初新志》者颇多，弟此选向止八卷，今可得四卷，共为一十二卷。”(《尺牍偶存》卷六第24札《复王丹麓》)预示着新本《虞初新志》的编纂已接近完成。王晫听到这个消息后，大概比较着急，给张潮回信说：

大选《虞初新志》一十二卷，弟内止一篇，而此篇又向为陆云老采用，改头换面刻入己集，虽《左》《国》《公》《穀》，一事尽有互见者，然不若是相类之甚也。拙作《看花述异记》偶因一梦敷衍成文，久欲附入《虞初》尊选，先生曾有假文之嫌，遂尔中止，然牛奇章《周秦行记》，昔人亦有疑其假托者，而各选本相传至今。则拙记先生破例收之，似亦不碍，即以此当一情面可耳。若非必传之书，弟亦不敢再三干渎也。(《友声》癸集第48札)

从王晫的信中可以看出，张潮曾经以“假文”的理由拒绝过他一次。所谓“假文”，即其文章出于虚构，不符合“实”的选例。据上文所述，他曾以这一原则拒绝过钱岳的《金衣公子传》和王毂的《异梦记》两篇文稿。但王晫并未因此而放弃，为了说动张潮收录其《看花述异记》，这封信一共给出了三个理由： 第一，《纪陆子容事》被陆次云改头换面地收入了自己的集中，读者见之，不免有瓜田李下的意味；第二，牛僧孺的《周秦行记》虽然是“假托”，但是诸家选本仍然不废；第三，乞以情面，予以照顾。

先看第二个理由，王晫之所以会援这篇文章作为例证，是因为《看花述异记》的结构与《周秦行纪》相同，应当是模仿《周秦行纪》而作。《周秦行纪》也是“假托”之文，但此文被收入了《虞初志》中，张潮的《虞初新志》本有赓续《虞初志》的意味，所以《看花述异记》也无妨收入《虞初新志》。只是，张潮所确定的《虞初新志》的编选凡例与《虞初志》本来不同，《虞初志》收录“假托”之文，并不构成《虞初新志》也收录“假文”的理由。而第一个理由暗含的意味则是，《虞初新志》若选用了这篇文章，相当于帮助自己宣扬和确证了著作权。这与第三个理由“情面”的性质其实是相同的，正因为有情面在，张潮才有义务提供这种帮助。但第三个不成为理由的理由才真正让张潮无法推托，王晫将原本处处渗入却心照不宣的人情直接置于台面，让他必须在“情面”与“选例”二者之间作出选择。在放弃选例与疏远朋友之间，显然后者的代价更大，这是张潮不愿意承受的，故而立即在回信中答应：“大作《看花述异记》亦借光入《虞初新志》中，印样呈览。”(《尺牍偶存》卷七第2札《与王丹麓》)将《看花述异记》编在了第十二卷的倒数第二篇。

王士禛与王晫分别代表了社交情面对选例所构成压力的两种不同类型。“王士禛”所产生的是“垂直压力”，其特点是“沉默的”。张潮与王士禛的关系不够亲密，张潮所在的社交群体与王士禛的直接接触比较少，张潮若以不符合选例拒绝王士禛并不会直接影响《虞初新志》的编选与传播。但“王士禛”们的地位与名声远高于张潮，处于张潮社交网络的顶端，其所拥有的巨量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晕染效果，无形中对张潮构成吸引，自然地产生压力，使得张潮无法拒绝“王士禛”的要求。而“王晫”产生的则是“横向压力”，其特点是“有声的”。恰恰相反，“王晫”与张潮的社会地位相接近，其所拥有的社会与文化资本并不会构成晕染效应，难以对张潮构成强烈的吸引，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压力并不会自然产生。然而，由于社会关系紧密而亲近，“王晫”通过主动请求的方式施加的压力，一旦拒绝，会切身地影响其在江南社交网络中的活动以及与文人群体的融和度与亲密度，所以张潮最后选择了情面。

三、 选例与情面的融和

张潮之所以无法抗拒社交网络中的压力，其根本原因在于：“时贤选本”的编选是一种社会行为，而不是纯粹的文学活动。所谓的“社会行为”不仅仅是说其编选过程与社交网络紧密相连，还意味着其编选的目的也不可能脱离社会性。就《虞初新志》而论，其文本编选的目的不可能像其凡例中所言的“只期表彰佚事，传布奇文”那么纯粹。就像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十二卷本的《虞初新志》将要编纂完成之时，张潮寄给陆次云的信中说“内借光大著种种，欲藉名篇以为流通，弟亦可因以不朽也”(《尺牍偶存》卷七第29札《与陆云士》)，“不朽”一词频繁出现在张潮与友人的通信中。受限于身份性质与社会地位，在社交网络中与张潮处于同一层级的文人群体丧失了立德与立功的机会，而自晚明以来出版业的兴盛以及以陈继儒为代表的“山人”生活方式的流行，为他们提供了获得“不朽”声名的新范例。只是，他们所追求的“立言”，并不是希望其“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而是期待其风行天下。无疑，《虞初新志》的编选也含有这样的社会目的在内，所谓“欲藉名篇以为流通”，就是希望其传诵于时人之口。由此，反观其选例中的“文多时贤，事多近代”的目的也就昭然若揭，因为编选这些内容能够更加快速与紧密地流通和融入社交网络。

文章的编选目的决定了文本编选过程中所采取的态度，故而张潮对文章编选过程中的社会因素不可能完全予以拒斥。其所以呈现拒斥的态度，只是因为社会人情因素在所选文本中过于明显的存在，会最终影响选本的传播，且损伤自己的声名。因此，张潮对情面采取了一种节制而隐秘的迎合，其不时地在文本中看似不经意地展示出与社交网络的联系，在自我塑造与建构社会身份的同时，增强了与文人群体的认可度与亲密度，为选本的流通与传播增加影响力。而上述能够通过社交网络对张潮构成压力的人物类型，从积极方面看，必然在社交网络内具有较大的能量与影响，无论对社会身份的建构还是文本流通的促进都是有益的，也就是张潮所借以昭示的对象。由于“垂直压力”与“横向压力”的不同，张潮主动展现与对象之间关系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垂直压力”施加者人物类型的关系与张潮比较疏远，试图展示与其人的关系时往往比较生硬。但由于他们社会身份地位高，因此影响力强大，即便损伤选本的整体和谐，张潮也愿意收录其文，故而情面的因素往往大过选例。与王士禛地位接近的宋荦出现在《虞初新志》的方式就是如此。与王士禛的《皇华纪闻》类似，宋荦的《筠廊偶笔》体例同样是笔记小说，同样也被张潮选择了数条载入《虞初新志》。王士禛的两篇文章被安排在卷九的首两篇，而宋荦的文章则被安排在卷十的卷首。甚至，文末张潮所作评语也出现了与《皇华纪闻》的评语“窃僭取异事数条，盖欲与拙选相类”类似的话语——“敬采异事数条载入选中”。但联想到《皇华纪闻》的编选经过，所谓“采异事数条”，则总会有《筠廊偶笔》其实也不合体例却被硬塞入《虞初新志》的意味。

只是，《筠廊偶笔》被选入《虞初新志》却并不是来自宋荦的要求，而是张潮自己作出的选择。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丙子，宋荦任江宁巡抚，九月间至扬州赈灾。因为张潮之父习孔为宋荦之父宋权的门生，因此获得了宋荦的接见。通过《昭代丛书》乙集《焦山古鼎考》卷前张潮题辞“丙子秋，宋大中丞以《筠廊偶笔》见赠，余始得读两王先生《古鼎诗》”(《焦山古鼎考》题辞663)的记叙可知，此次见面宋荦赠送《筠廊偶笔》。

但是，宋荦并没有就《筠廊偶笔》的刊刻提出要求。因为张潮在康熙三十五年与宋荦见面之后，曾去信向宋荦求取《昭代丛书》甲集的序文，在去信中曾将《选例》也一并寄给了宋荦，《选例》中专门提到了《筠廊偶笔》：“国朝诸先生笔记之书，有与仆所选为类而未能借光入选者，如[……]宋牧仲先生之《筠廊偶笔》[……]之类，卷帙浩繁，不敢僭为节录。”(《昭代丛书》凡例9)若宋荦有心让张潮选刊，即便见面时未提及，在看到选例后，必然会给予一定的回应。但是《友声》中并没有宋荦的回信，《昭代丛书》也没有宋荦的序文。

张潮擅自决定将《筠廊偶笔》节录刊刻入《虞初新志》的触发点，应当与王士禛主动地要求进行著作的节录刊刻有关。其直接的原因，还是在于可以借此表明其与宋荦的关系，获得宋荦所拥有的社会与文化资本的“晕染”效应。张潮在《筠廊偶笔》卷末的评语中不无自豪地说：“宋先生，予父执也，抚吴时以大集暨此帙见赠，获之不啻拱璧。”但其“敬采异事数条载入选中”，毕竟是擅自作出的决定，故而辩解道：“盖仿前人节录《搜神记》《续齐谐记》之例，非敢有所去取也。”(《虞初新志》538)

“横向压力”施加者人物类型在社交网络中的位置与张潮相同，联系较为紧密，因为交往频繁与切实，故而展示出来时显得比较自然。而且，“横向压力”并不会自然沉默地产生，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张潮拥有文本选择的权力，选例与情面也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平衡。位于卷二的《武风子传》目录上注明来自《邵村杂记》，张潮在《武风子传》后的评语里特意提到他得到这篇文章的经过：“邵村先生与先君同年，余幼时曾一聆磬欬。癸亥冬，瓜洲梁子存斋以此传录寄，未几而何省斋年伯又以刻本邮示，益信奇文欣赏，自有同心也。”(《虞初新志》440)绍村即方亨咸，为方拱乾次子，顺治四年(1647年)进士，顺治十四年曾因其弟方章钺涉入江南科场案，全家流放宁古塔，顺治十八年(1661年)赦还后，寓居金陵，以书画为业。何省斋即何采，亦为顺治六年进士，然因为“不谐于时，甫三十，即弃官归”(《(康熙)安庆府志》380)。二人虽然曾步入仕途，但由于各种原因，此时都已弃官里居，以文人的身份成为江南交游网络中的一员。瓜洲的梁存斋作为前明遗民(《黄仪逋诗》16)，更是如此。而方邵村本与何采为中表之亲，又娶何采姐妹为妻，两家世代姻亲(《古夫于亭杂录》119)。张潮又特意表明作者方邵村与何省斋都是自己的“年伯”，属于世谊。所以，出现在评语中的三个人以及张潮自己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充满人情的小圈子。而且，这篇文章又是“奇文”，并且得到了这个小网络的公认，选例与人情兼备，文章与社交网络产生了极为和谐的“融和”效应。

有时候，为了营造这种充满情谊的“融和”效应，张潮会刻意地对事实进行过滤与选择。见于卷三的《冒姬董小宛传》文末张潮评语云：“予雉皋别业与辟疆相邻，辟疆常为予言宛君事甚悉，复以《忆语》见示，予深羡辟疆奇福如许。癸亥(1683年)秋，又以家公亮传来，谆属入选。快读一过，乃知慧业文人固应有此。”(《虞初新志》456)据评语所言，这篇文章是冒辟疆寄送给张潮的，张潮读过之后，方才选入《虞初新志》。但是，《尺牍偶存》与《友声》却为我们呈现出了事实的另外一种可能。“家公亮”即张明弼，有《萤芝集》存世，据《虞初新志》卷首目录所注，《冒姬董小宛传》即选自此集。其实，早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张潮就曾向冒辟疆借阅了《萤芝集》。所以其读到《冒姬董小宛传》，应当不是在冒辟疆寄来文稿之后，而是早就已经读过了。我们当然不能说张潮伪造了冒辟疆寄送文稿的事实，也不能说《冒姬董小宛传》的最后入选没有冒辟疆“谆嘱”的因素在。但从张潮还独立地从《萤芝集》中选择了《四氏子传》一篇文章来看，选入《冒姬董小宛传》至少不完全是因为冒辟疆的寄送与“谆属”。

而张潮在评语中先是着力显示了与冒辟疆关系的紧密，且认可冒辟疆与董小宛之间的事情是“奇”的，预设了收入关于此事的文章是符合选例的。又以冒辟疆主动地寄送文稿且“谆属入选”的事实，表明冒辟疆以人情向张潮施加了“横向压力”，而以入选的事实无声地回应了冒辟疆的请求，彰显了张潮对交游网络中情面的认可，拉近了其与交游群体的关系。当然，入选的前提“奇”，张潮事先就已标明，因此情面与选例两相交融。

结 语

选例与情面，是选本的编纂者所面对的力量两极，文本编选目的决定了他们的偏向。自明中叶以来，无论说是“好奇炫博”的考据学风气的影响(林庆彰22—28)，还是受以公安派为代表的浪漫文学思潮的波及，晚明的知识群体中盛行为“畸人”立传，力士奇侠、黄冠缁衣、闺门红尘皆在其列(陈平原307)。与此相应，《虞初志》《艳异志》等小说选本也大量出现。此风气并不因易代而消歇，清初的江南仍然延续着自晚明以来的习气。张潮以续选《虞初志》为手段迎合这一习气，其目的本就在于获取文人群体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声望。因此，一方面他必须遵循文化行为本身的规则，这促使其坚持选例，排除情面与社会因素，维护选本的纯粹性。另一方面又离不开与文人群体的互动，这使其不得不看重情面。为增强与社交网络的联系，其在文本编选之初就确定了“文多时贤，事多近代”的凡例，且在编选过程中公开征稿，主动将编选过程纳入社交网络之中，又不断在文本中不无炫耀地展示交游，拥抱社会因素。

选例与情面，是一道“鱼与熊掌”的选择题，左右为难，却又想二者兼得。这恐怕是除了那些出于纯粹经济目的与谄媚、干谒等庸俗社会目的的“时贤选本”之外的编纂者所普遍面临的困境，而《虞初新志》中所呈现的选例与情面力量既对抗又融和的状态，正是应对此困境的典型展示。

注释[Notes]

① 关于“时贤选本”可参考程国赋《论明代坊刊小说选本的类型及兴盛原因》及张升《晚明清初江南征稿之风初探》等相关研究。以上研究虽然都关注到了“时贤选本”现象并对其出现原因与运作手段作了初步的研究，但受材料所限只能从外部进行观察，而未能深入揭示“时贤选本”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对“选本”的文本编选所产生的影响。程文见《文艺理论研究》3(2008)： 79—85；张文见《历史文献研究》(28)(2009)： 245—53。

② 传统上一般将《虞初新志》视为文言小说集。近来有不少学者如程毅中等倾向于将《虞初新志》视为古文选本，笔者赞同这一看法。参见程毅中： 《古体小说论要》(北京： 北京出版社，2017年版)，158。

③ 已有学者以《尺牍偶存》《友声》为材料来讨论《虞初新志》的编选问题。法国学者戴廷杰在《雅俗共赏，瑕瑜互见——康熙年间徽州商籍扬州文士和选家张潮其人其事》文中试图还原《虞初新志》的编选过程；美国学者Suyoung Son在其专著WritingforPrint的第四章“Censorship of Installment Publication in Qing China”探讨《虞初新志》流传与接受问题之前，也复述了其编选过程，并提示我们要重新认识这类文本所呈现的编选者、作者的意图等问题。但由于研究重点的限制，二者对选例与情面的关系皆未作专门探讨，且对《尺牍偶存》《友声》的解读亦有未尽之处。戴廷杰文见《法国汉学》13(2010)，582—94;Suyoung Son,WritingforPri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141-45.

④ 《虞初新志》的刊刻过程参见刘红裕《张潮研究》中相关论述及戴廷杰《雅俗共赏，瑕瑜互见——康熙年间徽州商籍扬州文士和选家张潮其人其事》一文。关于康熙二十二年前后《虞初新志》第一次刊刻的卷数问题，刘红裕与戴廷杰之间有分歧。刘红裕认为是五卷，戴廷杰则以为是八卷。康熙三十二年增修时，刘红裕认为是增加到了八卷，而戴廷杰认为只是增加了数篇。但是两个时间节点，二人的观点基本一致。关于第一次刊刻的卷数，笔者倾向于刘红裕的结论，戴廷杰文未提出判断的证据，而刘红裕的证据是，《友声》丙集第78吴肃公札云：“向《五人传》曾附《虞初》乎？”此札作于康熙二十九年，《五人传》则在今本《虞初新志》卷六。若此文在初刻本中已经存在，则吴肃公应该已经知道，所以判断初刻本应当不会多于五卷。笔者又发现《友声》戊集第4宗元鼎札云：“读《虞初新志》，如魏冰叔之《大铁椎传》、李笠翁之《秦淮健儿传》、方邵邨《记老神仙事》、徐野君《汪十四传》、林铁崖《秋声诗自序》、徐仲光《神钺记》，皆足以惊人耳目，开拓心胸，佳选真奇书也。”此札作于康熙三十二年，然康熙三十二年的增补在冬天方才完成，此时宗元鼎所见到的必然不是增补本。而其所述文章皆不出前五卷的范围，适可补充证明刘红裕的结论。刘红裕《张潮研究》(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42。

⑤ 康熙二十五年至康熙二十七年之间，不断有友人来信向张潮求取《虞初新志》，见《友声》乙集第64邓汉仪札、《友声》乙集第65巫敬舆札、《友声》丙集第10顾彩札的相关记载。

⑥ 王士祯托孔尚任寄书之札见于《友声》辛集第46孔尚任札：“特托者： 阮亭先生久慕博雅，每对弟咨嗟，以未获识韩为怅。近见《檀几丛书》，尤击节不置，偶捡杂著数种，欲求续入，其取择可否一听尊裁，惟望蚤付梓人。”及《尺牍偶存》卷五第2札：“人日接得瑶函，暨王阮亭先生所寄小品一十三种。”

⑦ 张潮答复之札分别为《尺牍偶存》卷五37札《寄王阮亭先生》和卷六21札《寄贺王阮亭先生》。

⑨ 进呈之事见于《尺牍偶存》卷五第3札《与王阮亭先生》，此札云：“拙选《檀几丛书》初集，原与武林王丹老共事，后闻侍卫中有欲进呈者，因以己意更选《昭代丛书》一部，发凡起例，与前本略有异同。”

⑩ 《看花述异记》见王晫《霞举堂集·杂著》，《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44册)，第22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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