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燮的诗学渊源与浙东“四明诗派”之建构

李 晨 马亚中

清代中期，“格调”与“性灵”的对峙是一项重要的诗学议题。在袁枚去世后的嘉道诗坛，对“性灵”一派的批评声音尤显激烈，相反，对以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一派及其复古主义论调则普遍持有相对正面的回应，由此，嘉道时期诗学风气趋于保守。道光以降，宋诗运动兴起，清代诗学演进大幅转向，则为后话。相应的是，嘉道诗歌常被视为清代诗歌史的低谷，甚至嘉道文学也遭受到文学史书写的轻视，商伟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将乾隆退位至第一次鸦片战争之间称为“失去了确定性的时代： 1796—1840”(孙康宜370)。在这样表现为保守乃至过渡特征的诗坛风貌濡染下，有诗家能够把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较好地结合在一起，并进一步充实地域诗歌写作特质，其代表便是清代中后期浙东诗坛的标志性人物姚燮。过往对于姚燮诗歌的研究已经积累了数量可观的成果，尤其多从艺术和思想等层面高度评价其歌咏浙东自然风貌的山水诗歌和反映鸦片战争历史的现实题材诗歌，而在诗学层面上另有继续研讨的空间。同时，对姚燮的充分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厉志、陈仅等与姚燮同时代的宁波诗人，实则他们在诗学领域颇有贡献，郭绍虞编选的《清诗话续编》即把厉志的《白华山人诗说》和陈仅的《竹林答问》收录在列。蒋寅指出：“无论从哪方面看，嘉道间的诗学都呈现一种平庸的面貌，与其前后各时期诗学的丰富多彩不可相比。不过，嘉、道诗学整体上却有一个醒目的倾向，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清代诗学的转型，即诗学开始重视纪录性而淡化了理论与评论色彩。”(《清代诗学史》56)厉志的《白华山人诗说》和陈仅的《竹林答问》却能以理论性为特征，让浙东诗学在嘉道年间独树一帜。本文试图以姚燮的诗学问题为切入点，揭示宁波诗坛的诗学面貌和其中基本观点的理论渊源。正是以诗学为动源，严格流派意义上的浙东“四明诗派”轮廓逐渐浮现并清晰起来。所谓“四明”，即宁波府的别称。

一、 诗学渊源： 姚燮与枕湖吟社

如何理解姚燮的诗学渊源问题，不妨先从已有的说法中找寻答案。姚燮(1805年—1864年)，字梅伯，号野桥、复庄、某伯、大梅山民、大某山人等，镇海(今宁波市镇海区)人，著有《复庄诗问》等。①关于姚燮诗歌，钱仲联先生注意到岭南诗人黎简的影响，并在其著述中屡屡提及，如《〈清诗三百首〉前言》中提到“黎简镵刻奇秀，宋湘朴素拗折，与江浙诗人对树坛坫。而黎简又深服钱载，浙江的钱仪吉、姚燮又倾黎简，姚特别受到黎的深厚影响”(498)。关键的文献依据见于《复庄诗问》卷三十二的《灯下读黎简民诗得四章》，如第一章云：“生早四十年，与君定为友。我有心中言，君心先我有。俗眼迷五色，弃之同破缶。当如岣嵝文，只许万灵守。我心灵逊君，未肯让君手。强挽百石弓，不顾柳生肘。以矢赴的心，中亦有时偶。前身我或君，君授我如受。群障纷烟尘，挥之不值帚。一海东南通，遥遥奠君酒。”(1186—187)表明姚燮对黎简的极力推许，且在推许中有意识地把自身和黎简并置比较。既有当事人的自陈，姚燮与黎简的相似之处便有索骥的方向和意义，如赵杏根在《论姚燮诗歌创作与其经历、素质之关系》一文中认为两人都是“大画家，家人、自身多病，生活艰辛，未曾入仕”，同时强调他们同有游览山水、受之陶冶的经历。②如若专就诗论，姚复庄诗与黎二樵诗之共性亦可归纳，钱仲联指出“读姚梅伯《复庄诗问》，雕肝镂肾，戛戛生新，体格与二樵山人相似”(《梦苕盦》268)。在诗学上，两位诗人对袁枚和“性灵”一派明确排斥。无疑，黎简对姚燮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该问题明确的学术增长点在于道咸年间内具独特理路的黎简诗歌接受史问题。黎简一生足迹未曾踏出岭南，题咏、称颂黎简诗歌却一度成为诗坛的普遍现象，实有启人深研之处，当然议题已超出本文范围，姑置不论。但从另一方面看，黎简对姚燮的影响本身是有限度的，而且该结论不能更进一步地表述为黎简的山水诗影响到姚燮的山水诗，其问题所在从诗歌编年中便可发现。姚燮所作的成就较高的山水诗，集中于《复庄诗问》卷三游普陀山之作、卷二十五游四明山之作等，《灯下读黎简民诗得四章》见于《复庄诗问》卷三十二，时间在后，系于乙巳年(1845年)。通观《复庄诗问》，除《灯下读黎简民诗得四章》以外，其他缺乏直接联系姚燮与黎简的记载，姚燮与黎简的山水诗虽有艺术感观的相似一面，却在文献实证上难以支撑起其中关联，而如果在更大范围内探讨姚燮的诗学渊源问题，黎简则同样无法被视为门径所在。

显然，探讨一位诗人的诗学渊源问题，其早年经历是应当被重视的。结合姚燮的人生履历，其诗歌生涯明显呈现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癸巳年(1833年)及以前，即姚燮人生的前二十九年，诗作见于《复庄诗问》卷一至卷五及绮岁所作《红桥舫歌》，交游关系以地方名士为主。姚燮的行迹以宁波为中心，覆盖吴越地区，除到杭州参加乡试外，曾与友人同游苏州、太湖。彼时姚燮与厉志、叶元阶等切磋诗学，已在宁波当地崭露头角。第二阶段为甲午年(1834年)至丙午年(1846年)，诗作见于《复庄诗问》卷六至卷三十四。甲午年中举，以后姚燮屡次赴京赶考失利，于是绝意进取，因而其行迹折返于京城与宁波，交游范围随之扩展，包括一大批道咸名流，如徐宝善、黄爵滋、潘德舆、张际亮、汤鹏、魏源、端木国瑚、朱琦、梅曾亮、何绍基、鲁一同、蒋湘南、黄燮清、朱绶、冯登府、潘曾莹、叶名澧等等。姚燮的声名得以张扬，被誉作“名满辇毂”，影响力从地方延伸至京城。其间，姚燮亲历浙东鸦片烽火，诗歌的思想和艺术内涵亦大为开拓。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复庄诗问》刊成，收诗时间下限即在丙午年(1846年)，诗歌生涯由此转至尾声。第三阶段为丁未年(1847年)及以后，姚燮开始流寓、隐居的生活，其主要诗歌事迹是咸丰十年(1860年)创作《西沪棹歌》一百二十首，参加王莳兰、欧景辰等倡立的红犀馆诗社，被奉为祭酒。此际姚燮交游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为浙东诗坛培养了一批下一辈弟子，较有成就者如王莳兰、董沛、郭传璞、陈继聪、陈继揆、林嵩尧、吴有容等。综合观之，姚燮的诗学观念在第一阶段已经成熟，其间并已完成了一次转变，且在转变后逐步定型。

姑且列举姚燮在《问己斋诗集序》中的自述以及张培基《复庄诗传》中的说法以佐证：

曩予为诗，取法袁简斋，下笔立成，觉抒写性灵，具有机趣。中岁晤定海厉君骇谷、慈北叶君心水，规予返本还原，究心汉、魏，约拟古以作课程。如是数月，觉诗较进。阅前所为诗，虽若可惊可喜，勿取也。始悟所以为学者必剥炼精醇，而后才质有所附，非徒恃才质所能有成。(《姚燮集》1726—727)

复庄尝与余论诗，谓诗必法古，风骚以降，汉、魏、六朝其选也，唐、宋诗格递变，要皆各有其长。顾法古人而但蒙其面目，则性情亡矣。又自状其为诗展转求质，譬诸病者听于医，莽夫拘于法，始不胜其勉强，后乃相安于自然。非尝甘苦者孰能道此？夫有学力则才思厚，而阅历深者尤多见道之言，宜其诗，不可以一格名，惟变所适，莫知其所以然也。(2131—132)

两则文献清楚说明姚燮在宁波两位诗人——厉志(骇谷)、叶元阶(心水)的影响下，抛弃“性灵”诗风，选择了一条在拟古中求变、上溯汉魏的诗法道路。《复庄诗问》乃姚燮自订，所展示者，正是诗学转变之后的诗歌面貌，而绮岁时取法袁枚所作“性灵”诗歌则于《红桥舫歌》一集体现，未曾在姚燮生前刊行传播。厉志(1783年—1843年)，字心甫，号骇谷，定海诸生，著有《白华山人诗集》《白华山人诗说》。叶元阶(1804年—1840年)，字心水，又字仲兰，慈溪诸生，著有《赤堇遗稿》。姚燮、厉志、叶元阶交游、互相砥砺的积极效应不独表现于姚燮处，对于厉志、叶元阶亦是类似，如《定海县志》载厉志“与慈溪叶元墀(按： 叶元阶兄)、镇海姚燮倡和，诗益进”(陈训正，人物表五)，阮福瀚序叶元阶诗集云“及心水交幼连孙君、白华厉君、梅伯姚君，[……]昕夕砥砺，互相搜讨，而心水诗学乃日益进”(卷首)。故而《白华山人诗说》出自厉志手笔，完全可以视为姚燮、厉志、叶元阶共同的诗学纲领，那么，探讨诗学渊源，自要从他们的诗歌交游活动中发掘线索，三人的交游活动可从四方面概括：

其一，创建诗社。叶元阶有别业在宁波府月湖东，曰枕湖吟舍。道光八年(1828年)，姚燮、叶元墀、叶元阶、厉志、孙家谷、郑乔迁、陈仅、张恕、佘梅、王淑元等集于此地组建诗社，月三集、年三十六集。③

其二，约作诗课。如前举姚燮《问己斋诗集序》中所说“约拟古以作课程”。道光八年，姚燮与厉志、叶元阶闭门治史，各得咏史诗七百余首。

其三，讨论诗学。如郭传璞序陈仅《竹林答问》云：“道光乙未、丙申间，传璞侍先君子游慈溪，获聆厉骇谷丈、吴仲伦(按： 吴德旋)、姚复庄两师暨叶氏昆季心水、小谱、叔兰、磊杉诸先生，论诗彻旦。”(陈仅2099)

其四，编订诗集。姚燮编有《句东三家诗合刻》，“句东三家”指陈仅、厉志、叶元阶，吴德旋力推三家，并作《句东三家诗合刻序》。而三家的各自别集——陈仅《继雅堂诗集》、厉志《白华山人诗集》、叶元阶《赤堇遗稿》均出现吴德旋序，厉志《白华山人诗说》又有吴德旋题辞，姚燮《复庄诗问》卷首也有吴德旋诗评。

综合上述材料，不难发现另有关键信息，如时间点道光八年，人物吴德旋、陈仅，而正是在道光八年，吴德旋客居宁波，与四明诗坛产生广泛交游。吴德旋(1767年—1840年)，字仲伦，江苏宜兴人。其时吴德旋年过六旬，已曾游历京师，又曾结识张惠言、恽敬、姚鼐等文章大家而立下文名，尤其服膺姚鼐，为桐城派张目。相较之下，叶元阶、姚燮年齿未及而立，厉志虽要相对年长，但生平视野局限地方，与吴德旋尚不可同日而语。其间交游与论诗，与其说相互切磋，甚至认为吴德旋主导诗学方向也并不为过，厉志请吴德旋为其集题序，话语间全系请教意：“吾子之论诗则善矣，而予自视缺然，愿吾子之有以进之也。”(《初月楼文续钞》卷四15b)吴德旋也说：“予论诗与世殊嗜好，而惟于四明诸君有深契，亦未可谓之偶然也。”(12a)强调与四明诗人诗学之合，又称厉志的《白华山人诗说》“先得我心之所同然”(20a)。所以，考察当时的宁波诗学，吴德旋个人的诗学观念可以作为姚燮、厉志、叶元阶、陈仅等人诗学观念的生成语境，而吴德旋的诗学渊源有二，一是宋大樽，一是姚鼐，如其自言宋大樽论诗“持论颇与予合”，“尝受古文法于武进张惠言皋文，受经义法于族父士模晋望，受诗法于仁和宋大樽左彝，受书法于阳湖钱伯坰鲁斯，后皆以桐城姚姬传先生为宗”(《初月楼闻见录》卷十8)，有确定的师承。综之，探究姚燮的诗学渊源问题，不妨首先联系厉志的《白华山人诗说》，其次追溯到吴德旋乃至宋大樽、姚鼐，再次旁参陈仅的《竹林答问》，由此可揭示出道光年间四明诗学的生成语境，其中根底落在“学古”二字。

二、 诗学语境： 以厉志、陈仅所撰诗话为中心

四明诗人与吴德旋、宋大樽的共通处落在“学古”二字。他们所学的“古”一般指向唐及唐以前诗歌，宋大樽《学古集》与《茗香诗论》所呈现的诗学直接与盛唐以后绝缘，吴德旋明言“诗之体至唐人而始备，故论诗宜以唐为宗。宋人病其太离，太离故法疏。明人病其太合，太合故形似，而性情反为所掩”(《初月楼文续钞》卷三5b)。清诗话中，厉志的《白华山人诗说》属上乘之作，蒋寅称“乾嘉以后，作诗话者多主于‘话’，以摭谈纪事为尚，厉氏独热心探讨诗理，发抒心得，诚可贵也。其精核处不让清初诸名家，堪称晚近力作”(《清诗话考》527)。《白华山人诗说》通篇的关键正是围绕“学古”作论，第一段开门见山：

所谓“不薄今人爱古人”者，此须活着，古之中亦有今在，不必尽取今人也。如汉、魏以逮陈、隋，汉、魏、晋、宋是古，齐、梁、陈、隋是今。全唐之诗，初盛是古，中晚是今。学古体诗者，就古之古学之；学近体诗者，就古之今学之。自兹以下，亦竟非无可取法者，但间有可取法者，仍是从古之古、古之今来也。(2150)

“自兹以下，亦竟非无可取法者，但间有可取法者”，并没有一笔抹杀唐以后诗，然用一个“间”字，仍说明唐以后不是学习的主流方向。厉志后也直言“宋人多不讲音韵，所以大逊唐人也”(2164)，黜宋之意已明，又言“王荆公诗，山谷以为学三谢。欧阳公自言学太白、退之；喜畅快，又似长庆。山谷自言学少陵。子瞻学刘梦得，学白乐天，晚年自言学渊明。诸公所学，亦皆所当学也。然不必学诸公，学诸公所学可也。诸公唯七言近体，有可学处”(2151—152)。他认为王安石、欧阳修、黄庭坚、苏轼等几位北宋大家基本也不必学，“唯七言近体，有可学处”，“唯”字正对应前述“间”字。厉志与宋大樽、吴德旋无疑站在宗宋一派的对立面，不同点在于宋大樽的“学古”极端化，吴德旋与厉志对“学宋”略要宽松，事实上这并不妨碍他们学古内涵的同一性。所谓“学古”，不是摹拟蹈袭，不是落于貌似，而是求其神合，自出面目。厉志对于“面目”更进一步阐释为“须别有一种浑浑穆穆的真气，使其融化众有，然后可以独和一俎。是气也，又各比其性而出，不必人人同也”(2152)。又云“学古人最难，须以我之性情学问，暗暗与古人较计，所争在神与气，貌袭者不足道也”(2150)，“古人诗多炼，今人诗每不解炼。炼之要诀，炼字、炼句、炼局、炼意，尽之矣。而最上者，莫善于炼气，气炼则四者皆得”(2152)，“衡论千古作者，何从见其高下，所争在真气灵气耳”(2154)。宋大樽《茗香诗论》强调“气化以我之神”(王夫之等102)，诗之“铸炼”在于“养心气”，类同此理。

至此，厉志的诗学法门已经浮现理路，“学古”是为途径，他在诗话中所举历代大家，沿波讨源，即求诸“悟前人学古之妙”(厉志2151)，叶元阶形象地称“揣摩诸先正，要若蜂取众花之蕊，酿而成蜜，方是自己家货”(2155)，学古也当视野宽阔，并能古为我用。“真气灵气”是为美学追求，若要达成，当融合古今，学古人用意，又非直用古人意，而是出以己意，厉志说：“作诗务在足意，意不足，诗可不作。”(2154)“今人作诗，气在前，以意尾之。古人作诗，意在前，以气运之。气在前，必为气使，意在前，则气附意而生，自然无猛戾之病。”(2160—161)意的前提是情，“意依情生，情厚则意与俱厚”(2161)。所以又说：“学古人须要学得着古人情意极尽处，我的心思知虑，一直要追到古人极尽处，此方是学着。”(2162)问题转至养性情，宋大樽《茗香诗论》给出的方式是善读书、游山水，④厉志与之完全一致，“凡作诗必要书味薰蒸，[……]又须山水灵秀之气，沦浃肌骨”(2164)。至若宋氏以为游山水有本，厉氏以为到名胜之所要胸中本有诗，也是同趣。除养性情等“未作诗之说”外，在具体作诗技巧层面，厉志拈出“音韵”一端，并数次在诗说中从不同角度阐释，也指明须熟读六朝诗及五律乃众诗之基，凡人学诗可从五律入手等。在《白华山人诗说》不长的数千字篇幅中，关于李杜的说法集中且丰富，当为厉志宗趣所在：“古今诗人，推思王及古诗第一，陶、阮、鲍、左次之，建安、六朝又次之。唯少陵能兼综其意与气，太白能兼综其情与韵。但情韵中亦有意气在，意气中亦有情韵在，不过两有偏胜耳。李唐以下之诗，安有踰此二公者？”(2151)李杜乃学古之集大成，体现以气运意的美学特征，与厉志诗学相合，故不断表彰之，而此宗尚如若放眼清代诗学史，又形成与沈德潜的相遇。对于厉志的理论建构，以及与之同声相应的姚燮、叶元阶等人相关说法，宋大樽及其《茗香诗论》有其客观存在的诗学映射，他们同样处在沈德潜的诗学史传衍线索中。

如此，吴德旋的相关说法也就不难理解，他在《厉骇谷诗序》中说“若乃镕铸曩哲，不薄今人，神而明之，权度在我，斯可以变化无方矣”(《初月楼文续钞》卷四16a)，即是“学古”精义之处；在《叶心水诗序》中称赞叶元阶“心仪古人，而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其于李唐诸贤几有不似之似矣”，“不似之似，乃为真似耳”(15a—15b)，道理亦同，“不似之似”也是宋大樽《茗香诗论》的论点之一(王夫之等105—106)；在《句东三家诗合刻序》中，吴德旋又借用姚鼐论点论诗：

闻之桐城姚刑部姬传(鼐)之言曰：“文章之事，贵能辟新径。偏于正者，其境易穷，而佳处易为昔人所掩。”予谓刑部之言固然，而正变之源流则不容以无辨。即以诗论，汉氏尚矣，自魏黄初以洎唐之天宝，作者代兴，虽其性情遭际之见于篇什者，非尽归于一致。而譬之若水然，波澜曲折不越于厓，则均可谓之正。杜子美、韩退之为变之始，至宋之苏子瞻、黄鲁直而为变之终。惟其自正而之变，故变而有其正者存焉。若自变而益之变，则正始之风荡然矣。(《初月楼文续钞》卷四11b—12a)

吴德旋的“正变”一说虽云源自姚鼐，倒与叶燮《原诗》所谓“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及“变而仍不失其正”等说相合。其说影响到了叶元阶，叶元阶请吴德旋为其专集作序时希望申言姚鼐论诗之旨，吴德旋说：“惜抱以为明李、何、王、李诸公，其摹拟古人也，诚不免过似，然犹未失昌黎韩子所云诗正而葩之义。予闻惜抱之于诗，从李、何七子入，然今《惜抱轩诗集》绝非有模写之迹者存焉。夫拟之议之乃成变化，未有不经拟议而遽可以言变化者，亦未有不变化而能自成一家之言者。”(14b—15a)他再三说明的问题，仍是在宋大樽《茗香诗论》乃至明代七子就已述及的“拟议以成其变化”之说。如果机械地从姚鼐诗学之“从七子入”及姚燮自承的也是今之学者多所聚焦的“熔铸唐宋”一说出发，去对应于四明诗学，会感受到区别并不小。但姚鼐毕竟“以诗为余技”(王文治3)，诗学要点分散，宁波诗坛的部分回应仍是有迹可循。《答翁学士书》中，姚鼐言：“文字者，犹人之言语也，有气以充之，则观其文也，虽百世而后，如立其人而与言于此，无气，则积字焉而已。意与气相御而为辞，然后有声音节奏高下抗坠之度，反复进退之态，彩色之华。故声色之美，因乎意与气而时变者也，是安得有定法哉！”(84—85)属论文语，但“意”“气”之论与厉志的美学追求不谋而合。姚鼐宣称袁枚、厉鹗是诗家“恶派”。对于袁枚的态度，四明诗人和姚鼐一样站在对立面，对于厉鹗则有不同，厉志说：“樊榭老人诗，有精心密虑，结形构巧，此其上者。有工于造句，词清意洁，此其次者。有逞情拈弄，随手付发，此其下者。今人但取其下诵习之，遂沿为风俗，名曰浙派。吾谓能取法其上，更探其渊源所从出，则流为派别，当不至如是而已。”(2161)矛头所向，当是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对“浙派”好用替代字的揶揄。当然，即使在有关“浙派”的意见上分歧，四明诗人对姚鼐诗歌还是完全服膺的，厉志说：“姚惜抱先生诗，力量高大，音韵朗畅，一时名辈，当无其匹。今人但重其文，而不知其诗，何耶？”(2164)叶元阶道“固亦好惜抱轩诗”(《初月楼文续钞》卷四15b)，姚燮也有诗云“陶园恣肆惜抱醇”(《复庄诗问》450)。

道光宁波诗学以两部诗话为标志，一是厉志的《白华山人诗说》，另一部是陈仅的《竹林答问》。旁参陈仅的《竹林答问》，可以加深对姚燮诗学渊源乃至四明诗学特征等问题的理解。

《竹林答问》形成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陈仅陕西紫阳知县任上，距离枕湖吟社最初活动时间已过十一年之久，那么，陈仅的诗学与姚燮、厉志、叶元阶是否一致？关于《竹林答问》的诗学概括，今人说法略觉模糊，蒋寅说：“其论诗主独创，欲空诸依傍，故以为风格、体裁皆随时而变，不必摹古。然其诗学由宋人入，持论立场绝不同于性灵派，故斥之为诗道之贼。”(《清诗话考》525)张寅彭说：“所言实以格调为脉，运以学问，糅合性灵、神韵等说而集其成也。”(27)诚然，《竹林答问》开篇就说：“必欲摹雅、颂为复古，剽风、骚以鸣高，非圣人删诗之旨也。”(2101)深恶以摹拟为复古的观念，但其所谓“不以古人苛绳”非是空诸依傍，“其诗学由宋人入”云云是陈仅举自身学诗经历作反面案例，《竹林答问》提到：“吾师汪竹素先生尝诲予曰：‘子以宋诗入门，故后虽竭力学杜，终不能摆脱窠臼。’”(2126)明确针对学宋而言，故而轻视标举江西诗派的《瀛奎律髓》。实则陈仅也要学古，只是这里的“古”是唐，尤其强调杜诗，他说：“学诗必以杜为宗，固也，然各有入手处。五古自汉、魏、六朝沿源竟委，而以李、杜、韩、韦为四海。杜则东溟也。七古由王、李(东川)、高、岑入手，七律由随州及大历十子入手，而皆归宗于杜。惟五律舍杜无所取法，工力既到，而后涵泳于王、孟、高、岑、二李，以博其趣。盖先轨辙而后神明，先积学而后顿悟，非是则弊必随之。”(2136)所以，同为宗唐崇杜，陈仅对明代七子持论宽容，评为“虽摹拟太过，其中实有真学力为之撑拄”(2132)，但对公安、竟陵二派极为不满。陈仅以为性灵、学力必须相须而成，又排击性灵派，说“诗人主情，彼荡而言性灵者，亦诗之贼而已矣”(2102)。这样看来，《竹林答问》确以格调诗学为脉。陈仅关注性情、养气，在诗学大方向上与姚、厉、叶是保持一致的，其中当然不乏具体诗学论点的差别，如他认为学诗从五古起即与厉志不同。如果置于宁波诗学背景之中，陈仅《竹林答问》无疑构成极好的细节填充。这部诗话涉及多重层面的诗学命题，包括诗歌技巧的讨论(用事、换韵、炼字、炼句、炼意、对偶、平仄等)，诗歌体式的讨论(尤多相对特殊的体式，如五言长古、六言诗、十一字句、五句诗、三句诗、七句古诗、古乐府等)，诗歌题材的讨论(离别诗、欢宴诗、竹枝词、咏物诗、题画诗、游览诗等)，诗话诗选的讨论(《白石道人诗说》《沧浪诗话》《唐诗合解》《诗品》、《才调集》《瀛奎律髓》《古诗选》等)，杜诗学相关(尤以钱《笺》第一，极诋《详注》)以及评骘历代大家、名家，具体而微、平正通达。

与厉志、叶元阶、吴德旋、陈仅等交游，对于道光八年之际的姚燮而言，合理的推测是诗学观念的“输入”应当多于“输出”。其后数年，姚燮同样提供一批诗学素材，主要由散见于《复庄诗问》的论诗之诗以及诗中若干只言片语的诗学讨论组成，难言体系，总体上也没有脱离宁波诗学的特征： 学古、反对摹拟；强调性情，否定袁枚一派；要求读书，提倡游历等。道咸宁波诗学承乾嘉格调诗学而来，上溯汉魏且表现厚唐薄宋的倾向，虽说新意实为有限，却也发于精微，落于实处，为学诗提供切实可行的途辙，《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著录《白华山人诗集》《诗说》，认为“可谓诗中之朴学也”(《续修四库全书》(10)159)，《竹林答问》“足为初学作诗者津筏也”(《续修四库全书》(34)632)。其后，姚燮弟子董沛同样推崇李杜，主张学习汉魏，读书养气，反映宁波诗学的传承流衍。

三、 诗学反思：“四明诗派”之建构

文学流派之界定标准，宽严不一，亦有自觉与非自觉之分，但若干要素大体都会被列入，如陈文新认为应当从“流派统系、流派盟主(代表作家)和流派风格”(9)三个层面分析流派的成立，张宏生归纳为明确的文学主张、公认的领袖、形成创作群体和较为统一的创作风格等四个条件(1)，衡量以道咸年间宁波诗坛，“四明诗派”的确立拥有充分的条件。

从代表作家来看，姚燮的诗歌成就获得清诗史书写的高度肯定无须赘言。从创作群体来看，枕湖吟社创于宁波府城，颇具影响，其成员自然作为诗派基石，此外亦有三方面补充： 其一，家族文学保障诗派的运转。枕湖吟社的组织来源于慈溪叶氏文学世家的支持，而以叶氏族人为主干的白湖诗社在慈溪地方前后绵延数十年之久。其二，师承关系保障诗派的发展。姚燮后期为宁波培养一批诗弟子，让诗派获得了基本的承传谱系。其三，羽翼诗人保障诗派的广度。号称主持四明坛坫的徐时栋(1815年—1873年)不应忽视，表面来看，他与枕湖吟社缺乏交集，与姚燮论交大约迟至1841年。⑤但徐氏更重学术而非辞章，作诗以五七古乐府为最擅长，入汉魏之室，在诗学观念上亦与厉志、陈仅等多有精神相通之处，符合区域诗学特征，如其所言：“作诗好翻用前人语者，往往坐晦涩枯燥之病，即使词明意达，亦常失之刻核浮薄。吾每语弟子曰：‘且学古人好处，不必效其捧心态也。’”(《烟屿楼笔记》4537)既提倡学古，又不满于摹拟过度。又云：“唐诗善作情真语，后世情事几于毕备。”(4537)“余少时作《春阴》诗有云：‘初三夜月逢寒食，第四番风到海棠。’王斋先生日章大加叹赏，谓非寻常吟哦家所易有，每向友人称道不置。今细观之，不过是一联好宋诗耳，不知吾师何以赞叹如此？”(4548)崇唐黜宋的意见分明。又云：“自论诗以神韵为大宗，百喙附和，而枵腹可以为诗人。巨子者出，依据其说而稍变之，刻酷情状以为工，街谈巷语阑入，一切以为创获，而于是温柔敦厚之教荡然尽矣。”(《烟屿楼文集》卷二9b)批评“神韵”“性灵”二派，带有转向“格调”一派的倾向。因而，徐时栋不难被视为诗派的羽翼。从创作风格来看，拟古、山水书写是诗派特色，而在学古的诗学语境下，即使是姚燮，其古诗方面的成就也明显在近体律绝之上；又可从诗歌文献来看，《句东三家诗合刻》足以作为诗派标志性质的文献，但因该集未传，大可用董沛《四明清诗略》代之观照，只是其价值和意义完全溢出了“道咸”的时间区间。在清代道咸年间，宁波诗坛来到高峰期，不仅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诗人，在诗歌文献的保存上亦成绩卓著。宁波府下辖鄞、慈溪、奉化、镇海、象山等县，其中，慈溪县史上标志性的诗歌总集《溪上诗辑》(尹元炜、冯本怀编纂)，正集成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续集成于咸丰三年(1853年)(傅璇琮等819)；象山县史上标志性的诗歌总集《彭姥诗搜》(倪劢编纂)，据《(民国)象山县志》载，约成书于道光七年(1827年)；⑥奉化县总集《剡川诗钞》(舒顺方、董彦琦编纂)，虽系康熙年初刻，后也得到道咸文士徐时栋关注，而有徐氏烟屿楼抄本存世(中国古籍总目3090)；镇海县史上最具分量的诗歌总集《蛟川诗系》为姚燮所编。上述总集的同一特征在于大规模保存县域诗歌文献，为各县诗史的梳理奠定文献基础，又皆带有道咸这一时间标记。宁波府治所所在之鄞县，此前因有《甬上耆旧诗》《续甬上耆旧诗》声名远播、影响广泛，道、咸之际似呈偃旗息鼓之势。咸丰戊午年(1858年)，董庆西辑成《四明诗干》，默然无名，但其侄董沛所编《四明清诗略》却是宁波诗坛继《甬上耆旧诗》《续甬上耆旧诗》两部总集之后的一部殿后力作。《四明清诗略》的编纂时间迟至光绪年间，由于董沛与姚燮师承关系，所受道咸宁波诗歌文化之影响易于理解。《四明清诗略》对于宁波诗坛名家的体认十分强烈，每位诗人所收诗歌数量之多寡形成两种极端对比，经统计得出，李邺嗣、姜宸英、全祖望、陈仅、黄桐孙、厉志、叶元阶、姚燮等八位宁波诗家为其中翘楚，后五位均属道光诗人。

综合各方面内外部条件，“四明诗派”的轮廓已然清晰，当然毋庸置疑的是，《白华山人诗说》《竹林答问》等带有同质性的诗学主张，凝聚为一项关键性乃至根本性要素，让“四明诗派”拥有严格上诗之一派的意义。其实“四明诗派”的命名，前人已有发明。张寿镛序《四明诗干》云：“四明诗派，其发源甚古，越之大夫种、汉大里黄公，实滥觞焉，其后齐梁隋[……]”(367)纯用地域议论诗派，在学理上不似枕湖吟社所赋予的“四明诗派”义涵那样接近当下对于诗歌流派的界定标准。综观清代宁波诗歌的历史，无论是以李邺嗣为中心的浙东遗民诗人集群，以全祖望为成员的浙东学派诗人群体，又或姜宸英的交游空间，皆难用“诗派”冠名，究其原因，正是在诗学方面的耕作未能清楚地呈现群体合力。而在另一重面向上，正因其集中而鲜明的诗学特征，“四明诗派”也便拥有鲜明的清诗史定位。

对于嘉庆、道光诗坛而言，两方面的诗学现象有助于理解“四明诗派”的定位问题： 首先，沈德潜的格调诗学深度扎根于浙江诗坛，如在省城杭州，杭、厉“浙派”形成的诗歌风格逐渐淡化，袁枚之性灵诗学缺乏响应者，而颇具地方影响力、诗弟子众多的老一辈杭州诗人朱彭、宋大樽均在诗学观念上依附于沈德潜，⑦王豫《群雅集》记载有宋大樽梦与沈德潜论诗，其影响可见一斑。⑧其次，道光诗坛号称“复古”，如邓之诚说：“道光时，咏叹之作，多摹少陵五言，竞尚选体，诗事复盛，潘德舆、张际亮其最著者。”(560)潘德舆作为道光京城诗坛中心人物之一，亦为正统诗学的倡行者，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即把宋大樽、潘德舆附列于沈德潜之后。以此审视浙东“四明诗派”，从第一方面看，“沈德潜—宋大樽—吴德旋—姚燮”的诗学接力线索分明，说明沈德潜格调诗学在浙江诗坛的持续发酵，在吴德旋的穿针引线下，浙西诗坛与浙东诗坛也形成了潜在的互动。从第二方面看，“沈德潜—潘德舆—姚燮”的诗学关联粗略可感，其因缘在于姚燮与潘德舆在京城的诗歌交游，这说明在道光朝复古主义的风气笼罩下，京城诗坛与浙东诗坛的遥相呼应。而两条线索又是殊途同归的，如宋大樽在辞官后彻底成为杭州地方诗人，但其《茗香诗论》仍可顺利流播于京城与地方之间，表层意义上固然是“学古集本”“知不足斋丛书本”“逊敏堂丛书本”等版本刊行的作用，但其背后隐藏着诗学理路。巧合的是，潘德舆即对《茗香诗论》有着高度的评价。由此可知，在沈德潜《说诗晬语》后，无论是潘德舆的《养一斋诗话》，还是浙江诗人的《茗香诗论》《白华山人诗说》《竹林答问》，乃至宋大樽之子宋咸熙的《耐冷谭》、宋大樽之友徐熊飞的《春雪亭诗话》《修竹庐谈诗问答》，大致都属于格调诗学序列下的诗歌批评作品。

因之，“四明诗派”自然可以视为乾嘉“格调诗派”的后续、羽翼，更在实践层面上拥有难得的时空条件，他们既青睐于李白，故身处浙东山水间，可作出富于想象力的浪漫主义诗篇；他们又青睐于杜甫，故身处鸦片战争的烽火前线，可作出富有诗史内涵的现实主义作品。无疑，“四明诗派”的认定，对于理解清代格调诗学的发展以及浙东地区的诗歌演进和成就，深入把握嘉庆、道光、咸丰诗坛的多种现象和命题，有其突出的意义和价值。

注释[Notes]

① 姚燮生平事迹见于《清代朱卷集成》道光甲午科“姚燮履历”、陈继聪《大某山人生传》、张培基《复庄诗传》、蒋敦复《例授文林郎即选知县姚君墓志铭》、董沛《姚复庄先生墓表》、徐时栋《姚梅伯传》等，今洪克夷著《姚燮评传》、赵杏根编《姚梅伯年谱简编》、汪超宏编著《姚燮年谱》均为姚燮生平研究具有分量的成果，足资参考。姚燮一生著述丰富，路伟、曹鑫编《姚燮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收录《复庄诗问》《红桥舫歌》《西沪棹歌》等诗集三种，《复庄骈俪文榷》《复庄骈俪文榷二编》《复庄文酌初编》等文集三种，《疏影楼词》《疏影楼词续钞》《玉篴楼词》《苦海航》等词集四种，《红雪吟》《某心血传奇》等曲二种，并对诗文词曲详加补遗，较为完备。除此以外，姚燮所编诗歌总集《蛟川诗系》，骈文总集《皇朝骈文类苑》，戏曲专科目录《今乐考证》及其红学著述《读红楼梦纲领》，历来也受到研究者重视。

② 参见赵杏根：“论姚燮诗歌创作与其经历、素质之关系”，《苏州大学学报》2(1990)： 80。

③ 关于枕湖吟社的记载较多，对此，汪超宏《姚燮年谱》已有大量列举，不再赘述。参见汪超宏： 《姚燮年谱》(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0页。

④ “左彝(宋大樽)著诗论一卷，大旨谓学诗之道，不第于诗焉求之，要在多读书，游名山水，然后能充其识，以养其性情，而不同于流俗。”参见吴德旋： 《初月楼闻见录》(台北： 文海出版社，1987年)卷二。实则宋氏在《茗香诗论》中强调“诗之铸炼”，以仙道为依归，类似于形神质的锤炼铸就，在个体的塑造上要求“读书”“纵游山水”“周知天下之故”，应是受到王士禛影响，王士禛有言：“为诗须要多读书，以养其气；多历名山大川，以扩其眼界；宜多亲名师益友，以充其识见。”参见王夫之等撰： 《清诗话》(北京： 中华书局，1963年)第119页。

⑤ 参见汪超宏： 《姚燮年谱》(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95页。

⑥ “当道光丁亥(1827)……劢编《彭姥诗搜》……”参见陈汉章总纂： 《象山县志》(北京： 方志出版社，2004年)第1020页。

⑦ 沈德潜对朱彭的影响，参见李晨：“乾嘉时期‘浙派启变’与‘杭诗流变’——朱彭诗史地位的再发现”，《浙江学刊》2(2017)： 154—61。

⑧ 沈德潜对宋大樽的影响，思考方向众多，除《茗香诗论》本身在诗教观念、诗法门径等问题上与沈德潜的《说诗晬语》有一致之处，其交游圈亦多沈德潜的追随者，如朱彭、石钧、王豫、徐熊飞等江浙诗人。据宋咸熙《耐冷谭》所载，宋大樽诗歌深得沈德潜入室弟子顾宗泰的欣赏。顾宗泰尤其关注宋氏复古与传统意义上的“浙派”之差别，其间深意，不言自明。参见张寅彭主编： 《清诗话三编》(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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