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玉先生的“三个高台”

童庆炳

杜甫当年写诗，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位诗圣的这句诗也太缺乏前瞻性了。现在活过六十岁的人不可胜数，活过所谓“古来稀”的七十岁的人，也很普通，连我都活过这个年纪了。徐中玉先生活到一百岁，就用他的生命的长度结结实实地“驳斥”了杜甫。重要的还不是徐先生活到人们平常祝愿的话：“长命百岁”的百岁，更重要的是他的生命和精神，与他的事业和贡献，争相辉映，奏响了他人生的美丽交响曲。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看到一副对联，其中一联写道：“青天白鹤见精神”，心中为之一动。我觉得这句诗恰好用来形容徐先生：徐先生是“青天”，又是“白鹤”，青天衬托白鹤，白鹤也衬托青天，两者互相衬托，见出一种生命与精神蓬勃的生机和境界。

我与徐中玉先生的交往，始于1978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成立的大会上。当时我陪伴我的老师黄药眠先生一起去参加会议。徐先生是当时筹备会的秘书长，精力充沛，但事情很多。我就主动让徐先生给我派活，我帮助他干。那时候我年轻，刚过40岁。我们一起合作，我也常给徐先生出一些主意，合作非常愉快。我们的交往就从那时开始。后来我们为《文艺理论研究》的出版又有多次来往。我们当时都无力承担这个刊物的出版，所以我记得第一年是交给江西的一个出版社来出版的。后来那个出版社也没有兴趣，要我们把刊物拿回去，徐先生跟我联系，问我们要不要这个刊物。我去问黄药眠先生，我老师说，我们要刊物作什么用，又没有钱。问题就转回给徐先生。徐先生是位有眼光有办法的人，刊物就落在华东师大了。

再后来，徐先生以他的资历、水平和影响，被任命为教育部高教自考委员会中文专业委员会主任。每一个学科要有一个学科委员，其实徐先生可以自己出任，或在上海或他自己的学生中寻找一位，但徐先生没有这样做。1984年或稍后的一点时间，他亲自在华东师大召开文学理论自学考试大纲的会议，要列一个文学理论的体系。讨论持续了十天左右，讨论深入到概念的界定。我那时真的“人到中年”，各种各样的事情很多。因此讨论中，我总是抢着先发言，希望讨论的速度能快一些。徐先生请大家发言，发言后徐先生从善如流，有时候不等别人发言，就说：童庆炳的界说不错，就这样定了。大纲讨论完，不久徐中玉先生就来信，要我出任教育部高教文学理论学科自考委员，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以为徐先生自己就是研究文学理论的，这门课的考试委员应由他自己亲自出任，结果不是，他自己去当大一语文的委员了。随后他便放手让我带领一帮教师编写全国《文学概论》自考教材，中间改过两次，第三版后未改，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也有好几年了。还有一件事要说的，那就是徐先生主编《文艺理论研究》后，我若写了文章，有时就寄给徐先生，希望能在《文艺理论研究》占一点版面。徐先生对我寄去的由我署名的所有的文章都一概予以刊登，并且从来不压缩和修改我的文字。我真的要感谢他。更有缘分的是，凡我推荐给徐先生的我的学生的稿件也一概刊登了。我老师留下的一篇很长的关于1958年美学大讨论的记录稿，他也照样刊登。我的老师地下有知，也会感激徐先生的友情。

徐先生的道德文章都是我们这些后辈学者的楷模。就“为人”来说，根据我的接触，活到百岁的徐先生为人朴实、诚恳、友善、谦虚、谨慎、大度、包容。他是一位学者，但他是学者中的组织者、活动家，在这组织、活动过程中，徐先生为人的修养、境界总是会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中国文论界，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论界，没有徐先生的组织，是很难办成这些事情的。如中国文艺理论学会，没有徐先生以他的为人亲和的、合作的、包容的精神，以及亲自的张罗，是坚持不下来的。他主编这些刊物、丛书，质量皆很高，这些充满人文精神的刊物、著作，也是以他的为人境界和精神作基石的。抽去这基石，这些事情就失去了支撑的力量。事情是人做的，人做事情要有实事求是的作风，要有包容合作的精神，要有高尚的道德境界，这些徐先生都做到了，并且成为我们这些后辈学者的榜样。他的为人精神落实到了他热心的事业中。

徐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学者。他治学的重要精神是实事求是，用事实说话，从不发表没有根据的虚悬的奇谈怪论。譬如，他一生用很多时间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工作，他总是从古人的原著出发，再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对此，这里我想简单讲几点：

第一，徐先生对中国古代文论性质的理解。他说：“诗话，词话，虽零碎而作用甚广，娓娓道来，亲切有味者不少，何尝不如堆砌名词概念、生造字句动辄数十万言之作？各民族互有短长，各有所适，倒不想尽煞别人志气，一味长自己威风，乃是要求实事求是，有点科学态度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这些话说得很平易，但又很深刻，道出了中华古代文论的实际，因此具有启发人的力量。

第二，徐先生对中国古代文论特征的理解。他讲了四点，就是“尚用”“求真”“重情”“重简”。这些概括字字珠玑，从事实出发看起来平易，实则凸显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实际。譬如在讲道“重简”一点时，他解释说：“爱好要言不烦，能使人举一反三，厌恶唠叨不烦，以艰深文浅陋。”这些话不但符合古文论的实际，而且也具有现实的针对性，特别是最后一句，“以艰深文浅陋”，就是针对当时文论界文字艰涩而意思则很浅陋的情况而说的。

第三，徐先生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目的的理解。他是反对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主张学术要崇尚于“用”。他在引用了古文论中“发愤读书”“不平则鸣”“怨而不怒”“文须有益于天下”等著名论点后，说道：“尚用而着重在怨，固然有长期封建社会专制统治的历史背景，但只要社会需要无止境地前进，那么即使在现在，批判精神也仍值得肯定。当然出发点应该是为了促进历史的前进，而不是拉向后退。”徐先生虽搞的是古代文论，可认为研究的目的还在于用，特别是要求我们仍然需要葆有批判精神。联系今天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这一要求就显得尤为可贵。

第四，徐先生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方法的理解。他说：“分析不妨入细，即所谓微观，而分析之后尚需综合、宏观，看到子系统上面的高一级系统。”这当然是非常好的方法，但说起来易，做起来难。可徐先生自己就是这样去做的。我印象中他有一篇论《文心雕龙·知音》的文章，他在文中谈欣赏里的“见易”问题，分析得很具体，特别是联系屈原“异采”而论，细致入微；但另一方面，文章又能提升到欣赏的规律来进行理解，给人以极大的启发。

百岁老人的徐中玉，在为人上站住了，在为学上也站住了。他有三个高台：生命，为人，治学。三个高台都那么平稳、那样美好。最后，我祝愿徐中玉先生福如东海无限深、寿比南山日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