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典范·文章矩矱·文治气象——“国朝三家”说平议

郭英德

引言：“国朝三家”说的来龙去脉

“国朝三家”说本于宋荦等《国朝三家文钞》(以下简称《文钞》)的编纂和流传。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江苏巡抚宋荦约请江苏学政许汝霖、武进布衣邵长蘅等，共同选编《文钞》，宋荦次子宋至也参与校订。该书选录侯方域、魏禧、汪琬的文章，包括《侯朝宗文钞》八卷、《魏叔子文钞》十二卷、《汪钝翁文钞》十二卷。所谓“国朝三家”，当时学者也称为“本朝三大家”，见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刘德昌修、叶澐纂《商丘县志》卷9《文苑·侯方域传》(31b)。

历时八十多年，到乾隆年间，“国朝三家”或“本朝三大家”的民间称名，经由四库馆臣采纳，得到官方明确认可。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月写定的《四库全书》本汪琬《尧峰文钞》卷首《提要》云：“古文一脉，自明代肤滥于七子，纤佻于三袁，至启、祯而极敝。国初风气还淳，一时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矱。而琬与宁都魏禧、商邱侯方域称为最工，宋荦尝合刻其文以行世。”(《尧峰文钞》；《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5册203)四库馆臣以“国初”替换“国朝”，定位“三家”古文的时代地位，这一做法在嘉庆、道光间桐城古文名扬天下以后，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于是到民国初年，就有“国初三家”之称(《侯方域传》 13320；赵尔巽等，卷484)。

经由200余年民间与官方的合作，“三家”并称从一种“历史称名”而“华丽转身”演变为一种“历史事实”，所谓“清初三大家”“清初古文三家”或“清初散文三大家”等，堂而皇之地进入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叙述之中，成为文学史家建构文学史的事实依据。

但是，康熙年间宋荦等人何以“合刻其文以行世”，而侯方域、魏禧、汪琬三人又何以并称？“三家”如何“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矱”，又何以因其“最工”而堪为古文仪型？“三家”之文如何成为“国初风气还淳”的典范？如何看待“三家”在清初散文格局中的位置？所有这些问题，近年来研究者虽然已有所探讨，但仍不甚明晰，有待进一步发覆。笔者在重新阅读、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草创此文，拟就上述问题略作诠解，以求教于方家。

一、文人典范：“三家”并称的指归

勿庸置疑，侯方域、魏禧、汪琬三人，无论是地域、出身、经历、交游，还是性格、思想、文风，都各自不同。在他们三人先后活跃于文坛的时候，并不存在所谓“三家”并称的历史事实。尤其是侯方域英年早逝，更不可能与魏、汪二人同时驰骋文苑。即使仅就文风而论，三人也各有所长，风格迥异，邵长蘅《国朝三家文钞序》说：“侯氏以气胜，魏氏以力胜，汪氏以法胜。”《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说：“然方域才人之文，禧策士之文，惟琬根柢经典，不失为儒者之文。”(815)

由此可见，“三家”并称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历史事实，而是人为建构的文化产物，其直接的来源就是宋荦等人编选的《文钞》。阅读该书卷首宋荦、许汝霖、邵长蘅的三篇序言和宋荦的《凡例》，我们不难得知，合编“三家”之文的表层动机非常简单，仅仅因为侯方域、魏禧、汪琬三人都是宋荦之友。许汝霖《国朝三家文钞序》说：“公(指宋荦)与朝宗少同笔研，齐名二十年，钝翁、叔子皆前后定交。今于其古文词，表章亟亟，使三先生之名遂足鼎峙千古。”

那么，宋荦与侯、魏、汪三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友人，又有多么深厚的交情，值得他身为一员“方面大僚”，为三人合编《文钞》呢？

宋荦与侯方域都是商丘(今属河南)人，其父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宋权，在明末与方域有师生之谊。顺治八年(1651年)，宋荦十八岁，与侯方域等结“雪园六子社”(又名“雪苑六子社”)。这年侯方域三十四岁，已声名籍籍，而宋荦得以名列“六子”，实因其贵胄子弟的身份。次年(1652年)侯方域编定《四忆堂诗集》，宋荦为之序(《四忆堂诗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06册114)。十一年(1654年)九月后，宋荦《古竹圃诗集》刻成，侯方域为作序(《绵津山人诗集》442)。当年十二月，侯方域卒于家。由此可见，宋荦与侯方域的诗文交往仅仅三年有余，绝不像许汝霖所说的“少同笔研，齐名二十年”。而宋荦《邵湘子全集序》称侯方域为“忘年交”(邵长蘅114)，既因为有同乡之谊，更带有借侯方域之名以自重的心理。

宋荦与魏禧就更是“交情淡似秋江水”了。康熙十七年(1678年)十一月，宋荦升任刑部贵州清吏司员外郎，奉命视榷赣关。次年(1679年)二月，宋荦甫至赣州(今属江西)，即寓书魏禧兄弟，并附赠诗集。三月二十二日，魏禧致函宋荦，称先前对宋荦的“虚己好士，笃学不厌”，有所耳闻。及读信札，更感叹宋荦“所见者远，而自期待者大且重也”，但却因病，不能前往相见。是年九月，魏禧就医泰和，过赣州，始与宋荦相见，诗文酬唱(魏禧525—27)。次年(1680年)，魏禧漫游江南，十一月十七日(1681年1月6日)即不幸卒于仪真舟中。宋荦与魏禧相识不足两年，除互赠书札文稿之外，仅有一度晤面，并无深交。在魏禧看来，宋荦不过是有文人气质的官僚，是“乐善忘势之人”。二人一为朝廷命臣，一为山林逸民，地位相去悬殊，从未曾结成挚交好友。

但是此后宋荦通论“布衣能文章”时，却常常将侯方域和魏禧相提并论，并稍带论及邵长蘅。如作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的《邵子湘全集序》说：“韦布之士以能文章名海内而余获交者，得三人焉，一为侯朝宗，一为宁都魏叔子，其一则毗陵邵子湘。”“子湘之文与二子鼎足而传于后亡疑。”(邵长蘅141)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宋荦《赠邵子湘六十序》也说：“予交布衣能文章三人，一为同里侯朝宗，一为宁都魏叔子，一为毗陵邵子湘。”(《西陂》282)

值得注意的是，邵长蘅《侯方域魏禧传》亦引侯、魏为同道，说：“侯方域、魏禧操行不同，予论次两家文，乃合传之。”(494)邵氏集中未著录此文撰于何时，但持此文与《文钞》中署名“宋荦撰”的《侯朝宗本传》和《魏叔子本传》二文相比勘，仅有寥寥数字相异，可见这两篇《本传》当是邵长蘅的“代笔”之作，既表达了宋荦的看法，更融入了邵氏的意见。

与侯、魏二人以诗文交往不同，宋荦与汪琬的交往是从官场应酬开始的，且历时近二十多年，时断时续。康熙三年(1664年)二月，宋荦除湖广黄州府通判，临行，与京城友人宴于汪琬家，得送行诗一帙，汪琬作《赠宋牧仲序》，以“基之以学”勉励宋荦(《汪琬》548—49)。但其后十余年，二人行迹并无交集。康熙十七年(1678年)正月，宋荦入京补理藩院院判。次年(1678年)八月，汪琬应博学鸿辞科亦入京。而十一月宋荦即奉命视榷赣关，时人送行诗文甚多，编为《使虔录》，汪琬有序(《漫堂年谱》；《续修四库全书》第554册184)。此后二人又睽隔近十年，仅互致信札诗文。康熙二十六年(1681年)十月，宋荦奉特旨升任江苏布政使。次年(1688年)春，汪琬游宋荦府署，与之樽酒论文(《西陂》277—78)。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1691年1月11日)，汪琬卒于家。综上所述，宋荦与汪琬的交往并不频繁，两人的交情可能更多地得力于宋荦挚友王士禛的居中推介。

如前所述，若以“布衣能文章”为标准，宋荦认为能与侯、魏“鼎足而传于后”的，应该是邵长蘅。而汪琬之所以得以跻身“国朝三家”，首先是因为他具有“士大夫能文章”的独特身份。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五月，宋荦《蚕尾集序》回忆说：“逾壮，官京师，益得交海内名士大夫，而一时名士大夫亦往往昵就予。予最心折者得二人：论文则钝翁汪先生，论诗则阮亭王先生”(《蚕尾集》190—91)。可见在宋荦心目中，所谓“三家”，如以文人身份而论，实可归为二类，即布衣能文章者与士大夫能文章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邵长蘅去世后，宋荦撰《祭青门山人》称：“惟君以布衣之雄，操数寸管，与钜公名卿，分席于诗古文词，鼎足侯、魏之间，拍肩把袖，并道而争驰”(《西陂》351)。同样明确地将“布衣之雄”与“钜公名卿”对举。

宋荦在《国朝三家文钞凡例》中心有不足地说：“予幼侍先文康公，长而宦游四方，获交海内名流颇广。三君已成昔友，故亟思表章。它如某某五六君子，其所为古文辞，予心识其必传，而桓谭之赏，请俟异日，当有广之为六家、为八家者。”看来，侯、魏、汪“三家”之所以有幸合刻并称，是因为他们“已成昔友，故亟思表章”，这不能不带有某种历史的偶然性。但是，“三家”并称确有历史的必然性，因为“三家”堪为清初布衣能文章者与士大夫能文章者两种类型的文人典范，并共同表征清初文人特殊的“布衣”精神，而“三家”之文更足以共同成为清初文章矩矱的仪型。从某种意义上说，康熙三十二、三年间问世的“国朝三家”说，正微缩了当时已然发生和延展的士人古文写作的分化，以及即将发生和延展的士人古文写作的合流。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瞿源洙为任源祥文集撰《鸣鹤堂文集序》，概括道：“盖古未有以穷而在下者操文柄也[……]独至昭代，而文章之命主之布衣。”并列举清初侯方域、魏禧、傅山、邵长蘅、姜宸英、陈维崧、储大文等为例，说：“然闾巷之士不附青云而自著，此亦一时之风声好尚使然乎？呜呼，可以识昭代人文之盛矣。”(任源祥4)布衣文人和布衣精神，成为人们审视与评价清前期古文的一个聚焦点，宋荦等人于此是独具慧眼的。

二、文章矩矱：“古文”体性的甄定

宋荦等人在康熙年间编选“三家”文章，而命名为“文钞”，无疑自觉地承袭了明万历间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传统，而迥然不同于南朝梁萧统《昭明文选》的传统。《文选》与《文钞》之辨，是清初文家的常识，如陈维崧《征刻今文选今文钞启》云：“是以购彼鸡林，探其象罔，都为一集，派以两家。学秦、汉、六朝者，入萧斋《文选》之中；仿韩、柳、欧、苏者，归茅氏《文钞》之部。庶几两美，要可单行。”

从文章体制来看，《昭明文选》所录，兼及诗赋与骈散各体之文；而《唐宋八大家文钞》所录，则皆为“古文”，《国朝三家文钞》之“文”也专指“古文”。此书乃据“三家”已刻文集遴选删汰，而“三家”文集所收之“文”原本并不仅限于“古文”，此书却仅仅选录其中的“古文”。例如，顺治十三年(1656年)刊刻的《壮悔堂文集》中，收入《梅宣城诗序》《拟思宗改元追复杨涟等官爵并起被废诸臣旋钦定逆案颁示百官廷臣谢表》《拟上遣官致祭先师孔子阙里群臣谢表》等骈俪文章，《侯朝宗文钞》均予删汰。康熙三年(1664年)编刻的《魏叔子文集外篇》二十二卷，卷二十收“四六”十四篇，卷二十一收“赋”三篇，《魏叔子文钞》全部不收。

《文钞》不录骈俪文章，这是符合侯方域和魏禧为文旨趣的。侯方域早年曾耽溺于“六朝选体之文”，但后来却弃之如敝屣(《侯方域》126)。魏禧原本就不以骈俪之文为贵，杨敏芳《四六序》引用他的话说：“骈丽之文，文之日趋下者也，而词赋吾且无专家之学，其何足示人”(魏禧1012)。魏禧《四六引》也说，骈俪文写作应“经以骈骊之妙辞，纬以古文之机轴，庶几是矣”(1013)。

宋荦等人为《文钞》撰写序言、凡例及“三家”《本传》，虽然行文中习惯于混用“文”“文章”“古文”“古文词(辞)”等词汇，但其旨意皆聚焦于“古文”，而非“四六”“骈丽之文”或“六朝选体之文”。许汝霖校士，也以骈俪之文为忌，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撰《癸未会试策问五道》之三云：“若夫六朝之纤，三唐之排俪，与夫二氏百家之荒诞而驳杂，皆文士家所最忌”(14)。宋荦《国朝三家文钞序》明确认为，侯方域、魏禧、汪琬之所以并称“三家”，不仅因为他们三人都堪称文人典范，还因为他们“后先相望，四五十年间，卓然以古文鸣其家”。因此，宋荦等人推称“三家”之文时，便更多地着眼于掘发古文的文化渊源与文体特性，自觉而努力地为古文定界、塑形和示范。

首先，在古文的文化渊源方面，宋荦等人明确倡导以唐宋八大家为准绳，但却应超越唐、宋，上溯秦、汉，以六经为本源，同时彰显自家面目，成一家之言。他们认为，这正是侯、魏、汪三家得以称雄文坛的文化根柢所在。

宋荦《汪钝翁本传》称许汪琬说：“琬力学，于书无所不窥，而尤邃于六经。其为文出入庐陵(即欧阳修)、震川(即归有光)间，务疏通经传，阐身心性命之旨，海内以文章大家推之”。许汝霖也说：“观乎人文者，亦观其经术何如耳。圣贤之道在六经，造之不深，则言皆枝叶。[……]故夫深于经者，文未有不醇者也”(48—49)。既要“原本经史，斟酌唐、宋”(《西陂》 281)，又要超越家数，切忌蹈袭，这既是宋荦等人的古文批评观，也是他们的古文创作观。宋荦曾自评其文，说：“大抵不别家数，不矜行墨，信口而谈，尽意而止，聊以写夫兴会之所存而已，岂敢与当世诸君子号为古文大家者，争长坛坫间哉？”吴江人周龙藻《西陂文稿序》反驳说：“不然。世之号为古文大家而文不足传者，正以其别家数而矜行墨故耳。[……]今公之为文也，无剿说，无雷同，兴会偶发，随物赋形，而自合于规矩[……]尚何家数行墨之可拘哉？”(《西陂》13)邵长蘅也持相同的观点，说：“古文辞一道，曩学秦、汉，流而为伪秦、汉；近日学八家，又流而为伪八家。变症虽殊，病源则一，总是文无根柢，从古人面目上寻讨耳。究之秦汉、八家何所不可。”(259)在《国朝三家文钞序》中，邵长蘅一方面认可“文章与世递降”，“通二千年之源流论，则后往往不及前，盖气运为之，莫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指出：“画代而论，则一代有一代之文，不相借，亦不相掩。不相借，故能各自成其家；不相掩，故能各标胜于一代。”陆嘉淑为邵长蘅文集作《簏稿文序》，也强调说：“然则为文当奈何？含咀于诗书六艺，浸淫于子史百家，记事必传其可信，折衷必本之圣人，则虽为秦汉可也，为八家永叔可也，自为之门户可也”(邵长蘅148)。

总之，宋荦等人认为，就文化渊源而言，古文自应以唐、宋为圭臬，但却应超越唐、宋，上溯秦、汉，原本经史，而且得其神理，有自家面目。这一古文宗法观，恰恰契合于侯、魏、汪三家的古文观念和古文写作传统。如侯方域《与任王谷论文书》认为，先秦诸子史传之文，“皆敛气于骨者也”，“汉以后之文，若《史》，若《汉》，若八家，最擅其胜，皆运骨于气者也”，二者皆可极其致，进而明确主张由学唐宋两汉入手而趋先秦(《侯方域》126)。徐邻唐《壮悔堂文集序》称侯方域为文，“奉马迁为高曾，是实宗乎昌黎、柳州、庐陵、眉山诸子，一气磅礴，百折不移，虽举世不喻，未有以易之也”(《侯方域》601)。魏禧《答孔正叔》明确地提倡：“善为文者，以六经为寝庙，《左》、《史》为堂奥，唐、宋大家为门户。然读《左》《史》，则欲去其诬滥不经；唐、宋大家，则欲去其偏见卮言。”(360)汪琬《与梁曰缉》也指出：“凡为文者，其始也必求其所从入，其既也必求其所从出，彼句剽字窃，步趋尺寸以言工者，皆能入而不能出者也。”(《汪琬》506)

从明中叶以来，文坛上宗秦汉抑或宗唐宋之争相持不下，至明末清初已渐渐呈现二者合流之势。宋荦等人不仅标举兼宗秦、汉与唐、宋，并且提倡自成一家之言，这就为古文的发展指明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因此成为康熙年间占据主流的古文观念，得到普遍认可。而且，宋荦等人极力标举古文，在文化溯源的意义上，还意味着标举由六经以降一脉相传的文化传统，这在文学发展史、文化发展史上也具有独特的意义。

其次，在古文的文体精神方面，宋荦等人追寻韩愈以来的古文传统，强调“文本于经”“文以载道”“文道合一”的文学观念，并要求古文应追求独特的风神气骨，而不拘泥于法度辞采，主张道与文、气与骨、才与法的融合为一。

宋荦明确主张经即为道、“文道合一”，在《汪钝翁本传》中，他援引计东为汪琬文集所作序文，并加以认可，说：“嘉兴计孝廉东序其文，以谓儒林、道学，史家分而为二，惟先生能贯经与道为一，而著之于文，世以为知言云。”而陈廷敬《西陂类稿序》称颂宋荦，也说“先生有道而能文”，“先生之文，先生之道之所存也”(《西陂》1)。许汝霖身为江苏学政，更是坚守“文以载道”的传统立场，在策士之时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强调。如《江宁府岁试卷序》说：“夫君子之于文，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果其德日益修，行日益勉，而犹有文不日益工者哉？本之不图，而徒思掇述，则浮华易萎，陈宿馔以食飨宾，其吐之矣，能无恧乎？”(41)虽然身为布衣文人，邵长蘅对“文本于经”“文道合一”的赞许却丝毫不逊于宋荦和许汝霖。他在《钞古文载序》中说：“是文之极轨，惟唐虞三代六经之文足以当之。”而韩愈、欧阳修、苏氏父子“之数公者，其慨然自号于一世，莫不欲原本道术，追诗书六艺之遗，顾于道犹或离而或合也。”到后世“修词者病剽，谈理者病伪，而文与道两失之者，末世之文是也，谓之无文可也。”(204)

在肯定“文本于经”“文以载道”“文道合一”的前提下，宋荦等人追步韩愈的主张，特别强调“道”的内蕴与内化，这就是所谓“养气”。康熙十年(1671)，邵长蘅《与魏叔子论文书》说：“夫文者，非仅辞章之谓也。圣贤之文以载道，学者之文蕲弗畔道，故学文者必先浚文之源，而后究文之法。”“是故涵泳道德之途，菑畬六艺之圃，以充吾气也。”(《邵湘子》252)主张道与文、气与骨、才与法的融合为一，这也是侯、魏、汪三家的共识。如侯方域《答孙生书》强调古文的审美精神根基于人的操行气节、精神品格，说：“文之所贵者，气也。然必以神朴而思洁者御之，斯无浮漫卤莽之失”(《侯方域》125)。魏禧《论世堂文集叙》赞许龚百药“之言文主于气者也，其文浩瀚蓬勃，出而不穷，动而不止，依乎六经而不背于道”(《魏叔子》395—96)。汪琬《答陈蔼公论文书一》也说：“惟其才雄而气厚，故其力之所注，能令读之者动心骇魄，改观易听，忧为之解颐，泣为之破涕，行坐为之忘寝与食，斯已奇矣。”(《汪琬》481)

综上所述，宋荦等人编撰《文钞》，以“求同存异”之法，并举表彰“三家”的古文成就，从文化渊源和文体精神两方面，自觉而努力地为古文定界、塑形和示范，从而驱除明末以来“剽贩无根之学、疲荼不振之华”文风的遗毒，确认清初古文发展的主流方向，建立经、道、文三者统合为一的醇雅风范。许德霖撰《申明文体》一文，向士子们申明时文的标准，适足以彰显他们共同标榜的文章矩矱：“大要格取正大，意崇透辟。词贵本于六经诸史，调必运于古文大家。神隽永而弥深，气卷舒而不竭。斯为共赏之技，不愧大雅之音。若庸腐之陈言，久嫌陋劣；新奇之近体，尤属支离。错杂不伦，冗长无节，抛荒正面，虚衍盈篇，轻点全题，混发数比，务生新而不成句语，假超脱而徒饰空疏，妄竞尖纤，渐滋油滑，种种陋习，痛欲扫除。”(222—23)

宋荦身为江苏巡抚的身份，决定了以他为代表的古文观念和编选行为，无疑是康熙王朝文治政策的集中体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十二月，胤禛撰《古文渊鉴序》，表达“钦定”的古文观念，说：“文者，载道之器，所以弥纶宇宙，统括古今，化裁民物者也。是以乾苞坤络，非文不宣，圣作贤述，非文不著，其为用也大矣。书契以后，作者代兴，载籍充盈，体制不一，约而论之，靡不根柢于群经，权舆于六籍。[……]于是能言之士，抒写性情，贲饰词理，同工异曲，以求合乎先程，皆足以立名当时，垂声来叶，彬彬郁郁，称极盛焉。”(《御选古文渊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17册1)而《国朝三家文钞》的编纂与流传，则以官方和民间协同合作的方式，强有力地形塑了康熙中期以后人们的文学观念，影响极为深远。

三、文治气象：“国朝”仪型的确立

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康熙三十二、三年间宋荦等人在苏州编选《三家文钞》，特别冠以“国朝”之名，这并非随意为之，而是颇具深意的。身处康熙中期的江南文坛，宋荦等人面对的重大时代命题，是如何在历代文学的发展演变历程中，确立“国朝文”的合法性与典范性。而《国朝三家文钞》的编选及刊刻，则标志着清廷认可的古文形态的确立，并展现出清朝独特的文治气象。

但是宋荦等人却坚信不疑地认为，侯、魏、汪“三家”古文理所当然地确立了“国朝”的古文仪型，代表了“国朝”的文治气象。宋荦《国朝三家文钞序》明确地指出：“世祖章皇帝甫定中原，即隆文治，一时元夫钜公，以雄文大册，黼黻治具者，类不乏人。迨今上躬天纵之圣，奎章宸藻，炳燿区宇，风声所被，文学蔚兴。上之卿大夫侍从之臣，下之韦布逢掖，争作为古文诗歌，以鸣于世。绘绣错采，韶濩以间。此本朝之盛，所以跨宋轶唐，夐乎其不可及也。三君际其时，尤为杰出，后先相望，四五十年间，卓然以古文鸣其家。”他认为，“三君出处歧辙，其所成就亦殊，要之亡愧作者”，因此适足以“概本朝文章之盛”。与此相响应，许汝霖《国朝三家文钞序》说：“至本朝，作者虽多，概乎未之讨论，独于侯朝宗、汪钝翁、魏叔子三先生文，有笃好焉。[……]虽旨趣不同，气体亦别，要皆一代文豪也。”邵文蘅《国朝三家文钞序》也说：“本朝文治之盛逾五十年，而商丘公起而有《三家文钞》之刻。[……]后世称本朝之文，吾知其无能遗三家也，三家足以传矣。”他们都一致认为，侯、魏、汪“三家”之文，堪为“本朝”古文的仪型。而他们所说的“四五十年”或“逾五十年”，殆从清朝入主中原的顺治元年(1644年)算起，到编刻《国朝三家文钞》的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为止，时间节点是非常清晰的。

因此，宋荦等人编选《国朝三家文钞》，表现出旗帜鲜明的时代针对性，即纠正明季以来乃至有明中叶以来文风的衰颓凋敝，着意借“三家”之古文以彰显“国朝”文坛之新风。邵长蘅《侯方域魏禧传》说：“明季古文辞，自嘉、隆诸子貌为秦、汉，稍不厌众望，后乃争矫之，而矫之者变逾下，明文极敝，以迄于亡。侯朝宗始倡韩、欧之学于举世不为之日，遂以古文雄一时。”(494)他认为，侯方域恰恰是在“明文极敝，以迄于亡”之际，“始倡韩、欧之学”，从而昭示了“国朝”文风的转移，并表征着“国朝”古文的成就。而侯、魏、汪三人也都曾激烈地批判明中后期古文的流弊，力图黜七子、公安、竟陵于古文正宗之外，以变革明中期以来的文章传统，重构追溯唐宋文脉的古文统绪。如陈廷敬《翰林编修汪钝翁墓志铭》描述道：汪琬致仕后，“假而归研古纂辞，一扫绝今文陋迹。尝慨然念前明隆、历以后古文道丧，沿溯宋、元，以上唐韩、柳，宋欧、苏，迄明之唐应德、王道思、归熙甫诸家，盖追宗正派而廓清其夹杂不醇者，卓然思起百数十年文运之衰，此先生之志也。”(443—44)在这一点上，宋荦等人的思路与侯、魏、汪“三家”是一脉相承的。

正是为了转变数十年来持续衰颓的文风，大力振兴清朝的文治，宋荦等人才着意于表彰“三家”古文成就，以之作为“国朝”文章的仪型。在编选《国朝三家文钞》的同一年，宋荦撰《邵子湘全集序》，称赞侯方域、魏禧和邵长蘅的文章，说：“本朝文治五十年于兹，亡论承明之庐，作者相望，即布衣之雄如三子，已足骖驔有明大家矣。而况天下之大，文章如三子而非余所及知者，或更不乏。然则谓本朝文章之盛，即于三子信之，三子顾不重哉”(《西陂》142)。显然，他称赏“布衣之雄如三子”的文章，意在彰显“本朝文章之盛”，进而标树“本朝文治”的鼎新气象。

由此可见，到康熙三十年前后，清朝立国已历四五十年，能否标树、如何标树本朝的“文章正传”，已经成为朝廷和民间共同的文化焦虑，虽然二者潜在的目的不尽相同，在朝廷是要彰显“文治”，在民间是要传承“文明”。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康熙前中期“国朝”诗文选本的编纂，还表现出极其鲜明的“文统”意识，其中尤以古文选本的编纂更为突出。例如，康熙六年至十三年(1667年—1674年)，陈玉璂编选《文统》一书。该书的编选意图非常明确，盛符升《学文堂集序》指出，就是要“确见本朝一代文章所自始”(陈玉璂284)。陈玉璂《文统序》说：“我朝抚有区宇，至今皇帝缵承前烈而光大之，所云‘大一统’，非其时乎？予欲以国家所统之人文，犁然毕备，以为本朝之文教在是也。[……]我朝自开国来，至今三十余年，文教之兴如是，道统与治统皆不外此而得之。”(515—16)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二月，玄烨亲撰《日讲四书解义序》，明确表述“道统”即“治统”的思想，说：“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此圣贤训辞诏后，皆为万世生民民而作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185)据此，曹虹深有见地地指出：“陈玉璂等人编纂《文统》之举，是最早预示这一政风的古文选本。”(147)

清康熙中期以后，古文终竟成为文坛正宗，宋荦欣喜地说：“古文大盛于今日”(董以宁164—65)，其背景即是这种作为盛世景观的文治气象。由此可见，乾隆间四库馆臣历述“古文一脉”时，将侯、魏、汪“三家”作为“国初风气还淳”的典范，并非空穴来风，其借标榜文统以维系学统、道统乃至治统的思路昭然若揭。经由《文钞》的编纂与流传，侯、魏、汪“三家”古文的生命，汇入“国朝”的文章洪流中，镶入“国朝”的文治盛举中，得以延续乃至再生。因此我们可以说，《文钞》的编纂与刊刻，延续了一个以古文写作为职志的士人群体的生命，将唐、宋以来以古文为表征的文化传统带进了有清一代，并强有力地促成了其后古文写作与古文批评的繁荣昌盛。因此，《文钞》的编纂与刊刻无疑是一个具有文学史、文化史意义的重要历史事件。

余论：“国朝三家”说斟疑

就我所过目的文献而言，在康熙三十三年《文钞》问世之前，尚未见到将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并称的评论。或以一家独大，如王士禛《西山倡和集序》说：“近日论古文，率推侯朝宗第一，远近无异词。”(《渔洋文集》1543)或以两家并称，如施闰章《寄魏凝叔》说：“窃闻当世之论文者，多举汪户部钝庵、魏叔子凝叔为二家”(249)。邵长蘅《侯方域魏禧传》说：“(侯)方域既早殁，而(魏)禧名继起，与之埒，故世或称‘侯魏’云。”(《邵子湘》494)或以三家并称，但并非侯、魏、汪“三家”。如魏禧《朱锡鬯文集叙》认为顾炎武、汪琬、朱彝尊三人皆“博学穷物理”，足以并称(287)。还有并称四家的，如胡介祉《侯朝宗公子传》认为侯方域、王猷定、魏禧、计东四家可称“伯仲”(无页码)。

要而言之，清初文坛上呈现的是一种“众声喧哗”的局面，郭预衡精辟地指出：“(清初)各家各派，主张不同，文风不同，各行其是，没有正宗”(337)。“文章不成一统，这正是清初之文的时代特征。”(340)其实清初文坛不仅“没有正宗”“不成一统”，甚至难称流派。这一点，其实宋荦心里是很清楚的，所以他在《国朝三家文钞序》中说：“若谓以三君概本朝文章之盛，予则奚敢？”

康熙三十三年《文钞》问世之后，广为流传。但是在乾隆中期编纂《四库全书》之前，“三家”并称虽说甚为流行，仍然不无异议。或有做“加法”的，如夏之蓉《答张解元世荦论古文书》在侯、魏、汪“三家”之外，加上姜宸英，认为“此四君子者，称绝盛矣”(486)。瞿源洙《鸣鹤堂文集序》则将侯方域、魏禧、傅山、屈大均、任源祥称为“昭代人文”布衣五大家(任源祥4)。或有做“减法”的，如郑燮《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认为：“本朝文章，当以方百川制艺为第一，侯朝宗古文次之。”(367)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廷组织编纂《四库全书》，侯方域、魏禧的诗文集被列为禁书，《文钞》一书也受到牵连，未收入《四库全书》中。但却因为《四库全书》汪琬《尧峰文钞》提要的论定，侯、魏、汪“三家”成为延续“古文一脉”“国初风气还淳”的典型。但是魏禧濡染“三袁”风气，侯方域秉承“骈体”积习，二人皆未能达臻纯粹。唯有汪琬为文“原本六经”，因此“气体浩瀚，疏通畅达”，足以“接迹唐(顺之)、归(有光)”，成为“古文”正传(《尧峰文钞》；《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5册203)。随着《四库全书总目》《四库简明目录》等的广为传播，国家话语与民间舆论“携手共建”，“三家”并称借助于政治权力而定于一尊，影响极其深广。吴德旋《复耶溪书二》说，在他二十岁，即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左右时，江苏一地的文人谈到古文，津津乐道的还是侯、魏、汪等文家(101)。

但是，嘉庆、道光以降，文坛上对“三家”并称仍然不乏质疑的声音。或以为“三家”标称不当，而另举数家，如秦瀛《答陈上舍纯书》认为：“本朝古文以汪尧峰、魏勺庭、姜西溟、邵青门四家为长”(480)；李慈铭则有国初“古文六家”之说，包括方苞、魏禧、彭士望、姜宸英、邵长蘅、毛奇龄(992—93)。或以为四库馆臣轩轾不当，而另作褒贬，如朱庭珍说：侯方域“古文以才笔胜人，一代罕俦，叔子、尧峰、青门均不如也”(《筱园诗话》；《续修四库全书》第1708册20)；陆心源《上吴子苾阁学论国朝古文书》则以为魏远胜于侯、汪，说：“求其可与八家抗衡者，勺庭氏而止尔”(《仪顾堂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60册409)。或批评“三家”之文难以胜任古文典型，如恽敬《与舒白香》批评侯、魏二人“枪棓气重”，汪琬“袍袖气重”；包世臣《再与杨季子书》更认为侯、魏、汪“三家”皆无足称道(608)。

由此可见，20世纪以来“国朝三家”说成为定论，文学史家几乎众口一辞地将侯、魏、汪三家之文作为清初散文，尤其是古文的范型，这种文学史叙述其实是颇可质疑的。诚如本文所论析，“三家”并称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历史事实，而是人为建构的文化产物；“国朝三家”说原本就不是对一种历史事实的认定，而是一种基于“文化建构”的历史事件。康熙年间宋荦等人编纂《文钞》，以侯、魏、汪“三家”并称，力图揭示“布衣能文章”与“士大夫能文章”两种文人典范，彰显“原本经史，斟酌唐、宋”的古文宗法观，超越家数、自成一家的古文创作观，以及“文道合一”、才雄气厚的古文本体观，从而建构一种足以为当时的朝廷与民间共同认可的文章矩矱，以表征、实施和推广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国朝”文教，展示昌明鼎盛的文治气象。在这一意义上，所谓“国初三家”说仅仅是康熙年间人们重塑的清初古文状貌，它可以用来阐释康熙年间的古文观念和文化思想，但却不足以用来概括清初古文，乃至清初散文的历史状貌。因此，当代文学史家应当超越“国朝三家”说，在充分探究清初文坛的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的基础上，仔细梳理清初古文乃至清初散文的集群流派和演进历程，从而重新拟构清初古文乃至清初散文的格局与状貌。

注释[Notes]

① 参宋荦等：《国朝三家文钞》，清康熙三十三年(1697年)刻本。本文所引宋、许、邵三篇《国朝三家文钞序》，宋荦《国朝三家文钞凡例》及《侯朝宗本传》、《魏叔子本传》、《汪钝翁本传》，均见此书，恕不一一出注。

② 杜广学：“《国朝三家文钞》编选及相关问题考论”，《求是学刊》4(2018)：125—32。

③ 如李蝉娟：“从《国朝三家文钞》之编选看清初文风之转变”，《深圳大学学报》3(2006)：95—101；武海军：“选本视野下的清初古文三大家”，《清人所编清代古文选本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曹虹：“集群流派与布衣精神——清代前期文章史的一个观察”，《苏州大学学报》6(2012)：144—50；杜广学：“《国朝三家文钞》编选及相关问题考论”《求是学刊》4(2018)：125—32。

④ 参邬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50页。

⑤ 本文有关侯、魏、汪三家生平的叙述，主要依据李婵娟《清初古文三家年谱》(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并参考谢桂荣、吴玲：《侯方域年谱》，侯方域著、王树林校笺：《侯方域集校笺》附录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72—615页；邱国坤：《易堂九子年谱》(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0年)；陆勇强：《魏禧年谱》(济南：齐鲁书社，2014年)；汪筠等：《汪琬年谱三种》，汪琬著、李圣华笺校：《汪琬全集笺校》附录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2414—99页。

⑥ 徐作肃《嘉禾堂诗序》：“友人贾静子者，少保公(按宋权卒，赠少保)故交也，而朝宗又公之门人。”徐作肃：《偶更堂文集》卷上，《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第3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557页。

⑦ 参沈潜：“侯方域与雪苑社考略”，《文学遗产》1(1989)：119—20；臧守刚：《侯方域与雪苑社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⑧ 见上海图书馆藏抄本《宝鉴斋录存所藏宋牧仲存札》，转引自龙野：“施闰章等致宋荦书信考释”，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19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72—74页。

⑨ 参刘书鹏：“宋荦与王士禛交游考论”，《商丘师范学院学报》11(2008)：24—29。

⑩ 汪琬论诗，亦主“台阁之体”与“山林之体”相兼，尤重山林之诗，其诗亦成为清初“山林”之诗的表率。参李圣华：“前言”，《汪琬全集笺校》卷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7—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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