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讲史话本”的伎缘与学缘

徐大军

在说话伎艺—话本小说的关系框架中，宋元讲史话本被认为是讲史伎艺的底本或书录本。底本者，乃指由文人编写出话本，以供艺人场上口演之用；书录本者，乃指由艺人据其口演内容整理成话本，以供师徒传授之用。这一属性认定也包含了对宋元讲史话本生成原因和动力的解释。然而，那些所谓的宋元“讲史话本”却明显存在着大量据史书编写的痕迹，尤其是据史书原文的直录、节抄或白话翻述，以及“话说”领起文言叙述的段落；而宋人笔记中的讲史伎艺，则被称作是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戴书生、周进士、徐宣教们的“讲史书”——“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这些信息难免会引动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 立足于伎艺一端，艺人们需要伎艺格式齐备的白话文本作为讲史口演的依据吗？立足于话本一端，“讲史话本”属于艺人讲史内容的书录结果吗，或者说，讲史伎艺能够直接促动这种我们现在称之为“讲史话本”的书面文本的出现吗？

如此而来的疑惑在说话伎艺—话本小说的关系框架中难以得到周全的解释，这就需要我们跳出这个关系框架来探析宋元讲史伎艺、讲史话本的出现及其因缘问题。

一、 伎艺讲史与经筵讲史的关系

关于讲史伎艺兴起的条件或动因，普遍的说法是宋代的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壮大、审美趣味改变等社会文化因素的促进；关于讲史伎艺出现的渊源或脉络，普遍的说法是来自唐代即已发达的演史类俗讲变文等讲唱伎艺的影响。可是，社会文化因素促进之类的理由过于浮泛，因为它们是当时所有通俗文艺兴起的条件，并不能必然导致讲史伎艺的出现；而唐代的讲唱伎艺既然已非常发达，唐代的长安城市经济繁荣亦不亚于宋代的汴京和临安，那么，为何唐代未出现标称“讲史”或“讲史书”的专门伎艺，而要直到宋代它才能发挥出影响，催生出这个标称“讲史”或“讲史书”的专类伎艺呢？归结言之，是什么因素在宋代直接激发出“讲史”这个专类伎艺呢？

我们再回到讲史伎艺的称名。宋代伎艺领域的“讲史”，并不是一个泛称，可以指先秦那些历史文献传录之用的瞽矇讲诵，或者唐代那些说唱历史故事的俗讲变文，而是作为一个专称，用来指代在宋代说话伎艺中出现的“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的专门家数。前文已指出这门专称“讲史”的说话伎艺在宋人笔记中多被称为“讲史书”，它的专职艺人被称为书生、解元、进士、宣教等名号。相对于当时其他专类伎艺来说，“讲史”艺人的这些名号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 一者，“讲史”艺人的名号皆为尊称，且风格一致，而“小说”艺人则没有尊称，甚至很多专类伎艺的艺人名号比较随意、贱俗，如“说诨话”的蛮张四郎(《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条)，“小说”伎艺的枣儿余二郎(《梦粱录》卷二○“小说讲经史”条)、粥张二、酒李一郎、仓张三、爊肝朱(《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条)；二者，即使其他专类伎艺的艺人使用尊称，如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妓乐”条称一位唱嘌耍令的艺人为“吕大夫”、“百戏伎艺”条称一位玩悬线傀儡的艺人为“金线卢大夫”、一位杖头傀儡艺人为“刘小仆射”，又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条载有唱耍令艺人“赵防御”、杖头傀儡艺人“张小仆射”、水傀儡艺人“刘小仆射”、烟火艺人“陈太保”等等，使用的都是官职名称，以示抬举艺人的社会身份、地位之意，但皆无像对待“讲史”艺人那样使用书生、解元、进士之类的尊称，包含着强调艺人的文化修养之意。

如果我们把讲史艺人的这类尊称与伎艺名称“讲史书”联系起来考虑，并把戴书生、张解元、周进士、徐宣教们的“讲史书”活动从说话伎艺—话本小说的关系框架中抽离出来，置于当时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则会把它与学校书院的历史宣讲比类相看，同视为一种严肃高雅的文化活动，因为当时各级各类官私学校里的宣讲者就是那些书生、解元、进士、宣教身份的文人。由此，伎艺领域里的“讲史书”就有了一个严肃高雅文化活动的对应，而当时称呼讲史艺人为书生、解元、进士、宣教等名号，实际上不只是对他们身怀良好文化修养的尊敬，还包含了对他们所业“讲史书”活动的尊敬，因为这个专类伎艺与严肃高雅的学堂历史宣讲有着亲缘关系，或说是衍生于学校书院中那些书生、解元、进士们的讲史书活动。

这一探索路径还另有唐宋之际其他伎艺生成情况作为参照，比如唐代的俗讲、论议，宋代的合生、讲经、《讲道德经》《擂鼓孝经》等伎艺门类或节目，即是缘于当时严肃社会文化活动的通俗化、娱乐化，且以伎艺行为方式来赋名。典型者如唐代讲唱伎艺中的俗讲即脱胎于僧侣宣讲佛教故事以聚悦信众的讲经活动，佛家为宣讲教义而做讲唱式的通俗讲解，后来市井艺人参与其中，讲说内容即于佛教故事之外增加了世俗故事，讲说场所亦跳出了寺院而走向世俗社会，渐而成为面向大众、题材多样的一门专类伎艺。再如论议这个讲唱伎艺，它脱胎于佛徒俗讲和儒家讲经中一种由双方围绕特定命题往复诘难、有问有答的仪式活动，后被通俗化、娱乐化而成为一种以机智、诙谐的问难和辩驳为表现形式的语言表演类伎艺；其中“三教论衡”这个具体的论议仪式，在伎艺领域即被转化为一个戏谑调笑风格的论议节目，并变化出宋金杂剧、院本中的各种“打三教”节目——以“三教论衡”为基本架构和内容的戏谑调笑类语言表演节目，如“宋官本杂剧”中有《门子打三教爨》《打三教庵宇》《普天乐打三教》《满皇州打三教》，金院本之“诸杂院爨”类有《集贤宾打三教》。

此外，宋金瓦舍伎艺中还有其他讲唱佛儒经典的表演节目，如汴京瓦舍中有张廷叟宣讲《孟子书》(《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临安瓦舍中有“演说佛书”的“说经”(《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金院本有《孝经孤》(“诸杂大小院本”)、《讲道德经》《讲蒙求爨》《打注论语》《论语谒食》《擂鼓孝经》(“诸杂院爨”)，另有《背鼓千字文》《变龙千字文》《摔盒千字文》《错打千字文》《木驴千字文》《埋头千字文》(“诸杂院爨”)，以及《哑汉书》《打论语》(“拴搐艳段”)等节目。

这些伎艺领域的讲说《孟子书》《道德经》《蒙求》《孝经》《千字文》等表演节目，肯定不是学校书院里的严肃讲学活动，但它们与专类伎艺俗讲、论议、说经一样，都是缘于严肃社会文化活动的通俗化、娱乐化、伎艺化，进而成为伎艺领域中面向大众文化生活的娱乐节目或新生门类。

参照这些伎艺门类和节目的生成，我们即把追索的目光投向宋代那些与伎艺“讲史”相对应的严肃文化活动，发现当时各级各类官私学校即有名为“讲史”的历史宣讲活动，有专称“讲书”或“说书”的职官，其中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是面向帝王教育的经筵讲史活动。

经筵是宋代初年酝酿、成熟的一种面向帝王教育的经史讲读活动。它作为一个专门制度，最早出现于北宋真宗末期，而定于仁宗时期，一些规则亦于此时形成，比如它有常设主管机构，最初称为“说书所”，仁宗庆历初改称“讲筵所”；有常设官职，称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其中“崇政殿说书”一职是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设置，徽宗时改为“迩英殿说书”，这个职位多选用一些品秩卑微之士，如仁宗时的贾昌朝、赵希言、王宗道、杨安国，而程颐更以布衣身份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被擢任此职；另外，它还基于培养帝王治国理政才能的目的而对讲读内容作了规范，具体情况可看下面这条文献 ：

丙辰，御迎阳门，召辅臣观画，其画皆前代帝王美恶之迹，可为规戒者。因命天章阁侍讲曾公亮讲《毛诗》，王洙读《祖宗圣政录》，翰林侍读学士丁度读范《汉书》，数刻乃罢。(李焘，卷一四六3544)

就经筵讲读内容的构成而言，这是一次具有典型意义的经筵活动，讲读了儒家经典、本朝国史和前代历史三大类内容。本朝国史指祖宗先训，著名者如成书于仁宗朝的《三朝宝训》和《祖宗圣政录》，这是开国君主积累、总结下来的治国方略、执政经验；前代历史主要包括《春秋》《史记》《汉书》《后汉书》《唐书》，以及专为经筵编写的《资治通鉴》《唐鉴》等史著，这表明经筵就是一种讲读经史典籍以传播儒家经典和历史知识的文化活动，只不过面向群体比较特殊而已。至于经筵讲读的最基本方式则是“临文讲诵”，都有经史典籍以作参照，具体对于那些讲读史书的经筵活动即专称“讲史”。

庚申，上谕大臣曰 ：“故事 ： 端午罢讲筵，至中秋开。朕以寡昧，遇兹艰难，知学先王之道为有益，方孜孜讲史，若经筵暂辍，则有疑无质，徒费日力，朕欲勿罢，可乎？”大臣皆称善。乃诏勿罢。(李心传，卷一五310)

景定元年六月壬寅，立为皇太子，赐字长源，命杨栋、圳梦鼎为太子詹事。[……]时理宗家教甚严，鸡初鸣问安，再鸣回宫，三鸣往会议所参决庶事。退入讲堂，讲官讲经，次讲史，终日手不释卷。(脱脱等，《金史》卷四六892)

上面两条文献，前者述及高宗参与经筵活动，后者述及度宗身为太子时参与经筵活动，皆明确提到了“讲史”。而在更多情况下，当时文献关于经筵的记述，是把“讲史”与“讲经”合称为“讲读经史”，如《宋史》记英宗、神宗皆是在登基后初御迩英阁，“召侍臣讲读经史”(卷一三255)(卷一四267)，而《宋会要辑稿》记孝宗于绍兴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初御经筵，合具奏请点定讲读经史。有旨讲《尚书》《周礼》，读《三朝宝训》”(2889)。

由于君主的率先垂范和积极引领，以及社会精英的积极呼应和热心参与，这种作为经筵制度重要内容之一的讲史活动便逐渐在社会各阶层、各领域蔓延开来。首先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各种“说书”官职的设置。经筵制度常设“崇政殿说书”这一职官，与此相应，针对太子的教育设有“资善堂说书”，针对皇子、诸王府各置说书官，而国子监、地方州学亦各有自己的说书官，具体称为“国子监说书”“州学讲书”，比如孙奭在任兖州知州时，就征召赵师民为“兖州说书”(《宋史》卷二九四9823)；王洙在任职国子监说书之前，曾被晏殊推荐为“应天府书院说书”。其次是讲史活动在各级各类学校中的普及。由于历史知识是科举考试的一个重要内容，故而各级各类学校都重视史书的宣讲研读，比如南宋淳熙年间的明道书院即在其《规程》中明确规定了“讲史”内容 ：“每旬山长入堂，会集职事生员授讲、签讲、复讲如规。三八讲经，一六讲史，并书于讲簿”(陈谷嘉 邓洪波204)。再加上宋代的三次兴学运动、科举道路畅通，各类官私学校由此遍布城乡。城市有国子学、州学、县学，广大乡村有村学、乡学、私塾、义学、家馆、冬学等各种办学方式，所有这些都为讲史活动的蔓延拓出了宽广的通道。再者，宋朝君主引领的讲史活动不但从经筵蔓延到城乡的各类学堂，还影响到了外域，比如北方的金国。完颜衮因与其兄金海陵王完颜亮不睦，被徙于外藩，曾因听“说书者”刘敏“讲演书籍至五代梁末帝以弑逆诛友珪之事”而拍案大怒，此事被家奴矫伪密告，后遭完颜亮斩杀(徐梦莘，卷二四三1748—49)。而金哀宗则于正大三年(1226年)设立益政院，招学问渊博者担任经筵说书官，为其讲读《尚书》《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史书(《金史》卷五六1280)，这应是受到汉地经筵讲史活动的影响而兴起的制度和风气。

上述事实表明，经筵讲史对于当时社会从上到下参与历史讲读活动的调动、影响都是十分明确和巨大的。当然，社会各阶层能够乐于参与这种历史知识传播性质的讲史活动，除了因为帝王的示范与倡导所致的影响力，还因为讲史活动本身即讲求平易明畅、生动有趣的禀性所致的吸引力。比如第一批任职“崇政殿说书”的贾昌朝即“长于讲说”，南宋吴泳《陈公益授兼侍讲制》亦指出 ：“昔贾昌朝于景祐元年说书崇政，四年侍讲天章阁，盖以其诵说明白耳”(《鹤林集》卷七64)。仁宗时孙甫精于唐史，经筵讲史“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见当时治乱，若身履其间，而听者晓然如目见之，故时人言终岁读史，不如一日听孙甫论也”(李焘，卷一八五4467)。当然，经筵讲史之所以如此讲求平易明畅，乃基于其面向的人群是非学者身份的君主，而讲史活动的这一禀性则客观上使得它能对更多社会群体具有吸引力，再加上帝王的躬亲表率和社会精英的积极响应所形成的影响力和推动力，讲史活动的热潮就自上而下地蔓延、贯穿到更多的社会阶层和领域，其讲求通俗平易的禀性也在这个过程中承续下来，尤其到了市井和乡村，讲史活动的内容、风格就更趋平民化、通俗化了。不过，面对不同的群体，讲史活动的通俗平易所负载的任务还是有差别的。

讲史活动在帝王经筵上出现，是帝王学习祖宗家法、镜鉴历史经验的重要方式，这就要求讲官能清晰简明地讲解历史兴衰治乱的因果逻辑，以便让帝王能快速有效地领会、掌握治国理政的道理和方法，所以，经筵讲史虽然是一种文化活动，但它首先是一个政事活动。而在学校书院的讲堂上，讲史活动就被视为一种非常理想的传道方式，即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所言 ：“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司马光28)这就赋予了学堂讲史偏重历史知识传授的教育活动属性。当然，经筵讲史与学堂讲史都属于文化活动，有教育功能，旨在“史以载道”，但听讲者首先接触到的是负载各种“道”的历史故事。这一点对于市井民众来说尤其如此，他们更关注讲史内容的趣味性和方式的生动性，这一需求就更激发了讲史活动本已潜在的通俗平易的禀性，从而把一种严肃的文化活动引向娱乐伎艺的领域。

在这个讲史活动不断蔓延的过程中，其流播范围、面向人群、宣讲场合不断扩展。流播范围从宫廷的经筵、京城的国子监，扩展到各地方的官私学校；宣讲场合从帝王的宫廷、官员的厅堂、学校的讲堂而蔓延到市井的瓦舍勾栏。由此，讲史活动的面向人群也在不断扩展，从帝王宗室到文臣武将，从书院学子到市井大众以至乡野村民。当讲史活动的地点被设置在瓦舍勾栏，面向人群变换成市井民众时，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宣讲者被尊称为书生、解元、进士等名号，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而且，也确实有一些文人涉足这一伎艺领域从事“讲史书”，比如《梦粱录》提到的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孟元老等306)；又如北宋佚名《新雕文酒清话》(成书于北宋末、南宋初)提到的郓州人李成，“少亦曾学，长即贫困，乃□□初心，因而作场于市肆，已[以]说话为艺”(佚名，卷六336)。于是，原为政事属性、教育属性的讲史活动就像寺院僧侣的经讲、俗讲一样，被通俗化、娱乐化而成为了一门伎艺。唐代市井艺人的俗讲，虽与寺院僧人的俗讲同称“俗讲”，但已经不是严肃的宗教活动了；宋代瓦舍勾栏艺人的讲史，虽与经筵、学堂的讲史同称“讲史”，但已经不是严肃的教育活动了。

由此看来，讲史伎艺虽有它的伎艺渊源，但它在宋代能以专类伎艺的面目出现，并以“讲史”“讲史书”赋名，这并非自然地直接从唐代的俗讲演变而来，俗讲中的历史题材一类也不能自发地演变出宋代瓦舍的讲史伎艺，即使它们之间有何亲缘关系，亦应需要一个直接因素的激发。而在伎艺讲史出现的宋代，恰有一种蔓延于多阶层、多领域的讲史活动，它在内容、方式、称名、宣讲者身份等方面都与伎艺讲史具有对应之处，尤其是宋代作为帝王政事活动的经筵讲史，它所体现的帝王对历史经验的重视态度，对讲史活动的热情程度，直接激励了知识界、伎艺界对于历史著述和讲说的兴趣。宋代经筵讲史引领的“讲史书”活动，随着面向人群的扩展，影响阶层的下沉，其本身具有的讲求通俗平易的禀性，直接诱发了伎艺领域借势对其娱乐化、伎艺化的思路。据此而言，伎艺讲史在宋代的出现，乃是经筵制度引领、激励的讲史活动在市井社会通俗化、娱乐化的结果。

二、 经筵讲史—伎艺讲史关系框架内外的通俗历史著述

经筵讲史—伎艺讲史的关系框架，不但存在着“讲史”这个文化活动在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对应关系，还寓含了宋世文化环境中涌动的一条历史知识普及脉线。如果我们跳出经筵讲史—伎艺讲史的关系框架，则会看到这条历史知识普及脉线还有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或基础，其间仍然体现了经筵讲史对历史知识传播和通俗平易化的引领作用。

经筵讲读活动需要内容适合的经史教材，这引动了许多当职与不当职的文人致力于儒家经典、前代历史的著述阐发，由此而表现出经筵制度对于宋代经史著述内容、风格的引领作用，进而影响了经史学术发展方向的变化。比如《诗经》，北宋庆历之前的《诗》学著述寥寥可数，而自庆历之后即有众多文人开始研习《诗经》，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尤其出现了一批专门面向经筵活动的《诗》学著作，较著名者如张纲《经筵诗讲义》、张栻《经筵诗讲义》、袁燮《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徐鹿卿《诗讲义》等；而且，这些经筵讲《诗》还表现出经典诠释风格的转变，即“《诗经》诠释方式从以名物为主的汉学一路逐步开始过渡到以诠释义理为主的宋学上来，以满足帝王读书择术的现实需求。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不论皇帝还是讲官都在刻意地挖掘《诗经》中的‘微言大义’。就现有仁宗时代的经筵讲《诗》资料来看，几乎没有对《诗经》字词的任何疏解，而全是人生修养或治国道理的阐发”(易卫华282，288—89)。

又如南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此书乃进献君主之作，因而在当时即誉满天下，并以它的诠释体例为典范出现了经典诠释的新模式——“衍义体”，其表现之一就是经世化、通俗化 ：“为了方便君主阅读，增加阅读的快感，衍义体更加重视故事的体例。[……]故事体例在《大学衍义》中被广泛运用，在第十卷中，真德秀讲了一个汲黯以憨直冒犯汉武帝的故事，来说明‘人臣之义，以忠直为本’的道理，并期望君主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朱人求68)。因此，《四库全书总目》于《周易衍义提要》认为衍义体“其于经文训诂，大都皆举史事以发明之，不免太涉泛滥，非说经家谨严之体”(纪昀等37)，但它对于儒家经典通俗平易的阐释方式和明白晓畅的诠释风格，则促动了经史著述通俗化、经世化一脉的发展，引领着儒学从内圣走向外王，从精英走向大众。

而在此过程中，经筵制度发挥了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与此相应，经筵制度对于当时历史著述的影响也表现出明显的历史知识普及化、通俗化思路。

所谓的历史知识普及化，指的是经筵制度有“进故事”“进讲义”的要求，以作为经筵讲读的阅读材料，这就直接促动了大量历史著述的出现，尤其是对本朝先皇圣政的总结和前代历史经验的阐释，大致有本朝国史、前代历史两大类。本朝国史，主要是指宋朝历代君主尤其是开国君主积累、总结下来的治国方略、执政经验。后世君主非常重视这些祖宗先训，因而编写了众多“宝训”(皇帝言论)、“圣政”(各朝重大政事)，其中最著名者是成书于仁宗朝的《三朝宝训》《祖宗圣政录》。前代历史，主要是总结、梳理前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以作为君主当下治国理政的重要参照。这一需求引动了众多文人致力于这类历史著述的编写，著名者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范祖禹的《唐鉴》。《资治通鉴》的编写初衷是为了给皇帝提供一部可资借鉴的“历代君臣事迹”，故而在全书未完成之时，其内容即被司马光用于经筵进讲的用书；而在问世之后，则成为经筵讲席上与儒家经典并列的必读教材，据《宋会要辑稿》，南宋孝宗朝，《资治通鉴》与《三朝宝训》“间日进读”，光宗朝，此二书与《诗经》《尚书》《礼记》《春秋》《论语》《孟子》“分日更进”(徐松2894、2898)。至于范祖禹的《唐鉴》一书，是对唐朝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它与《帝学》同是范祖禹进献君主、用于经筵的史著，作者明确指出其撰写目的是告诫统治者取鉴于唐，取法于祖宗，才是永世保民之道。如此这类祖宗圣训、史鉴著述的大量出现，表明了经筵制度对于历史知识普及的重要引领作用。

前文提到经筵制度有“进故事”的要求，仁宗于庆历元年(1041年)即“诏两制检阅《唐书》纪传中君臣事迹近于治道者，录一两条上之”(李焘，卷一三三3161)，以作为其治国理政的参考。这类规则促使当时专注“治道”的“君臣事迹”编写十分繁盛，而宋世更大篇幅的“君臣事迹”编写应属真宗时期的《册府元龟》和英宗时期的《资治通鉴》。

《册府元龟》最初的名称是《历代君臣事迹》，旨在为帝王提供治国理政的参考。由此题名即可知它的内容是历史专题类材料汇编，这就决定了它的取材范围是历代正史中那些关于国家治理经验教训的君臣事迹，而不涉及那些与政事无关的生活百科杂类知识。这明显不同于宋太宗时期的类书《太平御览》，此书着眼于分门事类的辑录，而于治道无益，只是百科知识的汇编。

《资治通鉴》同样基于为帝王提供治国理政参考而编作，最初于治平三年受英宗委托而立项时亦名为《历代君臣事迹》，后来神宗正式赐名《资治通鉴》。初名在编写思路上体现了英宗对于前辈君主理政观念的承续，即为帝王汇编“历代君臣事迹”，以作治国理政的参照；更名则突显了神宗对于此书编写的定位和期待，即元人胡三省所总结的“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正因如此，《资治通鉴》在内容展示的方式和效果上都较《册府元龟》更契合宋代君主讲读史书以资治道的需求，这一是体现在它以编年体形式清晰地梳理出历史事件发展的因果关系，并明确表达出编者对于历史经验教训的认识，而非像《册府元龟》那样只是简单地按类别罗列历史材料；二是体现在它考虑到帝王的非学者身份，在历史事件的梳理、表述上都作了有针对性的处理，以冀达到方便、快捷的接受效果，相对于《册府元龟》来说，表现出了一种通俗平易的编写思路。对此，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作了明确的总结陈述，他认为历史繁杂细碎，前人史书亦难遍读，而君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于是就“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司马光9607)。按照这个思路和原则，司马光在编写过程中，一是把漫无头绪的历史事件梳理出清晰简要的因果关系，二是把众说纷纭的历史经验教训提炼出有资于理政的“治道”，总之就是按主题理线索，剪繁冗，见机要，以便于君主阅读和理解，使其能合于治道。《资治通鉴》的编写初衷虽是进呈君主以提供治国理政的参照，但在达成目的的方向和方式上，则又显示出了历史知识普及化、通俗化的努力，以求历史叙述的明白晓畅，易读易懂。所以，宋元之际马端临对其非常推崇，称“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1)。

司马光于《资治通鉴》编写已秉持“删削冗长，举撮机要”(司马光9607)的历史叙述之旨，但在他的另一部史著《稽古录》中，这一宗旨则体现得更为清晰明确。他仍嫌《资治通鉴》卷帙繁重，遂又芟除繁乱，编撰了一部更为简明易读的二十卷通俗历史读物《稽古录》，于元祐元年(1086年)呈进。此书实为自上古至宋英宗朝历史大事的一部简明历史读本，于关乎国家治乱兴亡者，但叙重要史实，记其大体。朱熹对此书甚为赞赏，认为它“极好看”，“可备讲筵官僚进读” ：“常思量教太子诸王，恐《通鉴》难看，且看一部《稽古录》。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里了”(黎靖德，卷一三四3207)。

这种讲述历史的通俗平易思路，在面向经筵的讲史、著史中一直存在，并由于经筵制度的引导力和《资治通鉴》的影响力而波及、贯穿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历史知识普及活动中。《资治通鉴》甫一问世即产生了巨大影响，“立于学官，与六籍并行”(范祖禹，卷三七416)，在帝王的经筵中、各级学校的讲堂中、童蒙阅读的书本中，以及瓦舍勾栏的伎艺中，被社会各阶层广泛接受和使用。《资治通鉴》这部书的接受情况，体现了当时社会上历史知识普及的需求，也引导了历史知识普及的进一步深化，由此把讲史活动的面向人群从帝王而扩展到同样属于非学者身份的市井民众。在这个方向上，经筵讲史还激励了更多文人对于历史知识普及的参与和接力，由此而出现了针对不同层次人群的各类历史读物，以及一些致力于通俗平易地讲述历史的体例与手法，如通鉴类的、节略类的、注解类的、韵诵类的。

比如司马光进一步简化《资治通鉴》而编成的通俗历史读物《稽古录》，除了进一步贯彻了其“删削冗长，举撮机要”(司马光9607)的著史思路，还激励和推动了其他同类节略节要史书的出现。一是对《资治通鉴》的内容或体例予以简略思路上的改撰，代表者为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和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朱熹很赞赏《稽古录》的编撰思路，也对《资治通鉴》作了更简要明畅的改撰，编成《资治通鉴纲目》，并贯穿以《春秋》惩劝之“义理”，其目的是要为世人提供一部“以适厥中”的历史教科书。袁枢“常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脱脱等，《金史》卷三八九11934)，故撰《通鉴纪事本末》，在对历史事件原由、过程、结果的梳理上较《资治通鉴》更为清晰。二是对其他史书的内容或体例予以简略思路上的改撰，代表者如吕祖谦的《十七史详节》和王令的《十七史蒙求》。宋代有官府刊行的“十七史”，吕祖谦对其内容予以节要，而成此删节备检之本；王令则仿唐代李翰《蒙求》的体例，采用四言韵语、两句对偶的格式，对“十七史”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典故韵诵成篇。这两部历史普及读物与《资治通鉴》虽然著史体例、表述手法不同，但同样体现了当时历史著述讲求通俗平易、简明晓畅的努力。

又如韵语咏史，即运用连篇的歌诀、诗歌等韵语形式来咏唱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内容上依照历史发展顺序排列，句式上以四字韵语或五言、七言诗歌联缀成文，由此将繁杂的历史事件浓缩在一首诗或一段韵词中，表现出历史发展概况，反映出历史发展规律，易记易诵，尤其便于儿童的理解和记诵。胡寅的《叙古千文》便是以四字韵语的形式，用一千字韵诵了上古至宋朝的历史；杨简的《历代诗》则从三皇五帝到宋代共编成二十首诗，均以朝代为题目歌咏当时的历史大事，有的使用五言，如《西汉》《西晋》等，有的使用七言，如《夏》《西周》《秦》等；黄继善的《史学提要》也是以四字韵语的形式讲述了从上古到北宋末的历史发展过程，因为没有字数的限制，故而能将历史发展主线完整地展现出来，更好地突显历史的兴衰更替变化，成为一部面向童蒙学习的简要通史。

上述这些历史读物在处理材料的方式与叙述体例的运用上，都体现了讲求通俗平易、易读易懂的努力，其间虽会因面向人群的不同(帝王、文人、儿童、市井民众)而有体例、手法上的不同，但通俗平易的思路都是相同的。当然，这些通俗平易的书面编写思路和方式，并不限于当时的历史著述，而是当时整个书面编写领域存在的现象，比如佛经的白话翻译、理学大师的白话语录。如果放眼到元代的书面著述，这条讲求通俗平易的脉线仍然存在，比如面对蒙元皇帝，泰定年间的经筵讲官吴澄编写的《经筵讲义》以白话讲述历史，元仁宗年间的“说书臣”钱天佑则仿拟荀子“成相”体韵唱方式编写了介绍汉地历史的《叙古颂》，以冀为蒙古皇帝、皇子提供快速方便了解汉地历史文化的通俗历史读物 ：“无琐碎繁茸之患，可以备诸巾箧，不烦检阅，而数千载行事大略可观，此则臣之鄙谌也。况陛下万机至众，岂可劳圣心于浩浩无涯之史册哉!”(钱天佑107)，而郑镇孙、贯云石更分别编写了面向普通民众的白话通史《直说通略》、白话翻译版《孝经直解》，“使匹夫匹妇皆可晓达，明于孝悌之道”(贯云石，“自序”)。因此，在这个历史知识普及化、通俗化的风气流衍之下，人们用各种方式讲述着《资治通鉴》及其他历代书史文传，或者针对不同层次的人群而进行各种通俗历史读物的编写，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而它们在书面领域里的鱼贯而出，承前启后，也体现了经筵讲史所引领的历史知识普及化、通俗化思路，对于当时通俗历史读物繁盛簇生的影响之功。

而在这个历史知识普及的框架中，伎艺讲史、通俗历史读物只是历史知识普及风气中分处于口头讲说领域、书面编写领域的两条脉线上的重要节点，或者说是宋代历史知识普及化、通俗化的两种表现形式，共同体现了宋代经筵讲史引领下的历史知识普及化、通俗化思路。

那么，有了宋代历史知识普及风气的引领，有了通俗历史读物的蔓延，有了讲史伎艺的繁盛，当此之时，“讲史平话”这种有着讲唱伎艺格式的白话历史读物能否出现呢？

三、 书面编写领域主导的讲史伎艺文本化

关于“讲史话本”的出现，若立足于伎艺领域的需求，就会推导出它与伎艺讲史的相互传导关系，视之为讲史伎艺的底本或书录本，这是基于伎艺与话本关系框架的认识。但是，讲史伎艺能够直接催生出这种有着讲唱伎艺格式的通俗历史读物吗？

讲史话本中那些源自说唱伎艺的程式、格套、语气等，原是因伎艺而生、而存的表述方式，在其未成为书面文本的表述体例时，只会出现在艺人的口头讲演之中，是艺人必备的基本艺能。艺人们在口演时会根据平时训练的艺能，针对一个故事梗概进行格套组合，临场发挥，此为“口头创作”，相对于那个故事梗概来说，这是一个“加伎艺格式”的过程。南宋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描述了讲唱艺人的艺能 ：“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举断模按，师表规模，靠敷演令看官清耳。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略传万余言，讲论古今。说收拾寻常有百万套，谈话头动辄是数千回。”(3)《醉翁谈录》被视为说话艺人的参照资料，书中内容各作分类，包括那些可作“收拾”“话头”的诗词歌赋和笑话诨语，以及那些节录自前代作品的文言故事，艺人即可平时据此于场下揣摩训练，临场时则组合发挥，进行“口头创作”。即使延至现代，讲唱艺人仍遵循着这种“口头创作”的原则，需要依据没有唱词、宾白、舞台提示的故事概略，进行“口头创作”的临场表演。比如民国时扬州说书艺人刘荫良自用的脚本，“其中绝大部分是诗词歌赋赞，有几百首之多；一小部分是书词提要。[……]这些脚本，一种是提纲式的，记某书有多少回目，每个回目有哪些‘关子’，何处有插科打诨(指必须有的小插曲、小故事；至于在台上临机应变插进去的东西，则不在内)。一种是照录原书词，但由于文化限制，文字显得混乱”(思苏44—45)；湖南影戏艺人的演出底本也“极为简单，篇幅都不长，其结撰方式和内容都无特殊规制。[……]至于内容，一般都有人物、故事发生的地点、朝代，以及事件发展的主要过程，而没有唱词、宾白、舞台提示等”(李跃忠120)。参照于此，讲史艺人即使有底本、书录本，亦当如《绿窗新话》《醉翁谈录》那样的文言语体的故事梗概，而无需呈现出伎艺讲唱的程式格套和白话语体，无需替艺人们框定如何开场收场、如何使用格套赞语，以作为他们临场表演或艺能传授的依据。

而从民众阅读需要的角度来看，在伎艺格式未成为书面文本的表述体例时，民众接受讲史伎艺的方式只是通过艺人的口头讲演，而非文本的书面阅读。况且在当时的文化格局和书写体系中，讲史伎艺属于贱伎，它的表述方式和表演格套能够在文言体系的书面编写领域里得到落实、体现，进而成为书面编写的一种表述体例，并非仅仅简单依靠讲史伎艺繁盛这个因素即能达成。因为我们看到的现存所谓宋元“讲史话本”的编写思路和表述方式，并未超越那个时代的历史著述甚或整个书面编写领域的撰写体例。编写思路是指处理历史材料的方式，如根据现有文献材料进行抄录、节略或白话翻述。表述方式是指讲述历史故事的各种表达手段，如文白间杂、白话书写、韵语咏唱。

先看宋元时期史著的编撰情况。宋代重要的史著如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大量抄录现成的原始文献材料和史书内容以成新编。而在《资治通鉴》之后，更出现了据其进行抄录、节略的改撰史著，以冀在内容、体例上进一步平易简明，晓畅易懂，比如司马光本人就据此编写了《稽古录》这样一部简明的通俗历史读物；朱熹、袁枢赞赏《资治通鉴》《稽古录》的编撰思路，亦分别对《资治通鉴》进行了内容或体例方面的简明改撰，以成《资治通鉴纲目》和《通鉴纪事本末》；而曾任职“国子监丞兼崇政殿说书”的吕中在南宋理宗朝也根据《资治通鉴》编成了一部历史教科书，“摘其切于大纲者，分为门类，集为讲义。场屋中用之，如庖丁解牛，不劳余刃”(《宋史资料萃编》本29),因其简明实用，故在宋元读书人中风行一时，广有声誉。延至元代英宗年间，郑镇孙的《直说通略》，更在节略《资治通鉴》的内容基础上，在语体方面进行了白话翻述，欲以“俚俗之言”来传达圣贤文章的蕴奥(郑镇孙1)，更显示出通俗历史著述的努力。

以此来对照讲史话本。《五代史平话》一书被认定为宋人编写而元人增益，宁希元、丁锡根曾将其与《资治通鉴》的五代史部分对勘后，认为乃据《资治通鉴》改编而成，但其编写又在体裁、语言和细节描写等方面受到民间讲史伎艺的影响(宁希元18)(丁锡根，《〈五代史平话〉成书考述》67,71—73)。比如《五代唐史平话》卷上叙李嗣源军队与契丹的幽州一战 ：

契丹以马军万人拒之于前，将士皆惊愕失色，李嗣源独将马军百余人先犯阵出马，免冑扬鞭，用胡语与契丹打话道 ：“是汝无故犯我边塞，晋王使我统百万之众，直趣西楼，灭汝种类。”说罢，跃马奋檛，三入契丹阵，斩讫酋长一人。后军相继杀进，契丹兵退却，晋军尽得出。李存审下令使军人各伐树木为鹿角，每一人持一枝，到止宿处，则编以为寨。契丹马军从寨前过，寨内军发万弩射之，人马死伤，积尸满路。(丁锡根，《宋元平话集》80)

却说那刘皇后生自寒族，其父以医卜为业，幼年被掳入宫，得幸从唐主。在魏时，父闻其贵，诣魏州上谒，后深耻之，怒曰 ：“妾去乡时，父不幸为乱兵所杀，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笞之宫门外。后性狡悍淫妒，专务蓄财，如薪蔬果菜之属，皆贩卖以求利。及为后，四方贡献皆分为二 ： 一以献天子，一以献中宫。皇后无所用，惟以写佛经布施尼僧而已。(《宋元平》99)

上面所列讲史话本的叙述内容皆属现成史著的原文抄录、节略或白话翻述，但又简单地混合了“话说”、入话、散场诗这些属于伎艺口演体制的成分。这种文本肯定不是讲史伎艺口演内容的书录整理，而是属于原生性的书面编撰，是立足于书面编写而取用了口头叙事伎艺的体制格套，并与现成的文言史著内容混合而成的通俗历史编写本。

既然讲史话本首先是一种通俗历史读物，那么，我们放眼宋元时期整个的书面编写领域，就会发现有一条经筵讲史引领的历史知识普及化、通俗化发展脉线，尤其在历史著述方面，出现了许多通俗平易的历史读物，著名者如宋代有司马光《稽古录》、王令《十七史蒙求》、胡寅《叙古千文》、黄继善《史学提要》，元代有吴澄《经筵讲义》、郑镇孙《直说通略》、钱天祐《述古颂》等等，它们在内容编排、表述方式上皆有着通俗平易化的表现和努力，都是经筵讲史引领的历史知识普及风气中出现的历史读物。在这种情况下，有了经筵讲史引领的历史知识普及风气，有了伎艺讲史的繁盛和通俗历史读物的示范，书面编写领域能否就可以激发出“讲史话本”这种文本呢？

其实，讲史话本的出现，肯定是因应了宋代经筵讲史引领的历史知识普及风气中的通俗历史读物编写，比如前文已指出那些“讲史话本”的编撰方式有据史书原文的抄录、节要和白话翻述，这些也都是宋元历史著述常用的编写方式，而并非“讲史话本”处理材料、叙述故事的独立创制。但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即像讲史话本那样叙述话语、人物话语皆使用白话表述的情况，却是宋代历史著述甚至整个书面著述所不具备的，两相比较，就提示我们书面白话著述的观念和能力，对于伎艺格式和讲唱内容能够落实于书面文本的重要意义。

宋代书面著述已经出现了不少的白话表述内容，但其属性都是人物话语，缘于对口讲内容的记录，而非原生性的撰写，这种情况有禅宗大师和理学大师的白话语录、历史人物的语言记录、宋朝官员出使辽金的行程录、官府案件的供词记录等等。它们在书面文本中的出现，所遵循的乃是史家的实录求真观念，而非书面编写意义上的语言表述观念。所以，即使人物话语普遍使用口语白话，即使人物话语的白话表述内容再多，仍是被镶嵌在一个文言叙述的框架中，比如当时那些禅宗大师、理学大师们的白话语录，道原《景德传灯录》、张伯行《朱子语类辑略》、王守仁《传习录》等，皆有一个“某某曰”“某某云”领起的文言叙述框架。在此，编写者仍是遵循着书面领域的文言表述规范，而不是把口语白话作为自己进行原生性书面编写的一种表述方式。

据此而言，宋代史著、笔记、白话语录中出现的那些数量不一的人物话语属性的白话表述内容，是在文言叙述框架内的白话使用，是以文言创作的立场或态度来使用白话，而不是以白话创作的立场来使用白话。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这些书面著述中出现了白话内容，也没有超越那个时代对于书面语言的使用水平，也不是因为白话著述的地位有了提高，这是当时书面编写领域共同的观念和能力。基于此，在文言编写的体系中，伎艺表述方式不可能落实于书面文本的编写内容中，更不可能成为书面编写领域的表述体例。

这种白话编写立场上的文人著述，在书面编写领域中引起了两个方面的影响和促进。

其一，在观念上，冲击了文言编写的体例、规范，为更广范围的白话编写争得了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许衡、吴澄等上层文人编写的白话作品对“讲史话本”模拟伎艺表述方式的编写有着示范和推动作用。

这种书面编写领域的白话著述、白话叙事，并非起于讲史伎艺的影响，而是因元代白话观念的变化而引起的书面编写领域的变革——社会的上层、下层都有了白话阅览的需求，有了文人的躬亲参与，因而这些白话作品所代表的书面编写实践，关联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白话阅读需求，并为当时的下层社会营造了一个编写白话叙事作品的氛围。正是在这种白话阅读、编写的需求环境中，那些面向下层的更为普及的书面白话编写，必然要面临着选择、借鉴、学习何种呈现方式的问题，也必然要寻求一些有力有效的通俗表述方式。而在当时，白话叙述故事的能力、经验有两个来源，一是书面领域里文人据史书的白话翻述文本，二是伎艺领域里艺人的叙事性讲唱伎艺。前者是书面形态，后者是口演形态，这些都是书面编写领域通俗叙事、白话叙事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全相平话五种》的编写就体现了这种借鉴伎艺领域口演体制因素的踪迹。只是由于处于草创阶段，这种来自于伎艺领域的口演表述体制并未能与文言体系的书面表述体制调适、融合得恰当，从而出现了伎艺体制与文言段落的混合形态，在作品整体叙述风格上存在着不协调、不融合的剥离感，这也正体现了伎艺体制因素处于文本化早期的过渡形态。

由上理析可见，“讲史话本”的出现，是在承续宋代以来历史知识普及化、通俗化发展脉线的基础上，又激励于元代书面编写领域出现的白话著述观念与能力的变革，由此而在书面白话著述的体系中，伎艺讲史白话表述的内容和格式落实于书面文本，才有了可以参照的方式示范和思想激励。于是，伎艺领域的历史故事和表述方式才得以出现在当时的通俗历史读物中，而书面领域才有了模拟说话伎艺演述故事方式的观念和能力，并渐而形成了一种书面编写的表述体例，形成了不同于文言叙述体例的新型通俗历史读物。

结 语

综上所述，宋元“讲史平话”出现的过程，并不是蜷缩于说话伎艺—讲史话本的关系框架中，而是呼应于经筵讲史—伎艺讲史的关系框架所蕴含的历史知识普及化风气与历史著述通俗平易化实践。正是承续于宋代经筵讲史引领的历史知识普及化、通俗化发展脉线，在通俗历史著述繁盛风气的促动下，在书面白话著述的观念和能力的支撑下，讲史伎艺的格式和内容落实于书面文本才有了可以参照的方式示范和思想激励，从而出现了书录或模拟讲史伎艺体制因素和故事内容的通俗历史读物。

在这个过程中，讲史伎艺能在宋代出现并以“讲史书”赋名，并非从唐代历史题材类俗讲变文自然演变而来，而是出自宋代经筵制度引领、激励的讲史活动在市井社会通俗化、娱乐化的结果；讲史伎艺的表述方式(包括程式格套)出现在后世所谓的“讲史话本”中，并非基于讲史伎艺繁盛和讲史艺人需求的激发所推动的结果，而是出自书面编写领域主导的讲史伎艺文本化的结果。所谓“主导”，是指书面编写领域中历史知识普及风气的引领以及白话著述观念变革的推动，激励了历史著述通俗平易化实践的一步步深入，从叙事内容上的简明清晰到表述方式上的通俗平易，从而出现了对于讲史伎艺内容、格式的文本化需求。

注释[Notes]

② 张帆《中国古代经筵初探》认为 ： 经筵制度正式形成于北宋，是“中国古代皇帝为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邹贺、陈峰《中国古代经筵制度沿革考论》认为 ：“狭义的经筵指北宋确立的、有专门法规保障、在专门机构组织操作下，由任专门官职的儒生在固定时间、固定场所向皇帝传播儒家经典和历史知识的御前学术讲座。”参见张帆 ：“中国古代经筵初探”，《中国史研究》3(1991) ： 102；邹贺、陈峰 ：“中国古代经筵制度沿革考论”，《求索》9(2009) ： 202。

③ 《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记 ：“崇政殿说书，掌进读书史，讲释经义，备顾问应对。学士侍从有学术者为侍讲、侍读，其秩卑位浅而可备讲说者则为说书。”见脱脱等 ： 《宋史》(北京 ： 中华书局，1985年)，第3815页。

④ 范仲淹《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 ：“臣窃见贺州富川县主簿、充应天府书院说书王洙，于天圣二年御前进士及第，素负文藻，深明经义，在彼讲说已满三年。”见范能濬编 ： 《范仲淹全集》(南京 ： 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79页。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 ： 庆历二年二月，“丁丑，诏权御史中丞贾昌朝侍讲迩英阁。故事，台丞无在经筵者，上以昌朝长于讲说，特召之。”见李焘 ： 《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 ： 中华书局，2004年)，第3220页。

⑥ 参见吴国武“北宋经筵讲经考论”，《国学学刊》3(2009) ：48—52，姜鹏“经筵讲学对经学的影响”，《北宋经筵与宋学的兴起》第四章(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33—34页。

⑦ 神宗元丰元年起，规定讲读官在经筵上讲解古代经史时，一般要事先写好讲义或口义，在经筵前一日、当日或次日供进。哲宗元祐二年起，规定讲读官遇不开讲日，轮流进呈汉唐时故事关涉政体者两条，后来，录进者扩大到史官和学士，故事范围扩大到前代和本朝，数量也有一至三条不等的变化。

⑧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一 ： 真宗景德二年九月，“丁卯，令资政殿学士王钦若、知制诰杨亿修《历代君臣事迹》。钦若请以直秘阁钱惟演等十人同编修。”见徐松 ： 《宋会要辑稿》(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367页。

⑨ 日本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从“帝王学的变化”的角度讨论了《册府元龟》与《资治通鉴》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它们在史书编纂法上的变革意义，比如越来越重视历史事件对于帝王治道的参考作用。参见内藤湖南 ： 《中国史学史》，马彪译(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8—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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