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内政治：党争激烈，纷乱加剧

拜登上台已两年。相对于特朗普时期的喧嚣纷扰，这两年的美国内政总体上还算平静，甚至略显乏味。尽管民意基础不足，民主党内也存在较大分歧，这个所谓的“任务型总统”还是充分利用了自己丰富的从政经验，以及民主党名义上主导国会两院的有利条件，努力推动一些重要的政策议程落地，为数虽然不多，但影响却相当深远。《基础设施建设与就业法案》《更安全社区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削减通胀法案》等，就是在政治极化状态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得到通过的。

拜登政府应对疫情挑战和通胀压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对外则是做了从阿富汗撤军、应对乌克兰危机、进一步落实“印太战略”、重振跨大西洋联盟、推进所谓“大国战略竞争”等几件大事。但是，与这些所谓“业绩”相比，拜登的民意支持度极不理想，从2021年8月起一直处在较低水平，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究其原因，除了选民动员力不足、党内影响力有限外，大概也是美國政治极化现象不断加剧的必然表现。

过去两年，民主、共和两党各自进入了一个相对比较平静的调整期。在民主党内，传统民主党建制派吸纳了激进派的一些理念和政策议程，同时推进代际更新，试图找到新的方向。共和党显然在全面吸收前总统特朗普的纲领和主张，但也在与特朗普本人拉开距离。这是一条新的路线，意味着在“特朗普的共和党”之外还有“没有特朗普但特朗普化的共和党”这样一种选择。

“文化战争”的再度兴起是过去两年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在2021年的弗吉尼亚州州长选举中，共和党人杨金取得胜利，他在竞选中尝试将宗教色彩比较浓厚的“文化战争”元素更多地与当地教育、福利等政策相关联，将所能吸引的支持者范围从以往的铁杆支持者拓展到中间温和派选民，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动员。2022年6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历史上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裁决，把衡量堕胎是否违法的权力放回地方州手里，很快刺激到民主党选民，也明显影响到很多中间选民的态度。未来两党党争可能更多围绕一些常识性的社会权利问题展开，形成对历史记忆的逆动，从而更加尖锐、撕裂，更加极端。

2022年11月9日，美国中期选举投票开始后，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在华盛顿发表演讲，预测共和党将赢得众议院控制权。

中期选举是2022年美国最重大的国内政治议程，结果基本已经出来，民主党丢掉了国会众议院控制权，保持了参议院多数党地位，只能算“小输”。共和党虽然在国会众议院拿到多数党地位，但也只增加了不到十个议席，这是自1913年第63届国会以来通过中选成为多数党一方的最小增幅。但与此同时，2022年中期选举也算得上是一次比较典型的选举。回顾历史，虽然总统所在党往往表现不利，但也有1934年“罗斯福新政”背景下、1998年共和党试图弹劾克林顿激发选民不满情况下、2001年9·11事件背景下，总统所在党增加席位的先例。这样来看，2022年6月“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事件、特朗普高调介入中选等因素对民主党支持者和中间选民形成了一定的危机或刺激效应，使得共和党流失了一些关键选民，未能如选前预期地那样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说明共和党保守派利用司法权不断蚕食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遗产”的做法正令其付出政治代价。

再看州一级的选举结果，民主党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在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威斯康星等州表现尚可，说明其还在继续重建特朗普时代被摧毁的位于中西部的“蓝墙”。佐治亚、亚利桑那、内华达等州则是两党各有千秋，民主党虽没有明显延续2020年大选在东南、西南部州的高歌猛进，但也能在这些“新区域”与共和党展开强有力的竞争。除此之外，民主党候选人在堪萨斯、缅因等由温和保守派占主导的州蝉联了州长职位，说明“中间地带”仍为未来美国政党政治重组留有空间。

接下来的两年，美国政治内斗有许多看点，有两个特别关键。一是特朗普可能很快地宣布参选（注：2022年11月16日，特朗普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将参加2024年大选），这就意味着2024年大选周期将提前开启。对共和党而言，如何安排、安顿甚至安抚特朗普将是个大问题。特朗普的选民动员力、党内影响力虽仍强大，但民主党支持者和许多中间选民对其厌恶更加深重也如本次中选显示的一样是客观事实，特朗普甚至有可能成为共和党的2024“票房毒药”，特别是在其可能作为第三方坚持参选的情况下。由此看来，共和党因特朗普发生分裂的可能性在上升。

二是身份政治问题更加突出。从2022年中期选举看，新的政党重组和政治周期变化比较明确的动力有两个，分别是族裔变动意义上的身份认同，以及体现两党价值观裂痕的基本民权纷争，前者是“美国是谁的美国”问题，后者是“谁是美国人”问题。这两个认同现在看都没有完全固定，还在极大的纷争当中，将在2024年交汇，导致一次更激烈的大选，推动美国进入新的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