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数字经济发展的“飞轮效应”

刘嵩

东南亚的数字经济有其非常独特的发展路径，数字化生活转型浪潮正成为东南亚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据谷歌、淡马锡和贝恩公司近期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下称“谷歌调查”）显示，2020年至今，在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阴霾笼罩全球的大环境下，东南亚的数字经济产业一枝独秀，该地区仅在最近两年就新增了6000万名数字经济消费者。2021年东南亚数字经济市场规模达到1740亿美元，预计到2025年将翻番达到3600亿美元，而到2030年将迅速增长至惊人的10000亿美元。东南亚总人口约6.55亿，人口年龄中位数仅为30.2岁，这个巨大的市场给人的印象就像是一个虽然稚嫩、但快速成长的年轻人，正成为可能带领东南亚经济强势复苏的“天选之子”。

“飞轮效应”是指：齿轮从静止到开始转动的初期需要大量动能来克服阻力，而一旦转动起来，内生系统惯性产生的强大势能便可维持其自身运转，再有外力加持便会越转越快。东南亚的数字经济发展与此有着类似的运行逻辑。这个“飞轮”的核心组成部分就是庞大而年轻的人口所构成的巨大市场。根据谷歌调查，2021年东南亚数字经济的六个主要市场分别为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越南和菲律宾，六国目前已经拥有4.4亿互联网用户，其中80%即大约3.5亿人曾经使用网络购物，并且用户的使用范围和使用深度都在高速增加。

虽然东南亚数字经济市场规模庞大，但比美国和中国则有十年以上的滞后。在拥有先发地区成熟的科技和市场模式作为参照的情况下，东南亚各国正在走出一条不同于中美数字经济发展过程的道路，用更符合自身特点的方式推动数字经济“飞轮”快速转动。

首先，东南亚各国政府积极推动构建多边数字经济合作框架，力求与全球资源网络充分联通。东南亚是数字经济的后发地区，各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在政府层面推动迅速融入全球数字经济网络，有助于各国为本地企业创造更多市场机会和更深层次合作。例如，新加坡在2020年6月与新西兰和智利、12月与澳大利亚、2021年12月与韩国、2022年6月与英国分别签署数字经济协定。同时，新加坡也一直在与包括欧盟和印度在内的多个国家积极进行数字经济合作和数据跨国流通标准的讨论。马来西亚专门成立了“数字协调委员会”，2022年9月与中国签署数字电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印尼也在2022年6月开始与欧盟就数字基础设施和投资进行改善双边合作的讨论。这些国家级别的数字经济双边和多边协议极大地促进了东南亚数字经济与全球数字经济市场对接的协调能力，消除了规则障碍和贸易壁垒，成为推动东南亚数字经济“飞轮”快速旋转的第一支重要力量。

其次，东南亚各国自主制定数字经济战略和发展路线图，为行业高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与美国和中国的模式不同，东南亚已经可以跳過很多研发及试错过程。东南亚凭借巨大的用户规模和市场潜力，可以直接引进先进国家的现成技术、资本以及商业模式和数据并加以利用。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层面的战略规划和产业引导就显得格外重要。这对更好利用外部资源以及协调行业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例如泰国就推出了六大数字经济战略，包括增加数字基础设施、推广数字业务、促进平等获取社会资源、建立数字政府、提升劳动力发展和增强数字业务可信度等方面。印尼政府也从数字基础设施、制定数字化转型路线图、国家数据中心整合、人才培养和数字化金融监督等五个方面加快数字经济的发展进程。另外，东南亚各国的国家级数字发展战略成效显著。例如东南亚智能手机的使用率已接近70%，很多缺乏有线网络基础设施的农村地区，则跳过PC互联网阶段直接跨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谷歌调查也指出，在2021年，东南亚60%的新增数字经济用户来自农村地区，直接实现了互联网接入的“弯道超车”。

2021年7月16日，在2021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合作论坛上，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与工作人员合影。

东南亚各国政府也在国家层面积极推动数字化支付进程。如印尼央行就鼓励各大银行及金融机构积极推进系统数字化，提升支付系统的支付效率和支付安全。在各国政府的引导下，前述东南亚六国成为全球范围内电子支付成长最为迅猛的地区，电子钱包使用量增长率在2021年超过311%，预计到2025年将超过4.4亿用户。东南亚的在线支付行业虽然还未像中国一样出现微信支付和支付宝这样具备市场支配力的巨头，但可谓百花齐放。其中有电信运营商开发的电子钱包（如Singtel Dash，Gcash，Truemoney等），也有互联网龙头企业推出的支付服务（如Grabpay， Gopay， Zalopay等），还有银行推出的电子支付程序（如DBS Paylah！， OCBC Pay Anyone等）。

东南亚各国政府制定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从国家层面促进了地区内外的资源整合配置，推动了关键性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和发展，保证了数字经济行业快速有序发展，成为推动“飞轮”旋转的另一支重要力量。

最后，东南亚的政府、企业、消费者和资本正在促进市场发展的“正增长秩序”。与美国和中国等数字经济先发市场的自由竞争发展态势不同，东南亚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显现出一套“政府引导、企业创新、消费者认可、资本支持”的正增长秩序。在政府数字战略的支持下，东南亚巨大的数字经济市场和有利于高速发展的人口结构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的关注。2021年东南亚的数字初创公司获得了257亿美元的风险投资，而2020年则为94亿美元。疫情和地缘政治因素促使全球资本更加关注东南亚市场，并购水平已经达到历史最高。大量资本的涌入促进了区域内科技企业的蓬勃发展。根据胡润《2022年中全球独角兽榜》的调查结果，截至2022年6月30日，东南亚一共有28家独角兽企业，其中新加坡12家，印尼和越南各5家，菲律宾3家，泰国2家，马来西亚1家。这些独角兽企业的主要领域均与数字经济相关，分布在包括金融科技、电子商务、游戏和物流在内的各行业。自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东南亚的在线医疗和在线教育行业更是得到快速发展，2021年上半年的融资规模分别达到11亿美元和2.5亿美元。东南亚的消费者对数字经济的拥抱也成为这一正增长秩序的重要一环，年轻的消费者群体对各种数字服务抱有极高的热情。消费者的认可促进了数字经济市场的活力，增强了企业的创新动力，也吸引了大量资本参与其中，最终也获得了政府的重视和利好政策的出台。

当前，全球经济不仅面临着新冠疫情和“逆全球化”抬头等不利因素影响，还受到因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能源、金融、供应链等多重危机，数字经济在这层层重压之下，正成为重塑全球经济要素、经济结构和竞争态势的新生力量。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数据，2021年全球47个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为38.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6%，已经远超过全球同期的总体经济增长速度。

东南亚数字经济的增长率更是高于这一全球数值三倍，达到47%。而且，由于区域内数字经济的商业模式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用户增速快，市场潜力大，在未来将对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贡献作用。首先，东南亚数字经济产业为地区内的投资产生拉动作用。优秀的初创型科技企业一方面吸引大量投资，另一方面也会通过自身估值增长为资本带来大量回报，从而形成社会经济中资本投入产出循环的正向激励。其次，东南亚数字经济发展的内生需求会带动政府相关扶持政策的出台和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强化，为总体经济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礎。再次，创新型数字经济行业所创造的新岗位将吸纳大量就业，有助于区域内经济要素的平衡发展和社会总体结构的稳定。最后，数字经济的个性化服务和便利性体验将促进东南亚的社会消费水平，谷歌调查已经表明，数字化服务使得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增加了30%。

虽然数字经济引领东南亚经济复苏的前景非常乐观，但仍有几方面的不利因素对其造成影响。首先，数据是数字经济的核心，东盟各国需要在跨境数据管理方面建立统一的治理机制，由此确保地区内的数据的自由流通和跨境数字经济的规范协调发展，否则地区大市场的优势将难以实现。其次，数字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平台统合且互联互通的稳定市场，目前东南亚各国发展不平衡、海关贸易衔接不畅，仍然对地区内的市场流通和商品物流造成障碍。再次，东南亚地区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和人才专业性水平仍然严重不足，且来自美国和中国的成功技术应用和商业模式有很多在东南亚无法直接复制，仍需持续进行摸索和试错。最后，在目前的用户高增速状态结束后，东南亚数字服务市场也将进入比拼价格和效率的“红海时代”，届时整个行业是否可以平衡好恶性竞争方式带来的负面影响，将会面临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