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与现实的落差：韩国年轻人的就业困境

朴光海

2021年11月高考前夕，首尔的家长们为考生祈福。

2022年10月，韩国国家统计厅统计门户网站（KOSIS）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以今年5月为准，在15～29岁青年群体中，有35.8万人用三年时间才找到第一份工作，这一数字比一年前（32.3万人）增加了3.5万人。此外，连续三年以上终日无所事事的“尼特族”（NEET，不升学、不就业、不培训）达到了8.4万人。如果把青年群体的年龄放宽至34岁，那么三年以上的“尼特族”数量达到12.6万人。韩国年轻人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时间和周期为什么会这么长？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做“尼特族”？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

从韩国最近两三年的经济发展状况、就业环境和整体就业形势、年轻人看待工作的心态等层面来看，韩国年轻人就业难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形势严峻，就业愈加艰难。韩国国家统计厅的“经济活动人口调查”显示，2021年韩国青年群体（15～29岁）的就业率仅为44.2%，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8个成员中排名第29位，属于低位国家。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原材料价格上涨、韩日贸易纠纷等影响，近两三年，韩国的整体经济状况不容乐观，很多企业为节省成本和开支，都停止了新员工的招聘。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韩国只有40%的企业招聘了新员工。尤其是进入2022年以来，受乌克兰危机升级及美联储持续大幅加息的影响，韩国经济正遭受着“三高”（高物价、高利率、高汇率）带来的严重冲击。很多韩国专家预测，今明两年韩国经济将陷入低增长、高通胀的滞胀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韩国年轻人面临的就业环境和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和艰难。

二是劳动市场提供的工作岗位及待遇满足不了年轻人的就业心理预期。韩国劳动市场提供的工作岗位一般分为正式工与非正式工（或临时工）两类。二者在薪资、工作条件、福利保障、工作稳定性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例如，非正式工的每小时薪资一般只有正式工的65%，加入社保的比例也只有正式工的一半左右。这种悬殊差异使正式工工作岗位成为一种“身份”象征。韩国国家統计厅的上述调查报告的附加资料显示，在2021年已就业的青年群体中，非正式工的比例达到了40%以上。为了找到一份相对稳定和待遇好的工作，韩国年轻人会投入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来提升自己的学识、学历和各种能力。然而，他们在求职过程中发现，他们学到的知识和技能与企业的真正需要无法对接和匹配。特别让他们无法接受的是，现实工作岗位回报给他们的薪资和待遇与他们之前投入的金钱、精力和时间完全不成比例。于是，有很多年轻人宁愿放弃就业或者推迟就业，也不愿意迁就“低质量”就业。尤其是一旦放下身段迁就了“低质量”就业，其经历会影响到之后的求职。这是韩国年轻人找第一份工作时间相对较长或者成为“尼特族”的主要原因。

三是首都圈对各种资源的吸纳和汇聚。韩国面积10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5200万。居住在以首尔为中心的首都圈人口大概占韩国总人口的一半左右，首都经济圈也大约占韩国经济总量的一半。由于首都圈强大的虹吸效应，人才、资本、技术、资源等都在向首都圈汇聚，由此带来其他城市和地区的资源逐渐减少、发展受限的结果。为了寻求一份长期稳定、薪资和待遇能够满足心理预期的工作，大量年轻人涌向首尔和首都圈。然而，在阶层固化、财阀资本已经牢牢控制住韩国经济命脉的情况下，出身普通、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年轻人，即使是大学毕业生，也很难在首尔及首都圈找到理想的工作。

四是与上一代人相比，年轻人看待工作的观念和意识发生了改变。这些20～30岁的年轻人出生于韩国经济中速增长期。与上一代人不同，他们从小就生活在物质条件相对较好的环境中，所以不太认同上一代人那种勤勤苦苦、任劳任怨，眼里只有工作、没有生活、没有自我的人生状态。相反，他们非常重视个人的感受和幸福，向往尊重个人喜好和个性多样化、工作与生活能够保持一定均衡的人生状态。另外，韩国社会愈加严重的阶层不平等、分配不均、贫富两极分化的结构，也让年轻人对现实社会充满了失望，甚至是愤懑。他们觉得自己再努力、再奋斗也不可能跨越阶层，对前途失去了信心和勇气。因此，在他们看来，工作只是谋生的必要手段，通过工作并不能实现人生价值，工作不应该成为人生的全部和重心。这种观念和心态也延缓了年轻人就业的时间和周期。

韩国年轻人的这种慢就业、缓就业、甚至成为“尼特族”的现象，不仅对他们个人的人生规划、结婚生子、家庭结构等产生影响，而且对更年轻者的求学就业心态、劳动力结构、经济消费活动以及经济发展潜力都将造成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第一，青年劳动力投入不足，影响后续的经济发展潜力。韩国20～30岁年轻人的人口数量为1300多万，占韩国总人口的26%左右。韩国国家统计厅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韩国共有近180万左右的青年“尼特族”。有专家预测，如果青年“尼特族”持续增加，将造成韩国劳动力市场青年劳动力的投入不足，对后续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此外，慢就业、缓就业以及“尼特族”的增多，还将加重父母一代的负担并造成社会成本的提高。据估算，目前韩国每年为青年“尼特族”所支付的社会成本大约有5000亿韩元（约25.5亿元）。专家们建议，政府应采取更多的具有针对性和倾斜性的支持政策和措施，来推动和提升青年群体的就业能力和水平。

第二，结婚生育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导致新生人口数量的逐年递减。早在10年前，在韩国社会就出现了“三抛族”的说法，即指放弃恋爱、结婚以及生育的年轻人群体。后来“三抛族”演变成了“五抛族”“七抛族”甚至“N抛族”。因为难就业、工作不稳定、房价物价高企、生活成本不断提高，很多年轻人放弃了结婚和生育。韩国的生育率也伴随不婚不育的年轻人的增加而一路下滑。2001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育龄妇女平均生育数。国际上通常认为，总和生育率为2.1才能使上下两代人之间人数相等；低于1.5则为“很低生育率”）跌至1.3，2018年则跌破1.0降至0.97，2021年又创新低跌至0.81，成为全球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自2020年起，韩国的死亡人口大于出生人口，出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由正转负的局面。2021年，韩国的出生人口仅有26.05万人，总人口净减少了9万人，从此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人口专家预测，随着结婚人数的持续减少，到2025年，韩国的生育率将跌至0.74的超低水平，低生育率状态已经形成难以逆转的趋势。

第三，对更年轻者的求学就业心态和未来预期造成消极影响。年轻人经过自己的奋斗和努力，走出大学校门并能够找到理想的工作岗位，将会对更年轻者产生积极正面影响，也会让更年轻者对求学与就业充满期待和向往，如此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与之相反，当更年轻者看到前辈和学长们苦苦找不到称心的工作，甚至成为“尼特族”，将对他们的心理与预期造成严重冲击。他们会质疑自己未来是否也会像前辈们那样找不到工作，以至于对未来和人生失去信心和勇气，并过早地放弃努力与进取。这种氛围一旦形成就不容易褪去，而且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在日本年轻人当中逐步蔓延的“宅家”现象，就曾对日本年轻人及日本社会造成一系列问题和产生诸多不良影响。

第四，容易被政客利用和煽动，成为党争的工具。韩国政治的突出特点是进步阵营和保守阵营的严重对立。双方为在总统选举、国会议员选举、地方选举、补缺选举等过程中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与选票，经常会挑起地域间、阶层间、性别间、代际间的对立与矛盾。近年来，由于进步—保守选民的分化和固化，20～30岁年轻人和中间派选民日渐成为双方激烈争夺的对象。例如，2021年大选前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选举代表30岁男性群体的85后李俊锡为党首，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推选代表20岁女性群体的96后朴智贤为紧急对策委员会共同委员长。再如，在今年3月举行的第20届总统选举中，代表保守阵营的总统候选人尹锡悦为获得男性青年的支持，在竞选演说中提出要废除政府中的女性家族部，这一言论遭到了韩国年轻女性群体的强烈反对。除了挑起性别间对立，一些政客还将造成年轻人高失业率、生活成本提升、环境污染严重等原因归咎于外部，并借故煽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严重干扰和破坏了韩国与有关国家的正常关系。

韩国年轻人身上出现的上述现象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且，这些现象在欧洲国家、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向后工业化社会和新自由主义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也都曾出现。韩国政府要想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结构性层面着手，比如改善和调整劳动市场结构、分配结构、教育结构、地区发展不均衡等，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惟有如此，韩国年轻人才有可能逐步摆脱陷身已久的就业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