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的技术变革对社会思潮传播的影响

邝 岩 李明德

5G、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已经开始渗透到传播媒介的核心环节，这些新技术为媒介形式和大众传播形态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可以说无技术不传播。社会思潮是一定时期内反映一定群体的利益诉求、在某些群体中得到广泛传播、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思想观念所形成的思想潮流。大众传播、文化交流、群体互动等均是社会思潮的传播途径，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5G等传播技术大大拓宽了大众传播的传播广度和深度，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资讯平台等大众媒介成为社会思潮传播的主要途径。探讨新媒介技术对社会思潮的影响，有利于厘清新时代社会思潮的内涵和传播动态，对于更好地引领社会思潮具有重要意义。

一、媒介技术何以对社会思潮产生影响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驾”，技术的本质不仅支配着人与自然的交往，还支配着包括宗教、艺术、政治等等在内的文化创造或存在领域。媒介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见证着海德格尔的技术观，哈罗德·伊尼斯曾指出，“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从报刊、广播、电视，到互联网、智能手机，每一次媒介变革的背后都产生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当前被广泛使用的微博、微信、短视频平台等都属于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介技术支撑下的新媒介，属于技术发展的延伸，它们正在表现出形塑社会文化的革命性力量。社会思潮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接受着新的媒介技术的影响。同时，社会思潮作为一种思想趋势，只有通过传播才能产生影响，所以媒介技术对社会思潮的产生和传播尤为重要，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思潮的本体性存在。

二、新媒介技术形塑社会思潮的内容

梁启超在1920年《论时代思潮》里指出：“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在新技术革命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文化和社会观念演变的活跃时期，相应的，当代社会思潮也处于内容更迭和形态演变的活跃时期。

（一）新媒介技术促进新型社会思潮的产生

追溯历史，近代西方科技的发展曾促进了不同社会思潮的产生，许多社会思潮就是围绕着科技议题而产生的，例如发轫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主张以实证自然科学精神来改造和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思潮、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源于科学的客观性和人类精神主观性之间矛盾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及当代西方流行的对现代科技持悲观否定态度并且在理论或行动上抵制现代科技的反科技思潮。媒介技术作为当代科技的一种，亦影响着当代社会思潮的发生起源，波兹曼曾说：“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在当代，“泛娱乐化”思潮的发展正是与信息技术支持的直播技术、视听技术、算法推荐等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视听类软件借助先进的媒介技术以固定的模式传播大众偏好的各式信息，使受众随时随地参与娱乐实践成为可能。新媒介技术利用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和图像等多媒体形态，为“泛娱乐化”思潮的产生和传播提供“温床”。

（二）新媒介技术赋予社会思潮更加复杂的内涵

相较过去社会思潮经由学术论文、学术观点传播的境况，经由互联网、新媒体等新媒介传播的社会思潮更多地孕育于网络舆情事件，社会思潮的主要观点不再仅仅经由学者笔下的理论文字进行传播，其传播场域已转向互联网叙事下的社会日常实践。而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赋予了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聚合类新闻应用程序等新媒介形态更加开放、更易获取、使用更为便利的特征，使社会思潮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外来文化和草根文化的冲击，社会思潮的发展变化越来越体现出对新媒介技术的依附性。加之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复杂的社会矛盾在新媒介中集中涌现，针对各类舆情事件，网民会根据个人的知识背景和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在发表自己观点的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社会思潮的内容加以丰富或解构，赋予社会思潮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内涵，对新环境下社会思潮的监测和治理提出了挑战。

（三）新媒介技术促进社会思潮的交互杂糅

社会思潮本身的内容来源是多学科的思想理论观点以及传播者个人心理、情感、态度等的“杂糅体”，而当今社会的智能媒体、机器新闻等新媒介形态也是移动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与媒体的结合而衍生出来的。在多种媒介技术融合下的新媒介的作用和推动下，各种社会思潮之间不再有明确的界限，而是具有杂糅特质。例如新媒介技术为社会思潮的传播提供的多媒体视听形态，使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消费主义思潮等社会思潮以娱乐化的形式进行传播，甚至将其核心思想植入娱乐产品中，促成“泛娱乐化”思潮和多种思潮的交织传播，消解了议题的严肃性，继而以隐蔽的方式影响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虚拟现实、网络直播等技术的交互特性能够帮助用户更好地融入设定好的场景中，为不同社会思潮的交流结合创造了条件，各类社会思潮在新媒介技术的推动下，经过特定场景的情绪渲染，舆论表达呈现多种思潮杂糅的多元状态。

三、新媒介技术改变社会思潮的传播形态

新媒介技术为社会思潮的传播提供了开放、快捷、交互性强的舆论环境，影响着社会思潮的传播过程和传播模式。

（一）大数据技术使社会思潮的传播更加迅捷，加快了社会思潮的变动频率

互联网的开放性使新闻媒体、自媒体、网民可以在网络上方便快捷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依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0.1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1.6%，许多热点舆情事件传播以“亿”为单位。数据量巨大的网络信息要求实时高速的数据处理传输速度。数据处理速度快是大数据的4V特征之一，以大数据技术为依托的移动通信、传感器新闻等新媒介技术实现了互联网海量信息的高速传播。这使得各类社会思潮在社交网络、直播平台、短视频平台的实时、便捷传播成为现实，任何一个人只需要拥有一台终端设备，就可以通过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媒介接收和传播各类社会思潮观点。此外，移动应用软件具有的转发、点赞、评论等功能使各类社会思潮极易通过人们的兴趣圈和社交圈传播。可以预见，以超低时延、超高能效、超高安全性以及超宽连接等为关键性技术指标的5G通信，将进一步提高社会思潮的传播速度。同时，高速、实时传播也使社会思潮的变动性日益增强。在以书籍、报刊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时代，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等社会思潮往往需要通过众多学者几十年的学术沉淀而形成，但在新媒介技术的支持下，一种社会思潮的形成有时只需要短短几年。处于剧烈变动状态的社会思潮加大了人们对其进行理解、分辨的难度，容易造成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误解。

（二）智能推荐算法促进了社会思潮的个性化深度传播，同时容易造成片面的思潮镜像

智能推荐系统是为了解决互联网时代下的信息过载问题而产生的，今日头条等新闻聚合类应用程序是运用这一媒介技术的典型案例，它利用算法机制分析用户的兴趣点，为用户设置议程，将与用户兴趣相关的新闻资讯推送到每个用户，达到“量身定制”的个性化推荐模式。智能推荐系统实现了社会思潮的纵深传播，例如某一用户对于以“二元对立”为核心特征的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内容较感兴趣，新闻客户端便会向其推荐网络民粹主义的相关评论、争论及与其核心观点相关联的网络民粹事件。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通过不断接收算法推送的某一社会思潮的同类信息，可以对其产生较深入的理解。但是，算法推荐系统也容易把用户引入媒介技术营造的“拟态环境”，把媒介展示的“拟态环境”当作现实世界本身来看待，进而处于某一类或几类社会思潮包裹的“过滤气泡”“信息茧房”之中。在算法推荐系统下，“拟态环境”可能会影响人们的认知和行为，一旦过度偏位就会使人们了解不到社会思潮的“整体面貌”。同时，在诉诸情感比陈述客观事实更易影响信息接收者的“后真相”情境下，掺杂了发布者意图的社会思潮观点，在互联网平台上通过塑造利益诉求、情感需求为主要特点的情感表达氛围，以戏谑段子等为内容表达载体，容易使人们在认识上片面地理解社会思潮，在情感上轻易接受社会思潮，甚至被某一社会思潮裹挟而消解了自身的理性认识，滋生出极端化的个人情绪，可能造成不同群体间的人无法互相理解，加剧网络巴尔干化。

（三）多媒体技术实现了社会思潮传播形态的多样化和普遍化，使社会思潮更容易被网民所接受

多媒体技术使互联网的数据形态包括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等，呈现出丰富的数据多样性，在互联网上，各种新型软件设备借力多媒体技术，通过多种形式传播观点和信息的同时，也为社会思潮的传播提供了多样的形式和渠道。社会思潮除了以学术论文、学术观点的形态向大众传播，还潜隐在微信、微博、抖音等应用程序上吸引眼球的热点事件、情感软文、新闻标题中，这些信息以视频、图片、文字等不同形式，通过微信群模式、兴趣圈模式向全社会传播。抖音等短视频平台是社会思潮借助多媒体技术传播发展的典型例子，平台自身的技术、内容不断更新的特征，造成流行文化和思想转变较快，各类社会思潮也更易于形成、扩散。同时，它所使用的音视频表达方式比单纯的文字图片更容易打动和感染人，相比于文字传播，图像本身具有的观看性功能打破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和语言差异，使西方社会思潮的传播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广泛性。多媒体技术包装下的互联网就像打开了的“潘多拉盒子”，各种思想都可以登台亮相，利用形象直观的视频、图片、数据进行传播的社会思潮以更为隐蔽而深入的方式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形成价值共识圈，给社会思潮的治理带来难度。

四、新媒介技术加深社会思潮的传播效果

社会思潮具有积极性与消极性、开放性与保守性、先进性与落后性并存的特征。新媒介技术为社会思潮的传播提供了更加便捷、多元、开放的渠道的同时，也放大了社会思潮传播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一）新媒介技术使社会思潮的传播效果直抵行动层面

传播效果是传播内容到达受众后在其认知、态度、行为等层面所引起的反应。在认知层面，一些新的社会思潮借助引发舆论高度关注的热点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在态度层面，意见领袖等主体通过在新媒体平台发表对社会思潮进行评价和价值认同的言论，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在行为层面，一些社会思潮已经对互联网用户的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互联网中，借由新媒介技术支撑下的图文、音视频等声画结合的方式进行传播的社会思潮更易于引起网民的注意，也更易于被网民理解和认同，甚至引发网民的模仿行为。例如，消费主义思潮以直播电商、直播短视频等平台作为重要载体进行传播，吸引网民通过直播平台购买产品，在互联网上掀起“直播带货”的风潮。一些消费者受到商家大力鼓吹和网络潮流的影响，自身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发生较大的改变，产生许多感性消费，受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将不理智行为带入现实生活。

（二）新媒介技术改变了社会思潮的接受方式，使社会思潮在公共空间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社会中的互动方式拓宽了普通人参与社会思潮构建和传播的通道，极大地释放了个体力量，个人话语权的提高在网络社会中意味着数字化观点广为传播，这些观点中有意无意搭载着各种社会思潮，从而构筑起社会思潮的互联网传播图景。某些在现实社会中处于边缘化的社会思潮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时期会迅速抢占网络阵地，延伸自己的发展空间，扩大受众群体。新媒体环境下的交互传播方式使得人们的态度、观点、立场在网络渠道积累，从而形成社会思潮兴起的社会心理基础。在所形成的社会心理基础之上，受边缘化社会思潮影响的人们形成一种心理疏导的方式，能够避免不良情绪蔓延到现实社会中引发冲突，为化解矛盾赢得了缓冲期。此外，社会思潮作为“一种公共性的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其通过新媒体进行传播能够促进政府了解社情民情，推动政治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有研究认为个体在谈论社会公共事务时，不同意见的加入会对其政治认知和政治参与产生影响，尤其多元社会交往网络对于政治传播具有显著的正向贡献。在这种观点下，社会思潮的传播是公民社会交往网络的构建方式，能够扩大公民政治参与。

（三）新媒介技术为不良社会思潮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冲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地位

新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网络成为信息时代公民态度、情绪和意见的载体，政府、媒体和公众可以便捷地通过互联网实现“上情下达”与“下情上达”。但是，由于公众整体媒介素养参差不齐、新媒体平台中的信息传播缺乏完备的约束机制、互联网的虚拟性和匿名性特征、媒介技术的迷惑性等因素，一些负面的社会思潮被包裹于各种媒介表达和别有用心的新闻叙事中，藏匿于媒介话语背后，借助网络和社会化媒介平台冲击主流价值观，进而瓦解社会共识。例如，一些西方敌对势力为了实现某种意图，通过互联网在我国传播历史虚无主义、拜金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观点，甚至借助后期剪辑、特效等新媒介技术炮制虚假视频、扭曲真实情况，致使一些片面偏激的信息对辨识能力不足的网民产生了消极影响，甚至还表现出激化社会矛盾、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的倾向，进一步增加了新媒体社会思潮引导的难度。

五、媒介技术变革背景下社会思潮的引领

在传播媒介技术变革的背景下，新媒介技术正在形塑社会思潮的内容、改变社会思潮的传播形态，在探讨媒介技术对社会思潮的影响时，不可忽视传播技术变革对社会思潮引领提出的新挑战。对互联网中的社会思潮进行治理是我国网络安全建设的一部分，正如***同志所说：“大国网络安全博弈，不单是技术博弈，还是理念博弈、话语权博弈。”对媒介技术变革环境下的社会思潮进行引领，要从社会治理的角度，依靠技术手段的同时注重理念引领和话语权建设。

（一）辩证看待新媒介技术，关注技术异化现象的同时增强利用技术进行社会思潮监测的能力

海德格尔将技术的本质描述为“座驾”是为从哲学的角度提醒人们现代技术对人的“限定”，但是技术对人的危害性反映的并不是技术的本质，而是技术的异化。必须辩证看待技术的异化现象，认识到新媒介技术对社会思潮的形塑和传播有其正面和负面作用，并且积极探求消解技术异化作用的路径。例如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为“泛娱乐化”思潮的传播提供了途径，满足了大众放松娱乐的需求，同时也容易造成用户的过度沉迷。针对这一现象，抖音上线“反沉迷系统”，利用技术手段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用户过度沉醉于娱乐，表明利用新媒介技术可以助力社会思潮的监测和引领。此外，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网络舆情监测的方法可以为社会思潮的监测提供借鉴。大数据的核心价值在于利用数据关联分析舆情关联，分析、挖掘海量网络信息背后蕴含的舆情价值，将网络舆情监测的时间点提前到舆论爆发阶段的最初始时间点。互联网上的社会思潮往往蕴含在舆情事件中进行传播、产生影响，可以通过大数据和机器学习预测舆情数据中未直接披露的信息，对潜藏在舆情事件中的社会思潮的传播进行监测和走势预测。

（二）建立社会思潮理论和案例数据库，为社会思潮的引领提供实践依据

***总书记指出：“要运用互联网和互联网技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图书文献、网络、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加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构建方便快捷、资源共享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信息化平台。”如果能够将社会思潮理论和案例集结成库，便能为社会思潮新舆情事件的发生、传播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提高舆情应对速率。学界对社会思潮内涵、传播、治理等方面的理论成果较丰富，人民网舆情报告、清博舆情等舆情监测机构对于舆情事件的抓取和记录也已具备较高的专业度，这为建立社会思潮理论和案例数据库提供了大量资料型素材；人工智能、大数据、数据库等技术亦为社会思潮理论和案例数据库的存储和检索提供了技术支撑。数据库建立的关键在于数据资源的整合利用，针对社会思潮传播形态与内容的多样化特征，分类型地打造理论资源大数据库，才能精准施力于不同社会思潮的发酵和传播过程，才能对违背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潮予以及时引导。同时，还需要出台相关法规，明确社会思潮理论和案例数据资产相关的政府部门、企业、学者等相关主体向统一的数据平台提供和共享数据的权利义务，实现理论和案例的快速汇集、规范管理、高效利用。

（三）打造专业型意见领袖矩阵，利用丰富的媒介技术形式增强引领社会思潮的话语权

由于第二代互联网发展下的技术赋权，曾经被动接受信息的互联网用户能够自发在网络上生产内容，更多的普通人成为社会思潮传播的参与者和主力军。分析近年来的社会思潮典型事件发现，网民、自媒体意见领袖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社交媒体等平台发表其关于某一社会思潮或事件的看法，相关内容体量巨大、传播范围广泛，而政府、学者、主流媒体的声音式微，缺乏能够正确引领社会思潮并拥有较大传播力的专业型意见领袖。针对这一话语表达缺位现象，政府部门、主流媒体等机构可以通过吸收有影响力的自媒体进入社会组织管理体系，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思潮理论培育，增强自媒体的理论自觉；学者、专家等社会思潮研究者也可以加入意见领袖的行列，主动向公众释析社会思潮的实质。同时，专业型意见领袖必须善于利用新媒介技术进行话语表达，才能及时引导舆论走向。依据极光大数据的研究报告显示，54.6%的用户关注新闻资讯平台是否有音频、短视频、视频、直播等内容展现形式。政府部门、传统媒体、专业学者等主体必须利用算法推荐、虚拟现实、音视频等新媒介技术，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内容和传播形式，通过数据或音视频等手段来表达观点，主动占据互联网社会思潮的传播阵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纠正错误、负面的社会思潮，使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相适应。

总体而言，传播媒介的技术变革对社会思潮的内容、传播形态、传播效果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对社会思潮的治理和引领提出新的挑战。因此，必须辩证看待新媒介技术，依靠技术手段进行社会思潮监测；建立社会思潮理论和案例数据库，为社会思潮引领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打造专业型意见领袖矩阵，利用丰富的媒介技术形式增强引领社会思潮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