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 李 勇

陈映真先生2016年11月22日病逝于北京，转眼已经两年有余。时间最无情，对所有逝者而言，它会一点一滴把他们在这个世界的痕迹洗去……多数人会被洗得一干二净，谁会留下来？中国自古有“盖棺定论”之说，能否留下来，显然跟这个“论”有关。陈映真先生去世后，曾有很多相关报道和文字，只根据这些去判断，很可能就会认为：这是一个话题性和争议性超过其实际影响力的人物——毕竟很多人是因为他的死，才知道了他的名字。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今天(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去看海峡两岸那些关于陈映真的“论”，显然是需要保持一定警惕的，因为这里干扰性的因素太多。对于台湾读者和大陆读者而言，这些干扰性因素可能具体会有所不同，但政治性的分歧、时空和文化上的隔膜却是它们得以产生的共同背景。这样就带来了阻障和误解。这些阻障和误解，可能是这些年陈映真的名字在大陆远不如白先勇、余光中等知名的原因之一。

大陆很多人知道古龙、琼瑶、三毛，知道余光中、白先勇、林清玄，却并不知道陈映真。我自己是六七年前开始了解陈映真的，当时是出于研究需要集中阅读了一段时间的台湾文学，陈映真才随之进入了视野。而在此之前，我似乎只读过他的《将军族》。读到《将军族》，应该也是和它入选某个台湾文学选本，或在某些(绝非全部)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中被提及有关。由此可以想见，如果不是中文系学生或专业研究者，要想知道“陈映真”这个名字，恐怕还真是需要一定机缘。

海峡对岸的情况不比大陆更好，甚至更糟糕。因为一方面，如果说陈映真在大陆的被漠视，是因为他的左翼思想与新时期以来的社会历史发展相错位，那么这种错位同样发生在台湾，而且更早；另一方面，80年代以来台湾分离主义势力在台湾的蔓延扩张，使得统派立场的陈映真更受打击、排挤。于是，在六七十年代享有“海峡两岸第一人”称誉的陈映真，在80年代之后影响力已锐减。

关于影响力，也许要做全面、切实的调查研究才能摸清。我没有做过这个研究，所以不敢妄言。但据这两年关注台湾文学所得的了解来看，知识分子(而非一般大众)群体，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受其精神(广义而言包括其文学、思想乃至实践)影响的案例(如蓝博洲、王安忆等)。而且及至新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形势和中国现实的发展变化，陈映真的这种影响力有愈发显著之势。仅在关于他的学术研究方面，一些新的研究力量(如陈光兴、赵刚等社会学者)的加入，一些新的研究面向(如第三世界视野和亚洲视野等)的开拓，便都是例证。不过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外在的，更内在的体验来自自己。我近些年才全面阅读陈映真，在开始读他的那一刻，我并没有想到自己会步步深入，当时不过是为了寻找一个和大陆文学作比较的参照，最后却被他吸引。

现在已回忆不起最初是受了他哪些文字的吸引——文学的，还是思想的？但现在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和很多读者(特别是一些台湾读者)对他的文学(尤其是早期创作)抱以肯定，而对其思想(以及与其关系更密切的后期创作)却持有保留意见不同，我是从他的思想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中发现了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陈映真。这个“思想的陈映真”，存在于他那些雄辩恣肆的杂文、评论、访谈甚至带有自传色彩的散文等中。这是一个行动的、实践的陈映真，是一个更强韧有力的陈映真。这个陈映真批判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创办《人间》杂志、反驳“台独”、批判后殖民主义……目光如炬，又饱含深情。而从他的目光里，我所看到的是我身处的这个世界、正置身的生活。他告诉我们，它们是有问题的……而他的那些文字以及实践又让我看到，他付诸一生所努力的，就是要揭露这一切、抵抗这一切、改变这一切。这就是他全部的思想。如果没有这些思想，他的文学又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

本专辑中有两篇文章直接性地涉及陈映真文学与思想的接受问题。李广益对《赵南栋》的感怀，关联着他个人的成长，以及对大陆红色历史幽微曲折的心灵接触；原帅则钩沉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韩少功与陈映真的通信，它们涉及《海南纪实》和《人间》，也涉及两岸左翼在时代性困境中的挣扎与互相砥砺。赵牧、李孟舜和陈铎的研究，则更倾向于文本细读，不管是对《将军族》《万商帝君》，还是对孕育意象的分析，都能见出陈映真文学世界的多义性。斯人已逝，其文长存——这应该不只是一句希望。正因为有上述研究者，以及更多的研究者的存在和努力，我们对这句话抱有信心。

本专辑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陈映真评传”(17BZW15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