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小说中的孕育意象研究

□ 陈 铎

孕育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它既与人类的本能欲求——性紧密相连，也与子嗣的繁衍和种族的延续密切相关。在陈映真的小说中，“孕育”常常作为一种核心情节单位在不同的篇目中反复出现。《那么衰老的眼泪》中的女佣阿金，因为康先生不能答应同她共同生育一个孩子而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唐倩的喜剧》中，唐倩因为被迫拿去了体内怀孕三个月的胎儿，而像一个丧子的母亲般，和胖子老莫之间“慢慢地结了一层薄薄的冻霜”并最终宣告仳离；《六月里的玫瑰花》中，军曹巴尔奈丧命于越南战场，而他的恋人艾密丽腹内却正孕育着属于他们二人的小生命；《永恒的大地》中的“伊”，在数年来对“他”的恐惧和恨中，偶然遇到一个打故乡而来的小伙子，并秘密地怀了孕；《某一个日午》中，房先生痛失爱子，下女采莲却拒绝了金钱的收买而宁愿留下少爷的遗腹子；《夜行货车》中的刘小玲一开始过着“从一个男人流浪到另一个男人”的生活，后来因为怀孕而终于下决心从既有的生命状态中挣脱逃离，同詹奕宏一起回到了南方的他的故乡；《云》的主角是小文，但里面也提到了一个外号叫“鱿鱼”的女工游碧云，男朋友在她意外怀孕后死不认账，“鱿鱼”在羞耻与绝望中选择自杀，后被小文和何大姊救起；《赵南栋》一篇，宋大姊因参加政治活动被捕，身怀六甲入狱，在狱中诞下儿子赵南栋……从胎儿的有无到胎儿的去留，再到婴儿长成后对父辈人格密码的继承或背弃，无一不是陈映真小说深切关注的对象。不管它是出自陈映真的某种心理情结还是思维定式，起码我们有理由认为，孕育在陈映真的小说中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象存在着的。

一、 女性的身体——从男性欲望的对象到自我身体意识的苏醒

许多评论家倾向于把陈映真视为男性中心主义的作家，其原因有二：其一，文本中女性角色都只是作为男性的陪衬而存在的；其二，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具有一种“大地之母”的性格，为受伤的男性提供抚慰是这些角色存在的终极目的。这种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进入陈映真小说文本的独特路径，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某种程度上它是文本之于女性主义理论的削足适履，这样的结论是以牺牲文本的多义性和作家心灵世界的丰富性为前提的。单纯的肯定和否定都不是进入陈映真小说世界的科学态度，故笔者以“孕育”作为线索的一种，寻找陈映真小说中两性世界所蕴含的丰富象征意味。

在《那么衰老的眼泪》《夜行货车》《云》等篇目中，女性的身体都是作为男性欲望化的对象出现的。在《那么衰老的眼泪》中，早年丧偶的康先生并非是出于寻觅一个灵魂伴侣共度晚年的目的选择了阿金，只是在儿子负笈南下的空虚中，在工厂倒闭、赋闲在家的寂寞里，在自己的身体和情欲愈发得不到满足的恐惧中，他想到了家里这具二十三岁的女体。当女佣阿金最终顺服了他的诱惑，康先生终于感到丰满的青春正汩汩流入自己将老的躯体的满足；然而即使她已经以伴侣的身份和他相处了一年的时光，康先生还是难以抵御内心对阿金的厌恶。作者以内聚焦的方式刻画康先生的心理世界时，阿金走路时“鸭子似的笨重”、在沙发上吃饼时那怡然的神态都令他感到“无可如何的厌恶”，在描述阿金的长相时说“似乎命定要为人仆婢的、略略发胖的脸”，种种语词都表明康先生时时刻刻像审视一个外来者一样审视自己的枕边人，甚至对她“从仆人而主妇”的身份变迁感到不习惯，无时不觉得诧异。阿金的身体在这里是彻头彻尾地他者化的，通过它折射的只是康先生个人的欲望与爱憎：当男主人以性的胁迫半夜出现在她的房间时，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具年轻的女性的魅惑的肉体；而当康先生的儿子青儿拒绝这个继母的角色时，呈现给读者的又是一副可鄙可厌的奴婢的身体。那么，阿金什么时候获得对自己身体独立的支配权的呢？小说的核心情节出现了：怀孕。通过怀孕，阿金第一次深刻感知了自己的身体，腹部的隆起、腹部隐约的胎动以及由怀胎而带来的对周遭世界感知能力的转变，所有这些都在牵引着阿金成为自己身体的主人。而当她满怀期待地准备成为一个母亲，却被青儿和康先生生硬地阻拦，并半胁迫地带去打胎时，阿金终于在苦涩与哀戚中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从这段莫知所以的关系中脱身，回乡嫁人。临行前的最后一夜，二人以寥寥数语交谈，阿金一直喃喃自语般地重复着：“我要一个孩子……我要有一个孩子，但你不能有，不想有……”我们既可以将其理解成阿金渴望成为一个母亲，也可以等量替换为阿金渴望获得独立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力。

我们自然不能乐观地把阿金的出走当成女性自身性别主体性建立的成功典范，因为只要多追问一句“娜拉走后怎样”，便能清楚地看到阿金的命运不过是从一个男人身边流浪到另一个男人身边，从康先生家回到故乡，也不过是从一个人的情人变成另一个人的妻子，她究竟还是隶属、依附于男性的。然而这一决定是阿金身体意识苏醒后自我意志决策的结果，不再是出于身边任何一个男性的强迫，光这一点本身就已经可以算是迈出了女性自身性别主体性建构的重要一步。

在陈映真的小说里，与阿金一样为男性的欲望所裹挟的女子很多，从《唐倩的喜剧》中的唐倩，到《夜行货车》中的刘小玲，再到《某一个日午》中的下女采莲，以及《云》中的鱿鱼，她们都是男人在性的苦闷中追逐的欲望对象，最后却在无爱的困境中为母性的本能所驱使，而渐渐实现了性别的觉醒。

与阿金不同的是，《云》中那个外号为“鱿鱼”的女工游碧云，并不是线性地直接通过孕育这一行为本身意识到自身性别的弱势地位，从而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的。鱿鱼在怀孕后为负心的男子所弃，她的第一反应是喝药自杀，她最后是在女工群体力量的帮助和感化下，开始为自己的性别挺身而出。《云》讲述的是一场发生在跨国公司里由女工发起的工会政变，有评论家在其中发现了“第三世界的知识精英或改革先驱与第三世界民众”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以从鱿鱼的身上读到女性个体如何在集体的怀抱中反省性别政治，并成长成一名为自己的性别、权益和尊严挺身而出的女性主义者的过程。读过这篇小说的人都很难忘记这一细节：

不知从什么地方冲出来的鱿鱼，一张口，咬住了张海清的胳膊，却被一手甩倒在地上。鱿鱼顽强地、踉跄地爬了起来……

突然间，鱿鱼迅速扯开了自己的衣服。只一瞬间，她在七月的阳光中，裸露着上身。她的一对丰实的乳房，随着她不易抑遏的怒气，悲愤地起伏着。

“你们再碰我，再碰我吧！”

鱿鱼含着泪说。

从最初那个孤僻寡合、遇难寻死的女孩子，到现在为女工的权益不懈奔走的斗士，从最初那个被男性玩弄的、羞于启齿的身体，到现在袒露着在七月的阳光下悲愤起伏的身体，我们说女性在这一过程中终于成为自我身体的主宰者，并逐渐确立了自身性别主体意识，恐怕也是不为过的。

《夜行货车》中的刘小玲，最初也是以男性欲望对象的角色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中的。我们随着摩索根先生和林荣平的目光，看见了刘小玲那优美的身段和修长而矫健的腿，如何给面貌算不上姣好的她增加了一股异样的妩媚。也正因为此，她成了摩索根先生垂涎已久的“小母马儿”，也是顶头上司林荣平的情妇，同时又暗暗地钟情于詹奕宏。当她试着清理与身边男性种种复杂的情感纠葛时，林荣平虽然心有不舍，但也只能顾全自己在公司的地位和固有的家庭而选择舍弃；与此同时，詹奕宏却可以心安理得地占据着这个女人的爱，一边将其视为疼痛的抚慰者，向她倾吐着内心的压抑与委屈，一边又把她当成发泄的对象，一言不合就拳脚相加。刘小玲自我的身体感受一直都是缺席的，直到后来她发现自己有了身孕。怀孕前，她可以忍气吞声、委曲求全，怀孕后，她敢于径直面对摩索根等人对中国的侮辱，拂袖离去以维持自身及国家与民族的尊严；怀孕前她可以一面安稳地做着林荣平的情妇，一边与詹奕宏维持情侣的关系，怀孕后，她必须正视自己的情感面向，斩钉截铁地和林荣平做一了断；怀孕前，她可以不发一语地忍受詹奕宏的辱骂甚至殴打，但怀孕之后，她学会了自我保护，手持水果刀以自卫，并在暴风雨般的拳脚和詈骂中用椅垫保护自己的腹部。此时的刘小玲，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枉自温柔和顺”的弱女子，因为腹内胎儿的提醒，她渐渐意识到没有谁能够成为她身体和意志的主宰，除了自己。

当然，这部小说的意涵远远不止如此。在既有的性别格局之下，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第三世界的社会政治格局。如果说刘小玲的身体象征着第三世界民众的处境和地位，那么这一觉醒，不仅意味着它对以摩索根先生为代表的第一世界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文化霸权的拒绝，也表达了它对以林荣平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变质了的知识精英群体的批判。至于詹奕宏，后面我们还会谈及。

二、 男性的身体——去势的恐惧及性别优势地位的失去

与孕育相伴而来的女性身体意识的觉醒，使得小说中的男性对女性的身体控制越来越失去其合法性和有效性。为了继续享受女性的身体带来的快感和自尊，维持原有性别权力格局中的支配地位，男性主人公往往会以劝女人堕胎的方式强行维持既有的社会象征秩序，然而由堕胎带来的男性生理上的去势焦虑及性别优势的失去，恐怕是男性所始料未及的。

《唐倩的喜剧》中的胖子老莫和唐倩正是这样的一对怨侣。起初，唐倩对掌握存在主义真理的胖子老莫有着发自肺腑的崇拜和爱恋。正因为这爱恋一天浓似一天，所以唐倩才有了为这伟大的天才怀一个甚至一打孩子的愿望，而当她将秘密地怀了三个月孩子的消息作为一个礼物告诉胖子老莫时，他却以伟大的“试婚思想”将为孩子所破坏为由，将唐倩带去一个破败的陋巷的医院里打胎。堕胎之时，“伊始终不作一声，倒是胖子老莫却自始便涕泪纵横，不能自主”。唐倩或因洞穿了男性的谎言，同时在一种丧子的哀戚中陷入大地般的沉默，那胖子老莫的眼泪怎么理解呢？小说中这样解释：“杀婴的负罪意识，竟使他感觉到一种无能在威胁着他。”男性性能力的有无，关涉着他在既有的性别格局中所处的等级与地位，性的无能意味着男性丧失了繁衍后代的能力，也丧失了旺盛的性欲及生命的活力。同时，他生理上的无能也隐喻着现存的性别权力格局的倾覆，它暗示着此后他再也不能继续主导女性，不能享受女性痴心的迷恋与崇拜，他和唐倩之间性别等级的尊卑秩序也再难维持下去。所以，不仅仅二人的试婚实践最终走向了破产，就是在后来唐倩与罗仲其、与乔治的周旋中，唐倩都不复为一个弱势性别的被引导者，她在洞悉了男性世界的游戏规则以后，将男性作为工具和跳板的本事，倒比男性本身更游刃有余。所以，无论是最初的存在主义理论家胖子老莫，还是新实证派的哲学家罗仲其，其实都不曾在精神上征服过这个敏慧的女子，男性只能在对自己性别不断的证明中，产生无穷的焦虑、败北感和去势的恐惧。至于后来的留美绅士乔治，则更是唐倩在分析和计算之后，通往美国的一块跳板罢了。

同样的，《那么衰老的眼泪》结尾，阿金走后，康先生发疯地嗅着阿金堆在床隅的皱皱的亵衣，在枯干的眼眶里，吃力地积蓄起那么衰老的眼泪，其原因也并非是康先生对阿金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在康先生所处的社会权力格局中，他作为父亲的身份已经因为儿子离家上大学的现状而流于空虚；他企业家的身份，也随着工厂的倒闭而变成无须再提的当年之勇；他辽远的家乡和更其辽远的童年只能一再地提醒自己年岁的增加和老无所依的晚景——所有这些，都表明他在既有的权力格局中，已经没有什么优势地位可言。面对阿金二十三岁的年轻身体，康先生忽然感到了体内衰老的情欲又汹涌起来了，尽管阿金在她的眼中并不美丽，她仆婢的身份在他心中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家里的主妇，但是康先生还是要通过对这个年轻女体的征服来证明自己的身体机能尚未衰老，渴望那已逝的青春和生命能够再度倒流到自己将老的躯壳里去。然而这些美好的幻梦都被那个不期而至的胎儿打破了。因为胎儿的失去，阿金在丧子的苦痛中选择归乡另嫁他人，康先生由对女人的身体支配建立起来的对自身男性力量的确认轰然崩塌，跌回到空旷的现实中，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失败者和多余人，贫瘠、衰弱、一无所有，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在一寸一寸地苍老下去，而这正是女性身体自主、颠覆原有的性别格局之后男性性别优势地位丧失的生动写照。

在这一点上，《永恒的大地》表现得更为明显，同时这篇小说的政治寓言性质使得这篇小说中的男女两性间的控制与反抗已经溢出了性别的范畴，而不得不引入阶级的维度对其加以阐释。小说刻画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控制，一种是阁楼上的父亲对于儿子的父权控制，一种则是孱弱的儿子对于情人“伊”的男权控制。前一种控制主要是精神上的，病入膏肓的父亲总要周期性地呼喊阁楼下的儿子，在不断的提醒中确认自己的身份与威严；后一种控制则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要么是疯狂的叫嚣与施暴(如“用力地将烟蒂掷到伊的脸上”“一把抓住伊的头发”“用一只雕刻家的格外有力的双手扼着伊的喉咙”)，要么是病态的哀求(“他以近乎祈求那样的声音说”“好好的跟我过呀”)。这神经质般的暴力与乞怜，愈益彰显了男性对于女性的优势地位的摇摇欲坠。他明知自己“不会长久了”，却仍要抓住女人的头发、扼住女人的喉咙，强迫、乞求她好好地跟他过下去，而她在表面的顺服、忍从之下却早与一个打故乡来的小伙子珠胎暗结，这种控制与反控制、强暴与反强暴之间，隐喻的正是台湾外省的精英统治阶层对于台湾底层人民的政治横暴，以及底层人民强韧、悄无声息的反抗，而这孱弱的男体，正是国民党统治在台湾行将没落的政治暗喻。

三、 婴儿——“新生”的象征意义

孕育意味着新生,新生意味着希望。就像鲁迅在夏瑜的新坟上平添几个花圈，陈映真也常在小说的人物陷入困境时，以孕育的情节来安排新的生命的降临，在新生中延续某种希望。

纵观陈映真不同阶段的创作，我们发现陈映真常在小说中刻画在信仰的穷途上以死亡或出走的方式救赎这个腐坏的世界的青年形象，如《我的弟弟康雄》中的康雄、《乡村的教师》中的吴锦翔、《苹果树》中的林武治、《兀自照耀着的太阳》中的小淳等。这些人物同《某一个日午》中的房恭行同属一个人物系列，无论这几个人最后的结局是疯狂还是死亡，这些年轻生命的毁灭或映照出这个世界的累累罪恶，或彰显一代人革命理想的虚无幻灭——康雄死于安那其主义与基督教理想主义为肉体的沉沦所倾覆时的痛苦；吴锦翔死于太平洋战争中噬人的梦魇；林武治为了逃避家人的恶德而出走；小淳的病危也提醒着父亲那一代要抛弃以往那些腐败的、无希望的、有罪的生活，要像一个人那样生活……然而这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拥有革命理想和耻感意识的左翼青年与知识分子一一毁灭，他们的父辈又早已堕入虫豸之境，与他们向来所唾弃所鄙夷的结成了利益同盟，那么，人类的希望安在？早年时的陈映真因为理想的穷途而不能给出答案，而1966年之后，作者的思想逐步向纵深发展，不仅在文风上以清醒的冷嘲代替了以往浪漫主义的发泄，而且他也在试图寻找现实的出路，此时他注意到了那强韧、静谧的大地及大地上负载的人民。

这也就是《某一个日午》中作者安排房恭行留下一个遗腹子的原因。这是房恭行与下女采莲“私相授受”的结果，它是一个有理想、良知和耻感的知识分子与一个来自土地的淳朴的底层女性结合的结果，无论这最初的结合有多么的不体面，但他们共同埋下了一颗种子，而且是在采莲拒绝房处长对婴儿生命进行钱权买断的前提下，自己要求留下并抚养成人的一个珍贵胎儿。它和《永恒的大地》中，“伊”与那个来自故乡的小伙子结合并怀上的那个胎儿一样，抟土地为血脉，与这强韧、静谧的大地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这将是一个全新的生命。

还有《夜行货车》的结尾，詹奕宏为刘小玲戴上景泰蓝的戒指，两人将一起乘坐夜行货车，回到南方的他的故乡。回到故乡，意味着对此前此地生活方式的一种彻底否定，这否定既指向以华盛顿大楼为代表的国际主义性格对民族国家认同的捐弃，也指向刘小玲以去往美国的方式作为对此地矛盾解决方式的回避。一个台湾本省人将一个身怀六甲的外省人婆仔带回自己的故乡，很多评论家表示不太喜欢这个结局，笔者却认为这里的“故乡”与其说是政治意义上的，毋宁说是文化意义上的。相信很多读者读到詹奕宏霍然站起，以辞职作为抗议，并向摩索根先生索求一个郑重的道歉时内心的感动与振奋。二人执手回到南方的故乡，更多地意味着主人公从国际主义的统一化性格复归到对本国民族文化认同的状态上来，同时回到故乡又等于回到生活的现场去接受考验和锻炼，这样的结局安排在《赵南栋》中再次出现——叶春美把赵南栋带回他曾经的革命与反抗之乡石碇仔，恰恰说明了陈映真对故乡和土地一如既往地抱持着深刻的认同与亲切的怀恋。

当然，也并非所有婴儿的到来都氤氲着这样的一抹亮色。《六月里的玫瑰花》就记录了这样一段令人唏嘘的孕育。越战大兵巴尔奈来台度假，与酒吧下女艾密丽由色情而建立起爱情，一个是战场归来的黑人士兵、黑奴后代，一个是第三世界的酒吧女郎、三代养女，两个小人物因为分享着共同的苦难与憧憬，惺惺惜惺惺地走向结合，并孕育出一个生命的种子。巴尔奈由上等兵擢升为军曹的过程，使得他沉醉在由黑人奴隶的后代翻身成为第一世界的上等公民的“上校梦”和“美国梦”里，从而轻易地被合众国所宣扬的那一套战争文化理念所蒙蔽(“当他为了保卫并协助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友邦而战之时，他已经为我们自立国之初即深信弗移的公正、民主、自由与和平的传统，增添了一份荣耀”)，终而在嗜血的战争中丧身殒命。艾密丽甚至没有机会向他告知自己已经为他怀了一个月的身孕。艾密丽以信件的方式收到恋人亡故的消息，不识字的她误以为这是一则通知她巴尔奈军衔晋升的好消息。她快乐的口哨声和信纸上死亡的讯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正如她腹内的胎儿是在两个底层小人物对未来命运扭转的盼望中孕育，却中途由虚幻的希望跌回灰头土脸的现实。胎儿在这里的命运，象征着在种族歧视和帝国的罪恶体制仍然存在的前提下，底层民众渴望通过个人奋斗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却最终难以避免地沦为悲剧的现实。

与前面几篇相比，《赵南栋》一篇较为特殊，“孕育”并非这篇文章的核心情节，其着重点在婴孩长大成人后与父辈生存状态与精神信仰的鲜明对比。赵南栋是在国民党监狱中出生的，他的父母因为政治原因在20世纪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双双入狱，母亲宋蓉萱宋大姊被捕时已经怀有四个月的身孕。在漫长的政治迫害和监狱里的问讯与拷打中，只有肚子里的胎儿能够让宋大姊忘记肉体的痛苦。同时赵南栋也成了女监里大家共同呵护与关切的对象。这里的婴儿，既是实实在在的赵南栋本人，也象征着他们一直守护的左翼政治理想。而当25年以后，父亲赵庆云和母亲的狱友叶春美终于出狱时，他们深深挂念着的婴儿如今怎么样了呢？成年后的赵南栋辍学、流浪、噬毒、滥交，成为寄居在俊美的外壳里一具空洞的灵魂，而且他的哥哥赵尔平也意志退化，在商场中饱私囊，在欢场上逢场作戏，成了富裕、贪噬、腐败的世界里一个朽坏、堕落的生命。赵庆云、宋蓉萱们身陷囹圄之时，仍有着临刑前高唱革命歌曲的壮举，仍能从帮助别人中得到生活的力量，然而四十年后出狱之后呢？这已经不是他们的那个时代了，他既没有了并肩而行的战友，也没有了绍继宏志的来人，他信件上“青年要为民族和国家的出路去思考个人的出路的认识”的话语，已经成了子辈过时的训诲。还能说些什么呢？赵庆云只好对轰轰烈烈的过往保持缄默。小说的最后，老一辈左翼革命家赵庆云去世了，赵南栋只能通过吸毒来安抚自己的眩晕和精神空虚，此时安排叶春美把这样一个伤痕累累的灵魂带回曾经的革命和反抗之乡石碇仔，与夏瑜坟上那一圈红白的花一样，除了聊胜于无的慰藉，又有什么救赎的真正可能而言呢？

“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一面绝望于梦醒了无路可走，而不得不以“孕育”和新生安慰自己望梅止渴的心情；另一面又识破了这种新生的希望之脆弱、之无可依托，而不得不亲自打破这层迷途的障眼，睁大了眼来直面信仰的穷途。在陈映真身上，我们看见鲁迅留下的深刻的精神影响。无论如何，以“孕育”意象为一管，窥陈映真文学世界的豹之一斑，我们都看到了一个不断战斗着、自我驳诘着，并永恒地瞩目着人间的陈映真。

注释：

①《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74～75页。

②《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79页。

③赵刚：《左眼台湾——重读陈映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页。

④《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页。

⑤《陈映真作品集》第2卷，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97页。

⑥《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27～33页。

⑦《某一个日午》成稿于1966年，顾忌到台湾社会的政治敏感原因写完后压着没发，后来因为陈映真入狱之故由其友人以化名刊发于1973年8月的《文学季刊》一期。同年撰写的还有《永恒的大地》《唐倩的喜剧》《累累》《最后的夏日》《第一件差事》《六月里的玫瑰花》六篇。

⑧《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⑨《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