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南栋之殇

□ 李广益

当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每年11月27日，学校都会组织我们去歌乐山下的烈士陵园，为重庆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当局屠杀的革命烈士扫墓、献花。山城的秋天总是阴冷而多雨，青松翠柏环绕的墓地此时越发肃穆。我们在雄伟的“红岩魂”雕像前列队、敬礼，然后绕墓一周，将自己亲手制作的小白花投入围栏。凄风冷雨中，层层叠叠的花朵莹白而纯净。

虽则行礼如仪，孩子们并不能充分理解牺牲和纪念的意义。对于我来说，最深刻的记忆是面对那座埋葬着三百多位烈士的坟茔的恐惧，以及在红岩魂陈列馆中看到一具火焚残躯的照片后的惊骇，后者是我童年时代许多噩梦的源泉。年复一年的扫墓持续着，直到中学不再组织对红岩烈士的祭奠。二十多年来，烈士墓的意义不断发生着变化，既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重庆的一张文化名片，乃至“红色旅游”的资源，其间既有《红岩》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热映于大江南北的风光，也不无过度开发之弊。然而，红岩终究是红岩，无论怎么包装依然沉重，依然凝聚着对生与死、信仰与自由、革命的意义等一系列命题的追问，拨动着人们蒙尘的历史心弦，无法被但求轻快的消费欲望收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习惯于用“美食、美女、美景”向外地朋友推介重庆，而避免提及白公馆、渣滓洞这类“政治性”名胜。这并不只是时代氛围的潜移默化，也和几次被断然拒绝的尴尬有关。间或来客有回首历史的愿望和定力，他们想看的，我会带他们去的，也是另一处阴森的历史所在。

对红岩的所知所感渐渐沉入记忆深处，直到负笈海外时的一堂讨论课。这堂课的讨论主题是《红岩》这部发行量逾千万册的“红色经典”，但教授和选修课程的同学们都对产生《红岩》的历史语境不甚了然，进而对黑白分明、善恶斗争的叙事或冷漠视之，或出言不逊。唯一曾经身临红岩的我，却不知该如何为这个文本辩护。在《红岩》讲述的年代，共产党人的忠诚和牺牲，比小说的追思更加动人；在讲述《红岩》的年代，用文字树立的丰碑浸润着国家意志，体制运作的痕迹显而易见，革命者的理想和信念在章法井然的传颂中反而漫漶难辨。失语的憋屈和困惑，多年后读到《赵南栋》时才得以纾解。我看到，自己那些压抑良久、难以言表的情感，都在陈映真的真挚、深沉而热烈的笔下流淌出来，一时感慨莫名。

小说的开头，1984年的秋天，曾被囚禁二十五年的赵庆云，在病榻上奄奄一息。叙事从这里开始，不断闪回到革命者蒙难的1950年代初，赵庆云被“特赦”释放的1975年，以及他的两个儿子赵尔平、赵南栋兄弟的成长经历和现实处境。在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的白色恐怖中身陷囹圄的赵庆云，出狱时发现台北已经是一座截然不同的城市。无独有偶，同样困于缧绁多年的叶春美回到故里的最大感受是：“在她不在的二十五个寒暑中，叫整个石碇山村改了样，像是一个邪恶的魔术师，把人们生命所系的一条路、一片树、一整条小街仔头完全改变了面貌，却在人面前装出一副毫不在乎、若无其事的样子。”身为“乡土文学”主将的陈映真，借由左翼孑遗的沧桑之眼，再次道出了对自矜经济腾飞的这段历史的不满。人生如戏，但在劫余归来的赵庆云眼中，社会舞台上已经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

“主要是，整台戏里，没有我这个角儿，我也没有半句词儿，你懂吗？”他说，“关了将近三十年，回到社会上来，我想起那一台戏。真像呢。这个社会早已没有我们这个角色，没有我们的台辞，叫我说些什么哩？”

赵庆云用戏剧来喻指自己的困境，这让我不禁想起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对愤世嫉俗者的规劝：

有一种哲学，深知自己活动的舞台，能适应要上演的戏，并巧于扮演须担任的角色，这种哲学对政治家更合于实用。这是你必须采用的哲学。不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普劳塔斯的喜剧演出时，一群家奴正在台上彼此即兴打诨，你却披上哲学家的外衣走上舞台，朗诵《屋大维娅》悲剧中辛尼加对尼禄皇帝的争辩。如此不合时宜的朗诵，把一场戏弄成又悲又喜的杂烩，那岂非扮一个哑巴角色还好些吗？你会使一场演出大杀风景，如果你掺入不相干的东西，纵使这些东西从其本身说价值更高。不管您演的是什么戏，要尽量演好它，不要由于想起另外更有趣的戏而把它搞坏了。

这是改良的主张，前提是心存不满的思想者还能走上前台，附和或沉默不致消弭他的存在，他还有机会改写剧本，至不济尚可作“不合时宜”的黄钟之鸣。赵庆云、叶春美等人却难有机会伸张心底的信念和哲学，只能追忆自己在多年前的时代悲剧中曾经扮演的角色，“最激荡的历史、最炽烈的梦想、最苛烈的青春，和狂飙般的生与死”。

他们在五十年代退场，对社会这出大戏有何妨碍呢？得益于美援扶持也罢，受惠于越战供给也好，台湾究竟实业大兴，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世界舞台上光鲜闪亮。没有他们，这个丰饶富足的现代化社会岂不是更加安稳吗？

答案蕴藏在革命后代的人生中。幼失怙恃的命运使得赵尔平学习英文，目的不是教书育人，而是抓住机会进入更能出人头地的轨道，他最终如愿以偿地成为德国Deissmann大药厂的业务代表。两年后，“Deissmann要在台湾上市一种全新的，据说是长效、安全，却尚未通过美国F.D.A.核可的止痛消炎剂，特地从香港派了当时的国际行销工作负责人Martson先生来台湾，做密集的推销训练”，英文出色的赵尔平把握了这样的“机遇”脱颖而出，成为业务经理。这不啻为巨大的讽刺：父母为了自强自立的中国和人民大众的福祉而献身，儿子却成了跨国资本唯利是图、戕害人民的买办。也正因此，赵尔平可谓台湾社会的具体而微：脱离革命的羁绊，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依附经济中找到了通向现代化的门径。收获丰厚，“换了车子，换了办公室，也换了一间台北东区又贵又大的房子”，代价却也沉重。道德操守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面前的退让，并不仅仅发生在工作中。“就这样，赵尔平步步为营地，滑进了一个富裕、贪嗜、腐败的世界。他对金钱、居所、器用、服饰和各种财货的嗜欲，像一个活物一样，居住在他的心中，不断地肥大。”很快，他的欢场流连，导致了家庭的破裂。赵尔平相信自己还没有沉迷女色，却也不得不承认，“除了这一点，他的少年时代对进德修业的生命情境的向往，于今竟已随着他勠力以赴，奔向致富成家的过程中，崩解净尽了”。

对父亲的温情，成为自知堕落的赵尔平努力抓握的一根稻草。他在繁重的工作中几乎每天都抽时间来探望住院的父亲，以此“现代社会的现代人”中“难得的孝行”，被人交口传颂。然而，联结父子的，并不仅仅是血缘关系。三十年来大部分时间不在身边的父亲，是支撑赵尔平去生活和奋斗的“中心”；尽管他不理解父亲的民族情怀和革命理想，这间凝聚着一代革命者痛彻心扉而又永不悔恨的生命记忆、散发着信仰的圣洁光辉的临终病房，成为赵尔平反省和忏悔的场所。他收受经销商贿赂一事被人告发，不得不抛下父亲，和同伙连夜部署，消灭证据，制作假账，最后侥幸过关。在“荒芜的三天”之后，赵尔平重返医院，发现父亲已经陷入弥留。准备陪伴父亲度过最后时光的赵尔平“看着那干燥、洁净的行军床，忽然感到三天来不曾回去洗澡的自己的龌龊”。这自然是一个隐喻：在肮脏的生意场上摸爬滚打的他，在即将逝去的父亲那清洁的思想和人格面前，自惭形秽。

赵尔平的沉沦，无疑是一个在经济的迅猛发展中物欲横流、道德失范的社会在个体身上的投影，但“去革命”的影响并不仅仅由他来彰显。赵尔平和赵南栋虽为兄弟，却像是两代人，前者是现代社会的象征，后者是后现代症候的集合体。通过赵南栋，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的弊病将如何延伸、变异。

陈映真几乎没有提到赵尔平的外貌，却不厌其烦地一再描摹赵南栋的“秀美”，显然有其深意。“大而清澈的眼睛；朱红的，小小的嘴唇，笑起来就露出一排细细的白牙齿；深黑柔软的头发……”，“两道浓而粗健的眉毛，一对有些女性化的，在下眼睑躺着两小条卧蚕的眼睛，经常漾动着某些丝毫不知道心机的纯粹和温柔”。赵南栋“出奇的”，“日甚一日的”，甚至因其对任何年龄段的女性都具有的超强诱惑力而显得迷离恍惚的“秀美”，以迹近超现实的方式喻示着某种优良基因的传承，但出生在狱中、得名于监舍的他，并未得到父母的后天教养，其女性化的“秀美”和老照片上的青年赵庆云的“方脸”、“不逊地往后梳着”的头发、“紧紧地、认真得有些叫人发喙地抿着”的嘴唇、“向着镜头逼视”“显得特别的精神”的双眼所构成的刚毅、硬朗气质之间显而易见的张力道出了父子之间的断裂。赵庆云追求的是国家独立、民族尊严，赵南栋却连个人的自立都无意为之，从小驯良地跟在哥哥身后，以至于赵尔平觉得，“如果弟弟不依附着他，仿佛就无法存活了”。赵尔平尚有成家立业、抚育幼弟的抱负，并据以奋斗，赵南栋则根本无所适从，学业荒废，浪荡人间，如同一缕漫无归宿的游魂。

小说很有意思地借赵尔平之口强调，赵南栋的本性是“善良”的：“他喜欢吃，喜欢穿扮，喜欢一切使他的官能满足的事物。但他不使大坏。他不打架，不算计，不讹诈偷窃。”其实，“大坏”和“大好”一样，都需要勉力为之，也就是生命力的喷薄，而赵南栋的旺盛官能底下，是无法掩盖的虚无。根本上，他是一棵还未茁壮便枯萎了的小树。用赵尔平的说法，“整个时代，整个社会，全失去了灵魂，人只是被他们过分发达的官能带着过日子”，但弟弟和自己还是不一样，因为前者会赤裸裸地表达和追逐欲望，“一点也不掩藏”。吊诡的是，由于这种欲望极为浮浅，赵南栋无法将之固着于特定对象：“举凡一旦得手的，不论是人和物品，他总是很快地，不由自己地丧失热情。”与之相应的是主体深度的缺乏——四个主要人物中，唯有赵南栋的心理活动，小说不曾描写，或者说没有那个必要。

陈映真设置了一组有趣的人物组合，即赵家兄弟和莫葳、莫莉这对姐妹。姐姐莫葳在被赵南栋魔咒般的热切眼神俘获后，为之疯狂，以至于在他遭陷害锒铛入狱后不离不弃，花大钱请律师帮他上诉减刑，赵南栋却故态复萌地移情于代替当空姐的莫葳探监的妹妹莫莉。可是，即便是飞翔于世界各地、对“旅人之恋”司空见惯、又在赵南栋身上伤了心的莫葳，仍然要嫁人走入家庭，这使得她能够以面对同类的姿态告诉赵尔平，你的弟弟和我的妹妹是同一类人，“他们按照自己的感官生活……是让身体带着过活的”。莫莉的出现让赵南栋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成为一群乃至一代青年的心灵之镜。但赵南栋仍有他的特异之处。莫莉除了官能容易麻木之外，最大的疾病是“不能爱”，赵南栋恰恰相反，他对每一个女子都能真心去爱(虽然无法持久)，以至于风尘女子也能从他这里得到温暖。这种惊人的博爱，和他的俊秀外表一起，成就了赵南栋形象的“纯粹”。正是这种纯粹，和“赵南栋身上复杂的虚无”一起，像陈光兴说的那样，“让他表面上看来充斥着富裕时代人们的肤浅，但是骨子里是左翼大失败的结果，底色是红的，只是脱落了思想的内涵”。

大陆读者很容易感到，《红岩》和《赵南栋》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赵家兄弟的母亲宋蓉萱饱受酷刑而坚贞不屈、沉静赴死，和江姐有几分神似，“长得小而且分外的结实，像个台湾野番石榴”的“小芭乐”(狱中姐妹对赵南栋的昵称)也让人想起“小萝卜头”，台北的共产党人在就义前高唱的《赤旗歌》更是遥遥呼应着响彻重庆的牢狱和刑场的《国际歌》。但也正是这样的对比，让我们进而思考，革命胜利之后，历史又将会如何曲折。赵南栋的精神夭亡可以归咎于白色恐怖斩断了他从父母的斗争历史中汲取养分的根须，革命理想在大陆的衰退却是更加复杂的问题。在狱中就参加了革命斗争的“小萝卜头”宋振中倘若幸免于难，应该不至于变成赵南栋那样的人，但他的儿孙就难说了。在一个拥抱“现代化”、见证了远比“亚洲四小龙”更为宏伟的经济奇迹，与此同时又“告别革命”，将牺牲、理想、信念“博物馆化”，或弃置于迢遥的“革命年代”，或植入非空洞即重新阐释的“爱国主义”的社会，赵南栋式的虚无并不鲜见，我的不少90后学生都能在这个人物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在这个意义上，《赵南栋》不仅和《山路》《铃铛花》等作品一起构成了陈映真接续台湾左翼精神传统、唱起挽歌抚慰白色恐怖死难者及其亲人的努力，还以1980年代台湾社会尤其是青年状况的真切写照，为他念兹在兹的中国大陆留下了未雨绸缪的箴言。20世纪50年代的台共党人之所以“死而无憾”，是因为“又找着了中国”，这中国自然是海峡对岸在他们心目中代表着光明、解放和希望的人民共和国。“心怀一面赤旗，奔走于暗夜的台湾，籍不分大陆本省，不惜以锦绣青春纵身飞跃，投入锻造新中国的熊熊炉火”，在监狱中绣出五星红旗的红岩烈士亦有这般历史音容。但没有遗憾，不等于没有担忧。难友中知识渊博、洞烛机先的蔡宗义，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便意识到，历史已经“暂时”改变了它的轨道，共产革命在台湾的胜利不会很快到来。然而，让老蔡忧悒的，尚只是冷战世界格局造成的国家分断乃至民族分裂，八十年代的陈映真则要面对大陆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和困顿，徘徊太息。为了安顿自己的身心，他必须正面和妥当地回应(而不仅仅是提出)《山路》和《赵南栋》中以不同表述方式反复出现的关键问题：社会主义中国的危机重重，是否意味着革命者的前仆后继被历史证明为无意义，甚至被误认为是误入歧途？

受制于特定时代的历史真相所导致的心灵创伤，陈映真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功过是非未能给出足够准确的评说。事实上，只要台共党人的“人间原点”确如陈映真忍不住让稳重的老蔡在小说中以阮籍长啸的方式呼喊出的，让“人的解放、幸福的光明之梦”“在台湾、在中国、在全世界”熊熊燃烧起来，就不能不承认，无论社会主义中国在建设过程中遭遇到了怎样的历史曲折或挫折，革命在这里的成功还是给“全世界受苦的人”带来了莫大鼓舞，并在革命的旗帜下向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的仁人志士提供了各种支持，这就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即便失之过简，陈映真仍以高度的真诚和毅力，返回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对“既恰切又饱满的社会生活形式和生命精神形式”的追求，重建了自己的民主想象和民族情怀，进而在创办《人间》杂志的具体实践中，避免了把“文化生活越来越庸俗、肤浅”、“精神文明一天比一天荒废、枯索”简单归咎于“现代性状况”或新殖民主义的宰制，最终觅得左翼知识分子思想工作的可能空间与可行方式。《赵南栋》正是以否定性的方式，在社会精神的荒芜和革命理想的隐遁之间，建立起了历史性的关联，复以存亡续绝的态度，让赵南栋葆有“爱”的情怀，使叶春美引领行尸走肉般的赵南栋走向乡间的努力成为一个不无希望的结局。三十年前中国大陆知识分子难以把握的这个文本，在今天，对于不满于世界状况的有心人，尤其是“文学者”，可谓弥足珍贵。

注释：

① 托马斯·莫尔著，戴镏龄译：《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0页。

②贺照田：《当信仰遭遇危机……——陈映真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涌流析论(二)》，《开放时代》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