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海到长江——刘醒龙近期散文的景观书写

□ 王 泉

在读者眼里，刘醒龙是小说家，他的小说关注底层生活，凸显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其长篇小说《天行者》获得过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在全国影响广泛。其实，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就有不少散文作品问世。他在2016年和2017年创作的《南海三章》《上上长江》等散文从现场出发，融会历史与传说，以丰沛的感情书写祖国的大好河山，突出了文学景观的审美内涵。

一、 生态景观书写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因地质和气候变化不同，形成了千差万别的地貌。南海作为自然之海，其优美的生态常引发人们的无限遐思与家园畅想，也产生了许多佳作。从古代诗人曹松的《南海》到当代诗人李瑛的诗集《南海》和乐冰的《南海，我的祖宗海》，南海无不维系着诗人的家国情怀。

在《南海三章》里，刘醒龙从渔民、水兵与南海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想到了水的神圣及海洋生命的博大。“用不着太多，只要看见一只玳瑁在南海中蹁跹的样子，就会明白幸福为何物。只要看见一只手从南海中悠然伸起来，将一件物什放进水面漂着的容器里，就会懂得如何收获。雷电肆意暴虐，海鸥在抒发自由。”海洋生命的个体是如此的逍遥自在，当地的人们最懂得知足常乐。面对南海，刘醒龙展开了无限的遐思，他思考着南海与大陆、天空的相互映衬，思考着南海作为人类生命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的重要意义。而南海边的各种花草和椰子树，则让他想到了万物之间共生共荣之理。蓝洞的奇妙又让他思考着捍卫家园的神圣使命与人伦的价值，甚至故土情怀。“文学是人的一只慧眼，专门用来看肉眼看不到的事物，存在的、可能存在的和根本没有存在过的，都在其视野中。在文学中，理想主义者的灵魂是悲悯，浪漫主义者的骨子是真实。”面对南海，刘醒龙不仅看到了自然生命的千差万别，而且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自然之美始于生命的勃勃生机，而所有的生命都离不开水的滋润。水滋润大地，才有了多姿多彩的世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语)，人类的生产与生活离不开水，人类的美也离不开水，水一旦进入审美的视阈，就成为言说不尽的话题。刘醒龙说过：“我从启蒙到上高中，之后走向社会，整个成长时期一直待在山区。但我与其他山里孩子不一样，走到哪里，都会对水有种特别的执著。”正是这样的恋水情结促使他对南海和长江一往情深。南海的广袤与深沉释放了刘醒龙的豪情，当他第一次来到三沙时，就被她的慷慨所吸引，这是大别山之子走向真正的大海的开始。刘醒龙从南海的自然生态中感受到神圣的美，实现了从地理到心理的转化。同样，在他的长篇散文《上上长江》中，这样的转化变得更加多彩。

刘醒龙面对长江，倍感自豪与自信：“看一眼与长江日夜同在的渔翁，再看一眼从遥远北方而来的黑天鹅，这样的长江，比海洋还美丽。”这不再是柳宗元笔下“独钓寒江雪”的渔翁，而是与滚滚长江同呼吸的渔民，这是长江渔民的真实写照。翩翩起舞的黑天鹅，预示着新时代的气象，而水文工作者老蒲则是这美丽家园的守望者与维护者。人与自然生命俨然融为一体，成为21世纪生态文明的审美表征。

他惊叹于虎跳峡的鬼斧神工：“在虎跳峡里，天空是一种奢侈品，天空空阔无边的权利被剥夺了，不再属于天空，也不属于比天空空阔的峭壁，更不属于超越天空拥有源源不断来水的流响。天空成了碧玉做的，琥珀做的，铂金做的，成了一枚枚手指上的挂件。”这里写出了一线天的险峻与自然天成，突出了其触手可及的天然美。

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但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支配下，野生动物惨遭毒手的事件时有发生，导致了人类原生态家园的逐渐消逝。这不仅引起了环境保护工作者的警觉，也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热情。21世纪以来，涌现出《怀念狼》《藏獒》《狼图腾》等关注动物生命状态的作品。刘醒龙的《上上长江》以实地考察的方式，书写动物的传奇，带给读者不一样的感受。

在青海玉树，他一边欣赏着长江源的美景，一边品味着藏族人对于麝香的偏爱，继而追寻麝香的神奇，彰显了一个汉族人对于藏族文化的好奇心理。雄麝的分泌物转化为人眼里的神奇药物，这本身就说明了人类对于野生资源的渴求，但麝香往往通过牺牲雄麝的生命来获得，人的自私与残忍可见一斑。这是人与动物不和谐的一面，作家审视这种现象，表明了他对世俗的批判精神。

在通天河，他写自己与一匹狼的遭遇，突出了狼性与人性的不同以及狼的高贵，表现出对于生态家园的渴求。诚然，狼有领地意识，在它的地盘，它可以漠视人的存在，但它不会像人那样把自己视为万物的主宰，它只是在适者生存中维持种族的繁衍。

他从黑颈鹤成双成对的生活中看到了其自我保护意识，从藏羚羊的迁徙中看到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他从藏族老祖母送给自己的孙女一只出生才三天的小羊羔作为将来的嫁妆的故事中领略出藏族人的智慧。在青藏高原的高寒地带，自然生命没有退化，反而变得更加坚强，这是自然界给予人类的启示。

总的来看，刘醒龙散文中的水意象和动物意象，是具象与抽象的统一，包含了他对于人类自身命运的思索，具有普适价值。正如邹建军所言：“自然之美是具有超越性的，人类社会的任何成员，不论他们的文化传统存在多大的区别，不论他们的社会制度有多大的不同，然而他们对于自然山川的美会有同样的或相似的认识，对于地理的认知也会具有相似性，美之为美，丑之为丑，差别不会太大。”可见，对自然地理的感知成为作家审美感知的一部分，是由自然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的，即客观的物象制约着作家主体性想象的生成与审美情感的凝聚，并因此形成作家的审美风格。或壮美，或优美，都与自然物象本身的特质密切相关。南海与长江赋予刘醒龙一双探知自然奥秘的锐眼，他游弋在江海的世界里，与自然对话，叩问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呼应了全球化时代的生态主义诉求。

二、 历史与记忆景观书写

历史与记忆不可分离，“记忆作为一种内部视角是不可或缺的，它能对过去的事件进行评价，并形成一种道德立场；历史作为一种外部视角同样不可缺少，它能对记忆中的事件进行检视和验证”。历史与记忆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当一个作家以自己的视角看待历史与记忆时，其作品就有着明显的个人色彩。任何历史与记忆都发生在一定的时空里，通过作家的呈现，就成为一种文学景观。如果说刘醒龙的《一滴水有多深》书写的是其故乡的历史与记忆的话，那么，他的南海与长江书写则走向了更为广阔的领域。

南海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留下了许多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故事、神话与传说，同时它地处国际交通的要道，成为周围国家和地区博弈的焦点。如何书写南海的历史与记忆，不同的作家会有不同的取舍。张永枚的《西沙之战》写战事，以豪迈的激情见长。刘醒龙的《去南海栽一棵树》，侧重于个人记忆。他在2004年12月底与陈忠实在三亚相识，并共同栽种了一棵树，这既是二人友谊的象征，也见证了南海在作家心目中的神圣。作家书写这样的记忆，唤起人们对于已故作家的深深怀念。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友谊之树常绿。

在刘醒龙的眼里，童年时的长江是在母亲的怀抱里目睹的，记忆是模糊的。青年时见到的长江，则点燃了他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南京和镇江作为长江沿岸的重要历史文化名城，成为文人笔下的文学景观。朱自清笔下那含情脉脉的秦淮河，铭记的是诗人的幽思。刘醒龙从歌曲《茉莉花》的诞生谈起，他以李清照的爱情故事、甘露寺中的丈母娘和金山寺前白娘子的传说，演绎出江南茉莉花的传奇。“小小茉莉，小镇江南，丰盈的不只是柔情，还有丝丝入骨的大雅大善大理大义。”江南的物产丰富，小小的茉莉花连接的不仅是江南秀丽的风光，而且维系着一个民族执着的家国情怀。

在采石矶，刘醒龙感怀于李白的浪漫人生，品读着岁月的无情。在小孤山，他聚焦黄梅戏的历史与传说，并从宿松的口头禅里演绎出当地发达的民间艺术以及自然美景与人文风情的相得益彰。在三峡，他迷恋的是王昭君出寨前香溪里的一滴泪、老船工撑船前行时的稳健步伐以及三峡大坝的雄壮，在古与今的对照中感叹着人间的巨变。在涪陵，他聚焦石鱼的传说，谈及传奇小说、杜甫的诗，凸显该地域的诡异与多变。在合江，他从这里盛产的荔枝联想到民间的荔枝保鲜法和苏轼的诗句，道出了苏轼的真性情。在遍布化石的云南元谋，他从当地孩子们用石头取火的古老文明中探寻着人类进化的蛛丝马迹。在纳西族小镇石鼓，刘醒龙追溯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的传奇，凸显对于英雄的敬畏。

不难看出，刘醒龙书写关于南海与长江的历史与记忆，汇聚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凸显了地域文化的丰厚性。同时由此及彼，折射出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这样的书写，使得其笔下的历史与记忆景观呈现出立体感。

三、 哲理升华

一般而言，在各种文体中，诗歌以抒发情感见长，小说以精巧的结构凸显故事的魅力，优秀的散文以情贯穿其中，凸显哲理，往往给人智慧与思想的启迪。周作人、林语堂、丰子恺的散文以知识性和趣味性取胜，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化散文的基石。刘醒龙受到前辈作家的启发，主张“好的散文一定要懂得心痛，一定要发现仁爱，一定要有从灵魂深处喷发或者流淌出来的感怀情愫”。他的近期散文是他体验生活与感怀于心的必然结果。

在《南海三章》里，刘醒龙道出了海洋的哲理：“一棵椰子树就能消解生存的绝望。礁石再小撑起的总是对大陆的理想。水雾再轻亦是甘霖对酷暑的普降。”这是生存之道，也是对海洋的敬畏，又不乏人生的思考。

散文之美，美在那种直击心灵的顿悟。刘醒龙没有沉迷于南海和长江的风光之中，而是在从历史的尘埃与现实的生活情境出发，探寻着水对于生命和人生的意义，痛击了当下一些人欲望的膨胀。因此，他在记人叙事时常常激情澎湃，自然洒脱，突出了思索的痕迹。

结 语

地域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沉淀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文化，书写地域文化离不开自然地理，更离不开人文因素。纵观刘醒龙笔下的南海与长江，笔者发现，他在书写二者时，总在思考人存在的意义及人与自然的渊源，突出了其散文的鲜明特色：写水，善于从水的变化中思考人性的变化；写人，突出了不同地区的人对于自然的领悟；书写历史与记忆，不局限在历史与记忆本身，而是通过现实同历史与记忆的对照，联想到个体的价值与民族的未来。因此，自然的地理空间与作家的心理空间相交织，成为诗性的空间，这使得这些散文成为21世纪文化散文的重要收获。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湖南省社科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丝绸之路’沿线景观书写”(XSP18YBC24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①刘醒龙:《南海三章》，《人民文学》2016年第11期。

②刘醒龙、刘颋:《文学应该有着优雅的风骨》，《文艺报》2016年8月10日。

③刘醒龙、张屏：《一万里，上长江》，《文艺报》2018年3月28日。

④刘醒龙：《上上长江》，《人民文学》2017年第10期。

⑤刘醒龙：《上上长江》，《人民文学》2017年第10期。

⑥邹建军：《江山之助——邹建军教授讲文学地理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页。

⑦阿莱达·阿斯曼著，陈国战译：《历史、记忆与见证的类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⑧刘醒龙：《上上长江》，《人民文学》2017年第10期。

⑨刘放：《作品不在大小，在于刻骨铭心——刘醒龙访谈录》，《姑苏晚报》2014年6月9日。

⑩刘醒龙：《南海三章》，《人民文学》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