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农村人”的生命纹理——许春樵中篇小说集《生活不可告人》“点评”札记

□ 方维保

许春樵是一位具有持久爆发力的当代小说家。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短篇小说《找人》之后，他已经陆陆续续创作了为数众多的有影响力的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诸如《逃亡的脚步》《表姐刘玉芬》《天灾》《生活不可告人》《麦子熟了》等中篇，以及《放下武器》《男人立正》《屋顶上空的爱情》等长篇小说。他的早期创作是先锋派的，诸如《逃亡的脚步》，后来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如《麦子熟了》。但是，作为一个受到过系统和专业的理论训练的小说家，作为一个有着自觉艺术追求的小说家，他的小说在表现内容和艺术表现方式上，又一直有着稳定的风格特色。他的中短篇小说集《生活不可告人》最近出版了，我就着给他的这部小说集“评点”的机会，对他的小说进行了有计划的重读。在“评点”后，我也对他的小说创作有了一些新的体会和认识。

一、 文学书写的“进城的农村人”情结

每一个作家，尤其是小说家，都执着于一些他心目中的特殊人群的表现。许春樵所执着的目标人群，按照他自己看法，就是两类：一类是进入城市里的乡下人，一类是知识分子。他的这种自我认知是准确的。《放下武器》《知识分子》《生活不可告人》，以及《屋顶上空的爱情》都是以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和现实生命状态为题材的。而《找人》《逃亡的脚步》《麦子熟了》等，又都是以进城农民为表现对象的。假如我们站在新时期中国文学史的立场上来看待许春樵创作的题材选择的话，他的创作可以说是整个新时期文学大合唱的一部分，因为新时期以后中国文学的几乎绝大部分创作都超不出这样的题材范围。新时期最为热点的社会问题，就是农民进城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许春樵也与其他许许多多的关注中国社会问题的作家一样。从这样的角度来说，许春樵的小说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社会问题小说。

但是，许春樵将自己的小说分成如此的两类，我认为又是不准确的。许春樵笔下的人物，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进城的农民，其实，都是进城的农民而已。前面已经提及的《麦子熟了》《找人》《逃亡的脚步》《表姐刘玉芬》等，都是叙述农村人进城的故事的，在题材归类上是无可异议的。但是，观照其所谓的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如《屋顶上空的爱情》《知识分子》《放下武器》等，也都是从农村进城的知识分子，大多通过高考的方式进城，在城市里接受教育，留在城市里，或在城市里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或在城市里当官。他们的政治身份虽然已经“鲤鱼跳龙门”，但是，他们的亲情，他们的道德，他们的社会关系都留在农村，也就是说，他们的一只脚半个身子永远留在了农村；他们虽然已经取得城市户口，但并不是名正言顺的城市人，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也会经常带有对待农村人的歧视。

在当代文学研究界，徐德明曾将这些表现进城农民的小说称之为“乡下人进城”叙述。这样的描述显然是类比沈从文的创作或者老舍的创作而得来的。但我认为，当代中国已经没有“乡下人”，所有的居住在乡下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身份，那就是“农民”。“农民”和“乡下人”是不一样的，“乡下人”是文化身份，而“农民”是政治身份。在老舍的笔下，乡下人祥子是可以自由出入城市的，而当代中国“农村人”并不享有这样的权利。这是由中国现代以来，特别是当代的政治论述所已经确定了的。这些农村人，如同当年的沈从文一样，心怀对于城市文明的灿烂梦想，飞蛾扑火般，或通过嫁人的方式，比如表姐刘玉芬，或通过退伍转业的方式，或通过做苦工的方式，或通过到城里做小贩子的方式，进入了城市。在进入城市之前，这些农村人所怀有的对于城市文明的想象，可能如铁凝小说《香雪》中的小女孩香雪一样的天真、浪漫和纯粹，但更多的是为了能够享受到城市人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农民进入城市无论是谁都会经历一个“艰难的历程”。当年路遥的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就是为了成为吃公家饭的城里人，而通过关系而进入城市做了记者，但是，最后却被无情地打回原形。在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面前，个人的才干是苍白无力的。路遥的小说还遮盖着一层个人奋斗的保护色，而许春樵的小说《表姐刘玉芬》则更为直接地表现了农村姑娘刘玉芬进城的苦难。漂亮的表姐刘玉芬，为了成为城里人，嫁给了身体残疾的煤建公司工人，父亲给她购买城市户口荡尽家产，尽管已经进入城市，还是受到城里人丈夫的殴打，受到上班单位员工的羞辱。表姐刘玉芬的一切遭遇，都源自她的农村人的身份。假如说《人生》中的高加林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乾坤大挪移还有几分的浪漫色彩的话，而许春樵笔下的表姐刘玉芬的遭遇可能要比高加林残忍得多，表姐的经历揭示了户口买卖其实就是一次空前的欺骗和赤裸裸的对于农民的剥夺。《逃亡的脚步》中的中顺，因退伍而到了城市，进入了旅游公司，但是，却受到公司经理儿子的欺压，并莫名背上了杀人的罪名，不得不亡命天涯。《知识分子》中的郑凡，是从农村考上研究生的。但是，他在城市挣扎着活下来，又是何等的艰难。《麦子熟了》中的麦苗、麦叶、麦穗以及耿田等人，从乡下到城市里打工，繁重的工作不仅剥夺了他们做人的基本权力，也阉割了他们作为人的本能。

但，《生活不可告人》中的许克己比较特殊。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知识分子许克己出身于地主家庭，而且长期在师范学校里任教，当与后来的农民工进城有很大的差异。但他同样来自农村以及被镇压的地主儿子的身份，与农民在当代所遭受的歧视，其实在本质上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假如我们能够确定他的孔孟价值观就是农耕文明符号的话，他与政治进步的女同学的冲突，其实就是古老的农耕文明与政治化的城市文明的冲突，并最终在碰撞中崩毁了。他的命运与那些在八十年代后走入城市走向毁灭的农村人，其命运也几乎是一致的。

当代中国的进城农民，从城市人的眼光中，他们几乎就是一群非法入侵者。他们大多在城市中没有合法身份，就是那些通过各种途径，比如购买户口、高考、退伍转业等，进入城市的农民，也依然被祖居的城市人视作外来者，遭受歧视和嘲笑；就是他们的身份在法律意义获得了转换，但是，由于他们在城市里无业无产，以及身在农村的父老乡亲的拖累，他们在城市里也是极其艰难。

所以，进入城市以后，这些来自乡村的人物，很快或者说天然地沦为城市里的最底层。他们背负着乡村父老乡亲的希望，背负着城乡二元体制所加给他们的蔑视和轻慢，也背负着底层人物命中注定的磨难，如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一样，孤独而自卑地奋斗，希图获得城市的身份，改变自己的命运，报答父老乡亲的期待。但是，他们最终都会发现，所有的承诺，所有的善良，都是谎言和戏弄，都是覆盖着美丽外衣的致命陷阱。可以说，从《表姐刘玉芬》《知识分子》《逃亡的脚步》《麦子熟了》中，我看到了一部中国转型时期进城的农村人的苦难史、精神幻灭史，也读到了作家感同身受的愤怒、不平，以及无可奈何的悲叹。许春樵是一位对道德理想主义有着执拗坚持的作家，但我还是在他的话语面庞上看到了戏谑、嘲弄中的苦涩。许多评论家都说，许春樵的小说特别擅长小人物书写，但是，我想说的是，他的这些农民出身的小人物和谭歌等人《大厂》中的“下岗工人”出身的底层小人物是不同的。

许春樵所塑造的这些人物是有文化批判意义的。现代作家早就批判过现代城市文明的堕落和荒诞，但茅盾、张爱玲们所批判的更多的是消费主义文化所造成的人性沦落。而许春樵的小说，基于其小说叙述的当代文化背景，他所着眼的更多的是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城乡二元体制。许春樵的故事中，陷表姐刘玉芬、大学生郑凡这些进城的农村人于生命苦难陷阱的，看上去可能就是城里人周克武、城市里的暴发户和房地产商人，看上去作家也是在针对这些人宣泄着自己的愤怒，但实际上他所真正针对的是造就了这些“城里人”的城乡二元体制。这种“城乡二元”下的农村人进城故事，非常类似于当年路遥的《人生》，但是，路遥所宣泄的是顺从下的怨恨，而许春樵所进行的是价值拆毁的工程。许春樵因为将自己装扮成农村人的代言人，并在身份的裹挟下，将农村人和城里人设计成了戏剧化的善与美、恶与丑的对立角色。由于这样的角色设置，也导致了其陷入古典主义的审美定势无力自拔，《表姐刘玉芬》尤其如此。

二、 心理挫折的“爱情的临界中止”镜像

在许春樵几乎所有的农村人进城的故事中，都有一条爱情的线索，或者是围绕着爱情而设计出的生活波澜。将生活纳入爱情线索，或者说在生活情节中添加爱情线索，这是中国现代以来大多数小说叙述的惯用套路。但是，在许春樵小说的叙述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那就是“爱情的临界中止”现象。我这里所说的“爱情中止”，仅仅局限于爱情中性爱表达的临界中止，并不是指爱情的结束。

许春樵小说中人物每到爱情的浓情蜜意的关键时刻，也就是两情相悦肌肤相亲的时候，就会临门一脚疲软乏力。《麦子熟了》中的麦叶与耿田在枯燥孤独的打工生活中，遭遇了恋爱，他们的肌肤之亲，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是，当麦叶都做好了准备，男主人公耿田却找了一个很不切实际的借口，中止了恋爱的进程。《表姐刘玉芬》中，刘玉芬与初恋情人于耕田的爱情即将达成的时候，表姐也是找了一个毫无来由的借口，匆匆离开了。《逃亡的脚步》中，如花似玉的叶慧琳爱上了老实巴交的中顺，但当叶慧琳以身相许的时候，中顺却吓跑了。《生活不可告人》中，郑红英以儿媳身份参加许克己母亲的葬礼了，但许克己却总喜欢在郎情妾意的关键时刻，让人灰心丧气。长篇小说《男人立正》也是如此。所有的这些临界中止，都造成令人追悔莫及的后果。

这种“爱情的临界中止”叙述，首先应该被看作一种叙事艺术。我们很自然地就会假设，假如表姐刘玉芬在关键时刻与于耕田好上了，也就没有后来嫁到城里，受尽苦难；假如许克己不在关键时刻给郑红英以冷脸，也就不会在后来受到那么多的折磨；假如叶慧琳以身相许时，中顺顺水推舟，那个流氓也就不会再缠着她，他也就不会再有误会杀人而亡命天涯了。一切的假设除了徒增遗憾之外，永远于事无补。但正是这样的爱情的临界中止，才造就了爱情的延宕和故事情节的延伸，以及人物命运演绎的不确定性和令人揣摩的多种可能性，如《飘》中的白瑞德和斯嘉丽之间的爱情“错过”那样。当然，这一切都遂了作家在后文中顺利展开“误会”叙事的愿。假如没有这样的爱情临门一脚的疲软，后来的情节怎样演绎，真是难以设想。

这种“爱情的临界中止”叙述，在审美心理上，是一种典型的“挠读者痒痒肉”的技法，它可以造成了对人物品格的反激式的照亮。《麦子熟了》中的爱情临界中止叙述，意在说明麦叶与耿田之间的暧昧关系的有名无实，而后来麦叶丈夫对他们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实际上就是一场“误会”；而麦叶丈夫因为误会而虐待妻子和杀害了想象中的情敌，无疑更增加了小说的悲剧性。在小说《表姐刘玉芬》中，表姐刘玉芬在与于耕田的恋爱现场临阵脱逃，恰恰说明了她面对城市诱惑的动摇。因为这次动摇，给刘玉芬本来纯粹的性格投下了阴影，一个性格柔弱、不自主的乡下姑娘，在城里人的诱惑下走入悲剧的陷阱，某种程度上也是自作自受。

但是，作为许春樵小说叙述中的重复性现象，“爱情的临界中止”叙述之于我而言更像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现代精神医学认为，性爱行为不仅仅是一种生理的，更是精神心理的。法国小说家雷马克的小说《凯旋门》就通过性行为来隐喻人物的性格。人物的一切行为都体现了性格特征，性行为更是如此。新时期初期，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更试图从精神心理现象的角度解读社会文化压力对人的性爱心理的影响。主人公章永璘的性无能，正是政治文化的阉割的结果。而他的性能力的恢复，也恰恰发生在其政治自信的重新获得之后。许春樵小说里主人公的“爱情的临界中止”，看上去似乎是出于乡下人的保守，或者道德洁癖，但实际上都是出于对爱情和生活的不自信，甚至是自卑。任何一种自卑，都是来自多种挫折的积累。尽管许春樵的小说中的爱情中止现象也发生在女性主人公的身上，比如发生在表姐刘玉芬的身上，但更多的是发生在男性主人公的身上。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许春樵小说的爱情临界中止，实际上就是起源于男性的自卑情结，以及体制文化的阉割，如张贤亮笔下的章永璘。可能正是出于对这种农村男性的自卑的自觉，才会有了长篇小说《男人立正》中的对于“男人立正”的呼唤。结合许春樵小说的乡下人中心的叙述习惯来看，它实际上表现的是农村男性的出于身份的自卑和挫折感。当然，我们也可以将这种现象理解为许春樵的保守的道德理想主义观念使然。为了保护人物清白的人格，用古老的性道德来折磨他们的人生，磨砺他们人格，使他们不仅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完人，在性行为上也是极为严谨，一丝不苟，几乎不近人情。

许春樵反复声明，此种爱情中止现象仅仅出于技术上的考量，而我认为，这恰恰说明了他的道德理想主义已经从道德伦理生活转化成了道德伦理叙述，它所触及的也包括作者自己身为进城农民的精神和肉体的困境。

三、 苦难加码的“狠劲叙述”

许春樵本质上是个人道主义者，对待笔下的人物，从广义上来说，他对他们充满了同情，虽然不像郁达夫那样总是两腮上挂着“清泪”，其悲悯情怀还是溢于言表的。不过，许春樵对他笔下人物的同情和悲悯是通过他的“狠毒”叙述来表达的。

许春樵苦难叙事的第一种方式，是“正负功的拉锯”叙述。小说《知识分子》的男主人公郑凡刚从研究生毕业，生活窘迫，又背负着父老乡亲的过度的希望，本来就已经够可怜的了，但是，许春樵首先就让他找了一个穷兮兮的文化单位，去赚取微薄的工资；接着让他出去做家教代课，赚一点微薄的课时费；再接着在让他去写那种脏兮兮的广告，侮辱他的良知。如此还不够，他又不断地给郑凡造成“损失”，一会儿父亲卖弄儿子的出息，使得他损失了一笔；一会儿让他的弟弟被捉去下狱，再损失一笔；一会儿被小偷偷去一笔，还让他做“好人好事”又损失一笔；再让房子暴涨，让他损失得更多。在主人公郑凡那里，他给自己的目标做加法，而在作家许春樵这里却在给他做减法。主人公郑凡本来赚钱赚得很辛苦而且少得可怜，但偏偏“减法”的打击却接踵而至。“加法”获得越来越少，而减法的损失却越来越多。郑凡一根筋地向理想奔跑，其结果却是离理想越来越远。这种加法事件和减法事件都如此的频繁，直到把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折磨得死去活来，从精神到肉体彻底瘫倒在地上，再也没有爬起来的信心。

许春樵苦难叙事的第二种方式，是强悍的抑制性叙述。《麦子熟了》麦叶与耿田谈恋爱，在正常的情况下，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就是直来直去的事情，但许春樵非要在两个人的感情历程中，加入许许多多的波折和意外。一方面是男女主人公情欲炽盛：孤身男女情欲的本能，丈夫的懵懂和不解风情，同是打工女的邻居的彻夜亲密，都催生和激发着她的情欲，逼迫着她出轨。另一方面，她对耿田的示爱又遭遇期期艾艾的回应，心里残存的道德顾忌，都拖延着愿望的达成。尤其是妹妹麦苗，总是如影随形，像一个监视者适时地出现在耿田与麦叶爱情的镜框里，及时出手给他们的爱情泼冷水。每一次都无比的接近，每一次又最终功亏一篑。假如一次便罢了，偏偏每一次都是如此。人物的感情在是否接受鱼水情欲的拉锯战中，来回动荡，备受煎熬，生不如死。直至最后被人误会，导致凶案发生，依然是一事无成。麦叶被殴打太冤了，耿田被所谓情人的丈夫杀死也太冤了。而在《生活不可告人》中，作家有意将主人公许克己设计为一个有着一颗玻璃般自尊心和道德感的知识分子。但是，他的瓷器一般碰不得的自尊心，却遭遇了作家不断制造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碰撞”。他的受过他处罚的学生升职为副教授，就够折磨他的了；接着又在外出讲学中被接待单位的领导狗眼看人低，受尽羞辱；再接着他在老婆的督促之下，去求他过去的恋人郑红英帮助他，不仅如此，还让他带上令人倍感耻辱的礼物，如此等等，羞辱不一而足。许春樵几乎是把中国转型期所有能够调动的社会“恶”资源，都调动起来拷打许克己。每一次碰撞，他的自尊心都受到了伤害，但很快又得到了修复，修复了再次伤害，永无尽头。作家似乎是一个狠心的旁观者，饶有兴趣地观看着这一场场的碰撞，掌握着每一次碰撞的力度，看到底什么时候能碰碎似的。终于，在郑红英的女儿懵懵懂懂的抱怨声中，他的道德疮疤被无情地撕开了，他的圣人的自尊心彻底碎了。那是一种不碰碎誓不罢休的叙述耐力和狠毒的叙述心肠。

许春樵叙述苦难的第三种方式，是“意外介入”的叙述。《麦子熟了》中，麦叶与耿田的爱情，总是不断受到麦叶的意外出现的干扰；《逃亡的脚步》中中顺杀死侮辱他的恶棍，也是一场意外；《知识分子》中，郑凡的舅舅等家乡人，甚至一个小偷也会意外出现，销蚀他可能的积蓄。这种意外造成的苦难，在小说叙述的后段更是起到了导向故事高潮和收煞故事的作用。《麦子熟了》中，许春樵让麦叶所谓的出轨被“无意”泄露给她的丈夫，最终导致了凶杀案的发生；《生活不可告人》中，郑红英的女儿在办公室里“不知深浅”地索要贿物(电饭煲)的发票，泄露了许克己的贿赂，导致他彻底被打倒。精心设计的碰撞，往往因为有心理准备，使得主人公获得了心理减震；但意外的打击，虽然从力度上来说看上去很轻巧，却更有力，更致命，更是一种躲无可躲的结果。这种意外事件的反向设计在《逃亡的脚步》中就是男主人公中顺的杀人案。中顺费尽心机躲藏的杀人案，在一次意外中被证明是他自己虚构的。当清白的阳光照亮中顺的时候，他这么多年的逃亡的意义一下被瓦解了。当存在的意义被瓦解的时候，中顺也像许克己一样，一下子失去了人生的支撑。看来，许春樵的狠，不仅表现在正面意义的瓦解，也存在于反面意义的消解上。偶然性的、意料之外的事件所造成的苦难，在哲学上来说，更有宿命的意义。

许春樵叙述苦难的第四种方式，是“意义涣散”的结局叙述。

传统戏剧普遍地喜欢设计大团圆的结局，但许春樵的小说在本质上是反大团圆的悲剧叙述，这表现在小说结局上的意义终端消解。《逃亡的脚步》中，中顺因为杀人而东躲西藏，受尽磨难，但是，最后的结局却是他当初的杀人案件压根就不存在，是他自己的臆想；《麦子熟了》中的麦叶和耿田，极度地克制自己的情欲，呵护各自的道德楷模的形象，但最后的结果却是麦叶因道德污名而遭受殴打，耿田因道德污名而被杀害；《知识分子》中，郑凡孜孜以求地赚钱，要兑现对女友的爱情承诺，但最后女友却因为他太过于专注于赚钱而离开了他。故事的结局，没有沿着主人公预想的，或者说追求的结果方向发展，甚至都不是走向反面，而是落入了无意义。这样的结局，无疑既是对主人公人生追求的极大的嘲讽，也是对小说所着力建构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瓦解。这样的结局无疑极大地加重了主人公的苦难感受。

许春樵小说叙述苦难的方式，可能有许多种，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这些苦难都是同质的，甚至在许多时候也是同构的。正是这种苦难叙述的同质与同构特性，造就了其叙述苦难的加码艺术。

此种苦难加码，在艺术上以极限挤压的方式“锻炼”着人物的意志和实现目标的忍耐力，彰显着人物的理想主义的人格。许春樵对于人物苦难的复数添加法，使得人物的每一次看似无足轻重的动摇和拿不定主意，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变得无比的沉重。假如说每一次苦难都是一把柴火的话，作家就是在不断的添柴加火中，冶炼人物的性格，把人物内心中、文化中的每一丝缕的道德顾虑，都暴露得一览无余，都烧得灰飞烟灭。但苦难情节的累积在叙述上也显然有着不利的一面，因为这种叙述实际上属于一种文本内部的空间叙述，而同类的空间叙述的叠加，必然带来叙述时间的停滞和情节发展的中止，并相应带来审美感受上的沉闷和冗长。同时，我特别注意到了《麦子熟了》中耿田拒绝麦叶的情节。当主人公麦叶在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时候，却遭遇了耿田以爱情名义的拒绝。情投意合的干柴烈火遭遇无情无义的冷若冰霜，从艺术上来说，这一情节可能为后续的悲剧故事设置伏笔，但从一般的人物心理来说，耿田此举无疑是对麦叶的极大侮辱。虽然这一情节增加了对于主人公心理苦难的加码，以及道德理想主义的人物品格的擦亮，但是，也造成了不真实感的发生。

许春樵在每一次的苦难加码中，作为旁观的第三叙述者，都不会给人物以回旋的余地，他非常及时的披露主人公内心受到的伤害，以及出于自我防卫心理的修复和安慰行为的失效，让主人公的心灵在不断的锤击中，颤动而且摇撼。他总是不忘将他为主人公制定的目标，如买房、爱情承诺、虚拟的杀人，或道德的洁癖，将主人公拖到残酷的现场，让主人公做出躲闪，但他所提供的又只有躲无可躲的墙角。许春樵咬牙切齿地，没心没肺地，凶狠地讲述着他们的故事，有一种不作弄死人物誓不罢休的狠劲。许春樵笔下的人物，作为底层小人物，生活本身就很悲摧，但他还是不断地给他们的苦难生活加码，一点儿同情心、一点儿不忍心都没有。现实主义叙述的冷酷性，现实主义叙述强悍的叙述意志，在许春樵的苦难叙述中表露无遗。

四、 细节的“劲道”与“出神”

在艺术创作中，细节往往是最能体现专业精神的。许春樵的小说之所以并没有出现前述的叙述停滞的败笔，原因在于其炉火纯青的细节艺术，以及在细节书写上的兢兢业业的工匠精神、专业精神。

当读者在许春樵不断添加的苦难故事中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我看到他依然是那么的气定神闲，不急不慢地打磨和铺展着故事的细节和过程。在《麦子熟了》《知识分子》和《表姐刘玉芬》中，我看到许多折磨主人公的故事是属于同质性的，许春樵看上去只不过将某个苦难故事置换了场景、人物而已。但是，许春樵对待每一段故事都非常的认真。如《知识分子》中，对于郑凡的打击，可以说经历了无数次，就他的同学等人对他的打击就有好多次。而每一次，作者都极其认真地给这一段铺设起因、发展、高潮和结束。在每一段中，人物之间的对话、情感起伏，都非常精炼地铺展开，一丝不苟。有的时候，甚至不会多一句话或者少一句话。那种精炼和细致的韵味，极其令我佩服。等到下一段故事的时候，他会再次将情节进程走一遍，但场景换了，人物换了，事由换了，主人公的心理感受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这是非常细微的差异，但正是对于细微差异的精密把握，让整个大的故事虽然千头万绪但依然井然有序，精致绵密。这种细节的把握，让许春樵的小说绽现出现实主义细节叙述的艺术魅力。许春樵的细节打磨的功夫，总是让我想起法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莫泊桑的小说。

现实主义的细节艺术，就是对所有环境和人生故事进行细致的铺展。当享乐的细节被精细铺展的时候，享乐的故事会带来享乐的倍增；当恐怖的细节被精细铺展的时候，恐怖感受也同样会倍增。而许春樵在如科学家一样精密地展现他的小人物们的苦难的时候，也就是在拿他们的人生疮口反复搓揉，其残忍可想而知。

许春樵小说的细节魅力，不仅仅表现在细节铺展的精雕细琢上，还表现在其叙述的适可而止的“出神”上。

许春樵出道的时候，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当此时，现代主义大潮正汹涌澎湃。在华中师范大学学习文艺理论专业的许春樵，当然深受熏陶。他那时的创作，诸如《逃亡的脚步》，是很有现代主义味道的。但从后来的发展看，许春樵是越来越现实主义化了的。许春樵小说，从题材上来说，主要关注的是现实生活的人事，关注现实生活中底层社会的苦难生活；从其精微的细节叙述来说，他所采取的也是世俗的写实的观照视角，因此，在总体上，他的小说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

但我要说的是许春樵小说的叙述融合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出神”艺术，就是小说中的几乎每一段故事结尾处的“出神”，以及叙述中的不经意的“联想”。

叙述段落的结尾“出神”在许春樵的小说中非常普遍。《生活不可告人》中，许克己在读孟子的“熊掌与鱼不可得兼”的时候，作家写道：“这棵与许克己一同跨世纪的树在他的视线里渐渐变成了一条鱼。”树、鱼、许克己在许克己的模糊的视线和出神的幻觉中，实现了叠映和相互的隐喻。而在许克己遭受了另一次沉重的打击后，作家写道：“屋外风声四起，冷空气继续南下，这座城市溃不成军。”自然环境是主人公生活的一部分，但自然环境的冷暖是由主人公感受出来的，作家通过自然环境的变化和城市的溃不成军，实际上写出了主人公以及所有与他一样的小人物的内心的崩溃。但是这样的叙述并不仅仅通过隐喻以揭示人物的内心，更在于小说情境的拓展。作家将主人公的内心的寒冷扩展到自然环境，又通过自然环境将想象拓展到整个城市。这样的“出神”手法，让叙述者迅速脱离纠结难熬的具体的叙述情境，到广阔的自然环境中透一口气；将古老的隐喻接入现实语境，避免了对许克己命运的过度的叙述所带来的尴尬，在艺术上也造就了叙述语境合理的虚实搭配和叙述语言的诗意化。

此种“出神”并不仅仅出现在结尾，在许春樵叙述中几乎随处可见。许春樵的小说几乎都是写事，密实的写事是他的一大特点。文学中密实叙述往往带来沉闷和叙述的停滞，但读许春樵的小说却没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他在叙述中适时地利用“出神”式的联想来调节。《知识分子》从头到尾都在讲述主人公赚钱买房的故事，故事非常的多且密集，作家几乎抽不出身来对周围自然环境做某种程度的描写。但就在这样的迅速而密集的叙述中，却自始至终飘动一个秋叶的意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黄杉在这个收获的季节破产”，“秋叶提醒郑凡”，许春樵将时间的变化绑在天气和树叶上，但他并不给予季节和树叶以特别的笔墨，而是在树叶与人物的情绪、命运之间开掘了一条相互通达的暗示和隐喻的通道。看上去只是只言片语，却带动了情节的发展，把该说的说了，不该说也省略了，秋叶看似随意，但却将时间的绳索不断地拉紧。《表姐刘玉芬》中，“刘玉芬走进张春雷办公室的时候，步子轻得像踩在棉花上，一点声音都没有，她低着头，声音比脚步更轻”，极状表姐刘玉芬的小心翼翼，喜剧式的场景，带着夸张和幽默，以及反讽；如此“出神”的同时也调节了紧张的叙述节奏。

这种“出神”和“联想”大多是比喻句式的设计，在喻体上将某种社会现象带入叙述文本，杠上开花，营造一个即时的小语境。我们可以将其视作叙述者在干正事之时，想象的一次走私、串场，或者顺带提及的讽刺和褒扬，有的时候有点夸张，甚至滑稽、搞笑。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许春樵在叙述中的“出神”和“联想”，他总是能够适可而止，实现目的就迅速撤回，绝不做过多的流连，绝不会如那些真正的现代派叙述那样，一出神就飘得无影无踪，忘了归途。这样的“联想”和“出神”，一方面使得许春樵的叙述立足于写实，文风朴实，另一方面又使得他的叙述被点染上了些许浪漫和神奇，造就了他的干净利落而又疏朗、隽永、空灵的诗意化的叙述风格。

注释：

①许春樵在安徽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沙龙上发表的“创作谈”，2018年11月27日。

②徐德明：《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③方维保：《人民性与穷人的道德理想主义——读许春樵的长篇小说〈男人立正〉》，《名作欣赏》2009年第11期。

④许春樵：《生活不可告人——方维保评点许春樵中篇小说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337、352页。

⑤许春樵：《生活不可告人——方维保评点许春樵中篇小说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40、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