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的一种方式——关于贾平凹的《古炉》

历史记忆的一种方式
——关于贾平凹的《古炉》

无论如何，“文革”是不能被忘记的。这是贾平凹写作《古炉》最根本的动机。他说：“随着年龄增长，小时候那个记忆，越来越清晰，这是我写作这段历史记忆的根本原因。”①可以理解，贾平凹是希望用自己的记忆来进入一段历史。

重大历史事件始终是很多老一辈作家绕不开的心结，但如何把握这复杂沉重的历史，又的确是困难的，陷入主观的偏见或流于客观的肤浅，都是可能出现的情况。对于“文革”这样的重大事件，如何处理尤其显得棘手。大概是因为年龄的增长、记忆的沉淀，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贾平凹开始清理自己对“文革”的记忆。

本文讨论的就是《古炉》所提供的一种文学处理历史、处理记忆的方式。这里的方式主要不是形式层面的，而更多在于视角和路径，也即作家通过文学的方式怎样的建立他自身与他要处理的社会事件之间的独特联系，并且这种联系到底指向什么。

贾平凹在《古炉》的“文革”叙述中弱化了政治层面的判断，他并未以一个反体制压迫的“文革”受害者的形象出现，甚至他关注的重点也并不主要在高层。但我们在这里仍然必须首先明确作家的道德感——为什么他的记忆中关于“文革”的记忆最为清晰？把“文革”作为一种对象特别地进行处理，这一行为本身就包含了强烈的道德政治感以及历史承担。我相信贾平凹对“文革”必然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只是这种判断有其复杂性，或者说有多重向度。作家会谨慎、会反省，最终他选择了自己希望的方式去处理这段复杂的历史，并进一步指向当下。

一、《古炉》的方式

(1)作为边缘人的旁观者

在《古炉》中，贾平凹试图让我们意识到“文革”中存在这样一个群体——旁观者。作者明言：“但我毕竟年纪还小，谁也不在乎我，虽然也是受害者，却更是旁观者。”②这里，贾平凹似乎要打破人们已然固化的对“文革”中的“受害人与施害人”二元对立结构的理解(某种程度上，对“文革”的二元结构、一刀切的理解，同时也正是“文革”遗留的判断事物的习惯)，同时弱化人们长久以来面对“文革”时条件反射般的“被害情结”，而可能指向更加理性的反省。

“文革”中作为边缘人的旁观者提供给了作者一个新的叙述视角，也就是一种理解“文革”的新的途径。并且，《古炉》中的边缘人之间也有区别，而作者对这区别也有自己的取舍，我想小说中至少存在三种边缘人：

善人：代表了乡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某种价值取向。“文革”中传统文化的失落使得这类人逐渐趋于边缘，但不同于城市中知识分子在“文革”时的困境，善人们在乡土伦理中积累的声望以及民间社会独特的人际关系使得他们有可能免于“文革”的直接伤害。小说中，善人总是在给人说病，或许在他看来，“文革”中的每个人都是病人，实际上小说中的古炉村的确怪病重生，这种病所指向的正是中国民族性的某种集体症候。对这病，善人最终是无能为力的，尽管他试图挽救。

婆：婆是一个被动的边缘人。因为不幸的成分划分，婆对“文革”中的种种都采取了被动的态度，她告诫狗尿苔不要去看、不要去听、不要去参与，她避免加入任何一个“文革”的组织，避免发表自己的看法，万不得已时才偷偷行事。贾平凹说过这样一个形象采取了他母亲身上的很多元素③：一个淳朴的农村妇女，一心为着保护自己的孙子。作者在婆这一人物身上倾注了最深的良善，良善在“文革”中是被边缘的，但还未泯灭。

狗尿苔：这是贾平凹非常喜欢的人物。他只是个孩子，知道一些东西，但很多仍是他不知道的，这使得他能够用一种更纯净的视角看待身边的人和事。他游弋于“文革”中不同群体与立场之间，不像婆那般强调自保，也不似善人进行挽救的介入，他主动去看，但不主动参与。这样的身份使得狗尿苔作为观察者的特质最为明显和纯粹，于是这一角色成为了贾平凹最终选择的叙述视角。

旁观者的视角是重要的，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进入“文革”的方式，指向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认知。萨义德在《寒冬心灵》中曾经谈及流亡者的权利：“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这种多重视野产生一种觉知：觉知同时并存的面向，而这种觉知——借用音乐的术语来说——是对位的。”④流亡者就是一种边缘人，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或许我们同样可以说边缘人的视角因其没有一个确定的中心、包含了双方的冲突、跳脱出狭窄的语境，而可能获得更多的信息，从而更接近真实。当霸槽率领的榔头队和磨子率领的红大刀队为各自的利益在“文革”中陷入疯狂时，狗尿苔这个旁观者的视角则使我们获得一种疼痛与清醒。

当然，这里需要谨慎的是旁观的限度——在怎样的程度上可以说自己是一个历史事件的旁观者？旁观“文革”，在我看来确实是一个需要勇气的说法，毕竟面对这样一个沉痛的历史事件，承认自己作为受害者显然是更易被接受、被同情的保险做法，而旁观的态度似乎显得太冷静、太客观了些。但我对于贾平凹作为旁观者的勇气表示由衷的钦佩，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旁观并不意味着价值冷漠，其本身要求自己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历史记录而存在，贾平凹选择的旁观者视角应该内涵着意义和责任。

(2)个人记忆承载的集体历史

《后记》中贾平凹曾这样说：“我的观察，来自于我自以为的很深的生活中，构成了我的记忆。这是一个人的记忆，也是一个国家的记忆吧。”⑤很明显，贾平凹试图用个人的记忆承载国家的集体的记忆，也就是历史。把整个中国的情况压缩到古炉这样一个小村庄中，这是《古炉》处理“文革”的又一种方式。

我们无法确信个人的记忆究竟能否代表历史，但历史毕竟是由每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在这个层面每个人的记忆都是历史的一部分。现代社会的记忆日趋档案化，在一种标准化的话语下，历史的总体性可能淹没具体的个人记忆，我想，将“文革”作为个人记忆进行处理至少是一个聪明的手段，它使得作者获得了一种书写的自由，用这种自由可能对抗历史的总体性——个人的记忆可以帮助补充和回顾历史。小说中的善人就在不断地复述自己的人生经历，用自己的个人记忆去呼唤中国传统的集体价值观，历史和传统存在于每一个具体的个人中。

这样一种将“文革”作为个体记忆处理的方式使得贾平凹的“文革”叙述趋向于日常生活，因为个人的记忆就是日常的点滴见闻积累而成的。不同于其他一些“文革”叙事中一以贯之的狂热和迅猛，《古炉》采用了相对缓慢的叙述方式，将“文革”的发生日常生活化，在琐碎细屑中铺展开60万字，关于“文革”怎样一点一点侵入古炉村、怎样在这样一个闭塞宁谧的地方蔓延扩张以致沸腾疯狂。《古炉》中慢下来的叙事节奏有可能将更多被遮蔽的元素重新纳入考察的视野。

贾平凹试图通过文学还原底层社会的“文革”现场，讲述“文革”从各个方面渗透到古炉村人生活的丝毫缝隙里，进一步汇聚、膨胀，最终成为了冲破这个村庄的洪流。西方社会学家Micheal E.Gardiner认为：日常生活表现为一个“深刻反思”，当我们把视线转移到日常生活中被忽视、不平常和反传统的面向上时，社会结构中的各种矛盾性更能够暴露出来⑥。日常生活式的叙述使得作者的书写始终是贴着普通人的，“文革”的进程和最平凡的生活过程纠缠在一起，并最终渗透进人们的文化心理，完成了“文革”真正意义上的爆发。小说探讨了“文革”如何被普通民众生活化和内在化过程，这样的叙述为我们提供了进入“文革”的新的途径。

二、“《古炉》方式”下的“文革”视角

接下来我希望探讨上文讨论的《古炉》的方式最终提供了怎样的“文革”视角。贾平凹所描述的“文革”的发生，其杂芜与复杂远超出了我们的整理能力，面对这样的“文革”叙事，任何人的内心都会生出矛盾纠结、难以言明的思考，这也就是小说价值的所在。贾平凹并不是要告诉我们“文革”是什么，我想他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完成如此宏大的历史叙事，他希望做的是留住他自己关于“文革”的记忆，同时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这样一个历史事件。

后记中贾平凹提出了一个问题，或者称之为“贾平凹之问”——如果，再来一场“文革”？这就是贾平凹希望讨论的话题：“文革”何以在中国底层得以蔓延开来？每个个人应该对“文革”承担怎样的责任？

贾平凹的“文革”视角着眼于底层人民，对他们而言，“文革”的内涵本身是不重要的，高层赋予“文革”的意义在民间近乎失效。小说中从一开始就表现了古炉村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没有人知道“文化革命”真正的含义，人们只是凭着惯性意识到又是一次“运动”来了。“文革”作为一种概念，从高层的发明到民间的误解，出现了全然的不对称。例如小说中曾有一个情节讲到灶火和水皮比赛喊口号，分别高喊“拥护毛主席，打倒刘少奇！”“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小说描写二人比赛的场景：

接着同时喊，不停顿，不换气，脸憋得通红。为了给水皮鼓劲，榔头队又集体喊起来，红大刀队也跟着灶火集体喊起来。会场上震耳欲聋，狗尿苔就撵不上节奏，只是胳膊在不断地指挥，只是嘴跟着喊席——！奇——！席——！奇——！罪——！理——！罪——！理——！⑦

最后水皮突然喊成了：拥护刘少奇，打倒毛主席。这一片乱象中的口误顿时被人们揪出，水皮就这样成为了现行反革命。在这里，“文革”以及其中口号具体的政治意义已经完全被民众消解，一切都成了意义缺失的迷狂，一阵阵混乱的喧哗，“文革”成为了滑稽，但这滑稽却是可怕的，因其指向对人的伤害。

小说中，民间实际发明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文革”话语，这套话语与高层赋予文革的意义并不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但可悲的是这套民间的话语却与高层的意识形态话语一样，最终都形成了对他人的权力，甚至这样一种发生在民间的权力意味着更为可怕的破坏力。小说中，人们赋予“文革”符号的所指是混乱的，比如“毛主席”一词既可以用来作为整人的借口——秃子金在自家猪圈感叹生病的猪“万寿无疆”，被磨子捉住作为侮辱毛主席的把柄⑧；也可以用作保护自己的方式——狗尿苔为护送善人回家想出办法，让善人拿着贴有毛主席像的簸箕，没有人敢攻击毛主席像，善人由此而一路安全⑨。小说中，我们看到“文革”作为一个符号被不同的群体利用，成为了民间不同利益团体攻击对方的把柄，每一个群体都依赖着“文革”，霸槽也好，磨子也好，他们都在“文革”中分别寻找和构建着自己的权力。

可以说，官方赋予“文革”的政治意义已经在底层被架空，成为了一种符号化的东西。但是，尽管底层人们并不理解概念的含义，革命的话语符号却已经形成对底层民众可怕而牢固的控制，对于“运动”“革命”“造反”诸如此类的词汇，任何一个普通人的潜意识中都带有足够的敏感。而民间的被控制，除了来自于官方的意识形态输入，还有贾平凹在小说中指出的更重要的要素——民众自身对于革命话语的创造和内化，也就是说古炉村人自己一步一步构建起了“文革”，在这个层面，是人们自己而非仅仅是高层组织直接加速了“文革”的扩展。人们出于各自的利益，不断对“文革”的概念进行构筑和诠释。在贫穷的泛滥、性的缺失等元素的驱动下，人们的恶和欲望被触发，而“文革”则成为了这一系列恶与欲望的最好发泄口。

小说中除了几位边缘人的大部分民众对于“文革”的态度大致都经历这样几个阶段：麻木跟随——被参与——主动关注——拥抱“文革”。比如，小说最后部分灶火在被炸死之前依然高喊“文革万岁”⑩，他们狂热地参与到“文革”的构建中，没有人对“文革”产生过任何的怀疑。贾平凹并没有将“文革”置于政治的语境下讨论，而是放到了民族文化心理命脉及国民性探讨的层面，小说最后关于人血馒头的隐喻很明显地指向对鲁迅先生《药》的呼应。

作者所要探讨的就是每个具体的个体在“文革”中的责任，如果一场运动能够席卷全国，除了高层，这个民族体内必然蕴含着推动这一运动的整体性因素。在他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绝不是“文革”中施暴者与受害者的单向关系，而是存在一种双重构建：一方面是高层对“文革”的推动怎样去影响人性；另一方面则是底层人性怎样的构建起了“文革”。某种程度上“文革”在底层的扩张就是源自于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善人所强调的谦让是小说中不断提及的部分，这或许就是为了对抗国民性中“争斗”的一面。对中华民族而言，“文革”是一种自我消耗，一个内耗严重的民族，腐气从底层开始滋生，而每个个人既是这腐气的生命体同时也是这腐气的受害者。

毫无疑问，每个人对于文革都是有责任的，每个人都需要反思。

三、为何回忆

再次回到贾平凹写作的初衷——对“文革”的记忆在年老时越发清晰。

为什么此时会对“文革”产生如此清晰的回忆？戴锦华对于“文革”曾经有过一个说法：对“文化大革命”迅速而彻底的否定“无疑以充分的异质性将‘文革’时代定位为中国社会‘正常机体’似可彻底剔除的‘癌变’，从而维护了政权、体制在话语层面的完整与延续，避免了反思质疑‘文革’可能引发的危机，但完成一次深刻的社会转型所必须的意识形态合法化论证过程却必然以清算‘文革’开始”。在她看来，迅速地否定“文革”，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通过这种笼统的方式使人们不再去思考“文革”更深层的意义，通过简单的定论限制人们对真相的追寻。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或许也可以推出，在贾平凹看来，人们不假思索地将自己定位为“文革”的受害者，实际上会限制人们对于自己责任的反省，这同样是逃避责任的方式。对于贾平凹而言，重新整理关于“文革”的记忆是为了防止对“文革”中个体责任的遮蔽。

“文革”记忆的越发清晰是因为贾平凹感到了遗忘的紧迫，这种紧迫感使贾平凹有了一种危机意识，因此他会提问：如果再发生一次“文革”会怎样？贾平凹是否企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文革”，这很难说，毕竟真实是难以衡量的，但至少贾平凹是希望构建一个更完整的“文革”记忆，提醒人们思考“文革”发生的另一些更为复杂的要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事件的最大的意义在于其当下的价值，况且“文革”远不应该被作为尘封的历史，这个事件与当下的中国仍旧息息相关，这样看来，思考“文革”就是思考当下，思考我们会否重蹈覆辙。

《古炉》中的贾平凹在根本上是无力的，他最终也无法给出自己问题的答案，对于国民性的思考，他的力量只能消解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与复杂的人性之中，没有人能够如鲁迅那般的坚定抵抗。小说的最后，“文革”的结束是靠高层的变动来完成，这样一场运动，戛然而止却不指向人们观念的任何改变。但反过来讲，对于贾平凹而言，无力的态度或许是必然的，对“文革”的反思关联着当下，而当下的人性与“文革”当年相比似乎并没有太多改变：没有人能保证如果有下一次“文革”，我们可以阻止它在底层的蔓延。诗人和评论家耿占春在90年代曾经说过：“在旧体制下，人们为了活下去、为了活着而放弃独立的精神和自由之人格，而如今人们是为了活的更快乐，为了享受地活着而放弃了这一切。”在“独立的精神和自由之人格”或虽也依稀存有但又囿于现实而不得不弃若散履这一点上，当下的人们与“文革”年代的人并无本质区别。

这使得《古炉》具备了一种深重的焦虑和悲哀感。贾平凹在叙述中懂得控制，他很好地掌握了叙事的速度，没有任何歇斯底里，这是他作为作家令人钦佩之处。他同时在小说中点明了希望：至少还有狗尿苔这样的人物。但我始终相信反思的沉重仍是小说中最主要的部分，而这种沉重正是《古炉》价值的所在。

注释：

①贾平凹：《〈古炉〉后记》，《古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02页。

②贾平凹：《〈古炉〉后记》，《古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03页。

③见贾平凹与韩鲁华关于《古炉》的对话，《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④[美]爱德华·萨义德：《寒冬心灵》，转引自单德兴：《〈知识分子论〉译者序》，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页。

⑤贾平凹：《〈古炉〉后记》，《古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04页。

⑥参见张仲民：《一个思想的生活史分析》，《人文杂志》2005年第1期。

⑦贾平凹：《古炉》，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8页。

⑧贾平凹：《古炉》，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13页。

⑨贾平凹：《古炉》，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95页。

⑩贾平凹：《古炉》，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83页。

◆ 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