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59年“工农兵”丛书研究

◆史 静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自此出版界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工农兵”丛书的出版热潮，其中，从1947年—1952年是“工农兵”丛书出版的第一波热潮，而1958年—1959年是“工农兵”丛书出版的第二波热潮。在第一波热潮中有冀南书店于1947年出版的“工农兵丛书”，共7种，上海群益出版社于1950年出版的“工农兵文艺丛书”，约8种，三联书店1950年—1951年出版的“工农兵文艺丛书”，约48种，上海广益书局于1951年开始出版“工农兵故事丛书”，这套丛书历时三年。关于第一波的出版热潮，已经在其他文章中专文论述①，在此，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第二波热潮，即1958年—1959年的“工农兵”丛书的出版。

一、出版实绩

1958年，随着整个社会大跃进运动的展开，文艺上的大跃进也被作为政策提了出来。周扬说:

文艺界的反右斗争取得了胜利，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顺利发展扫清了道路。我们必须巩固这个斗争的胜利。现在全国人民正处在生产建设的高潮中。我们要争取在文学艺术事业上也来一个大跃进。我国人民正以排山倒海的气势从事改造世界、改造历史面貌的伟大工作，他们的高度劳动热情和革命干劲在一切方面不可遏止地表现出来，也必然要在文学艺术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上得到它应有的反映。②

这样，工农兵文艺丛书的创作掀起了第二波的实践高潮。洪子诚考察道:“上海的一些较小的出版社，像海燕书店、群益出版社、新群出版社、棠棣出版社、晨光出版公司等，在50年代初合并为新文艺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在1958年，又和上海文化出版社(50年代初由广益书局、北新书局等组成)、上海音乐出版社等合并为上海文艺出版社。”③因此，在出版书籍方面有很大的连贯性。除了三联书店的丛书，其他的“工农兵丛书”都在上海出版。因此，1958年，“工农兵创作丛书”前几种还是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之后就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虽然名字不同，但在出版方面有很大的承继性。因为出版社在上海，所以，其出版的丛书的内容就很有特色。先让我们来看这些丛书的具体出版情况。

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出版了“工农兵文艺丛书”，约有13种④，具体见下表:

编号 作者 书名 备注出版时间丛书1 白金贵等 何惜流出百吨汗 诗歌1958丛书2 何理 喜报 诗歌1958丛书3 卢晓等 爆破班长张松山山东快书、相声1958丛书4 方卡 三号服务员 短篇小说1958丛书5 声远 侦察兵 快板书1958丛书6 朝阳，韶光编人人称它小宝岛 诗歌1958丛书7 红光等 赶庙会 文艺演唱1958丛书8 马明镛等 货运工作大跃进 曲艺1958丛书9 尹和云 中修快艇不进厂1958丛书11 钱祖武 东游记 歌剧1958丛书12 徐戴等 挂帅前后 短篇小说1958丛书13 江涛 车间之歌 诗歌1958

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了“工农兵创作丛书”，约45种 (少丛书39)，具体见下表:

丛书序号作者 书名 文体出版时间丛书1 周嘉俊我爱美丽的黄浦江新诗集1958丛书2 邵国明 都在前进 短篇小说集1958丛书3 郑松年 为了百万吨钢 短篇小说集1958丛书4 奚其章等 创造1958丛书5 张英等 老年突击队 短篇小说集1958丛书6 单张英 昆嵛山的火焰 中篇小说1958丛书7 普通工 跃进一号 短篇小说集1958丛书8 秦国光 五吨矿石 短篇小说集1958丛书9 王再全 英雄的渔民 短篇小说集1958丛书10胡万春 抢修七号炉 小小说1958丛书11郭景星等 马娃和他的拖拉机短篇小说集1958丛书12张廷勋等人民列车高歌猛进 诗歌集⑤1958丛书13本社编 心是珍珠党是线 新诗1958丛书14水文祥等 庙会花开千里香新诗1958丛书15孙耀 常老林 短篇小说集⑥1959丛书16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汽车二厂工人创作车厢里的春天 短篇小说1958丛书17李仁清 创造的源泉 短篇小说1958丛书18乔振藩 热爱 短篇小说1958丛书19张颂华 向时间要钢 短篇故事集1958丛书20舒展等 两个赵阿虎 短篇小说集1958丛书21顾飞龙 锁不住的人们 短篇小说集1959丛书22张惠铭 放“卫星” 小小说集1958丛书23黄宗林等 一马当先 短篇小说集1958丛书24徐诚等著 激流翻浪花 特写5篇⑦1958丛书25上海文艺出版社编 李师傅觅宝 散文1958丛书26南人 携手前进 短篇小说1959

续表

上海文化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了“工农兵文艺创作丛书”，约3种，见下表:

序号 著者 书名 文体出版时间丛书1 上海文化出版社编 上海的浪花 短篇1958.7丛书2 郑成义 鼓点集1958.9丛书3 周嘉俊 上海—伦敦1958

1959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工农兵文艺学习小丛书”，约10种 (少丛书9)，见下表:

序号 作者 书名 出版时间1 百花文艺出版社编 创作问题漫谈19592 百花文艺出版社编 我是怎样学习创作的19593 百花文艺出版社编 怎样写人物19594 百花文艺出版社编 作品为什么写得没有新鲜感19595 百花文艺出版社编 写真人真事和创造典型19596 百花文艺出版社编 长篇小说创作经验谈19597 百花文艺出版社编 短篇小说创作中的若干问题19598 百花文艺出版社编 谈诗的创作195910 百花文艺出版社编 简论剧本创作问题1959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工农兵文艺创作丛书”，在“编者的话”中说:

目前群众文艺创作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到今年六月份仅上海一地群众文艺创作已达两百多万篇。这些作品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飞跃发展，充满了无限热情和自豪。文艺是为政治、为生产服务的，这些作品都有这种鲜明特点，成为推动生产和政治运动的有力武器。群众文艺运动的广泛开展，表明社会主义文艺的真正开始。为了坚决地贯彻工农兵文艺方向，使文艺更好地为政治和生产服务，为了鼓励工农兵群众创作，我们计划出版一套“工农兵文艺创作丛书”。

“工农兵文艺创作丛书”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特写、剧本等形式，选编或单独出版。希望能够写作的工人、农民和战士同志踊跃写稿。⑨

可见，这些丛书的作者大都是工农兵，而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工农兵文艺学习小丛书”更是针对工农兵作家怎样更好地写作而出版的。

二、小短篇的大意义

因为这些丛书主要是在上海出版的，所以，这些丛书中的作者有许多是工厂的工人，写了上海工业战线上大跃进中的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他们主张节约反对浪费、提倡创造发明、歌颂整风、反对个人主义。《何惜流出百吨汗》这一诗歌集中的作者都是军人，内容多是描写修路、开山、建钢铁厂等劳动的豪情，如《沙漠也能变天堂》、 《跃进台》等，其中《红透专深比先进》这样写道:

跃进、跃进、再跃进，

多快好省比先进。

你能挑上一百五，

我就挑上三百斤;

你能提建议，

我就搞革新。

战士思想一挂帅，

干劲冲天有信心。

互相帮助别落后，红的透来专的深。⑩

这些作品都积极表达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精神。许振环等用山东快书写了《挑战》:

三月里来刮春风，

春风刮过万物生，

自从提出大跃进

落后思想一扫清。⑪

卢晓用安徽曲子阳调写了《爆破班长张松山》:

党中央颁发出总路线，

照耀全国人民奋勇向前。

全国都在大跃进，

先进人物千千万⑫。

先进人物和英雄模范人物大量涌现，这和第一波的工农兵丛书在内容上已经有所不同，尽管也描写了落后人物思想的转变和改造过程，但这些人物不再作为作品的主人公出现，而是起到反衬和对比以及突出主要人物的作用，这些主要人物爱劳动，为了集体、工厂、国家而忘记小我和私人的时间和空间，密切地和大跃进的工作相结合，充满了革命的豪情。这个时候的豪情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周嘉俊写的《我就要离开家乡》:

可爱的边疆啊！

在我们的劳动下你将变样，

地理学家们又要拿起他们的笔，

把新的城市画上。

那时平地起了高楼大厦，

山脚下也有了发电厂，

工厂的烟囱象长白山的森林，

矿井啊，多得象星星一样！⑬

《放卫星》的内容提要这样写道:

这些小故事描写了工人农民的冲天干劲，革命智慧、破除迷信，大闹技术革命，同时也反映了最近时期的各项群众运动:工业“抗旱”，办小工厂，办合作食堂，支援工农兵业生产等等。⑭

《跃进一号》有两篇小说，《跃进一号》写了哈尔滨第一台拖拉机试制成功的经过，描绘了工人的忘我劳动，大胆创造的冲天干劲。《开端》写了一个刚参加汽车厂工作的女青年工人在小杨师傅的影响下如何从不想干仪表工到热爱这个工作的过程，“同时描写了工人中间个人主义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的斗争”⑮。而小杨师傅的对立面，黄师傅衣服穿得讲究，“白衬衫的硬领包着条细脖子，高粱秆子一样的两根细腿，插上双锃亮的皮鞋”⑯，他不爱仪表的工作，天天想着换工作，而小杨师傅蓬松着头发，“黑红脸，工作服上一身油斑”，却十分热爱工作，两种思想的对比十分鲜明，而思想的外在化是通过身体的政治学来表现的，衣服、面貌都可以传达出这些。李仁清的《创造的源泉》是从妻子的角度来写脾气怪的丈夫爱劳动、爱创造的故事，虽用反面的语气写来，但字里行间充满着对丈夫的赞赏和喜爱。妻子为第二天去公园的事情兴奋着，之前，丈夫已经答应了好几次，但都因为工厂突然有事没去，这次终于成行。她的丈夫是个钳工，没有个人的时间，回到家里也是回到一个他自己的小房间，这个房间是他的单位的地理空间的延伸，他的生命和生活都是工厂的，都是国家的。丈夫喜欢穿破旧的衣服，放在床头的中山装不穿，不赞成“我”买橱窗里昂贵的手套，却舍得为工厂买零件，在“我”和丈夫之间的对比中，丈夫的形象变得高大起来。作品所有的细节和人物都突出了这个人物的高大。《激流翻浪花》中的几则短篇，则写了人物从有情绪不爱劳动到爱劳动的转变过程。其中剑锋的《老蔡和百灵鸟》写老蔡因过于爱鸟而不能把全部心思放在工作上，作为电车司机的他因为天气下雨把车开得很快，出了事故，把全车队的六百天的安全记录打破了。老蔡也因此觉悟:“他觉得他在走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上横着一块挡路石，在这块挡路石上因为停着三只美丽的百灵，使他舍不得推倒它。”“咱们受苦人当家作了主人，只要好好劳动，就会到处受尊敬，要是不好好劳动，就会被人丢弃。”⑰

这些丛书大都短小精悍，提倡小短篇和速写，因为越短越容易及时地反映现实情况。《上海的浪花》中王道乾的《请描写“现在”》指出小短篇能够写出共产主义的精神就是好的小短篇。“文学迅速而真实地描写发展着的现实生活，是保证质量的前提。因为文学艺术不反映当前的现实也是不可能的。可是对这个真理采取怀疑和否定态度的人也还是有的。闭门不出、筹划描写过去生活的‘未来杰作’的人，有”，“为当前政治服务，迅速及时地反映瞬息万变的现实生活，在他们心目中，似乎是‘雕虫小技’，值不得费事。在客观现实变化中找不到焦点，固然有‘苦衷’，心中怀着个人主义的鬼胎也未始不是一个重要原因”⑱。因此，采取何种文体进行故事的叙述绝对不是任意的、自然而然的，正如李杨所说:“文学形式本身具有意识形态性质，一个时期流行叙事文学，一个时期流行抒情文学，另一个时期流行象征主义文学都不是偶然的，文学形式、文类、体裁的演变显示了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⑲《人民文学》1958年第4期的“征稿再启”中说:“我们也还是欢迎短些，越精炼越好”，“比如短篇小说，一般读者特别是工人读者喜欢的是五至七千字的短篇”。“我们最近更特别欢迎反映全国生产大跃进的短小作品，不管是特写、散文、故事、小说，一律欢迎，但每篇最好不超过三千字。我们对于短篇的稿酬将特别从丰。”⑳并在同期的“编者的话”中说:

中国作家协会发出文学创作大跃进的口号，全国作家都纷纷提出新的写作规划。……

老舍同志最近提倡写小小说，叶圣陶同志在规划里说要写短短篇。短篇小说本来短小，他们为何提倡更短更小呢?最近我们曾分别访问北京、上海、天津若干工矿的工人读者，他们说，你们短篇小说太冗长了！他们最欢迎的是半小时以内可以一口气读完的短篇。这真是不谋而合，作家和读者都在希望短篇小说写得更短些、简练些。因此，我们在前三期连续登了一个征稿启事之后，这一期在封面二上又刊出一个再启，呼吁投稿同志将稿子写得更简短、更简练些。这当然不仅是针对于短篇小说的要求，对于独幕剧、诗、特写等等也同样提出这一要求，吁请投稿同志在这一要求上和我们合作。㉑

李杨认为短篇小说“从1958年开始，又不可遏止地发展起来，至60年代初期发展到全盛期”㉒，根本原因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入了它的抒情阶段。“长篇小说与短篇故事都是叙事的文体，而短篇小说则属于抒情文体的范畴，由于40年代到50年代末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组织一个现代国家的叙事，因此，长篇小说获得了繁荣;从5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建立现代国家的叙事任务逐渐完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入了它的抒情阶段，因此，才可能出现短篇小说的繁荣”㉓。但是，我认为这个时期繁荣的与其说是短篇小说，不如说是短篇故事，黄子平对短篇故事和短篇小说做了区分，认为:“短篇故事往往有头有尾，情节性强，讲究‘无巧不成书’和人物性格的鲜明突出，人物遭遇的曲折动人，有稳定明晰的时间和空间观念”，而短篇小说则“写横断面，掐头去尾，重视抒情，弱化情节，讲究色彩、情调、意境、韵律和时空交错、角度转换”㉔。这即是说短篇小说需要一定的现代技法，而故事更突出的是思想和立场的正确性，并且在故事中最重要的是突出人的性格，这种性格是极端的集体主义的，在此，个人主义是被放在集体主义的对立面，而这种对立和冲突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冲突的一种象征手法的表现。而在原因方面也不只是因为抒情时代的到来，而是读者多是工人，工人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看完，不耽误工作，且要通俗，这样才容易理解，并且在功能方面强调要很快地发挥鼓舞人心的功用和劳动模范的带头作用。

三、冷战格局中“工农兵”丛书的意义

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以及对这个方向的积极实践主要是解决了“五四”未解决的问题，如何真正做到为工农兵服务，解放区的文学实践完成了这一任务，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就像在社会中一样真正取得了主人公的地位。郭沫若说:“在解放区，由于客观条件的根本不同，由于在毛泽东思想的直接教育之下，由于许多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积极的学习和工作，从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解决了‘五四’以来未曾解决的问题，文学艺术开始做到真正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结合，开始做到真正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从内容到形式都起了极大的变化”㉕。这个方向显然是一种新的文学规范，这个规范不同于“五四”所形成的文学规范，“五四”文学的读者群和作者群多是城市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而且在进化论时间观的影响下，在前现代/现代的时间/空间装置中，西方位于进化时间的前列，中国位于进化时间的后列的位置，空间的并置转变为时间的先进/落后，这样，西方的文学规范被作为“五四”新文学的规范，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就指出欧洲文学已经经历了古典主义、理想主义、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诸阶段，而“吾国文艺犹在古典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㉖，进化论的论证方式以及追随西方文学潮流的态度是很明显的。解放区所实践的文学方向，是在一种新的意义上的文学规范，这个规范不再以西方之文学为文学，甚至按照进化论的看法，西方文学中现在最流行的现代派文学，如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等反而是受批判的对象，茅盾的《夜读偶记》就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派的比较论述中赞成了前者，而批判了后者。《文艺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茅盾《一致的要求和希望》，他提出:“我们要加强学习进步的文艺理论，学习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要肃清欧美资产阶级没落期的文艺会在我们中间所发生的影响，要克服形式主义的偏向”㉗。张中江就这篇文章在写给《文艺报》的信中问到了“进步文艺理论”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什么”。茅盾在回信中说:“进步的文艺理论，意即:凡是主张文艺应当为人民服务，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主张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反对颓废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文艺理论，都是进步的文艺理论。”还包括:“从十九世纪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的文艺理论家直到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至于什么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他认为革命的现实主义主要区别于旧现实主义即批判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只是“批判了世界的罪恶，却没有指出前进的道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文学的现实主义称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简短说，‘表现苏维埃人民底新的崇高的品质，不但表现我们人民底今天，而且还展望他底明天，用探照灯帮助照亮前进的道路’”㉘。

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是整个世界两大阵营格局中所确立起来的文学方向。这两大阵营是苏维埃阵营和西欧美国世界，这两个世界有各自的文学标准，《文艺报》1卷5期翻译介绍了马里亚莫夫《两个世界的文学》，他说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它赋予书以生命，使它充满建设的热情与创造性的乐观主义”。这也决定了旧文学以及其他依然没有改变的世界的文学的区别。而与此同时，西欧及美国的文学，则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表现“迷惘的一代”，“无限的厌倦，憎恨变成了愤世嫉俗，爱与同情衰退了;文学与戏剧，电影与绘画以一种无情的冷漠揭露丑恶与令人厌恶的事物”，“世界对他们便是一种恐惧的源泉”。而我们的世界的文学则是“表现在作者的参与新世界的建设”以及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这使“我们的文学成为真正世界性的”，并且“他不是单独的，他是属于由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人民，属于为一个共同目标，共同信仰及为进步而进行的共同的顽强的斗争所团结起来的人民”，因此，更有世界性㉙。苏维埃世界的文学是进步的，代表了世界和历史前进的方向，其表现的精神应该是乐观的、积极的和向上的。

中国在两大世界格局中属于苏维埃世界的位置决定了其文学方向的选择，而这个文学方向的选择是无比正确的，代表了历史和世界的方向。这个方向使文学创作者充满了无比的自信，已经完全不同于“五四”时期害怕被驱逐出世界，不能做“世界人”的焦虑。子安宣邦在谈到，亚洲加入世界体系的时间，是世界史的哲学开始的时间，他说:“1850年象征着由于欧美发达国家以军事实力要求开埠使亚洲卷入所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期。人们认为，发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这一经济、政治体系正是在此时期作为世界性体系得以完成的”㉚。那么，由于两大阵营的存在，中国产生了超越这种“欧洲中心论”的意识形态，不再是“非欧洲地域之欧洲文明化”，而是“非欧洲地域的非欧洲文明化”，不再是西方的文学规范，而是独特的工农兵文学规范。虽然仍然是进化论的思维方式，但发生了颠倒，以前是“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装置，现在是“苏维埃世界—先进”/“欧洲美国世界—落后”的装置，这种装置下的意识形态自然会表现在文学作品中。自鸦片战争以降，民族救亡一直是主要话语，新中国的成立切切实实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新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和苏联一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如何更好地巩固制度，是考虑的核心问题。世界格局中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大阵营的存在，更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冲突，世界的历史的格局决定了意识形态的对峙。周扬说:

过去我们把封建阶级的文艺看成旧形式，是对的，但把资产阶级的文艺看成新形式，却错了。后一种看法来源于盲目崇拜西方的心理，而又反过来助长了这种心理;说得不客气，这是一种半殖民地思想的反映。对于人民的文艺来说，封建文艺的形式也好，资产阶级文艺的形式也好，都是旧形式。对于两者我们都不拒绝利用，但都要加以改造。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基础上，将它们改造成为人民服务的文艺，这就是我们对一切旧形式的根本态度。对民间形式，也是如此㉛。

所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工农兵方向以来，中国的文艺界以这个方向为标准，开始了文学不断纯粹化的过程。可以说“工农兵”文学丛书是这个方向的一块试验田，既符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工农兵服务的精神，同时也符合其致力于普及的精神，是大众化，而非“化大众”，真正地实践了文学的工农兵方向。这些丛书表现了新的主题，即主要是表现“现在”、“今天”(和当时厚古非今的批判有所联系，厚“古”是厚资本主义之古，只有表现现在才是符合社会主义的精神)，表现了新的人物——工农兵，这些人物多是英雄和模范，充满了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表现了新的形式，秧歌、相声、鼓词、歌剧、京剧等都是不同于西方经典的文学形式的规范的，以及新的作者群，周扬曾说:“文学艺术也要建军，也要练兵。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它跟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军的建成只能是同时的，其生产收获也大体上只能是同时的。”㉜为开拓一种新的世界的不同于西方和古代的文学规范做出了努力。出版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其努力所在是私人领域中个人的思想观，如何使人的意识积极地和国家相联系，其实是鸦片战争以降大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工农兵文学中翻转了“五四”的解决方案，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决答案。文学的四个面向，世界—作品—读者—作者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本身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它在通过出版这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将一个个个体召唤为“主体”，这个主体是一个新的主体，不仅能在文学作品中成为主人公，而且可以成为创作的主人公，这些积极召唤的结果使中国的文学在整个世界格局中呈现出别样的色彩。

注释:

①该文已发表，详见《1947—1952年“工农兵”丛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6期。

②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46页。

③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07页。

④笔者暂未找到丛书10。

⑤有刘少兰的《去吧，个人主义!》: “去吧，个人主义!你给人民带来的是卑鄙，自私自利。滚吧!个人主义，没有人再喜欢你，因为你不是个好东西。去你的，个人主义，你害了我的青春，但决不能让你害我一生，我要挺起胸膛轻装前进，丢开名利，争取做第一类人。”第12～13页。

⑥这个小说集中，有的描写农民的新的思想的成长，如《常老林》和《买驴》，有的反映农村青年一代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的树立，如《第一步》。《常老林》因写到扫除个人主义的贪念而有共产主义的思想。

⑦内容提要中说:这五篇都是上海市政工人的创作。这些作品反映了上海市政工人在大跃进中的面貌。

⑧徐锦珊是国棉21厂的工人，她的几篇小说主要反映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各个岗位上涌现出来的新的人物和新的共产主义的精神面貌。

⑨《上海的浪花》，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版。

⑩李运庆:《红透专深比先进》，《何惜流出百吨汗》，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22页。

⑪许振环等:《挑战》，《爆破班长张松山》，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⑫卢晓:《爆破班长张松山》，《爆破班长张松山》，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9页。

⑬周嘉俊:《我就要离开家乡》，《我爱美丽的黄浦江》，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6～7页。

⑭《放卫星》，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版权页的内容提要。

⑮《跃进一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版权页的内容提要。

⑯束棘:《开端》，《跃进一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37页。

⑰剑锋:《老蔡和百灵鸟》，《激流翻浪花》，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6页。

⑱王道乾:《请描写“现在”》，《上海的浪花》，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版，第56页。

⑲李杨:《抗争宿命之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⑳《征稿再启》，《人民文学》1958年第4期。

㉑《编者的话》，《人民文学》1958年第4期，第102页。

㉒李杨:《抗争宿命之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㉓李杨:《抗争宿命之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

㉔黄子平:《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00页。

㉕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657页。

㉖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青年杂志》第1卷1号，1915年9月15日。

㉗茅盾:《一致的要求和希望》，《文艺报》第1卷第1期，1949年9月25日，第4页。

㉘茅盾、张中江《略谈革命的现实主义》，《文艺报》第1卷第4期，1949年11月10日，第18页。

㉙马里亚莫夫:《两个世界的文学》，《文艺报》第1卷第5期，1949年11月25日。

㉚ ［日］子安宣邦，赵京华编译:《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㉛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洪子诚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㉜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