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生产动力的“饥饿”——兼论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的题材分类及其意识形态功能

[作者单位：《神剑》杂志社]

作为社会生产动力的“饥饿”
——兼论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的题材分类及其意识形态功能

初步的考察

如果仔细考察中国现代小说诞生以来各时期的小说分类情况，我们就会发现五十至七十年代小说的“题材分类”与社会生产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般认为，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至少存在着三个源头，一是在“五四”新文化影响下，与启蒙主义有密切关系的小说。二是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而得以滋长繁荣的通俗小说。三是以左翼文学为发端的，以社会主义现代性想象为核心的小说。在1949年以前，这几类小说是并存的。第一类小说的分类并不明确，往往只有些大体的命名，例如“乡土小说”、“自叙传小说”、“问题小说”等。而第二类小说则有着比较明确的分类，比如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滑稽小说、历史演义小说等。如果说第一类小说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的关系还比较暧昧①的话，第二类小说与大都市较成熟的文学消费环境则有着比较实在的关系。它的分类方式显示了其高度重视小说的趣味性、娱乐性、可读性的特征。

在五十至七十年代，“雅”与“俗”的两分法在文学分类中不存在了，通俗小说中的分类方式失去了合法性，取而代之的是对于小说的题材分类。题材分类大致包括了革命历史题材、农村题材、工业题材、军事题材、知识分子题材等。“这些概念有其特定的含义，……因而，‘革命历史题材’并不能等同于‘历史题材’或‘历史小说’，而‘农村题材’，其含义也与‘五四’新文学以来的‘乡土小说’、‘乡村小说’，有了不容混同的区别。”②

的确，我们可以发现，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学题材分类与社会生产部门划分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十分清晰的。此时，主体与社会生产之间不再需要意识形态的种种隐喻，小说直接成为其间的纽带。从这一特征来看，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与当时的社会生产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这也决定了其自身的高度的生产性。尽管，五十至七十年代也存在《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地道游击队》、《烈火金刚》等注重故事的传奇性、语言的通俗性的小说，使五十至七十年代小说向文学消费方向有所发展。但“不只一位的批评家，还对书中(指《林海雪原》)‘如此强烈’的‘传奇色彩’会‘多少有些掩盖了它的根本思想内容’表示忧虑”③。在一个具有高度社会生产性的文学批评框架中，这类具有消费性质的小说的身份是暧昧不清的。这也反映了文学批评家在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之间选择的焦虑状态。一方面，这一类小说有着广大的受众群体，一定程度上也承载了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功能，而另一方面，在文学的消费这一活动上，他们隐隐感到一丝疑虑，因为文学消费活动中又孕育着一种力量，它鼓动着受众对于文学的选择的权力，也扩大着个人审美体验的丰富性，这对高度生产性的文学性质产生了根本性的威胁。

而1978年以后，在“新时期”文学的最初阶段，题材分类的方法还在继续使用着。但随着“先锋派”、“新写实”、“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的命名，这种分类方法渐渐淡出了文学批评。而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学运作机制也渐渐成熟起来。在出版社、文化公司、文学网站所使用的文学分类中，则会更加注重受众群体的研究，而且分类方法也会更加多样和灵活，随着市场的变化而迅速变化。在这一类文学分类中，文学史教科书所记载的文学大致属于现代文学或经典文学一类。

通过以上对于各个时期的小说分类的大致梳理，可以看出，小说分类实际上是小说与其所处的文化政治语境互动的一个结果，也体现出各个时期小说的独特性质。无论小说分类是以文学生产为导向，还是以文学消费为导向，一旦应用于文学批评或文学评价机制，就会对小说的创作和接受产生深刻的影响，对小说的创新和发展也会起到规范和导向作用。

由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小说题材分类与文学生产有着如此独特的关系，实际上可以进一步说，题材分类也决定着各个题材类别小说的形态。题材分类的这种特性使得我们在考察“饥饿”叙写与文化政治语境的关系时有了比较清晰的框架，也使得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饥饿”叙写与社会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具体的分析

在现当代文学中，“饥饿”叙写有一条相当深厚的脉络，从早期左翼文学一直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从瞿秋白的《饿乡纪程》一直到莫言的《丰乳肥臀》，“饥饿”叙写都一直存在着，并与意识形态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本文主要分析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中的“饥饿”叙写。

五十年代初，国家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总体发展目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化”的强烈诉求是分不开的，它的内在动力是使无产阶级摆脱饥寒交迫的历史境遇，重建社会主义国家。在对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进行分析时，我们应时刻注意，作为确立革命历史合法性的基石的“饥饿”在早期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中就已经充分地发展起来。新中国成立后，文学中的“饥饿”叙写往往是以衍生形态出现的。尽管有时“饥饿”叙写并不现身，但它仍旧是“在场”的。就像一个饿得久了的人，一旦获得可以改变自身境遇的历史条件，他就会对物质丰富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学想象中，对于农业丰产丰收的景象、工厂矿山热火朝天的生产气氛的热情赞美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我们可以说，“饥饿——死亡”的苦难历史有多深重，对于“现代化”的诉求就有多强烈。

一、“饥饿”升华为“创业”的渴望。

在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长篇小说当中，如《创业史》、《三里湾》、《金光大道》等，农村进行的政治运动和中心事件，如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等，成为表现的重心。这些小说的前面部分通常会有比较多的“饥饿”叙写来探讨农村现实斗争的历史根源，以此来证明其必要性。

在《创业史》当中，饥饿记忆激发了农民对于创业的热情，饥饿的记忆有多深重，创业的热情便有多高涨。但是，就像“饥饿”叙写必须经过革命信念的升华，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满足一样，创业也绝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家业的丰厚，而是为了整个社会主义国家能有殷实的家底，整个阶级过上富裕的日子。年轻共产党员梁生宝本可以在个人创业中出人头地，但是他以贫农的整体利益为重，带领合作社成员奋发图强，终于使合作社经济战胜了富农经济。这样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带来崇高的体验，其中的秘密在于“创业——生存”是“饥饿——死亡”崇高之美的转喻形式。“饥饿——死亡”的崇高之美背后是历史理性的强大支撑，此时的饥饿已经不是个体可以自由体验的饥饿感(这个具有丰富可能性的饥饿感已经被强大的历史理性所简化了)，而是整个被统治阶级苦难的缩影。所以，当它衍生成为“创业——生存”的热情时，创业也同样不是个体的创业，而是贫苦农民获得自身解放的精神力量。

尽管集体创业在《创业史》、《艳阳天》、《金光大道》这一类小说中确立了不容置疑的地位，但是它毕竟与个体的眼前利益没有直接的关系，甚至会有冲突。个人创业却往往因其对于个体短期利益实实在在的满足而成为小说中一块烫手的山芋。集体创业与个人创业作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小说中是界线分明的。属于集体创业这一方的梁生宝、高大泉、萧长春具有无可挑剔的崇高人格力量，而属于个人创业一方的姚士杰、冯少怀、张金发则品格低劣，通过卑劣的手段才聚积起了个人财富。表面上看来，“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激烈的，但也可以说并没有什么斗争，因为，双方在斗争之前就已经高下立见，无需通过斗争来决出胜负。由此可见，个人创业所具有的最危险的力量并不体现在落魄的地主和阴险狡猾的富农身上，因为他们已经得不到读者的同情，他们的故事也没有任何审美体验可言。在他们身上，个人创业已经完全丧失了合法性。但是在“中间人物”如梁三老汉、邓久宽这一类人那里，情况却有些特别。因为，个人创业的欲望在他们身上一定程度存在着，由于他们贫苦的经历，个人创业也并非没有合法性。同时，他们又能赢得读者的同情，往往比纯粹的正面人物更有亲和力。

小说的特性决定它不能赤裸裸地讲道理，而必须通过人物形象，通过叙事方式和审美体验来达到它的目的。在“中间人物”身上，两种创业观的交锋也是通过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及其审美效果来完成的。这些人物形象有的滑稽，如《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有的冒失，如《金光大道》中的邓久宽。在两种观念交锋的僵持时刻，人物或滑稽，或冒失的言行便在关键时刻出场，潜在地决定了交锋的胜负。在《创业史》当中，梁三老汉是个节俭、厚道、固执，但有时又会做出一些让人发笑的事情来的老人。梁生宝买回了高产稻种之后，照顾了合作社里家庭情况不好的社员，而自己家却只分了一点。梁三老汉很不高兴，窝了一肚子火。于是有了以下的场面：

“鸡下开蛋了。我预备拿鸡蛋钱，给你爷俩一人扯一个汗褂。”老婆(梁生宝母亲)很温和地劝说。

“不！”老汉别扭地说：“鸡蛋甭卖！”

“为啥哩？”

“我要吃。”

“你吃得了五个母鸡下的蛋吗？”老婆忍住笑又问。

“我早起冲得喝，晌午炒得吃，黑间煮得吃……”

……

他这么一说，儿子、闺女都哈哈大笑了。老伴也笑了。

“笑啥？”老汉还是不高兴，感慨地说，“我不吃做啥？还想发家吗？发不成家罗！我也帮着你踢蹬吧！”

按照常理，梁三老汉生气无可厚非，虽然算不上崇高，却也不算道德败坏。但是，他一出场就已经输了。由于他表达气愤的滑稽方式，连自己的儿子闺女都笑话他。他的个人发家的想法，连同他滑稽的形象在笑声中成为了被看低的对象。在那些个强烈的目光注视下，梁三老汉自然没有任何还手的力量。这一段没有结束，儿子与老汉的辩论还在继续。当梁生宝说“图富足，给子孙们创业的话，咱就得走大伙富足的道路。这是毛主席的话！一点没错！将来，全中国的庄稼人们，都不受可怜。现在搞互助组，日后搞合作社，再后用机器播种，用汽车拉粪、拉庄稼……”，梁三老汉马上问：“要几年？用机器播种要几年？明年？后年？”此时的梁三老汉其实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实质并不在于机器播种是不是可以实现，而是他看到了在追求现实满足的个人利益之间与长期才能实现的整体目标之间的巨大沟壑。这个问题把梁生宝也难住了。

他惹得生宝和秀兰直笑，但他不在乎，觉得他抓住了要点，不失良机地迅速转入主动……

于是，梁三老汉在大家的笑声中又一次败下阵来。他所看到的问题与他滑稽的形象一道被一笑而过，然后便搁置了起来。

二、“饥饿”产生落后的焦虑。

1949年以后，工业题材小说与国家的现代化目标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决定了它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工业题材”长篇小说有《乘风破浪》、《铁水奔流》、《百炼成钢》、《五月的矿山》、《火车头》等。

如果说，“饥饿”叙写在农业题材小说中的衍生形态主要是对于丰产、高产的热情赞美，那么，它在工业题材小说中的衍生形态则主要是对于完成，或超额完成生产指标的热切追求。但是，工业题材小说与农村题材小说所面临的问题又是不一样的。在互助组、合作社阶段，农民的土地和基本农具是属于自己的，他们的劳动产出与个人创业致富欲望是很容易直接挂钩的。而在工厂、矿山等工业领域，工人的劳动产出与个人的物质收入则没有那么紧密的联系。换句话说，是工业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与个人的物质利益之间缺乏直接的纽带。这样，工业题材小说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在意识形态与主体的劳动生产热情之间建立一个象征性的关系。

经过一番考察，我们会发现工业题材小说中在这方面的工作并没有太多的特殊性，也没有多少潜在的叙事和修辞方面的技巧。究其原因，也许是工业生产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构成了它的意识形态。工人与总体生产指标之间就如同一颗螺丝钉与整台机器。当这台机器快速的运转起来时，螺丝钉除了牢牢坚持岗位之外，几乎是没有其他选择余地的。这也是所有大工业生产所需要的意识形态的特征。因此，工业题材小说最急迫解决的不是个人生产与集体利益相偏离(如在农业合作化当中出现)的问题，而是个别落后工人生产干劲不足的问题。

在《乘风破浪》当中有一个落后工人易大光。他出身贫寒，早年要过饭，他的母亲在贫困生活中患病而死。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当了兴隆钢铁厂的炼钢工人。他是有名的生产后进分子，怕任务重，怕吃累，在工厂里干的时间不短，但自称不会溜须拍马，性子不好，当了几年工人连个二助手都升不上去。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谁说完成得了，谁就去完成吧”，“何必呢？只要饿不着、冻不着，有个钱买二两酒，和老婆对着吃就知足了”，“我就不喜欢这一套，积极、积极，弄得家不像个家，业不像个业”。和梁三老汉一样，易大光也看到了生产指标与个人利益满足之间并不存在短期的、实在的联系。但是，在工业生产中，易大光又并不能我行我素，因为稍有疏忽便会造成重大生产事故，带来极大损失。

易大光观念的转变与他主动投身生产的热情的培养是有一个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工业生产的宏伟目标，以及周围人对于他的批评并不是主要因素。真正触动他，并且对他的观念转变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他的一次有意破坏精炼钢铁实验的行为。这一次，他的行为造成几炉钢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大家的协作努力和大量的生产资料都因为他的破坏而付之东流。他害怕了，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悔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于整个生产的危害。以这为起点，他在与李少祥母亲的谈话中，再一次回想起自己的身世，想起他母亲临终前对他说的话：“儿呀，记着这些穷日子，有朝一日逮住他们，要狠狠地踩死他们，不要留根。”他摸着自己的小腿肚子，上面是他小时候和母亲讨饭时被地主家狼狗咬的伤疤，他愤愤地想：“哼，狼狗都是听国民党和大财主的话。”

这样，易大光完成了他的初步转变。有两点关键因素促成了他的转变。首先是大工业生产方式所具有的性质。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个人的丝毫疏忽和懒散都会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机器高速开动起来后，一个人的错误会实实在在危害到他人和整体的利益，他必须也随之高速运转起来。在这种大工业生产的意识形态中，个人的劳动与整体的利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重合的。其次，在易大光的身世上，他个人的遭遇同时也被认为是阶级的遭遇，在这里，个人的概念与整体的概念又一次重合起来。实际上，两种因素又是相辅相成的，历史记忆在现实生产环境中找到了当下基础，而现实状况又在历史中找到了根由。这样，尽管个体所具有的个体性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但大工业生产的意识形态仍然完成了主体的构建。落后主体在把自身等同于总体目标的时候，他会因为自己的疏忽和懒散而后悔、自责，但这种情绪马上又会升华成为久违的崇高感。

易大光的观念转变的最后完成也是源于一次由他造成的生产事故。由于他的一时偷懒把出钢水的炉门槛砌窄了，导致了钢水外溢。这不仅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把无私真诚的炉长李少祥烧成了重伤。这一次事故真正地触动了易大光的内心深处，使他彻底地悔过了。

三、“饥饿”激发战斗的激情。

1949年以后的军事题材小说中，重要的长篇小说包括：《铜墙铁壁》、《风云初记》、《保卫延安》、《红日》、《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欧阳海之歌》等。其中，前四个长篇又可以归入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一类，而随后三部有着比较特殊的性质，将在下一节进行考察。这里只考察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建设、军人生活的小说。

表面上看来，军事题材小说与农村题材小说、工业题材小说相比，距离“饥饿”叙写要更远。因为，饥饿记忆所带来的直接需求是种更多的粮食，得到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对于农业高产、工业达标的热情更容易从饥饿感当中转化而来。那么，饥饿感在军事题材小说中又是怎么样得到转化的呢？如果从阅读感受上来讲，这种衍生形态便是军人渴望“战斗”的高昂热情。如果推究其原因，似乎也不难理解。因为，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化政治语境中，饥饿是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的。饥饿的根源是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那么，饥饿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被统治阶级起来反抗，争取自身的自由解放。而军队的角色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他当然要代表广大贫苦阶级的利益去与统治阶级进行战斗。饥饿的记忆越是深刻，那么这种战斗的热情便越是迫切；统治阶级(当然也包括帝国主义)反攻的隐患越大，战斗的形势便越是紧迫。但是，1949年以后的和平年代里，军队除了日常训练之外，还担负着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因此，渴望在战场上战斗的激情又必须转化成为在日常工作中“战斗”，或者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去“战斗”的激情。

《欧阳海之歌》当中的英雄人物欧阳海与梁生宝、高大泉一样，有着饥寒的童年经历。他在冰天雪地里要过饭，在全家最饥寒交迫的时候被抓过壮丁，过年时被地主逼债，全家什么吃的都没有，从小为了躲壮丁还被起了个女孩子的名字。带着这种阶级仇恨，欧阳海入伍的最强烈动机之一便是与美帝国主义的军队作战，使全世界的穷苦人获得解放。当然，这种渴望战斗的热情尽管已经有了阶级仇恨的基础，但与《创业史》当中的“创业”热情一样，仍然带有个人主义的性质。

“唉！我要早点出世就好了！”欧阳海给了自己的后脖颈一巴掌，“人家董存瑞该有多幸福，出生在战争年代，不管怎么样，只要能够参军，起码还不打它几仗！现在，什么都晚了，什么也赶不上了！就算是参了军，也只剩下抡斧子、砍大树呀这样的‘战斗’任务留给自己了。……工作当然重要，或是一个人短短几十年的一生当中，总应该过得更有意义才对。……”

随后，在连长和指导员的帮助下，经过几番曲折，欧阳海把上战场的战斗激情转化为了对工作的热情。连长说：“真正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心里就亮堂了，你就会明白：这里就是我们的战场，这里就是你为保卫社会主义杀敌立功的前线。”欧阳海回答说：“战功我一时也立不上了，可是我要在工建中战斗，在劳动和训练中立几功！”下面这个劳动场面也是值得仔细研究的：

傍黑的时候，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不一会儿，雷声隆隆，闪电不断，蚕豆大的雨点，砸得房顶噼噼啪啪作声。闪电把天地万物都刷上一层惨白色，乌云已经贴到山头上来了。

接到命令后，部队顶着暴雨，迎着闪电，踏着滚滚雷声出发了。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风还在刮，雨还在下。闪电雷鸣之中，一曲雄壮有力的歌声在和风暴搏斗！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

战士们踏着泥泞急速前进。一道闪电劈来，照亮了欧阳海带着憨笑的面孔。

这是一段对部队行进在抢运国防物资的路上的描写。在这一段描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饥饿”叙写是怎样在军事题材小说中完成它的转换。《国际歌》代表了苦难的阶级历史。但是这种苦难记忆已经成功地转化成为抢运国防物资的战斗热情。与早期左翼文学相似的历史场景在时空上进行了转换，产生了同样崇高的审美体验。

必要的归纳

经过对于五十至七十年代小说的题材分类的铺垫性研究，我们可以发现，题材分类与社会生产部门的划分有着明确的对应关系。看到了这一特征，对于理解那时的文学生产的某些特质是有帮助的。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学生产从属于并且服务于社会生产，反过来，当时社会生产的特性又影响了文学生产的性质。文学生产成功地把“饥饿”叙写吸纳进来，进而把它改造成为与各社会生产部门相对应的衍生形态，使其阶级斗争的力量成功转化为社会生产的动力。这样，“饥饿”叙写便同时具有确立意识形态合法性功能和为社会生产提供动力的双重功能。

一旦认识到了以上的内在关系，我们便可以着手解决以下问题：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学生产对于“饥饿”叙写产生了怎样的塑造作用？不同形态的“饥饿”叙写是怎样被文学生产“机器”以同一种模式大批量地生产出来的呢？上一节从小说内容上作了一定的分析，以下将进行一些理论化的归纳。

第一，“饥饿——死亡”的崇高审美体验被不断重复、强化。

在左翼文学传统中，文学必须具有“升华”的功能。这一传统具体体现在“饥饿——死亡”的崇高美学上面。在这种审美体验中，“饥饿”必须经过革命理想的升华，甚至是面对死亡的考验，才能产生崇高感。事实上，早期左翼文学在与“鸳鸯蝴蝶”这类以阅读消费为主导的小说的竞争当中，就指责他们为庸俗、堕落的小说。在左翼批评家看来，这一类小说缺少崇高理想的升华，仅仅是赤裸裸地满足读者的阅读快感，丝毫没有崇高的审美体验。这样，左翼批评家又回到了康德那里：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有理性，他的美感体验来自于对感性的理性升华。反之，仅仅满足人的感性欲望就与动物没有区别。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以满足读者阅读快感为目的的小说当然是庸俗、堕落的了。

1949年以后，“饥饿——死亡”的崇高审美体验不仅仅承担意识形态功能，它的“升华”作用也向社会生产提供动力。那么，从“饥饿——死亡”的崇高体验向其在各个题材小说中的衍生形态的转化，这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秘密呢？首先，“饥饿——死亡”叙写及其衍生形态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便是把个体概念变成一个总体概念。他们要以个体的某种基本的感性体验为基础，经过理性的升华，使个体变成一个意识形态中的具有崇高感的主体。前者以个体的饥饿感为基础，把它进行革命理性的升华，使之成为具有普遍性的饥饿，从而激发了阶级斗争的力量。而其衍生形态将个体的饥饿感加以变形，使之成为缺乏物质安全感的个体，从而激发其“创业”的热情。随后，再将这种个体的创业变成一种总体的创业。其次，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小说中，“饥饿”叙写的衍生形态比它本身更广泛，也更系统，可以说覆盖了整个社会生产的各部门。直接的“饥饿”叙写主要集中于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中，或在各题材小说中追溯革命起源及其合法性问题的部分。一般说来，直接的“饥饿”叙写与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问题比较紧地联系在一起。而其衍生形态则多与解决各社会生产部门存在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两个领域有所重合，但也各有侧重，大致来说，是意识形态的两个不同功能。概括说来，在农村题材小说中，“创业”由个体劳动变成了集体生产；在工业题材小说中，个体自由被严格地束缚在工业化大生产当中；在军事题材小说中，个人的“战斗”热情则被转化到和平时期的社会建设上来。第三，必须看到，无论是“饥饿”叙写还是其衍生形态，都存在着某种危险。因为，“饥饿”、“创业”、“战斗”这些与个人感性体验密切相关的词汇，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柄双刃剑，当意识形态有效地将其驯服的时候，他们能提供强大的能量，而意识形态失去这种能力的时候，他们就成为颠覆意识形态的狂乱的力量。

文学生产与社会生产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文学生产在服务于社会生产的同时，也进行着自身的再生产。文学生产必须一再把崇高审美体验进行复制，必须不间断地进行“升华”，以至于，文学生产的特性也规定着对于文学本质的认识。一种不能服务于社会生产的文学，或者说是没有“升华”作用的文学，是一种庸俗、堕落的文学，甚至可以说就不能被称之为文学。这种文学生产方式同时也制约着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写作，随着对于文学本性的理解的变化，一些文学作品被认为缺少文学性而排除在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视野之外。

第二，题材的分类和等级为“饥饿”叙写的使用范围和解决的问题划定了界限。

由于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生产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特殊关系，题材的分类也不是随意的，而且各个类别之间也是有等级之分的。“在小说题材中，工农兵的生活，优于知识分子或‘非劳动人民’的生活；‘重大’性的斗争(一般指当代的政治运动、‘中心工作’)，优于‘家务事、儿女情’等‘私人’生活；现实的、当前迫切的政治任务，优于已经逝去的历史情景。”④不同题材被赋予了不同的价值等级，对于“饥饿”叙写的影响体现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两方面。

首先，“饥饿”叙写背后是一套饥饿的伦理学。谁才有权力饥饿？谁的饥饿才能得到升华从而有崇高感？而其他人的饥饿不过是身体的感性体验，这种感性体验不仅不值得一提，而且还有堕落的危险。饥饿代表了一种权力，它不是谁都能拥有的。梁生宝、高大泉、欧阳海这样的贫苦出身的人物形象，他们是有权力忍饥挨饿的，他们的饥饿历史可以成为现实阶级地位的资本。而林道静、李克、宋紫峰这类知识分子人物形象身上的“饥饿”则是可疑的。因为他们属于小资产阶级，他们身上的“饥饿”无法转化成为一个总体的概念，因此也无法体会到崇高感。而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后则改变了，知识分子从理论上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成为现实社会生产的重要力量。这时，他们才有权力饥饿，在《绿化树》、《人到中年》、《活动变人形》这一类小说中，知识分子的“饥饿”历史才具有了崇高感，变成了自我拯救的力量。概括说来，题材的分类和等级使“饥饿”叙写的范围有了明确的界限，在农村题材和军事题材小说中多一些。而在工业题材中有所不同，普通工人的“饥饿”叙写多一些，而技术负责人的“饥饿”叙写则少一些。而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中，如《青春之歌》，则几乎没有。

其次，五十至七十年代小说的题材分类方式使一些小说难以进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或者说难以在文学批评的框架内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这一类小说是指《林海雪原》等与评书、传奇等民间文学传统有着密切联系的小说型态。《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这类小说首先存在着分类上的困难，他们可以属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也可以属于军事材题小说。但是，他们与那些“纯粹”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和军事题材小说相比，又缺少明确的意识形态功能和“问题意识”(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形态功能，他们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方式只有在另一种文学批评框架下才能发现，而这种文学批评框架是当时所没有的，这一点将在下一节进行分析)。比如说，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首先要解决革命起源这一类有关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问题，而军事题材则要有对于社会生产有利的“转化”的功能。而《林海雪原》这一类小说并不直接承担以上功能，相反却有着削弱以上功能的危险。以“饥饿”叙写为例，《林海雪原》中对于艰苦环境的描写并不是为突出人物形象的崇高而服务的，其中也极少出现崇高感的体验。《林海雪原》更多的是依靠紧张的情节、悬念来激起人的阅读欲望。小说中的人物并不是用“饥饿”叙写来获得其阶级地位，而是以其机智、勇敢得到了读者的喜爱。所以，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当中，既不能将其完全屏蔽掉，又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只能在其可读性和意识形态功能之间不断地寻找平衡。但是，这一类身份可疑的小说毕竟是无法得到大张旗鼓地提倡的，在那个时代，只能被排除在经典的现实主义小说之外。

经过以上比较理论化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学生产就像一条大工业生产的流水线，机器一经开动，大批量相同模式的“饥饿”叙写及其崇高体验便被生产出来。而这条流水线却没给其他类型的“饥饿”叙写留下多少空间，也不可能生产出其他类型的“饥饿”叙写，这是由它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但是，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学生产与其所服务的社会生产一样，所注重的是社会的总体利益，而对个人丰富的感受和需要则是忽视的。换句话说，它注重了文学的生产，而轻视了个体对于文学产品的消费，甚至可以说，这些产品也不是为个体的文学消费而生产的，它们的目的几乎就只是把主体塑造成大工业生产意识形态中的主体，尽管这种主体是能够时刻体会到崇高感的。这样，文学形态的单一化趋势便不可避免了。

注释：

①对于“新文学”与中国早期市场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的分析可见张颐武：《“新文学”的终结》，《新新中国的形象》，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②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③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页。

④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作者单位：《神剑》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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