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高校迁徙与教授的词创作——以刘永济《诵帚词》为例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抗战时期高校迁徙与教授的词创作
——以刘永济《诵帚词》为例

迁徙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每当一地战火燃起，或自然灾害肆虐，人们便暂离该地，迁徙他乡。但像1930年代至1940年代之间，因遭遇外敌入侵，中国高校整体迁徙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这样的大迁徙，对那些原本习惯了书斋生活的教授们来说，更是一种不可复制的人生经历。这样的特殊经历，打破了他们以往宁静的书斋生活，影响了他们从事的学术研究。但这一特殊的经历，也为教授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正如1943年7月26日缪钺给刘永济教授的信函中所说的那样：“抗战前一、二年，弟曾立一志愿，凡古之诗人已有年谱者，其详核者采用之，不详核者补正之，无年谱者为之撰年谱，事迹简略不能成谱者为之撰年表，然后择其精要，依年写录，为历代诗人系年。系年为各谱、表之要目，每条皆确校有据，大可为读诗考史之助。……而抗战军兴，数载以还，流离万里，求书极难，文史考订之类，遂无从致力矣。”函中所言，既是缪钺教授个人经历的叙述，也是当时众多人文学科教授的经历叙述。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的时代变迁，也给教授们的词创作提供了特有的背景。换言之，他们将原本用于学术研究的时间与精力，部分地转移到了诗词创作方面。

本文以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刘永济为例，探讨抗战时期高校迁徙与教授的词创作之关系。

一、迁徙经历与迁徙词

1937年7月7日爆发于北平西南郊的卢沟桥事变，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侵略政策下，很快由局部冲突演变成全面侵华的导火线。随着战事的发展，平、津、京、沪相继沦陷。为了挽救教育，国民政府决定内迁高校。最初，教育部计划设立一至三所临时大学，其中第一区设于长沙，第二区设于西安，第三区另外选择。9月10日，教育部正式发出第16696号令，决定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为基干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2月，南京失守后，长沙也面临战争的威胁。1938年1月20日，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举行第43次会议，作出全校迁往昆明的决议。

就在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迁往昆明的同时，刘永济教授所在的国立武汉大学也开始西迁。

1.迁徙经历

1938年2月，武汉大学一、二、三年级师生奉令迁往四川乐山。刘永济教授也随即迁往该地。4月29日，迁往乐山的师生正式上课。5月，为了送家眷回湖南长沙，刘永济教授请假离职。送家眷回长沙后，便又到武昌珞珈山，独居易简斋。易简斋为其在武汉大学任教时的书斋名。其诗文中常有涉及。如1934年2月，为吴碧柳的文集《吴白屋先生遗书》所作序文，最后的落款即为“民国二十有三年春二月，新宁刘永济序于武昌珞珈山易简斋”。又如，1934年9月24日所作的《水调歌头》(澄碧媚晶宇)一词，其词序写道：“甲戌中秋，置酒易简斋，待月泛舟。是夕微云淡伫，风露浩然。酒罢，客多畏凉辞去，独与豢龙自珞珈山步至团山，放棹东湖，容与水云间，久之始归。翌日用东坡丙辰中秋韵约同作。”

1938年秋天，应湖南大学校长皮皓白之召，刘永济教授携家眷取道广西入辰溪，前往湖南大学任教。当行至广西宜山时，被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梅光迪挽留。于是，便在广西宜山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有关他在浙江大学的经历，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日记中有所记载。《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616页《日记1938年》记载，11月22日中午，梅光迪向竺可桢校长介绍刘的情况；第6卷第617页《日记1938年》记载，11月25日，刘在宜山拜会竺可桢校长；第7卷第21页《日记1939年》记载，1月30日晚上6点，竺可桢校长约请刘永济等新聘教员晚膳。在浙江大学任教一学期后，刘永济教授于1939年2月离开浙江大学，前往湖南大学任教。在湖南大学任教一学期后，于1939年8月，携家人由贵州进入四川乐山，前往自己原先供职的学校——武汉大学，在文学院中文系任教。刚开始时，暂住乐山城中旅馆。后因躲避敌机空袭，便搬迁到郊外的雪地头，与贺昌群教授一家合住。

1946年6月26日，随着抗战的全面胜利，刘永济教授终于离开乐山返回武汉。长达8年多的迁徙生活，至此结束。

可见，刘永济教授的迁徙经历比较曲折，尤其是在迁徙之初的1938年2月至1939年8月之间，其辗转的地点有广西宜山、湖南辰溪，最后才再次到达四川乐山；其任教的学校有湖南大学、浙江大学，最后回到武汉大学。

2.迁徙过程中的词创作

迁徙，既是躲避战火，更是追求希望。经历迁徙的人，对于即将离开的故地，必然会有一份依依不舍的离别之情。而对于将要抵达的目的地，则既有一份企盼之情，也有一份迷茫之情。于是，整个过程，便充满和交织着各种感情。正是由于各种感情的交织与起伏，教授们在此期间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在内容的表达上，也具有一般文人难以企及的独特性。其独特性表现在，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纪录了抗战时期高校迁徙的艰难历程以及教授们在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磨难。

就刘永济教授而言，迁徙之初的1938年，曾在广西宜山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据贺昌群教授《南柯子》(宜山与迪生、弘度乡居写意)一词可知，期间，刘永济教授曾与梅光迪(迪生)、贺昌群等浙江大学教授同住宜山乡村。贺词曰：“恨逐春山远，愁随细草平。回天心事渺难凭，无奈断肠、何处著闲情。暗雨西窗冷，荒村午夜清。纵横笑语更无停，惟有子规、啼血不堪听。”对此，刘永济教授在自己的词作中也有所反映。《点绛唇》(己卯五十二岁，违难宜山，蹔留浙江大学。移居宜山燕山村舍，示内子惠君)就是一例。词曰：

惊燕天涯，颉颃难定营巢处。柳凄花楚，来听蛮春雨。玉想云情，寂历荒村住。君知否，酒垆行酤，中有神仙侣。

“颉颃难定营巢处”、“寂历荒村住”等词句，与贺昌群教授词中的“回天心事渺难凭”、“荒村午夜清”句子一样，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众多教授因迁徙而身处他乡时的处境与内心感受。

刘永济教授这样的感受，不仅流露在给妻子的词中，也流露在给友人的词中。1938年所写的两首《蝶恋花》词，即如此。其一曰：

瘴岭荒云无雁度，身在天涯，还向天涯去。花絮未堪漂泊苦，残春那更风兼雨。海约云期终恐误。梦里家山，绝似芜城赋。等是虚空无著处，人生何必江南住。

其二曰：

狨狖啼前魑啸后。飒飒惊风，短翼差池久。苦信秦庭乌白首，(自注：用寅恪寄诗句)茫茫赢得投荒走。未见围棋挥麈手。有限江山，无限狂歌酒。望眼漫伤依北斗，湖山传似临安旧。(自注：建水有湖山之胜，依稀杭州，故相传有临安之称。)

这两首词有一词序，曰：“将随浙江大学迁于滇边之建水，感赋两阕，简寅恪、雨僧昆明。”词序透露了词人写作该词的背景，一是词人将这两首词随信寄给了在昆明的陈寅恪和吴宓；二是词人当时将要随浙江大学迁移至云南的建水。词中“花絮未堪漂泊苦，残春那更风兼雨”，既是对景物的描写，更是对内心感受的刻画。该词的写作地点为广西宜山。“其一”中的“瘴岭荒云无雁度”和“其二”中的“狨狖啼前魑啸后”，即是对广西宜山的自然气候与地理环境特点的描写。如此描写，虽不乏夸张的成分，但对于长期生活在江南的文人来说，其心中产生这样的感受完全是真实的。而“身在天涯，还向天涯去”，更是真实地叙述了自己一路漂泊的无奈与艰辛。为了教育救国而躲避战火，身为大学教授的词人，已经历了从武汉到宜山的颠沛，现在又将从宜山前往更遥远的他乡。正是基于这样的亲身经历，词人才能够写出这样的词句。因此，这两句无论在写作手法上，还是在内容的表达上，都给人以心灵的冲击。看似单调的表现手法，却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它叙述的既是词人个人的艰苦遭遇，也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的艰难历程。正所谓“以一人之事系一国之本”。

1939年2月，在前往辰溪湖南大学的途中，刘永济教授写了一首《南柯子》词。词序曰：“晓发六寨。赴辰溪湖南大学途中。”词曰：

晓驿收烟净，晴岩入望遥。去程归路两迢迢，独力闲阶无绪看盘雕。俴驷歌秦什，薶轮赋楚招。昏昏兵祲几时销，满面尘埃随队上征飙。

词中，“去程归路两迢迢”、“昏昏兵祲几时销”等句子，对迁徙路途上的迷茫与疑惑，作了真实的描写。

除了对迁徙途中遭遇的艰难曲折以及内心矛盾加以表现外，刘永济教授对到达迁徙地之后的经历与遭遇，也在词中予以表达。

1939年8月，刘永济教授到达迁徙在乐山的武汉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任教。19日正午，日军飞机轰炸乐山，4000居民遇难。其中，武汉大学有学生5人、工友2人、教职员家属7人遇难，伤者20余人。对于这场轰炸以及对教授们的生活造成的影响，叶圣陶教授1938年8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大家在对岸沿江而行，至八仙洞相近，乃雇舟返北岸而至昌群所。昌群望见大火，即为我们着急，欲入城探视而路挤不通，见我家诸人俱安始释然。昌群家有刘弘度(永济)君全家寄居。刘君原系武大教员，本学期回校，方到嘉定，寓于旅馆，闻警而来此。蓝君遂以己室让与我们。刘夫人以一被借与我们，昌群夫人亦捡出被褥数事，俄而徐伯麟、刘师尚各送一被来，安贞以适间新买毛巾、肥皂相馈，朋友之情，同胞之感，记之感涕。……傍晚昌群归来，互道大幸。刘家与我家俱吃昌群之饭，合昌群家，大小共十九口。夜间余与小墨、三官睡于昌群书房中，打地铺。刘君与其儿亦睡地铺，同一室。”(《叶圣陶集》第19卷第198—199页，日记《避地嘉州》)

在此背景下，刘永济写了一首题为《八月十九，日寇机袭乐山，全城半成灰烬。予抵此未二日，举家傍徨，无所栖止。道逢贺君藏云，迎归其寓。老杜彭衙之遇，赋此为谢》的五言律诗。诗曰：“山城惊寇火，阛阓化寒墟。痛矣焚巢燕，伤哉脱釜鱼。盘飧还饷杜，绳榻更迎徐。贺监今狂客，高情世不如。”教授们的这种生活遭遇，在钱歌川教授的《苦瓜散人自传》中也有体现：“我家先在田野间人家祠堂里住了些时，后来便和李儒勉教授合伙，在城外雪地山头，请地主蓝副官为我们建了一栋小房子，作为长住之计，言明抗战胜利后，就把房子无条件地送给地主。住在这里跑警报是最方便的，屋后是小山，屋前走下去不远，就有天然的石洞，内面空阔高大，可容一二百人，而洞口又大，空气流通，为一理想的防空洞。每遇警报，附近的人都来此躲避。”“雪地山附近，还是有不少的大学同事为邻，如右下的蓝副官家，住有刘弘度，左下的小屋内住有叶圣陶。我们新造的房子，李儒勉始终没有搬来住过，最初租给西北联大的唐教授，因为小儿子病死而迁走，往后来住的是武大同事程千帆，他们夫妇都是诗词能手。”(参见钱歌川著《钱歌川文集》第4卷第745页)

可见，如此惨烈的遭遇，在教授们的心里留下了不可忘却的记忆。直到“8·19”大轰炸的第二年，刘永济教授还以此为背景填写了一首《浣溪沙》词。词曰：

鲁殿孤存气自尊，古怀幽恨待谁论。乱来弦诵杂兵尘。隔水晚山烟幂幂，出城乔木雨纷纷。小车归去市灯昏。

该词词序写道：“文庙晚归。去年日寇空袭乐山，全城被毁，文庙独存，武大本部即设于此。”

正是由于这些作品，使人们在多少年以后，仍对那段艰难的历史有十分形象的认识。

通过刘永济教授的词作，我们不仅能看到词人本人所经历的迁徙过程，还能看到其他教授同样艰辛的迁徙历程。如1942年写给陈寅恪的《喜迁莺》，即缘于陈寅恪在当时高校迁徙中的一段特殊经历。对此，刘在词序中有这样的交代：

香港陷落数月，始闻寅恪脱自贼中，将取道桂、黔入蜀，已约登恪致书，劝其来乐山讲学，词以坚之。

这里所谓的“香港陷落”，是指1941年珍珠港战事后日军侵占香港一事。“寅恪脱自贼中，将取道桂、黔入蜀”，是指陈寅恪“五月五日由香港取道广州湾返内地。六月末抵桂林”。此前，陈寅恪准备从香港赴英国治疗眼病。不料，香港被日军占领。陈寅恪在香港滞留一段时间后，只好“取道桂、黔入蜀”。得知这一信息后，刘永济一方面委托时任武汉大学教授、陈寅恪之弟陈登恪去函，邀陈寅恪至武汉大学讲学；另一方面，又以此词作为再次邀请之媒介。词曰：

鲛尘掀户。又惊起乍宿，南云双羽。委地蛮花，飐风腥浪，轻换翠歌珠舞。漫省荡愁山海，曾是谁家丸土。断肠事，剩闲鸥三两，苍波无语。知否。人正在，野水荒湾，灯底相思苦。万驿千程，乱烽残戌，归梦去来何处。未了十洲零劫，休问寒灰今古。雁绳远、怕玉珰俊约，欲成还阻。

词的上阕设想对方所处的境遇。其中“委地蛮花，飐风腥浪”两句，即是对香港遭遇日军入侵一事的描写。而“曾是谁家丸土”一句，则以问句的方式，道出了香港正在饱受的屈辱与辛酸，一个已经沦为殖民地的土地，现在又被另一个外敌入侵。而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却不能立足其中。下阕则从自己的处境写去，身处“野水荒湾”，却仍牵挂着对方。希望在这样一个战乱的年代，能以教育来振兴危在旦夕的民族。因此，希望对方在顺利回到内地后，能来作者所在的学校讲学。

由于“广西大学相约讲课”，于是，陈寅恪留在广西大学至1943 年8 月。因此，刘邀约陈至乐山讲学的想法没能实现。

在刘永济填写《喜迁莺》词并寄给陈寅恪的时候，陈寅恪也经历了从香港至广州湾，再辗转至桂林的艰辛旅途。陈寅恪沿途创作了《壬午五月发香港至广州湾舟中作用义山无题韵》、《夜读简斋集潭州诸诗感赋》、《予挈家由香港抵桂林已逾两月尚困居旅舍感而赋此》、《壬午桂林雁山七夕》等诗歌。诗歌中对当时的艰难时局和自身遭遇均有描写。

可见，刘永济上述三首致陈寅恪的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也反映了抗战与中国大学教授命运之间的联系。

1946年6月26日，刘永济教授离开乐山回武汉，结束了8年多的迁徙生活。为此，词人写下了两首《点绛唇》词。词序即交代了写作背景：“随校复员武昌。湖山无恙，幕燕重归，旧来花竹，半沦烟草，惟宅畔红白梅花六七株依然娟好，此亦老杜之五桃树也。为赋两阕以宠之。”词曰：

染梦兵尘，画屏未觉东风晓。萼华娇小，可惯愁怀抱。劫换华鬘，飘泪知多少。江南道，波荒雪老，谁赋伤春稿。(其一)

残画湖山，琼蕤无语申深怨。漫天飞霰，只共芳心乱。如此年光，如此匆匆见。空凄眷，忍听胡管，惊换春风面。(其二)

词人以咏梅为题材，来表达对迁徙经历的情感体验。以梅花的历经风霜，写自己的人生遭遇。“其一”中的“劫换华鬘，飘泪知多少”，“其二”中的“空凄眷，忍听胡管，惊换春风面”，显然已不仅仅是梅花所能承受的生命之重，这里凝聚的是那些经历过漫长迁徙生活的人们才有的情感体验。如果没有这8年多的迁徙经历，词人是很难对故园的梅花有如此深刻、如此丰富的情感体悟的。

二、迁徙中的情感传递

文学乃情感倾诉的产物。历经战乱的人们，其渴望情感的倾诉和传递的要求尤为真切、尤为强烈。王粲的《登楼赋》、杜甫的《春望》等名篇，均为作者在遭遇战乱而迁徙的历程中创作而成。因战乱而遭遇高校迁徙的教授们也如此。以刘永济教授而言，他的这种情感传递，从传递的对象来看，既有友人，还有妻子；从传递的方式看，既有近距离传递，又有远程传递两种。

1.与友人之间的传递

与友人的情感传递，含有近距离和远程两种。这是由于刘永济教授一面饱受战乱的折磨，一面在随学校迁徙的过程中颠沛流离。于是，与友人们常常是聚散两依依。情感传递的方式，也就既有远程传递，也有近距离传递。

所谓远程传递，指的是词人给远方的友人写词问候。1939年，刘永济教授写给梅光迪(迪生)的《鹧鸪天》词即是一例。词人在词序中写道：“筑阳市楼饮散与迪生别。迪生以浙江大学事入重庆，即遇空袭，念之不已，词以讯之。”据此可知，词人作此词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对身在重庆而遭受敌机空袭影响的梅光迪教授表达问候。词中写道：

分手春宵月满衣，酒阑醉面拂凉飔。将雏倦比红襟燕，怀侣愁牵雪茧丝。商去住，各东西，转头离会两难知。花前忽现天魔劫，怅望雷渊幸脱时。(词人自注：《招魂》曰：“旋入雷渊，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脱，其外旷宇些。”)

由于词人与梅光迪“各东西，转头离会两难知”，再加上梅光迪“花前忽现天魔劫”，即遭遇空袭。因此，词人甚为牵挂，以词代信作为问候。

刘永济教授以词代信来传递情谊的对象，除了浙江大学的梅光迪教授外，还有贺昌群教授、熊十力教授、关山月先生和章士钊教授等。

1940年冬，贺昌群教授在协助马一浮创建复性书院的工作后，离开乐山回到故乡四川马边县。离别前后创作了《八声甘州》词一首和《惜别》诗一首①，送给刘永济等仍在乐山的友人。刘永济在阅读了贺昌群的诗词后，也填了一首《好事近·送藏云归马边》，作为酬答。词曰：

万里逐君行，恰似孟韩相索。行到岷峨高处，望归云无迹。云间何用感飘流，我定归何日。且约阆风玄圃，蹑飞鸾双屐。

1941年写给熊十力教授的《鹧鸪天》词，是为了答谢熊教授赠其新著。该词序曰“久闻黄冈十力熊君，今世奇士，任道精勇，心存目想，无缘会合。昨忽邮书贻我近著《语要》一册，纸尾称道拙词，赋此酬谢”，可知，这是词人为感谢熊十力教授以其新作《十力语要》相赠而写。词曰：

千里襟期接霁光，一编相饷重琳琅。玄文秘帐谈初异，小技雕虫恨不祥。尘味浅，古怀长，山高风雨倍凄凉。遥知隐几人犹昔，为问三车可救狂。(自注：山高句用来书中语。)

词的开篇，用“千里襟期接霁光”来形容自己接读熊十力新著时的激动心情，生动形象。结尾部分的“遥知隐几人犹昔，为问三车可救狂”两句，借用典故，对熊十力的著作给予高度评价，从而将受赠后的感谢之意巧妙地表达出来。

与此相似，词人还曾以词感谢他人赠送自己绘画作品。那就是1942年写给关山月先生的《木兰花》。对此，词序记载道：“岭海画人关君山月，以所作古木栖禽图题曰《双栖》见贶，奉此为谢。”词曰：

天风袅袅吹琼珮，缠鬓海山云雾气。胸中块垒不宜人，腕底河山惟赚泪。荒城野水飘蓬地，自有芳怀相妩媚。树高藤古写双栖，消领含毫珍重意。

全词既对所赠之画的内容作了介绍，同时，也对关山月以画相赠所体现的深切情谊，表示十分的珍惜与感谢。这尤其表现在词的最后两句。

与友人之间的感情，也是建立在对学术的追求上。体现了相互之间对学术的共同理想。这方面的例子，可以刘与章士钊之间的情感传递为例。

1943年春，章士钊在重庆读了刘永济的《笺屈六论》后，便写下了《齐天乐·弘度见寄所著〈笺屈六论〉，服其精博，为拈此》词，并寄给在乐山的刘永济教授。词曰：“灵均元自夔巫去，沉沉二千年度。摘艳生吞，传骚妄作，端赖君家章句(刘向父子)。冥冥付与，溯典校石(作平)渠，扬灵湘浦。倦笔枯灯，一馥山鬼似深诉。西头士陇甚处，问尘霾廨舍，还倩谁住。荪美芜深，蕙花老尽，又是一番凄苦。离忧万缕，叹皂帽当年，归途迟暮。半为传弦，半幽情借吐。”

刘永济教授收到章士钊的这首词后，也写了一首《鹧鸪天》词，词序中交代了这一写作背景：“孤桐寄示《齐天乐》词，惠题拙著《笺屈六论》，兼及豢龙永逝之哀。赋此答谢。”词曰：

一片骚情万古愁，故人词笔共绸缪。云山入望同青眼，烽火相思并白头。惊露气，下汀洲，断行离雁又逢秋。自怜士季新成论，剩向嵇公户外投。

词的上阕，对历代笺注屈原赋的成就作了概括性的介绍与评价。词的下阕，面对章士钊以“半为传弦，半幽情借吐”的词句来称颂自己的著作时，刘永济以三国时期钟会(225—264，字士季)请求嵇康指正自己的著作《四本论》的故事，与自己请求章士钊指正《笺屈六论》之事相比。据《世说新语》上卷《文学第四》记载：“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可见，“自怜士季新成论，剩向嵇公户外投”两句，表达了词人的一种谦逊态度。

这种以词代信问候友人的方式，可以说是身处迁徙过程中的教授情感寄托的一种方式。对此，缪钺教授的一封信函揭示了其中的原因。

1939年9月17日，浙江大学文学院缪钺教授自贵州致刘永济函。函中有言：“弟于吾兄闻声相慕已逾十载，山城聚首深慰素心，方期赏奇析疑，长共晨夕，而文旆远赴西蜀，离索之感暗结于中。尚乞不弃僻远，时惠德音，既慰契阔之思，兼得攻错之美，诚能共扶正学，著于后世，则百年易尽，天地无穷，今日之交乃非偶然，离散之故又不足言也。近作小诗数首，附呈教正。”所谓“时惠德音，既慰契阔之思”，即说明刘永济那些以词代信问候友人的举止的价值所在。受其感染，缪钺教授也“作小诗数首”，随函寄赠刘永济教授。缪钺教授此时所作诗歌有《宜山杂诗》数首。

1946年，刘永济教授写给缪钺的《鹧鸪天》词，同样也是以词作信的一种方式。该词词序写道：“随武汉大学复员回武昌。彦威书来问近状，赋此代柬。”这里，先有“彦威(缪钺)书来问近状”，然后词人“赋此代柬”，词曰：

取次穷愁不放饶，年来潘鬓自然凋。闲情未愿为明烛，微命从知寄折苕。天地外，一蓬飘，楚歌何处木兰桡。重来江介悲风地，卧听东南日夜潮。

词中一方面介绍了自己的近况(“年来潘鬓自然凋”)与处境(“天地外，一蓬飘”)；一方面诉说了自己的内心感受(“闲情未愿为明烛”)与彷徨(“楚歌何处木兰桡”)。从而既回答了友人关心的问题，也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全词因此兼有实用的功能与抒情的功能。

与上述远程传递相对应的情感传递方式便是近距离传递。对此，我们通过以下两首作品一窥究竟。一为程千帆先生而作，一为石声淮教授而作。

1940年2月，程千帆应聘到四川乐山中央技艺专科学校任国文系教师。刚到乐山，即携习作拜谒刘永济教授。刘永济便填写一首《浣溪沙》(程君千帆出纸索书，赋此赠之)词。词曰：

鼙鼓声中喜遇君，磽磽头玉石巢孙。风流长忆涉江人。画殿虫蛇怀羽扇，琴台蔓草见罗裙。吟情应似锦江春。

1941年，武汉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教授石声淮将自己所作的《清平乐》呈刘永济请教。词曰：“漫挑青镜，自照簪花影。镜里朱颜原一瞬，渐看吴霜点鬓。宫沙何事低徊。几人留住芳菲。休问人间谣诼，妆成莫画蛾眉。”

刘永济教授阅读之后，作《鹧鸪天》并书于条幅回赠。词曰：

镜里朱颜别有春，莫教明月翳纤云。蛾眉招疾何缘画。犀角通灵自辟尘。寻絮影，认萍根，春泥春水总愁痕。何如十二楼中住，放下珠帘了不闻。

刘永济此词有一题跋，曰：“《荔尾集》有读人间词《清平乐》一调。石君自序，谓静安先生两以蛾眉谣诼为怨，而欲自媚于镜里朱颜，窃有所疑，因有‘休问人间谣诼，妆成不画蛾眉’之句，辞意甚美，偶有所触，别成此解，质之石君，当相视而笑也。”

可见，不管是相处在一起，还是天各一方，刘永济教授常常以填词的方式向友人传递自己的情谊。以词相问，以词传情，于是，这些词大多具有实用功能与抒情功能两重性。

2.与妻子之间的传递

与妻子之间的情感传递，大都是近距离传递。刘永济教授的妻子黄惠君女士，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毕业后任教于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并任校长。1924年，黄女士与刘永济教授结婚后，便放弃工作，操持家务。因此，在迁徙过程中，黄女士几乎一直陪伴在刘永济教授的身边。虽然是朝夕相处，刘永济教授仍以填词的方式向妻子传递自己的情感。

《鹧鸪天》(岁序潜移悄自惊)词序：“庚辰(1940年)五十三岁。回武汉大学，寓居乐山城外竹公溪上。惠君巡檐，见田家缚豆架，凄然顾余曰：‘豆架又成矣。’盖念去秋来居时，方除架也。”

岁序潜移悄自惊，江村物色又全更。蚕初作茧桑都老，豆欲行藤架已成。云易幻，水难停，百年销得几瞢腾。疏棂小几茫茫坐，翻尽残书眼翳生。

词中“江村物色又全更”的描写，既是“岁序潜移”所带来的季节变化，也是词人迁徙他乡后的一种心理感受。“豆架”作为“江村物色”的一景，其变迁的过程，更是让刘永济教授与妻子心生感慨。这份感慨，既是在感慨春去秋来，也是在感慨时世变迁。

而《西江月》一词，传达的则是夫妻之间的一份富有情趣的情感交流。该词词序曰：“病余日课小词，惠君嘲我似蚕吐丝，赋此为解。”原来，这是回应妻子“嘲己”而写的词。词曰：

日日垂帘欹枕，朝朝短咏微哦。多君怜我似蚕蛾，自吐冰丝缠裹。不解题桥献赋，不能跃马横戈。九秋风露得来多，只共蛩螀吟和。

妻子将丈夫的文学创作活动比喻成春蚕吐丝，一方面不乏调侃之味，另一方面也饱含着怜惜之情。正因为如此，刘永济教授以“多君怜我似蚕蛾，自吐冰丝缠裹”来解读妻子对自己的嘲笑，这其中流露出来的是夫妻之间的相知与相怜。

此外，像1941年的《采桑子》(雨坐示惠君)②和1944年的《玉楼春》(星夜露坐，书示惠君)③等词，也都是词人在乐山时写给妻子的。

不过，与妻子的情感传递，有几次也是以远程方式来进行的。那是在迁徙之初。当时，刘永济教授把妻儿送到长沙后，自己一个人回到武汉。在与妻子分离后不久，刘永济教授便向妻子以词传情，写了一首《浣溪沙》词。词曰：

宿雨新晴水满湖，酒来楼外燕相呼。寻思何事似当初。月季添香供插髻，梧桐分绿佐雠书。此时闲忆断肠无。

对于该词的写作背景，词人在词序中是这样交代的：“戊寅春夏间，予再至珞珈山，独居易简斋。时江淮战事方亟，人情汹汹，触物兴怀，辄以此调写寄惠君长沙。”词的最后两句，可谓是点睛之笔，前句“梧桐分绿佐雠书”是写自己，后句“此时闲忆断肠无”则是问妻子。两句既相映成趣，又自然真情。

三、迁徙中的反思与感慨

抗战时期出现的高校大迁徙，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当时外敌入侵而迫使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种无奈之举。对此，高校的教授们虽能从大局出发，服从政府的决定。但严峻与残酷的现实，纷繁与多变的时事，也让教授们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之中，并发出声声的感慨。以刘永济教授为例，他在《诵帚词》中，也不乏这样的反思与感慨。

词人首先为因抗战而献身的勇士们感叹。1944年8月8日，衡阳失陷。衡阳守军方先觉部第十军，自6月23日起，历时47昼夜血战，终因援军迟缓，弹尽粮绝，伤亡殆尽。刘永济教授闻讯后，填写了一首《浪淘沙》(衡阳之役，闻方军苦战四十七昼夜，将士伤亡殆尽，而援军不至，遂陷。死事之烈，亘古罕有，词以哀之)。词曰：

风雨卧天涯，凄断金笳。故山从此战云遮。莫向蒿藜寻败壁，雁也无家。残垒跕饥鸦，白骨叉牙。苌弘怨血晕秋花。新鬼烦冤旧鬼哭，无尽虫沙。

词的下半阕，将战场惨烈的一面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其措辞与景象堪比屈原的《国觞》和杜甫的《兵车行》。

其次，词人感慨的是政府缺乏有作为的治理者。作为一种无奈之举，高校迁徙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取决于整个抗战的形势。换言之，此举乃当时抗战处于被动与劣势背景下的选择。于是，教授们对高校迁徙的反思，自然会指向整个抗战形势。刘永济教授的反思便是如此。他在一首《浣溪沙》词中写道：

行到蚕丛地尽头，凄清云物又成秋。销忧难觅仲宣楼。剩水吞声过楚峡，斜阳凝血下神州。欲呼辞魄吊高丘。

该词作于1940年。对于词的末句，词人自注道：“‘吊高丘’，用《楚辞》‘哀高丘之无女’，讥蒋政府无贤者。”可见，词人对时局的反思是相当严肃与深刻的。

在作于同年的一首《临江仙》词中，词人又从另一个方面表达了对当时时政的看法。词曰：

闻道锦江成渭水，花光红似长安。铜驼空自泣秋烟。绮罗兴废外，歌酒死生间。野哭千家肠已断，虫沙犹望生还。金汤何计觅泥丸。西南容有地，东北更无天。

对于该词，词人作了比较详细的自注。曰：

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有“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又“柳色未饶秦地绿，花光不减上林红”，花光句用李白诗。“铜驼”，汉时洛阳宫门中有铜驼卫。《晋书·索靖传》：靖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而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野哭千家闻战伐”，杜甫《阁夜》诗句。“虫沙”，《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久而不归，一军皆化，君子为猿鹤，小人为沙虫。“金”，金城，《史记·秦始皇纪》论曰：“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汤”，汤池，《汉书·食货志》：石城十仞，汤池百步。注：城边池也。沸汤为池，不可辄近，喻严固之基。以泥丸封函谷关，此言无策可阻敌西犯也。“东北”，指我国东北各省，当时东北三省、山东以及江浙等地相继沦陷，暗无天日也。“西南”，则为川、黔、滇各省也。“泥丸”，《后汉书·隗嚣传》：嚣将王元说嚣曰：“请以一泥丸，为大王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时也。”此用以言蒋政府无策可阻敌西犯也。

通读注文，可以发现，其所注对象，一为典故，一为比喻。比喻部分的内容，即体现词人对现实的一种反思与感慨：“以泥丸封函谷关，此言无策可阻敌西犯也。‘东北’，指我国东北各省，当时东北三省、山东以及江浙等地相继沦陷，暗无天日也。‘西南’，则为川、黔、滇各省也。”

再次，是对中、日、美三国关系的反思。1940年夏秋间所作的《蝶恋花》词，便是体现词人对此关系的关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敏锐反思。词曰：

雨外河山生晓梦。小枕疏衾，乍觉新凉重。草际吟蛩天自动，焦桐莫便成凄弄。檐雀喧晴时一哄。远讯难凭，颠倒钗头凤。待倩西风开宿雾，西风只作凋零用。

关于这首词的写作背景，词人在1952年《自我检讨报告》中回忆说：“我素来不喜欢洋人，我一见洋人就觉得他们是把我们看成野蛮未开化的人，很可恨的，不问他是英是美。我在复旦读英文的时候，知道纳氏文法是给印度殖民地的人读的，我就不愿读。抗日战争中，我听说美国买军火和钢铁供给日本，罗斯福不惜牺牲我国，缓和日本，我很痛心。痛心的是我们为什么被人这样看待，任人家宰割。那时我曾作了一首《蝶恋花》词，其中有这么两句‘待倩西风开宿雾，西风只作凋零用’。‘西风’指美，‘宿雾’指日，意思是说我们指望美国能助我抗日，哪知美国是伤害我的。”

这里，词人敏锐地意识到，当大多数国人在幻想得到美国帮助的时候，实际上却忍受着来自美国方面的种种伤害。虽然，这一“自注”后于该词的创作时间有十多年，但我们还是相信词人当年对时局的敏锐。这样的敏锐，也同样体现在那年所写的《浣溪沙》(蝉)词中。词曰：

娇鬓移筝韵欲流，丝丝还诉故宫愁。泪珠万一尚能收。落照孤村催换世，西风深樾与悲秋，人间何苦蜕痕留。

对此，词人有自注曰：“蝉一名齐女。《古今注》：昔齐王之后怨王而死，尸变为蝉，登庭树嚖泪而伤鸣而悔恨之，故名齐女。‘泪珠’用齐宫女化蝉事。‘西风’指美国，美以援华之名行侵略之实，与日寇居心无异，此可从日芳泽特使与美进行密约事而得证明。”根据词人的这一自注可知，刘永济教授在词中也表达了对美国援华背后的用心的看法。这样的看法，是词人关注国内外局势的结果。对于抗战形势的评价，刘永济教授也有自己的看法。1942年他在《黄埔季刊》第3卷3—4期上，曾发表过《奠定胜利基础论》一文。正是由于对时政的长期关心与关注，刘永济教授才会写出上述一首首反思现实、感慨时事的作品。

四、迁徙对刘永济教授词创作的影响

发生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中国高校大迁徙，对当时乃至随后一段时期的中国文学，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这一影响同样也体现在刘永济教授的词创作上。具体表现为，刘永济教授以一人之事，系一国之本，即通过个人的遭遇表现整个时代的变化，因而，他在这一时期所创作的词，区别他此前创作的作品，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我们这里所说的“此前”，是指日军侵华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高校迁徙之前。与迁徙之前的作品相比，刘永济教授在迁徙时期所创作的作品，在内容表达与艺术风格上有明显的不同。

据《诵帚词》，刘永济教授前期的词作编年自1912年。在1912年至1937年间，刘永济教授已创作了不少的词作。这些词作，在题材内容上，大致为两类。一是表现闲适生活。如1912年的《浣溪沙》(客海上作)④；1917年的《蕙兰芳引》(徐园看兰，归后有作)；1922年的《临江仙》(昨夜闻歌，归来枨触万端，偶成此解)；《鹧鸪天》(耐庵翁约游邓尉，遂及惠山，盘桓七日而归。一时兴会，不可不记。爰就所经，各制一阕)；1925年的《浣溪沙》(小阁春回，雪深愁出，屏边韵事，托以短词，燕婉之私，风物之感，兼而有之也)；1932年的《扫花游》(剑龙寓庐，红梅雪中盛开，索赋)；1934年的《水调歌头》(甲戌中秋，置酒易简斋，待月泛舟。是夕，微云淡伫，风露浩然。酒罢，客多畏凉辞去，独与豢龙自珞珈山步至团山，放棹东湖，容与水云间，久之始归。翌日，用东坡丙辰中秋韵约同作)；1935年的《鹧鸪天》(乙亥四十八岁，戏记娇女阿绒语，女方三龄也)等，读其词序，便可知其题材与内容，均为其闲适生活之表现。

二是反映时事。如1923年的《南乡子》(湘乱后作)⑤；1931年的《八声甘州》(叔綗归自满洲里，出示中俄战役俄空军用以轰我之弹壳，曰：此亦沈沙折戟也。且为诉战场墋黩之状。感赋此调)；《满江红》(东北学生军军歌，辽吉沦陷，东北诸生痛心国难，自组成军，来征军歌以作敌忾之气。为谱此调与之)；1932年的《解语花》(壬申四十五岁寓北平。壬申上元，淞沪鏖战正烈，故京灯市悉罢，客枕无寐，竟夕忧危。翌日，豢龙写示和清真此调，触感万端，继声赋答)。从词序看，这些词作都与当时的时事有关。所涉及的时事，有的与内战相关，有的则与外敌入侵有关。

若将这些写于迁徙之前的作品，与迁徙过程中的作品作一比较的话，便可发现，词人在迁徙过程中所创作的词作在内容上的独特性。因为，迁徙之前的作品所表现的两类题材，第一类即闲适生活类的作品，是传统词常见的题材，大多继承了传统词的题材特点与风格特点。如《临江仙》(昨夜闻歌，归来枨触万端，偶成此解)一词原文为：

归计花前未稳，闲愁酒后偏浓。曲终人散锦屏空。归车深巷月，漂泊小楼风。早是怕歌愁舞，那堪舞蒨歌蔥。眼前光景与谁同。重衾寒恻恻，孤灯梦匆匆。

该词以听歌归来的闲情为表现内容，无论在题材还是语言表达上，明显保留了五代、北宋词的风格特点，颇有晏殊词的风格特点。

第二类即反映时事类的作品，应该说有一定的开拓性，但这类作品大多是从侧面来反映时事，而不是从正面来描写，故纪实性不强。这与词人对这些时事的感受方式有关，词人是通过他人的叙述而得知相关的时事的，而不像后来在迁徙过程中，是在切身感受了有关时事后再创作。词人在迁徙过程中的那些时事作品，大都是其亲身经历后所写，因此既具有鲜明的历史纪实性，又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上文所引词人在1939年2月前往辰溪湖南大学途中所写的《南柯子》词等，即具有这样的特点。

可见，迁徙的经历，对刘永济教授创作的影响是明显的。对此，我们还可以引用当时同样经历了迁徙过程，且也同样擅长词创作的缪钺教授的评论来作一简析。

1941年8月，贵州遵义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缪钺致函在乐山任教的刘永济教授。函中写道：

吾兄入蜀后，诸作如老树著花，发浓纤于简古，境界又进一层。

这里，缪钺认为刘永济教授“入蜀”以后的词作，具有“发浓纤于简古”的特点。“发浓纤于简古”一语，原为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中的评语，其曰：“予尝论书，以为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于诗亦然。……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苏轼文集》卷67，第2124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纤者，纹理细腻；秾者，色泽润厚也。“纤秾”与“简古”，原本是两种对立的艺术风格，但在苏轼看来，柳宗元诗歌能将这两者统一起来，使之相互渗透，取得相反相成的效果。也就是说，在简朴、古雅之中能够抒发细微、浓厚的感情，在朴素无华的语言中寄托幽深的意趣追求。显然，这是对柳诗的高度评价。而缪钺以此来评价刘永济的词，表明在缪钺看来，刘词也具有笔简意繁、韵味无穷否认艺术特点。因此，进而认为刘永济的词作“境界又进一层”。那么，刘词入蜀后的词到底具有怎样的境界呢？对此，我们可以结合缪钺教授同年10月29日致刘永济的函继续探讨。函的前半部分写道：

前承惠书并大词《浣溪沙》二首，近又从洽兄处拜读《月下笛》、《念奴娇》、《鹊踏枝》诸新作，钦佩无已。兄词皆发于哀乐之深，称心而言，风格遒上，有掉臂游行之乐，使读者吟玩讽味，如见其伤时怨生、悲往追来之感。又词中凄艳与沉健，鲜能兼美。兄独浑合为一，此皆古人所难者。《鹊踏枝》于正中、永叔之外，自辟境界。《念奴娇》(咏燕)，苍凉悲咽、怆怀身世，与梅汉异曲同工。

函中，缪钺针对刘永济教授的《月下笛》等具体词作，分析其特点。一是从创作缘起的角度来分析，认为刘词“发于哀乐之深”，二是从艺术效果的角度来分析，认为刘词将“凄艳与沉健”“浑合为一”。

所谓“发于哀乐之深”，即是对汉代乐府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继承。《汉书·艺文志》在分析汉乐府的创作特点时，曾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来概括。曰：“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秉承这样的创作传统，就会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持关怀之心，从而自觉地去表现时代的主题。

而“凄艳与沉健”，可谓是历代文学作品，尤其是唐五代以来词作追求的最高的审美境界之一。一般来说，单一地追求“凄艳”或“沉健”的境界并不难，难的是将两者浑然地结合在一起。

这里，我们且以刘永济教授的《月下笛》为例，探究刘词“发于哀乐”以及将“凄艳与沉健”融合一体的特点。刘永济《月下笛》(用清真体)词原文为：

雨咽蝉筝，寒迟雁缀，转添愁寂。羁愁易积。未比年时禁得。怕无多、残水剩山，西风万一霜讯急。唤新亭旧感，沧江零梦，并成凄恻。三年倦旅，惯节序惊心，浪吟销日。游情顿减，负了岷峨灵迹。料芳期、望春尚赊，无心记省东去驿。闭闲庭、暗怯荒城画角凉吹入。

词序曰“用清真体”，表明该词沿用周邦彦《月下笛》一词⑥。《词谱》谓周词有“凉蟾莹彻”及“静倚官桥吹笛”句，故取以为名。然据周词全篇内容可知，该词名曰《月下笛》，实则因全篇咏月下吹笛，即因事命题，缘题而赋。与周词相比，刘词显然已不是狭义的“缘题而赋”，即不再局限于《月下笛》题目本身；而是从广义的层面上“缘题而赋”。所缘之题，即为词人所处时代的大主题，那就是包括词人在内的中华民族诸儿女因遭遇外地入侵所面临的生死存亡大主题。“怕无多、残水剩山，西风万一霜讯急”，也不仅仅是在显示文学写作中比喻手法的作用，而是当时整个国家命运的真实写照。面对如此严峻与残酷的现实，词人只能将“新亭旧感”与“沧江零梦”“并成凄恻”，无奈之下，只是“闭闲庭”而“暗怯荒城画角凉吹入”。如果说，周词是借听笛而感慨历史，发思古之幽情；那么，刘词则是真真切切地在有感于眼前的苦难与沉痛。而对于这种沉痛，词人却又借助于词的传统写法，以“三年倦旅，惯节序惊心，浪吟销日。游情顿减，负了岷峨灵迹”等词句来自我解嘲，看似轻描淡写，实则难以忘怀。这或许就是将“凄艳与沉健”融合一体的具体表现。

正因为如此，缪钺教授评价刘永济词“境界又进一层”。而这样的创作特点与成就，显然与词人辗转迁徙的经历有关。没有这样的经历，便不可能写出这些具有“伤时怨生、悲往追来之感”的作品。

注释：

①《八声甘州》词曰：“正三年，转徙有沉忧，零落又经秋。渐年华锦瑟，诗书事业，都付东流。万叠乱山寒月，极目望神州。枫冷江声转，那吟愁。 料得渊明当日，想拂衣赋，何去何留。下西风黄叶，怎许不登楼。且安排、冰天奇骨，待几时、化作旧沙鸥。无人会，倚阑干意，笑看吴钩。”

《惜别》诗曰：“山城十月飞新霜，秋水秋山秋草香。穷边野嶂何所望，天高风紧雁南翔。自经东海入夔门，廿年江总如还乡。与君相遇嘉阳道，倾盖许子如班扬。勋业文章多慷慨，樽前豪气忆周郎。秦碑汉隶兼二妙，爱尔观成虑如堂。我今白马投荒日，惆怅良辰不有常。寒江冷雾萧萧雨，为君歌曲立苍茫。君知天地兵戈满，珍重江海好行藏。”

②《采桑子》(雨坐示惠君)词曰：“年时听雨高楼上，痛惜花枝。明日离披，喜道今宵美睡宜。 而今风雨巴山夜，相对如痴。点滴寻思，不耐新凉更索衣。”

③《玉楼春》(星夜露坐，书示惠君)词曰：“巴山雨脚常如线，难得今宵云幕卷。莫嫌秋馆太寒清，紫贝翠珠空际满。 高人取适随宜便，涉趣时能生妙观。谪仙吟屋耀龙鸾，人道松明烧岁晏。”

④《浣溪沙》词原文为：“几日东风上柳枝，冶游人尽著春衣，鞭丝争指市桥西。 寂寞楼台人语外，阑珊灯火夜凉时，舞余歌罢一沉思。”

⑤《南乡子》词原文为：“叶经晓霜清，独自苍茫负手行。残柳楼台堪极目，愁登，浅水寒沙弄晚晴。 小草几枯荣，还向秋原烧后生。纵有春风应不到，湘城，谁惜芊绵万里情。”

⑥周邦彦《月下笛》词全文为：“小雨收尘，凉蟾莹彻，水光浮璧。谁知怨抑。静倚官桥吹笛。映宫墙、风叶乱飞，品高调侧人未识。想开元旧谱，柯亭遗韵，尽传胸臆。 阑干四绕，听折柳徘徊，数声终拍。寒灯陋馆，最感平阳孤客。夜沉沉、雁啼正哀，片云尽卷清漏滴。黯凝魂、但觉龙吟万壑天籁息。”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 李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