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研究与文化繁荣”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仁宝

为了学习、继承和发扬周立波同志的创作经验、文学精神，促进湖南地方文化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大发展与大繁荣，由中国新文学学会和中共益阳市委、市政府主办，益阳三周研究会协办的“周立波研究与文化繁荣”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8月15日在湖南益阳隆重举行。大会由益阳市政协主席贺新致开幕辞，中国新文学学会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黄永林教授，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力峰，益阳市市长胡忠雄，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蒋祖烜参加了开幕式并讲话。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张永健教授和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遇春教授主持。益阳三周研究会会长周宪新先生做总结发言。

本次研讨会收到论文近50篇，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名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议围绕周立波研究的相关议题展开了精彩的讨论。

怀着对周立波同志深切缅怀和纪念的心情，不少专家、学者对周立波的文学生涯进行了回顾与反思。黄永林 (华中师范大学)在开幕式中说，周立波同志不仅是一位始终追随时代的步伐前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位知名的作家、学识渊博的学者、出色的翻译家和理论家，还是一位培育了大量文学新人的良师。董之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过分析周立波描写故乡生活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的“尴尬”和“无可奈何”的写作动因，认为小说在赋予传统文人“逃禄归耕”的生活愿景以鲜明的时代色彩的基础上，以张扬朴素自然的山光水色和人情世故，对抗现代社会科层秩序对人性的腐蚀;以对底层社会的希冀与想象，作为改造生活与人性的指南，实现了作家的一次“精神还乡”。王保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出，周立波在“两个口号”论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不仅体现在他发表了很多提倡“国防文学”的文章，而且体现在针对“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阐释以及具体的创作问题，阐发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艾斐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有感于当代文学创作中出现的“质”与“量”二律背反的尴尬现状，认为我们不能“炒现饭”似的研究周立波，而是要把周立波研究与文化的发展繁荣链接起来。不仅要有坚守本来，吸取外来，着眼将来的文化自觉;而且要有观念认识上、方法形式上的自信，要有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谭伟平(湖南怀化学院)从社会进程的历史角度分析了周立波创作的价值与意义，认为进入解放区后周立波的创作所出现的历史新变，并不完全是作家们的一种自为创作的结果，除了社会进程的历史影响因素外，理论上的倡导更是一层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徐肖楠 (华南理工大学)从与时尚生活和时尚作品相联系而观察周立波作品的立场出发，认为周立波的作品会对人们今天的生活和文学产生一些启示与反思。姚时珍 (益阳市作家协会)通过对沅陵、桂林、延安等地的采访，对抗战时期的周立波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了解。薛媛媛 (长沙市作家协会)通过对周立波深入基层，走向农民， “永远为人民”的创作理念的分析，提倡文学创作应本着对文学的虔诚，从深处表现人民的痛苦和愿望。

针对周立波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关系，不少专家与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李建东(南通大学)指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对周立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周立波积极响应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指示精神，走出“小鲁艺”，投身于“大鲁艺”;自觉地深入民间和群众之中，描写乡村中国;对“宏大叙事”的偏爱。杨向荣 (湘潭大学)通过剖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周立波文学创作的影响，为我们重新审视周立波创作中政治视域与文学视域的双重悖论性视域提供一个极富意义的反思视角。他认为周立波文学创作观念的转变，一方面表征了当时延安文人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革命情绪的引导下所普遍出现的思想认同现象，另一方面也表征了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和文艺家队伍的规训。肖佩华 (广东海洋大学)认为，周立波追求进步、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以民族风格、地域特色为主体兼蓄西方文学精华的创作路子给予了当代中国作家几点启示:人民本位主义;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兼收并蓄开拓创新的精神。

针对周立波取得巨大成就的小说创作，不少专家、学者从宏观的角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释。樊星(武汉大学)说，周立波写合作化的小说不是很庄严，而是充满了喜剧性，看似与湖湘悲剧、沉重的文化是矛盾的，但这恰好是对湖湘文化进行了补充，为我们认识湖湘文化的复杂性提供了可能。周宪新 (益阳三周研究会)从《山乡巨变》对新农村建设的现实启示意义;小说野生性与诗意结合所构成的貌似平淡、实乃隽永的艺术境界;对乡土小说新的风格、新的主题的开创三个方面分析了周立波故乡生活小说，认为它们不仅是他一生创作的高峰，而且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也留下了精彩的一笔。罗宗宇 (湖南大学)认为，周立波小说创作在认同主流话语中有所疏离，显现出了一些非主流的因素——塑造有缺陷的新英雄;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极“左”做法的批评;小说中民间话语的渗入和人性话语的彰显。王泉 (湖南城市学院)认为，周立波小说的益阳书写蕴含了现代性的诉求，他构建的女强男弱人物形象新模式是感怀着时势造英雄之外的自由品质的张扬;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学思考，则是现代普世情怀的流露。段崇轩 (山西省作家协会)认为，周立波的短篇小说汲纳现代小说某些创作观点与方法，拓宽了民族化创作道路，形成了以民族风格、地域特色为主体兼蓄西方文学精华的创作路子。杜国景 (贵州民族学院)认为，周立波在合作化时期的还乡，虽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目的，但向着生命本源性的接近，还显出了无从遮蔽的“归根返本”的另一种审美维度;从而导致了知识者与革命者，个人主体与超个人主体、知识者还乡的启蒙与自我启蒙、还乡的当下写作与艺术自律等诸多对话关系发生。

针对周立波的两部经典小说《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不少专家与学者也从比较新颖的角度做了解读。张均 (中山大学)以《暴风骤雨》为例，分析了50至60年代革命叙事文本的叙述机制。认为革命叙事深受现代理想主义价值规范的支配，不得不在叙述之先预设现代/传统的主次逻辑结构;在此逻辑结构的叙述展开中，它又须承受与现代性文化系统相疏离的传统价值心理规范的反向拆解。张永健 (汉口学院)认为，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既生动自然地描写了民俗风情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变异性，又使其为揭示作品主题，刻画人物形象，抒发内心激情服务。肖向东 (江南大学)认为尽管在政治方向上，周立波坚信合作化运动的正确性，将其视为是时代的主流与巨变;但在情感层面上，他更愿意以“人性化”的眼光去观察这一运动对于农民心理的冲击与震撼。罗执廷 (暨南大学)从儒家政治思想这个比较新颖的角度来解读《山乡巨变》，认为是作家的儒家文化修养、家乡的儒家文化积淀、作家对家乡的情感和对农民的同情，使得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倾力塑造了李月辉和刘雨生这两个儒者形象，使得小说隐约折射出来某些儒家“德治”和“仁政”的思想。刘起林 (华南理工大学)认为，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以独特的叙事策略对乡土文化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进行了各自合理性的审美传达，建构起了民间日常生活与时代主流生活、乡土文化与国家文化的双重意蕴境界。

为了丰富与完善周立波研究，不少专家、学者对周立波的其他各体著述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岳凯华 (湖南师范大学)从日常生活的角度重新解读了周立波从事外国文学译介的缘由和动机。认为周立波置身于上海“亭子间”，以外国文学译介名世，既是因为周立波拥有翻译文学的外语能力，更是为了谋生的需要。章罗生 (湖南大学)认为，周立波的纪实文学创作不但有其重要的文学史地位，而且有其深刻的理论意义。他在长篇小说等虚构文学创作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直接受益于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创作。周为 (益阳市委)以《托尔斯泰的故乡》这篇游记为例，归纳出周立波游记具有观察记叙入微，善于发掘景观文化内涵，语言生动，文风质朴的特点。周红 (益阳市文广新局)认为，对周立波跨文化传播活动的研究，对当代传播学、翻译学、新闻学、文化交流学，对继承和扬弃“五四”文化传统，对研究三周文化，弘扬“三周精神”，对创新对外传播事业都能提供有益的镜鉴与启示。

针对周立波与乡土文学的关系，不少专家、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贺绍俊 (沈阳师范大学)认为，周立波在乡土文学上的独特贡献，在于精英文化造就了周立波乡土文学的诗意美、抒情性，使得五十年代以来被改造了的乡土文学没有因为过度的意识形态化而完全丧失乡土文学的田园蕴味;没有因为过于直接的政治功利性而失去乡土文学咏叹人性和人情的艺术魅力;也没有因为过分地追求通俗而让乡土文学蜕变为民间文学，保持了乡土文学应有的典雅性。贺仲明 (山东大学)认为，“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中的理想性问题普遍蕴含着作家对乡村美好未来的真诚期待，也大多代表了乡村的真实要求，可以看作是乡村主体精神的张扬。虽然它受时代政治的局限较多，并存在着阶段性和个人性的差异，但它具有自己的独特思想和审美价值，值得重新认识和评价。徐文海(中央民族大学)通过对周立波断然南迁定居;学贯中西，却立足乡土;紧跟时代，却能不忘良知的高贵品质的展示，呼吁作家们学习周立波精神，积极地把目光投向“乡土”。

针对周立波的文学思想，不少专家、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金雅 (浙江理工大学)认为，周立波文艺思想的核心——对深刻思想的呼唤;对伟大情怀的呼唤;对文学承担的呼唤，在这个日益技术化实利化的时代中，越来越成为文学工作者和文艺思想家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刘安海 (华中师范大学)通过对周立波文学理论研究的系统梳理，认为周立波的文学理论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着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论述不够严密等问题。胡旗 (益阳市委)通过对周立波的新闻作品《曾五喜》和他的小说《山乡巨变》的比较，指出刘雨生既有曾五喜的身影，又不等同于曾五喜，深刻地体现出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中“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针对周立波与湖南文化的关系，不少专家、学者也予以了深入的分析。胡光凡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认为，“湖南精神”造就了周立波对党和人民的忠诚，造就了周立波单纯、质朴而又倔强的美好品格，造就了周立波务实求真的创作态度和敢为人先的创作精神，使得周立波成为了20世纪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龙长吟 (湖南省作家协会)认为，周立波引领和培育了60、70、80年代的湖南文学，影响所及，延至当下，周立波可堪称湖南当代文学之父。李志远 (云南师范大学)说，在周立波影响下形成的湖南作家群“茶花子派”，具有“山水风情寓思想，人物鲜活泥土香，手法多元民族化，雅俗共赏谱乐章”的特点。

针对周立波与他同时代人的关系，不少专家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李遇春 (华中师范大学)认为，在“十七年”的文学写作中，虽然以革命文学话语为主流，但其中也存在着或显或隐地与革命文学话语保持一定距离的疏离式书写。并以孙犁、茹志鹃、周立波、欧阳山等为例对这种话语疏离姿态进行了集中剖析，认为它是一种因创作主体为了超越主流文化和文学规范的制约，而试图寻找被放逐的自我的艺术心理倾向。秦方奇 (平顶山学院)认为，周立波夫人林蓝的影剧作品主要以纪实的手法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人民的斗争和生活，由于融入了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政治认识，使得她的作品中的时代主题展示得合情合理，自然贴切。董文桃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指出，“十七年”时期茹志鹃、周立波、孙犁尝试融合政治主题与日常生活的努力逐渐失败了，日常生活在他们的作品中从有到无，最终表现为完全缺席，作品远离真实的生活，只剩下意识形态的单一声音，从而造成了这类生活化作品的模式化倾向，并导致小说艺术质量的整体性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