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是一辈子的事情——在华中师范大学的讲演

◆ 刘醒龙

启蒙是一辈子的事情
——在华中师范大学的讲演

◆ 刘醒龙

曾经听到你们的老校友、我的一位朋友说，华中师范大学门口的人行天桥，是全世界最拥挤的人行天桥，她曾经用了二十分钟才从这头走到那头。(笑声)但是我今天感觉到，华师音乐厅是全世界最拥挤的音乐厅。我对大学一向是心存敬畏，因为我没有上过大学。所以我虽然在华师经常开着车从东门进西门出，或者从西门进东门出，见到每一位莘莘学子，我都感觉到，这都是未来的大学者，得小心一点，把车开慢点，不要按喇叭。

人在这个世界最渴望享的不是幸福，不是爱情，而是自由！这也是各个时代的读书人，都要做一做文学梦的原因之一。毫无疑问，作家是最自由的。这种自由首先表现在思想上。其次是表现在自己写的文章上。然而，作家又是最不自由的。作家写出的作品都要经过杂志社或者出版社，一审、二审、三审，一层层的盘剥，一层层的删改，到变成出版物时，往往作者认为最精彩、最在意的一些段落，已被悄悄给你删掉了。所以，我有一个习惯：作品发表和出版的时候我都不再看。但是当我有机会结集的时候，比如中短篇小说有机会结集时，一定会按照原稿来做，不会把发表在杂志的作品复制一下，提供给出版社。至于出版社会不会再次给我删掉一些，我还是不知道。

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出版的时候，我特别留意了一下，因为我特别在意其中两段。拿到样书之后，我翻到那个相关部分一看，两段都被他们整整齐齐地砍掉了。我后来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说，“你们把这些文字给砍掉了，也不给我说一声”。他说，“跟你说有什么用，跟你说你肯定不同意，作为出版人，也是没办法的事”。他们这样做，我也能体谅。我要特别向同学们申明，你们千万不要以为报纸上有些记在我名下的话真是我说的。事实上，有百分之九十不是我的话，而是记者的话，甚至不是记者的话，而是他们值夜班的副总编的话。前不久，有件事，媒体需要我发一点声音。我用短信将自己的话发给记者后，同时也发给平时对我言行比较关注的一些朋友。我说你们注意，我的原话是这样的，报纸出来之后是不是这样，那和我没关系。后来出来一看，没有一个字是我说的。所以，今天站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跟大家说，今天所有的话都是我说的。(掌声)不过，等我离开时，你们学校网站上发布的相关消息里，可能又有不是我说的话。因为再牛的速记员，错误率也要达百分之十左右。

刚才进来的时候，看到沿途有一些横幅写着“欢迎茅盾文学奖得主某某某来我校”。如果你们将这个横幅换成“欢迎首届中国当代文学学院奖得主刘醒龙来我校”，我会有一种更加特殊的荣耀感。两年前，我在武汉某大学与学生们交流时，有同学站起来，对“经典文学”表示不屑：“现在有博客，有微博等等，再不需要经典了，因为博客和微博就是经典。”我就跟他们开玩笑：“你说什么是经典不算数，我说什么是经典同样也不算数。什么是经典，要你的老师说才算数。因为你的老师，除了教你，教你的师兄师姐，还要教你的许许多多的师弟师妹，他会从09届、10届、11届、12届，一茬一茬，一年一年地重复讲下去。只有用这种传承的方式往下讲的东西才是经典。”首届中国当代文学学院奖，是南京大学主办的一个奖，2009年评出来之后，至今没有颁。但是，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及时发布了相关新闻。它是由中国当代文学界最有权威性的一批教授作为评委评出来的。通过这个奖对一部文学作品进行肯定，意义自然不同凡响。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的那天——9月20日，正好是我父亲的86岁生日。这之前的20天，也就是9月1号，我去老家，就是黄冈市的团风县，一个叫张家寨的小地方，为父亲完成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愿望，也就是寻找他的归宿之地，用俗话说，就是为还活着的父亲找一块墓地。我曾经对这个地方十分地陌生，尽管我很在乎，我的故乡在哪里。但是，在我30岁，第一次回到故乡的时候，我对这个“故乡”非常之陌生。甚至不敢相信，这么陌生的一片丘陵，真的是我日夜牵挂的故乡，是我1岁多就离开的故乡。但是，当父亲领着我，在我爷爷的坟前磕了几个长头之后，再站起来，突然发现，眼前的每一棵草，每一棵树，每一座水塘，甚至每一头牛，每一只鸡，所有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后来每一次路过老家的时候，我都要到爷爷的墓地看看。9月1日，我又回去给爷爷磕头，当我站起来，同行的本省一位诗人，随口蹦出一句诗——“再伟大的男人，回到家乡也是孙子。”

同学们别笑，其实再伟大的学者，回到母校，哪怕学问再高，永远都是学生。所以，同学们当你们将来有了成就的时候，回到母校，千万不要趾高气昂。否则，就有可能找不到自我。从我写小说有些名气之后，每次回到自己成长的地方，甚至害怕出门。怕见到和我一起成长、一起工作过的那些熟人，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不知道是该冲着他们笑，还是板着脸，不知道该迎上去和他们握手拥抱，还是赶紧扭头躲开。所以我回去之后，基本上就是大门不出，就坐在屋子里，陪着家人，陪着父亲母亲，有话说话，没话就坐在那儿。沉默着，不愿意出门。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感觉，它说明你内心还有敬畏，你对那与生俱来的东西还心存敬畏。也说明这个人还有希望。任何人一旦对那些与生俱来的东西，那些相伴相生的东西，都不在意了，这个人基本上是废掉了。比如，没有羞耻，就叫无耻；没有道德，就叫缺德；没有崇高，就叫猥琐。

一个人的生命之根，是感恩的依据，也是文学情怀的根源。最简单的事情，往往就是最深刻的。就像在乡村，一棵大树就是一个哲学家；在城市里，一条老巷就是一本教科书。人都是这样，年轻的时候(我是自己说自己，不是说你们)，好高骛远，心比天高。但是当我到了现在这个年纪，当自己的孩子都已经长大，看到自己的孩子青春洋溢的样子时，才发现，人越成熟，很多的想法、很多的做法，开始向最基本的地方回归。一些年轻写手，对像我们这样行将老去的作家、作品表示不屑和质疑时，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我也年轻过，我也曾经如此对待过前辈作家，认为他们不过如此。比如我们当初，曾经一帮年轻作家在一起，嘲笑巴金老人的最有名的话——“文学的最高技巧就是无技巧”，一致认为那是一句废话，等于没说。但是，当我们走过来，已经到五十多岁了，年过半百之后，才发现，这才是大道理。

1825年12月14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一帮俄罗斯的贵族军官发动了后来被称为“十二月党人”的暴动。这群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青年军官，他们的目的是趁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突然去世的时候，改变俄罗斯的国体，推动俄罗斯历史的进步。他们的行动遭到了刚刚登基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血腥镇压。不是用枪，不是用刀，而是直接用大炮轰击圣彼得堡广场上的示威者，当场打死了1200多人。镇压发生之后，沙皇尼古拉一世想挽回声誉，也为了做些姿态，就把当时被软禁在俄罗斯南部的伟大诗人普希金请回到圣彼得堡。普希金一回到圣彼得堡，尼古拉就接见他，并当场问，如果十二月党人起事的时候，你在圣彼得堡，你会怎么做？普希金说，如果他们请我参加，我一定会参加。尼古拉就很诧异，问为什么。普希金说了一句非常简朴的话：他们都是好人，好人请我参加，我无法拒绝。给同学们讲这个故事，是想说明一点，伟大者从来不事声张，不会说一些高嗓门、高调的话。就像普希金，他用一句“好人”来肯定了“十二月党人”，所以，成为伟大的方式总是极为简单。

对于写作者来说，无疑天赋很重要，我们要遵守天赋的原则。但是，我们还要记住，在有限的天赋之外，还有无限的“天职”。什么叫天职？那就是“十二月党人”请普希金参加，普希金一定会到场。就像现在的作家面对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变迁，不能躲在自己的书斋里，写些残荷败柳、风花雪月，必须让自己的作品融进到这场伟大的变革当中。好人不一定能成为好作家，好作家必须是一个好人。这么多年，我自己看自己，我觉得我基本上算是好人。人不可能不做一点好事之外的那种事情(笑声)，我不好说那个词啊，但确实也不够那个词。有时候，人还是有些私欲，在私欲之下你可能做些可以理解的事情。总体来说，我基本都是在做好事，不管是在文学当中，还是在文学之外。就像前几天早上，我去一个地方游泳，捡到了几张卡，而且都是武汉通，这个卡是不记名的，可以随便使用。我老老实实地交到服务台，服务员毫不在意地哼了一声，就收下了。也许是好多年没有机会做这种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一时间显得很不习惯。愣了一会，像是等着服务员口头表扬一次。其实，生活中几乎全是这样的小事。就像笑话中说的，一位怕老婆，凡事言听计从的男人对别人说，他在家里只管大事，从不管小事。别人问他，家里有哪些大事。那位男人说，到目前为止，他们家里还没有发生过大事。如果总是嫌这嫌那，不在乎生活中的凡人小事，那还有什么大事业等着你去做呢？

文学和做人的道理是相通的。做人要有理想，要寻求生命的价值；文学中也要有生命的理想，也要表达对个人价值的寻求与探索。文学作品中的每一个字都应该用来表现爱，表达爱，要给别人以爱，而且要珍惜来自生活，来自自身之外的哪怕一丁点儿的、最细微的一些爱。文学不是用来教化仇恨和更仇恨，残暴和更残暴，血腥和更血腥。

在长篇小说《圣天门口》中(这个小说有一百万字，我用六年时间闭关写作，把它写成的)，我用了两条线，一条是实的线，那就是从辛亥之后的1927、1928年开始，一直写到1970年前后，就是“文革”后期；然后另外一条虚线，那就是从中国远古神话女娲杀共工开始，用中国汉族史诗《黑暗传》贯穿历史，一直写到最近武汉正在纪念的辛亥革命。实线、虚线两条线，贯穿起来，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或者说是整个汉民族的人文史。在实线所写这些阶段，发生了很多血腥的、残暴的战争、战斗或者是争斗：中国人杀中国人，中国人杀外国人，外国人杀外国人，外国人杀中国人。包括我在开篇就设问“谁是历史上第一个被杀的人”，而到最后我依然在设问“谁是历史中最后一个被杀的人”。写了很多很多的事件，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做了一个自认为是十分了不起的，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那就是在这一百万字的书写当中，没有出现一个“敌人”这个词。

小时候，学校进行革命教育，老师带我们去一个叫“烈士塘”的地方，这个地方被杀的全是红军。我们去的时候，还能看到没有人收拾的累累白骨。当年红军的一个独立连，在那里驻守，却在一夜之间，因为内部“肃反”而被杀光。后来，我去红安革命烈士纪念馆，在革命烈士纪念馆墙上看到了被我后来成长的那个地方的人视为魔鬼的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大幅照片下面，写着“董必武的学生”，“革命先驱”。在我的童年教育当中，当地所有大规模杀戮的事件都是这个人干的。那时候，我突然就不明白了，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这种困惑存在了很多年。后来明白，得益于现代文明的进步，海峡两岸关系的解冻。作为后人，对于前辈干下的，当然是不可挽回的历史当中的一些让人叹息的事情，如果还用他们当时的观点，我们还叫后人吗？我们这么些年的教养还算什么呢？我们不就白读过书了么？白受过启蒙了么？在这个背景下，我开始有这样一些念头。尽管这种想法在2005年11月底北京召开的《圣天门口》学术研讨会上，被有些人公开质疑过，但我不后悔，我至今依然认为，我的这一思想是个人的一大进步，是文明在我个人认知上的一种体现。

在生活当中，我们也许认为“朋友”这个词是不靠谱的，是靠不住的，因为朋友是最容易发生背叛的。其实，最不可靠的应该是“敌人”这个词。二战后期的《波茨坦公告》约定，在亚洲，美国、苏联、中国等战胜国要对日本进行占领。1945年的3月，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司令部就拟定了一个占领日本名古屋、京都、大阪和神户的计划。1946年初，经过战胜国之间的协商，决定由中国派一个陆军师去占领日本名古屋。当年的2月份，当时的国民政府军军令部，下令调派当时驻扎在云南蒙自的荣誉二师(这是一个缅甸远征军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部队)进军名古屋。5月份，这支部队从越南的海防上船去往名古屋，在大海上航行的时候，突然接到命令，匆忙改变航向，前往苏北地区，在苏北起岸之后，直接投入到当时，另一方由陈毅领导的华东战场，参加内战。

同学们年轻，不大知道当初有个电影叫《东进序曲》。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看过。“文革”之后，对这些旧东西进行解禁，又放映过一阵子。这部电影所描写的那场战斗，就是写陈毅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如何歼灭准备进驻名古屋的荣誉二师。事实和电影所说的一模一样，荣誉二师在登陆苏北不久，就被解放军的华东野战部队全歼。历史很吊诡，想想如果他们当初没有改变航线，而是直奔名古屋，在名古屋驻扎下来，荣誉二师作为当时国民政府军当中的王牌之师，不仅整个建制都可以保留下来，甚至有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荣耀，而对中国当代史产生巨大的影响。日本是一个敬畏强者的民族，它为什么敬畏美国，因为美国军队一直在它本土驻扎着。当年，在缅甸打得日本军队望风而逃，日本人一听到荣誉二师来了，打都不打了，拎上武器就跑。如果有这样一支王者之师驻扎日本本土，当今很多事情处理就不必像现在如此吃力，如此复杂。这样想起来，在《东进序曲》里，从头到尾出现过无数次的“敌人”这个词，我们是不是要表示某种程度的怀疑和反省？

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完成学业的人，没有不知道“狼牙山五壮士”的，却很少有人知道，比“狼牙山五壮士”早三年零三个月的“陕军八百壮士投河”的壮举。

在武汉市最繁华的汉口中山公园内至今还有一座受降碑，上面镌刻的孙蔚如将军亲自撰写的铭文：“中华民国三四年九月十八日，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率二十一万人签降于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题。”

孙蔚如是西北军领袖杨虎城的结拜兄弟。“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号)后，杨虎城被迫出国，临行前，将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西北军交给了孙蔚如，并一再告诫：一定要牢记“兵谏”之初衷，一切以抗日大局为重……“芦沟桥事变”后，孙蔚如向蒋介石请战，并向国民政府和陕西民众盟誓：余将以血肉之躯报效国家，舍身家性命以拒日寇，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但闻黄河水长啸，不求马革裹尸还……蒋介石批准了孙蔚如的请战要求，将孙蔚如为军长的38军(杨虎城的17路军在西安事变后被缩编为38军)扩编为31军团。1938年7月，这支由三万多名“陕西冷娃”组成的队伍夜渡黄河，开进了黄河北岸的中条山，坚持抗战近三年，先后粉碎了日军的十一次大扫荡，使日军始终未能越过黄河，进入西北。

1939年6月，日军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日军此次扫荡投入大量兵力，中国军队后来在战场上缴获的日军作战命令中有如下记载——“(1)大皇军在运城附近集结一个师另一个旅团的兵力，附野炮50门，战车30辆，向平陆、芮城之线进攻，目的是将该处守军，第四集团军所辖38军、96军一举歼灭，为今后扫荡中条山，进攻豫陕奠定有利基础。(2)敌情判断：敌人系陕西军队两个军，实际只有12团，不足两万人，武器较差。96军是从陕西调来，原来参加过大战，战斗力待查。38军据报系杨虎城嫡系，战斗力较强。该军之17师于1937年八九月间在平汉线被我军打击受创甚大，后在娘子关雪花山附近损失过半……元气未复。基于以上情况，我军应以主力先歼灭芮城附近之96军，尔后再集中兵力于平陆茅津渡间聚歼38军。”事实上，日军的这个作战计划中还少列了一个兵种——空军，拥有38架战斗机的山口集成飞行大队将全部参战。无论是兵力、武器、空中、地面，日军的实力都远远高于中国军队，特别是飞机、战车、远程山野炮都是中国军队根本没有的。按照日军既定的目标，这场战役将以“在茅津渡聚歼38军”结束。

茅津渡是三门峡左侧、平陆境内、黄河北岸一个古老的渡口，它与潼关以北的风陵渡一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39年6月6日凌晨3时许，日军兵分九路进攻国民政府军第96军之主力177师所在的陌南镇，很快就突破第一道防线。177师只好退守镇内。驰援的38军途中遭到日军的封锁，战至下午4时许，陌南镇失守，177师全体官兵被日军逼到了黄河岸边。面对着日军愈来愈小的包围圈，师长陈硕儒命令40名机枪手排成一道墙，一声令下，40名陕西冷娃甩掉血渍斑斑的军衣，端起机枪杀向敌阵。自以为胜券在握的日军万万没有想到177师会杀个回马枪，一时乱了阵脚……177师杀出重围，到中条山腹地休整数日，收拢散兵后再杀回陌南。成为史称“六六战役”中的一段“神话”。

然而，177师杀出黄河滩时，有两支队伍没能跟上，他们是新兵团和工兵营。这两支队伍分别被困在了黄河岸边的许八坡和马家崖。新兵团有一千多人，都是些十七岁左右的新兵。小战士们在黄河滩上与日军舍命拼杀，在牺牲了二百多名弟兄后，八百多人被逼上了河岸边一百八十多米高的悬崖。史料是这样记载的：八百多名年轻的中国士兵站在高高的悬崖上，身后是奔腾咆哮、一泻千里的黄河；面前是密密麻麻、张牙舞爪的鬼子；放眼望去，东、西、南、北重峦迭嶂，云雾飘渺处则是他们的故乡……一位被敌人的战刀砍断了一条胳膊的战士双膝落地，向着西北方向，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然后站起来，一头扑进黄河……八百多名小战士学着断臂壮士的样子，齐刷刷地跪在悬崖上，向着家乡跪拜之后，一起跳进奔腾的黄河……几乎在八百壮士投河的同时，在相距十余里的马家崖，我177师工兵营二百多位士兵也为捍卫中国军人的尊严而集体扑进黄河……！

今天到场的学生有多少？听老师说，有五百多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八百壮士呀……

我一直想不通，当下的电视屏幕上，哪来那么多的“敌人”！而且这些“敌人”，除了帽子和制服不同，说话时某些名词的不同，其余各个方面，再难找到明显的区分。

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着一位叫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的德国新教牧师留下的发人深省的短诗：“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这首短诗对我所讲的“天职”一词是一个最好的阐释。当我们只讲天赋，不讲天职；只讲技术，不讲伦理；只讲利益，不讲气节；总有一天，如此种种的短视，会转过身来伤害到我们自己。就像最近两天在网上疯传的一件事，佛山市那个才两岁的小悦悦，被车子反复地碾轧，18个路人全都视而不见。如果我们任由这样的事情发生下去，总有一天，这种车轮会碾轧在我们自己身上。

一个民族的文字必须表现这个民族的灵魂力量，假如认为灵魂无益，总有一天灵魂将不再维护我们。文学的选择是不受任何利益驱使的。现在很多小报记者，见面总要问“你获得茅奖拿了多少奖金？”总要问“你的书的发行量是多少？”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让我感到尴尬的问题。我只是觉得，作为新闻记者他们不应该问这个问题，所以每次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总是用很不客气的话把他们顶回去，用各种很不礼貌的话把他们顶回去。《红楼梦》作为中华文化中伟大的经典，哪怕把它读上一万遍，也休想让银行的取款机面对着你往外掉钞票；去超市去买东西，收银员照样该收多少还是收多少。但是，我们就会因此说《红楼梦》是无意义的么？！人和动物不一样，人是有精神境界的，离开了精神境界，只为物质而活着，人最终会被自己所毁灭。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痴迷《红楼梦》，就因为《红楼梦》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最伟大的文化精神。《红楼梦》里面有一段香菱学诗的描写，十分精彩，除了是艺术上的点睛之笔，更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精彩的体现。

香菱学诗，不就近找宝钗，非要求远拜黛玉为师。除去因为宝钗是小姑子和主子等等不方便处，更是因为宝钗一开始就不赞成女孩子学诗，她自己能写几笔也是为了娱乐，并不当真。所以才总是劝告黛玉，不要因为书本而移了性情。宝钗爱诗(爱文学)是为了娱乐。黛玉却是将诗(文学)与生命融为一体，她的《葬花词》，“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每个字都是在抒写自己。在宝钗那里，诗只是不同平仄分别组合的一种语言技巧。黛玉却说：“若是得了奇句子，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什么是奇句子？当然是一般时候感悟不到的东西，就像我们能将日常生活过得行云流水，却难于把握自身命运。所以，黛玉是把诗当成能够挑战命运的另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生命。

为什么在超高速发展的现代化中国进程中，还有那么多人在关注乡村，关注乡村里的知识分子？在事隔多年之后，把茅盾文学奖评给了《天行者》，正是因为乡村知识分子，用十分简朴、简单的方式体现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天行者》所描述的这些民办教师，之所以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不仅仅是他们的命运，而是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风骨。《天行者》之所以能够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荣誉，应当是当代社会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期许。像《红楼梦》，它所表达的其实是每一个读者内心的理想与渴望。真正不朽的文学作品，它所表达的力量，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但后来又会慢慢忽视、忽略甚至忘记的启蒙。只要文字没有消失，只要人类没有毁灭，文学就不会死亡。人在一生中需要不断的启蒙，而这种启蒙更多地是由文学作品来进行，更多是通过我们对文学的阅读来完成。启蒙是一辈子的事情，为什么我很在乎南京大学评出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学院奖”，就因为南大一直以来倡导、坚守五四以来的启蒙精神。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个法官，刚退休就去找牧师忏悔，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因为没有经验，对法理知识运用的不娴熟等等问题，错把一个有罪的人当庭释放。为此他一辈子都在忏悔。牧师就问他，后来见过这个人没有。他说，因为愧疚，所以他对这个被错放的罪犯一直十分关注，经常去他生活的地方看看，看他现在怎么样，有没有重新犯罪。牧师问，那他有没有再犯罪呢？法官说，没有。牧师又问，那他是不是一个好邻居，邻居对他的看法怎么样？法官说，邻居一致认为他是一个好人。牧师又问，那人成家了没有？法官说，那人不仅成家了，而且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牧师当即表示：“谢谢你，法官先生，你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因为你自认为的误判，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个罪犯，而添了一个好人。”我十分喜欢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极其有文学性。而文学的意义也在于此。我想我们读这个故事，对我们内心的情感，对我们内心的思想，甚至对我们的灵魂都有某种启迪作用。每一个人终其一生，都会面对形形色色的许多人，但是任何时候，我们都没有权利以战争、法律、条约和规定等各种借口粗暴地对待心灵。

我们这个时代，被称为作家和艺术家的人越来越多。无论有多少种说法，无论因为文学之外的其他因素而引起多少风云际会，文学最根本的东西还是不能变的。那就是当我们选择文学的时候，我们是爱文学艺术，还是爱文学艺术所带来的利益。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如果我在生活中换一种方式，我会挣很多钱。我曾经帮助过的一位18岁的文学青年，我将他从乡下带到武汉，他的第一份工作、第二份工作，都是我替他找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还让他和我住在一起。他现在成了湖北省赫赫有名的富豪。我的高中同学当中，更有一位是赫赫有名的中国证券界大鳄，当年深交所的三分之一的股票都是经他之手上市。我佩服他们，但又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更好。我并不讨厌物质，对任何物质的东西，我一点都不讨厌，我也喜欢好车，看到街上跑的宝马奔驰，也觉得很潇洒。我的儿子，很小的时候就许诺，长大后要给爸爸买台宝马。后来，女儿出生，稍大些时，女儿也说要给爸爸买宝马车，为此还与故意逗她的哥哥争吵，并大哭了一场。现在我已经有条件买宝马。但是我想，为什么要买宝马呢？就为了那点虚荣？其他很多车的性价比更好，比如说我现在开的雪铁龙C5，性价比特别好，很多人坐了C5之后，说这个车坐起来好舒服，很稳，又便宜，不贵。买一台宝马(的钱)可以买两三台C5。生活当中，除了物质之外，我觉得还有更好的选择。

当我们聚在一起赞美文学时，我们应当明白，应当记住，在我们的肉身和心灵之外，无论在城市、乡村，学校、家庭，有大量无聊的、粗俗的、寡廉鲜耻的、蛊惑人心的、可能使人变得恶毒、野蛮甚至是堕落的一种印刷品正在泛滥成灾。

南京师范大学一位教授，今年暑假去中国经济最发达的苏南地区做一个村庄阅读的调查。那天很晚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说：“醒龙，告诉你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我问他是什么事，他说：“我正在这儿做一个村庄调查，今天刚刚把发出的问卷拿到手，我简直是吓坏了。这个村庄的所有人都在读同一本杂志(恕我不点这家非常恶俗的杂志的名)，除此之外什么都没读。”见到你们会心一笑，我想你们应当知道我所指的是什么了。如果我们的民族，我们的阅读是靠这样一本杂志来完成，试问，全世界将怎么看中国人？再往小处说，对一个贵为大学生的年轻人来说，如果其日常阅读时只是一些粗浅的、低端的文字，很难设想其未来人生境界会有多高。对阅读的选择的不同，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甚至可以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单位、一个群体和一个人的文明的标志。对一般人来讲，能够判断哪些书是坏书就够了。一个走上健康道路的社会，必须有一批中间阶层选择正确的阅读，放下轻松娱乐的心情，寻找有深刻文明内涵的经典。

我的几个朋友，有在国外漫长的工作、读书、教学的经验。他们给我讲了一个同样的故事，在德国，最感人的一个场景，是在黄昏时分，无论是在城区还是到乡村，都能见到某个家庭的男主人在拿着剪刀修剪花园，在花园旁边或者在阳台上，女主人在拿着一本书在那儿读。我听见很多同学在笑，这种情景是很让人羡慕的。刚才旅游学院的胡静院长，说他们系里有个同学弄了一个创意说，中国的车牌号完全没必要弄得如此复杂，很多人都不认识ABC，不如就用麻将的筒条万来取代，全体中国人绝对都认识。笑话归笑话。看看现在，不要说晚上，就是白天，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山野乡村，从上午十点钟开始，中国大地上就是一片麻将声，参与者不仅是那些养老金领取者，更多的是一些年富力强的人。把这种场景和朋友们所描述的那些诗意的德国黄昏做比较，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能想什么呢？难道还不明白我们的欠缺？难道还不明白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我要重复北京大学曹文轩教授说过的一段话，我很欣赏这段话。其实也是我很早以前就说过的话。为了避免遭受互联网上语言暴力的“迫害”，我必须变得狡猾一些(笑声)，直接引用曹文轩的话。曹教授是桃李满天下的名师，那些想骂他的人，心里得好好掂量一下，就算骂得过北大的学生，但骂得过北大的教授吗？想骂曹教授，就得先做好遭受天下围攻的准备！我把曹文轩的这段话念给大家听一下：“文学是有血统的，经典文学的血统是高贵的，但凡血统高贵的文学作品，内涵一定有迹可循，符合普世价值。是否与那些具有高贵文学血统结缘关乎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社会的格调品味，关乎日常生活中友善的宽度和深度，以及婚姻、爱情的烂漫与纯洁。”有道理没有(掌声)？真的是有！

我还要说一句我说的话，恐怕有好多人不爱听，但我还是要坚持，也算是提个醒。在泛时尚时代，真理不是用鼠标点击出来的。将屈原、李白、杜甫加在一起也抵不过那位口齿不清的娱乐天王周杰伦。还有一句，只怕你们笑不起来——将中国所有中文系教授在互联网上的点击率加起来，也比不过粉丝如过江之鲫的几位写手。在互联网上，我只是个打酱油的，但我坚持认为，这类“鼠标时代”的少数，是真正具有独立境界和自由精神，并且离真理最近的少数。同学们，你们比我年轻，会走得更远，相信你们对这一点，会有更深的体会，有更深刻的发现。有些书可以红极一时，但是很快就会被遗忘得干干净净。历史对文学的选择是很严酷的，其选择的关键肯定不是当前传播界媒体所大肆渲染的那种粗俗、粗鄙和粗暴，而一定是现在市场上基本上卖不出去的优雅和高贵。

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威风凛凛》的开头，写了这样一个故事：牧师和修女在路上走，天上过来一只飞鸟，不偏不倚把一泡鸟粪撒在牧师头上，牧师很不高兴，他气愤地就骂了一句三字经：“他妈的。”修女在旁边提醒他：“上帝会发怒的。”当牧师的如果不是上帝的化身，至少也是上帝的使者，怎么能说这种粗话呢？牧师连忙点头。走了几步，天上又过来一只飞鸟，又把一泡鸟拉在牧师头上，牧师忍不住又说了一次三字经。修女又提醒他，上帝会发怒的。牧师知道这个事情不能再做了，几乎要对天发誓，决不再犯这种恶俗之错。哪想到，第三只鸟过来，拉下第三坨鸟，第三次掉在牧师头上，牧师第三次说出那句三字经。声音刚落，晴空响起一声霹雳，但见——《水浒》里面是这样说的——但见修女应声倒地。牧师正在那里奇怪：“不是要打我吗？怎么打了修女呢？”空中忽然传来一声低沉的叹息：“他妈的，打错了。”生活中有很多这种事情，我们这个社会正在经历的确实有很多这类相似的事情。我们要记住：上帝偶尔的粗俗，不等于上帝真的粗俗。上帝也会说俗话，还会说不堪入耳的粗话，然而，不管这些俗话粗话是不是上帝说的，终归成不了圣经。从上帝舌尖上掉下来的臭痰，说好听点，也只不过是唾沫，而绝不会成为甘露。

黄校长跟我讲，这场讲演开始是准备放在学术报告厅，因为只能容纳200来人，怕同学太多，就换成了音乐厅。一听到音乐厅，我很兴奋，因为它让我想到一个故事。先给大家讲清楚，不是我亲身经历，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太好了，特别是放在音乐厅里来讲更好。

大家都知道全世界的音乐圣殿是维也纳金色大厅，全世界的艺术家最大的梦想就是去维也纳金色大厅一展才艺。可同学们知不知道，维也纳金色大厅为什么让人如此神往？除了它是世界顶级艺术家表现艺术天才的圣地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维也纳的观众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观众。第一次听朋友讲维也纳金色大厅观众的故事时，我就佩服得五体投地。在维也纳金色大厅，那种掌声是世界上最特别的掌声，它甚至超过了艺术家的演唱。当一个节目或一首歌曲表演完或者演唱完，观众的掌声最开始很小很轻，像是微风扑来，接下来像是松涛阵阵，最后才是山呼海啸。这种由弱到强、再由强到弱、再由弱到强的掌声，只有维也纳的观众会，这是维也纳观众的伟大发现，伟大的体验，甚至是比音乐还伟大的贡献。维也纳观众鼓掌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最先是用自己一只手的五个指头轻拍另一只手的掌根。同学们可以试一下。然后再向上到达掌心，最后才是两只手掌完全彻底地合在一起拍打(演示鼓掌，由下到上，由上到下)，我想这也不是一次就能训练出来的。金色大厅始建于1867年，1869年竣工，1870年1月6日，举行首场演出。维也纳的观众练了将近一百五十年，才练成这么一手绝活。所以，音乐家们才感叹，他们有幸遇到这样一批懂音乐、和音乐共舞、与音乐共鸣的观众。这才叫知音！是伯牙摔琴遇上钟子期那样的知音，而不是将《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活生生地弄成“苦命的妹子呀，你那义薄云天的七个小哥哥，为你撑起一片天”那样的“知音”。当艺术在中国大地上，一次次出演时，无论是在剧场，还是在所有其他演出场所，我们身临其境所听到的都是些什么样的声音？联想到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掌声，我就觉得害羞！想一想，这就是文明和文明的差距，这就是教养和教养的差距。与其说，我们要向所有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过的艺术家表示敬意，还不如说，我们要向维也纳金色大厅里的观众致敬。

香港人有句口头禅，连张国荣都要遵循，它说的意思是，做人做事都要从细微之处做起，不要以为许多卑微的不起眼的东西就不值得去做，就像我们过去经常祈祷的，一部机器要有质量过硬的齿轮和螺丝钉，没有高品质的齿轮和螺丝钉，这部机器虽然不一定是坏机器，起码也是一部豆腐渣机器。当一名好观众，需要悟性与造化，做一名好读者，同样需要教养与学养。如果中国人只满足于欣赏某某人的小品，只需要阅读那本将赚钱当成唯一目的的伪文化杂志，还要大学干什么？

文学体现的是时代精神。当拜金、拜官、拜色之风盛行的时候，这种价值偏移会使社会向不良方向发展，也正因为这种价值偏移才凸显经典文学的价值所在。我的获奖小说《天行者》，描写了界岭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在这个小地方里更不起眼的一所小学里特别不起眼的一群民办教师。写他们的人生状态，写他们的生活遭受，本身就表达了对当下价值偏移的一种批判，一种不认可。批判这个词，说出来总感觉有点刺耳，又回到那种敌对的场景当中去了。文学必须对当下的社会生活进行反映，这是文学的生命之所在。我从不讳言，自己是一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作家。但在我的小说当中，更多的是表达我对现实的多重质疑。比如说《天行者》，其中的一个细节讲到一群乡村教师十分艰难，面对艰难，他们也难免做一些荒唐事情。恰好被刚从山外来的一位年轻教师张英才所察觉，在不理解之后产生了质疑，并导致他做出错误判断，这一系列的错里错，在一连串的误打误撞后，学校蒙受到直接的经济损失。本来铁定评优，没有得到，就没有奖金，没有奖金，破败的校舍就没办法修整。张英才发现自己的失误之后很愧疚，就写了一篇新闻稿给省报。省报悄悄派记者下来暗访，发现所有事情都是真实感人的，记者就许诺回去之后要把这所学校、这些老师们的动人的事情写出来，发在省报的头版头条上。过了不久，省报出来了，这条新闻也确实是发表在报纸的头版上，但不是头条，头条是“大力发展养猪事业”。日常社会，不能没有伦理，伦理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起码的要求，它是法律所无法替代的。我相信善，相信爱，相信善和爱是不可战胜的，是最为有力量的。所以我才在《天行者》的结局当中，让深受苦难的民办教师孙四海，以三票之优战胜了不得人心的村长余实，而那个历经苦难的余校长，最终也转为公办教师。不如此，我会一辈子觉得心里不安。尽管在现实生活当中，是政府欠他们的，是社会欠他们的，是历史欠他们的，但在我的小说里，我不能有丁点对他们的亏欠！在这里我要说一句狠话，如果有人昧着良心无端地说这是意淫、是美化，那是要遭天谴的！

上个世纪90年代，我曾经独自一人在长江三峡中行走，为一部关于三峡的长篇小说做准备。这部长篇小说叫《爱到永远》，在《收获》上发表后，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并被武汉市歌舞剧院改编成大型舞剧《山水谣》，最终获文化部的文华奖，这也是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被改成舞剧的仅有一例。改编成戏曲、话剧、电影等，这些都有很多，但是改编成舞剧的再无第二例。那一次，在峡江边上的一座古庙里，碰到了一个18岁，才出校门的年轻小学教师。那个小学就设在那座古庙里。18岁的年轻老师，见到我之后十分激动，手足无措，话都说不出来。一遍遍地说，刘老师，真没想到，真是想不到，在这个地方竟然碰到您。他反复地只说这样一句话。直到我走的时候，他还是不知所措的，搓着双手，不知道说什么好，并坚持将我送到江边的木船上。他告诉我一件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事情。作为一名师范生，他进校的时候，校方让所有的新生看了根据我的小说改变的电影《凤凰琴》。几年大学读下来，临到毕业典礼了，校方仍然是放映电影《凤凰琴》送别他们。听他这样说之后，我不知道、不记得自己对他说了多少抱歉和对不起。当时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对这位素不相识的年轻的乡村教师说对不起和抱歉。很久之后，才明白，自己其实是想表达内心的敬意。如此青春洋溢的生命，本可以到更广阔的世界里去灿烂，去闯一闯前景更加光明亮丽的天下。几年之后，我再去那个地方，那所学校已经被拆了。我问当地人，那位老师去哪里了，当地人指着身后更高的一座大山说，到那边的一个学校去了。这些年，我经历了很多事情。那天在东湖边的一座茶社里，湖北电台的两个女记者采访我，谈到这位年轻教师时，我哽咽着讲不下去。但今天，我好像好了一些，也许看到同学们生活得如此好，脸上如此有光彩，心里像是有某种安慰。《天行者》获奖的消息传开后，互联网上的网友们，说了各种各样的话，其中有讲父母经历的，有讲朋友经历的，也有讲自己经历的，那些事情，只要讲出来，没有不感人的。我看了其中一些文字，除了向他们表达无语的敬意，真的什么也说不出来。凤凰卫视的“名人面对面”11月13号晚8点30分播出我与许戈辉的对话后，我收到两位女记者从湖北最贫穷但也是最美丽的恩施州发来的短信：“在海拔1800多米的恩施高原小学与一群乡村教师一起看您的访谈，感触多多！终于明白了您的眼泪从何而来。这些至纯至善的灵魂让我们一次次泪如雨下，真心谢谢您，让我去走进他们的世界，也让自己的灵魂有了去杂提纯的机缘！”

在《天行者》这部小说中，我还引用了这些年说过无数遍，也被无数人引用过无数遍的一首小诗。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同学带了我的《天行者》来，如果没有，我这里有一本，我想请一位同学上来，这首诗很短，网上说这首诗只有52个字，上来朗诵一下，我就把这本书送给他。(请一位同学上去朗诵《油盐饭》)“前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有一碗油盐饭/昨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没有一碗油盐饭/今天我放学回家，炒了一碗油盐饭，放在了妈妈的坟前。”说实话，我是不敢读这首诗的，因为每每读到它，我都会泪流满面。1989年，我第一次接触到这首诗，当时在场的有二百多人，只有我一个人泪流满面，或许这就是缘分吧。这些年，这首诗流传得很广。这首诗，是一个18岁的女孩子写的，写完这首诗不久，就因为车祸去世了。我不知道她的其他事情，只听当时将这首诗朗诵给我听的一位老前辈讲了这么简单的背景。我在这个小说里面引用这个诗，其实也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我喜欢这首诗，它用足以充盈生命每个毛孔的诗意来表达对伟大人性的敬意！

对一个人来说，有些东西总是与生俱来的，这样的与生俱来应当是我们全部理想和全部热爱的原始起点，不管是主动的写作还是被动的阅读，无论是热爱文学的读书人还是普通人，爱都是生命中最具影响力的天赋，无论我们愿意和不愿意，努力和不努力，爱都将是我们终其一生最强大的生命力。

最后，请允许我重复自己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感言中的一句话——“生命之上，诗意漫天。”谢谢！

现场答问：

问：刚才您的讲座中多次提到了“天”字，如“生命之上，诗意漫天”、“天职”、《天行者》、《圣天门口》等，请问这个“天”对您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答：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没有考虑过。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吧，当自己成熟的时候，对文学的理解比以前博大了一些。如果说以前想的都是地上的事情，我现在想到天上去了。过去只管地上的事情，现在管到天上去了，管得宽一些。开句玩笑。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他的心胸应该大一些，或许是潜意识让我不知不觉做出了这种选择。至于谈到“天职”，这只是换了一个词而已，比如以往我们讲作家要有责任感，“天职”某种意义上就是责任感。除了写作，还要想到其他。举一个小例子吧，对一个作家来讲，你写的作品敢不敢拿回家给自己的女儿看。如果不敢，我敢断定这不是一部好作品，如此，就有负于你的天职。

曾经和一群80后的作家一起座谈，我讲到一个话题，家里买的一只豆芽机，将黄豆放进去，三天之后还没有发芽，而说明书上说48小时就会发芽。到第四天，黄豆开始发臭。第五天，我只好将黄豆给倒掉了。黄豆倒掉之后，我又跑到菜场去买了些绿豆，放进豆芽机里。48小时后绿豆果然发芽了。于是我就想到了一个我们早该关注的话题——转基因。转基因黄豆是不会发芽的。它在食物链、生长链中缺了一环，从中间断掉了，这个东西吃下去安全吗？再狭隘一点吧，为什么美国人不惜通过贸易战，也要把转基因黄豆都卖到中国来？难道仅仅只是因为全世界吃豆制品最厉害的是咱们中国人，仅仅只是想赚中国人的钱吗？

也许这不是一个话题，也许不是一个科学真实，也许有很多很多的也许。但是我想，相对我们这一代人，就算“临时抱佛脚”地去了解它，也只是半路出家，只能来些“急就章”。对于在信息时代熏陶出来的年轻的写作者，应当有着与生俱来的兴趣和感觉。因为年轻，你们会在这种转基因的恶果当中循环得更久，当然，也会受害更深。如果80后的某些作家，尽早地走出个人天地，走出太多的自艾自叹，或许会更早地超越前辈。我想这也是刚才那位同学谈到的“天职”。

问：当文学面对苦难的时候，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比如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就有自己的处理方式。请问您是怎么处理的？

答：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在《上海文学》连载时，《上海文学》正在推我的一系列中篇小说。从96年开始，到97、98年，连续三年，每年第一期的头条都是发我的小说。当时的《上海文学》主编周介人，每年一到9月份就找我约要第二年的小说头条。他说了一句让我很激动，当然也特别激励我的话，“全国人民都在等着看你的小说”。当年的《上海文学》影响之大，是你们现在无法了解，无法感同身受的。像李遇春教授等做现当代文学的，应该知道这个经历。在周介人去世之前，他所主持的《上海文学》在全国文学界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提问的这位同学对我的作品是不了解的，会不会是基本上没有读过？如果读过了就不会问这些问题。

1996年《上海文学》第一期头条刊发我的中篇小说《分享艰难》，小说写了时下的种种艰难，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的艰难，还有社会时世的艰难，可以说是当时社会艰难的一种百科全书，小说发表之后影响很大。同期《上海文学》的卷首语是周介人亲自撰的。他讲了“大善”的概念，周介人把善分成两种，一种是小善，一种是大善。这几年，这些词出现得比较频繁，包括互联网上也可以见到这个词汇。但是在1996年，这个词是极少见到的。小善，也就是普通的善，就是做好事；但是大善，那就包括对恶的包容和改造。

在杨显惠的系列纪实作品当中，其实也体现了这种大善的精神，他写那些非常事情，那种非人的社会生活，确实是很震撼人，也是写作者的良知驱使才能写出来的。对苦难的写作有很多角度，就像刚才我请这位女同学上来朗诵的这首叫《一碗油盐饭》的诗，它写出了我们每个人曾经经历过，也许经历过，而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不会再经历的生活中的苦难。我希望有机会你读一读《天行者》。我不敢保证你泪流满面，但我想你会有所触动。对苦难的描写，纪实手法当然震撼人心，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表现。

今年的五月份，我去太原，有一位女作家说了一句让我醍醐灌顶的话。她说，当然有点瞧不起我们，“你们写的那叫什么苦难，那都是吃不饱，吃饱了不就解决啦。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苦难是无法形容的，见到食物就讨厌，不想吃，一说到吃，就恶心。想吃没有吃的，是物质的苦难；而有吃不想吃，那是精神的苦难”。我真的大吃一惊。她讲的特别有道理。苦难和幸福，对每一个人来说其实都不一样，当一个人认为最苦难，那对他来讲一定是最苦难的，我们千万要尊重他对苦难的感觉。同样，当一个人感觉到幸福的时候，我们千万要尊重他对幸福的理解，而不要去质问，“你的这个感觉是不对的”。人的阅历不一样，或者说人的欲望不一样，体会自然不一样。

问：在当前您所处的时代，是不是和五四时期的启蒙有共同点？作为一名语文老师，现在的年轻人不关注文学，流行的是企业家，请问我该怎么办？

答：我觉得现在的孩子真的是很了不起，他们的心智经常超乎我们的想象。今年的“五一节”，我们省的“三峡杯”作文大赛，邀我挂评委主任的职务，颁奖之后要我上台归纳、做一些象征性的发言。我即兴讲了几句话。我说，今天到这里来，发现所有的小朋友都不会笑了，得了一等奖的不笑，得了特等奖的不笑，拿了特等奖的上台来代表所有获奖者发言的孩子也不笑。这让我感到很痛苦，如果你们不会笑，我觉得这个奖项可以取消。家长、老师辛辛苦苦地做了那么多的准备，做了那么多工作，以为你们很看重，以为你们很在意，以为会给你们带来快乐，哪想到都没有，那有什么意义呢？我最后说了一句话，不管你们在写作文也好，还是今后你们真正进入个人写作也好，我希望写作能给你们带来快乐。写作对我来说，不管作品出来之后产生何种影响，在写作的时候我是快乐的。当然，我的写作是自由的，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不是命题作文。同时，我对在场的老师讲了一句话：现在的语文教学最最重要的一点，是让孩子们认识生活，回归自然。比如说，要求孩子们每周要认识几种虫子，认识几种花草，认识几种树。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我女儿和她班上同学，在教室里发现一只我们叫潮虫，孩子们自己取名叫西瓜虫的虫子，就是黑乎乎的在潮湿的墙角里面爬来爬去的那种，只要发现这种虫子，孩子们就会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上去，玩那只虫子，快乐无比。

我还要说一个更沉重的话题，现在的年轻人，包括在座的某些同学，本来对文学心存非议，或者是了无兴趣。之所以来了，只是想看看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长什么样子。在你们内心中对文学的缺失，归结到底，是语文教育的失败。我跟编教材的朋友讲过我的看法。某地的中学语文教材，将一位在学校当门卫的女子写的散文收进课文里面去了。论文采，肯定写得不会错，只是忽略了语文的意义。就像刚才这位老师说的一样，语文是什么？语文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启蒙。以前我也不理解，我们的语文教材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要选叶圣陶的《游金华双龙洞》。相关金华双龙洞的文章，写得好的多的是，为什么非要选他？后来我才明白，因为这是一扇让后来者了解叶圣陶的窗口。就像我们为什么要选冰心的《小橘灯》，这也是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对冰心有初步了解。但是，现在的语文都成了什么样？一篇完整的文章，好生生地却被肢解成一个个句子与词语，以及没完没了的语法分析，好比一件精美的瓷器被打碎了，所看到的当然是没有任何美感的垃圾。当年我们上学时，年年写的是“好人好事”。现在的学生，年年要写“我的爸爸妈妈”。“楚才杯”作文竞赛获特等奖的一篇作文，写自己的妈妈去世了，日子过得很悲凉，但是孩子自己很努力。没想到颁奖的时候，孩子的妈妈领着孩子一起来了。这叫什么？这就叫语文教育的一种失败！小学语文也好，大学语文也罢，其核心目的都是人文精神的启蒙。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和我们当下语文教育的启蒙是不冲突的。启蒙对于人来讲，是一辈子都需要的。启蒙的重要性，每时每刻都不要忘却。

2011-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