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叙事的艺术探求——论《将军吟》

时间：2024-05-04

◆ 廖四平

“文革”叙事的艺术探求
——论《将军吟》

◆ 廖四平

《将军吟》是莫应丰于1976年3月4日—6月26日冒死写于文家市、1979年9月改订于北京的一部长篇小说①。“第一卷”发表于1979年第3期《当代》上，全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②，随后，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③。这部小说是第一部揭露文化大革命病症的长篇小说，作品通过对空军新编第四兵团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实况的描写以及彭其、陈镜泉、赵大明、江醉章等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从军队的角度再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风貌，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的危害性，歌颂了以彭其等为代表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抨击了以江醉章等为代表的政治投机商或暴发户，从人性的层面上探讨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不仅如此，从艺术性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也多有可圈可点之处，体现了作者在政治转折的历史关头对于“文革”叙事的新的艺术探求。

一、别具一格的人物形象群

小说所着力刻画的人物主要有彭其、陈镜泉、赵大明、江醉章等，这些人物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内蕴，在中国当代小说中都是非常鲜见的。

彭其是一位职业军人。他在青年时代以烧炭为生，遇陈镜泉和胡连生后，与之死结同心，一同参军，跟随毛泽东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打日本、打蒋介石；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新编第四兵团司令员。他政治头脑敏捷——最初虽对文化大革命不甚了了，但能直觉到这场运动是“政治家的安排”，是“新时期的新政治”。思想境界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奋起抗争，但又不是出于个人利益得失的考虑，而是出于对党、民族、国家的忠诚；即使身陷困境、生死不保，也念念不忘民族、国家的利益和自己的职责，如文工团员批斗他时，他说:“我不怕你斗，你斗得我只剩一口气了，我还要进指挥所，你要我死，我就死在岗位上。”甚至在被幽囚山野、饥渴交迫、生死不保时，还惦记着自己保卫国家领空的神圣使命。他耿直刚烈、疾恶如仇、宁折不弯——他直言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不懂军事不能当司令，谴责空军靠搞卫生出名的形式主义作风；兵团政治委员陈镜泉出于善意而责怪他讲话太多，他不以为然；当陈镜泉劝他下到部队不要随便讲话时，他拒绝道：“这也怕，那也怕，讲不能讲，动不能动，这些鬼名堂比敌人还狠！……我不怕！怕丢官，还怕不怕丢江山？！”他意志坚定、不屈不挠——即使惨遭囚禁也不屈服，誓言“要活下去，不把这出戏看完我不死”。腿摔伤后，决定“要认真把腿治好，还要练出劲来，身体要练得劲板板的”，声称“他们越想我死，我越不死，我要活到九十岁，还有三十来年。三十年总能看到这出戏的结果吧”。他果断勇敢，足智多谋——在“新兴革命家”范子愚率众围攻兵团地下指挥所以图抢取所谓的“黑材料”时，他一面处变不惊，一面用计抓住范子愚致命的把柄，使之落荒而逃；他用瞒天过海之计把老战友、兵团管理处处长胡连生送进精神病院以避祸。他仁慈、宽厚、平和——战士杨春喜因神经极度紧张而将“谁热爱毛主席我们就和他亲，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这句口号中的“亲”字喊成了“拼”，他暗中从宽处理他，并让女儿给他送饭送菜，自己亲自端面给他吃；给医生泡茶。他既重情义又讲原则——“他是有感情的人，用感情来打动他，他不会不动；但他更加重视原则性，要是把感情和原则放到天平上来称，那么感情就变得几乎没有重量了”，因此，对与自己死结同心的陈镜泉和胡连生，他一面始终以兄弟视之，以至在自身不保时还绞尽脑汁地救助胡连生，一面又因为误解而怪罪陈镜……总的来看，彭其可谓性格复杂，个性鲜明。

作为一个人物形象，彭其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其一，在《将军吟》出现之前，中国当代小说史上被着力刻画的正面职业军人形象不少，如《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林海雪原》的杨子荣、《保卫延安》中的周大勇、《红日》的沈振新等；但高级将领的形象不多，像彭其这样被着力刻画的兵团级高级将领的形象更是几乎没有——虽然《保卫延安》中有彭德怀，《红日》中有沈振新，但彭德怀不是小说所着力刻画的人物形象，而沈振新只是一个军长，且在作品中的位置也远不如彭其那么重要。因此，彭其这一人物形象的出现，无疑拓展和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军人形象画廊。其二，彭其虽然是一个高级将领，但小说所着力表现的不是他带兵打仗、杀敌报国，而是他及战友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迫害、九死一生的经历以及在灾难中所表现出的高风亮节和对民族、国家、人民的忠诚，从而，从军队的角度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的危害性——彭其遭迫害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已经延及人民军队，这直接损害了民族、国家、人民的安全基础。小说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尚的人格、高贵的品质和博大的情怀，也拓展和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军人形象的内涵。

像彭其一样，陈镜泉也是一位职业军人。他和彭其、胡连生等一起走过烽火连天的岁月，又一起在和平年代担任起守疆卫土、保家卫国的重任——任空军新编第四兵团政治委员。他人生坎坷连连、一身不幸——在抗日战争时期丢掉了一条胳膊；中年时妻子在“反右倾”中含冤自杀；自己身患严重的心脏病，被动地参加文化大革命，做违心之事……他忠于职守——身为政委，上级要求他召开党委会斗争彭其，他如果不按上级要求办，自己则可能被打倒；如果按上级要求办，又实在于心不忍；可最后还是从自己的岗位职责出发，担任了斗争彭其的组长。但他也不是愚忠，如彭其对他说，“我是打仗的，头脑简单，不懂政治，搞不清楚”，他回答道：“你以为搞政治的就一定搞得清楚吧？”在兵团宣判十名罪犯时，他见他们都是刚入伍的十八九岁的战士，内心十分矛盾，质疑“一方面是大歌大颂毛主席的光辉功绩，大树毛主席的最高威信，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力开展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三忠于’活动；而与此同时，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人突然变得这么多”这一怪异现象。他冷静敏锐——面对问题时总是冷静地分析对待，并劝慰彭其也要冷静；在被戴高帽子“当猴耍”时，女儿发火，他却说:“我没有发火，你发什么火？”能从身边出现的迹象推断出有一个地下党在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上级要求他批斗彭其，他清楚地认识到这是借刀杀人。他有智慧——在当时的情形下，他既没有像胡连生那样以硬碰硬，也没有像彭其那样宁折不弯，更没有像兵团宣传部部长江醉章那样不要人格投靠国贼，而是既不正面抵抗，又决不投靠，更不与错误路线一起肆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革命事业、保护战友，从而减少了民族、国家、人民所受的损失，也减少了战友的痛苦。他重感情——他视彭其如亲兄弟，为自己被迫伤害彭其之事愧疚不已，以至于对秘书徐凯痛心疾首地说：“……小徐……我们是死结同心一起参加共产党的。这个半年，我……我拿刀子杀他……我刺伤他的心了，是我的罪过啊！我的罪过啊！小徐，你晓得吗？是我的罪过啊！”彭其在除夕从北京的被关押处逃走后，他非常担心其安危，不顾自己的身体和天气状况都很恶劣，到火车站和铁路各处寻找；得知到江醉章的阴谋后，他决心为彭其洗清冤屈，虽为形势所迫未能成功，但决心没变，并在彭其登机飞往北京时，昏死过去。他懦弱，缺少勇气，用其女儿陈小炮的话来说是个“糯米团”——上级要他批斗彭其，他虽心如刀绞，但还是照做不误；文工团批斗他，冲他高呼大吼，甚至有人把拳头伸到其鼻子跟前、拿墨汁往其脸上涂、把其军衣都染黑了，他也不稍作反抗；得知彭其被陷害的真相后，他非常悔恨和激愤，甚至想找林彪为彭其说话，但在发现事已成定局后，又隐忍妥协了。不过，他并不总是懦弱妥协——在关键时刻，他也有魄力，敢于担风险，如彭其被绑架后，他责令江醉章把人交出；当江醉章把彭其关进石屋加以迫害时，他怒不可遏，立即亲自驱车前往，并不惜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把彭其营救出来……总的来看，像彭其一样，陈镜泉也可谓性格复杂，个性鲜明，迄《将军吟》的出现为止，中国当代小说中还没有出现过像陈镜泉这么高级别、内蕴如此丰富的军队政治工作者形象；通过这一人物形象，小说从人性、人情的角度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的危害性——文化大革命使“人的性情在发生着奇妙的变化。心慈的，狠毒起来；温存的，狂暴起来；胆小的，勇猛起来；含蓄的，外露起来。仇恨的火海把所有人冶炼成同一性格，发出同一种表明其性格的嘶叫声”。正因为如此，陈镜泉才虽与彭其、和胡连生本是死结同心的老战友，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三人虽然职位不同，但彼此肝胆相照；而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为了自保，不得不做一些违心的事，从而，引起彭其的怨恨，正如他对秘书徐凯所说的“他不恨别人，恨我，他恨我”，以至于胡连生竟手举手榴弹，逼着他去找彭其……

赵大明是空军新编第四兵团文工团成员之一。受时代潮流的影响，他加入了造反派的行列，但后来又觉醒了——同情并保护彭其、揭发江醉章。他积极上进、为人真诚、思想单纯但幼稚、缺乏主见——他把文化大革命当成一场触动人灵魂的革命，力图紧跟时代，与现实生活合拍，以至于为此中止了与彭其之女彭湘湘的恋人关系，与范子愚“团结”“战斗”在一起；他尽管尊敬、信任彭其，但又相信彭其有错误，并希望他积极改正错误；看到陈镜泉遭批斗，虽颇感矛盾，但很快“由惊奇到理解，由理解到冲动，由冲动到麻木”，最终参与批斗陈镜泉。他有才华——能作曲作词演唱；领导让他写材料，他能把领导的意图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来；所写的广播稿能让“那些机关干部和警卫战士们听着听着都不做声了。他们至少是感到惊奇，居然也有这样讲道理的造反宣传品！在文工团造反群众中间也有一部分人赞成这种宣传，他们在议论纷纷”。他有是非感——虽为形势所迫，中止了与彭家的关系，但对彭其一直怀有尊敬之情，不相信彭其会做出反党的事情；在北京巧遇彭其后，尽心尽力地照顾他，并打心眼里认为他是一个爱党爱国爱人民的好司令；冒着生命危险照顾被囚禁的彭其；在范子愚自杀的现场获取有关江醉章背叛革命的材料后巧妙地带出；揭露江醉章的阴谋，并把江醉章陷害彭其的黑材料偷出交给彭湘湘，让她用来保护彭其。他重感情——他虽然为形势所迫而与彭湘湘中止了恋人关系，但又始终挂念着她；在决定离开部队到工厂工作时，希望她将来能到他所在的工厂和他一起工作。他胆小怕事——看守彭其时很想暗中去照顾彭其，但又害怕被发现……总的来看，赵大明是一个虽一度迷失自我但又良知犹存、积极进取的青年，也是一个个性鲜明、意蕴独特的人物形象；通过这一人物形象，小说再现了积极进取的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境况和奋进行为，揭露和批判了文化大革命对青年的戕害——它使一些思想单纯、心地纯净、积极进取的青年被引入了迷途，心灵受到了污染和伤害。

江醉章是空军新编第四兵团宣传部部长，林彪集团在兵团里的爪牙。他善于溜须拍马、投机钻营——他竭力迎合林彪集团，狂热地宣传文化大革命，借势扶摇直上。他善于玩弄权术，搞阴谋，笼络糊弄人——被任命为兵团政治部主任后，他“巡视”总部，每到一处，都把工作同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大谈特谈；到组织部时，因部长资格较老，年纪较大，对他不在意，他很恼火，但又不好直接发作，便借办公室的地面没有打扫干净而大加批评；又如，一见到访的范子愚，就亲昵地道：“进来进来，我知道你没有吃早餐，给你准备了一份，你进来，洗脸没有？”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对身为文工团一员的范子愚说：“我就主张这样，把文工团当作干部学校，只要我在这里当部长，我就要这样做。现在是锻炼人的好机会，要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里游泳，争取游过河去。好好干吧。”他阴险狠毒——他在范子愚可资利用时便重用之，在范子愚丧失被利用的价值时便一脚踢开；在得知范子愚掌握了有关自己叛变革命的材料后，先发制人地将之打成反革命分子，逼之跳楼自杀；耍阴谋诡计陷害彭其、陈镜泉和胡连生等，并欲置彭其于死地。他易反易覆、反复无常——陈镜泉从北京回部队召见他时，他开始嚣张傲慢，但在看到陈镜泉脸上闪着胜利的光彩后，便一改狂态；听陈镜泉说军委命令他为兵团政治部主任后，他放肆地大笑，但在得知林彪送给陈镜泉一尊毛泽东的铜像后，他立马又惶恐不安。他心地龌龊——既要彭其的秘书邬中的妻子、兵团门诊部护士刘絮云做他办事的工具，又要她做满足他情欲的工具……总的来看，江醉章是一个政治投机商、暴发户，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是人民军队里的一个败类。通过这一人物形象，小说从军队的角度揭露文化大革命的危害性——江醉章之流兴风作浪、为虎作伥、肆无忌惮地迫害彭其等忠良，致使军队不搞战备搞运动，一片混乱，战斗力无疑大减，国家的安危系数也无疑随之大为降低，江醉章形象的历史内涵由此得到了深刻的揭示。

二、鲜明而又独特的艺术表现

这部小说在艺术表现方面颇有特色，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人物众多而又个性鲜明。小说人物为数众多——除彭其、陈镜泉、江醉章、赵大明等外，小说还有李康、胡连生、范子愚、邬中、刘絮云、邹燕、彭湘湘、陈小炮、李小芽、陈小盔、徐凯、方鲁、赵开发等一系列人物，而且这些人物大都堪称性格内涵丰富、个性鲜明，如兵团副司令员李康政治眼光敏锐、宁折不弯，胡连生直爽、粗鲁、暴烈、粗中有细、善良，范子愚愚忠、狂热、愚昧、阴险，邬中心地龌龊、见风使舵、见利忘义，刘絮云精于心计、巧于钻营、善于伪装、阴毒、狂暴、寡廉鲜耻，彭湘湘善良敏感、敢爱敢恨、敢作敢为，陈小炮乐观、聪明、勇敢、果决、无畏、倔强、热忱、侠义，李康的女儿李小芽单纯、善良，陈镜泉的儿子陈小盔沉默寡言，徐凯忠心耿耿，门诊部主任方鲁是非分明，赵大明的父亲赵开发热心朴实……

(二)立体化地刻画人物形象及其性格心理。作者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把人物放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刻画其性格特点，如对江醉章，小说通过写他与范子愚、彭其、胡连生等之间的矛盾，描写其阴险狠毒、老奸巨猾、故弄玄虚、处心积虑、不择手段……不仅如此，作者还在各种境遇中刻画人物，如彭其，在身处顺境时居安思危——当他还是司令员的时候，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真诚对待自己的下属，对文化大革命，从开始就担忧；身处逆境时刚直不阿、百折不挠——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批斗时，对批斗一笑置之，不仅没有因挨批斗而意志消沉，反而因此而看开了更多的事情：了解女儿湘湘和赵大明之间的感情后，不再阻挠他们；认识到自己再怎么遭批斗，也不会比当年烧炭的境况差……此外，作品在心理描写刻画人物上也颇显功力。小说既有客观的心理分析式描写，又有人物独白、幻觉和梦境的描写等，同时，还注重通过描写人物的行为、语言、表情等来描写人物心理，如写彭其：“他站起来，在老战友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也像早年思考作战方案一样，但心情已经完全两样了！他突然快走，好像在急急赶路似的。”——这是通过描写彭其的动作写其心理；对陈镜泉他直言道：“这也怕，那也怕，讲不能讲，动不能动，这些鬼名堂比敌人还狠！……我不怕！怕丢官，还怕不怕丢江山？！”——这是通过彭其的语言写其心理；斗争胡连生之后回到家里关上门倒在藤睡椅上时，“总觉得耳边有声响，有吼叫声，辱骂声，还有哭声。这三种声响有时绞在一起，成了一种嗡隆嗡隆的如螺旋桨飞机在低空飞行的声音。”他还幻听到钢琴声，忽视了在他身旁的烟……这是通过描写彭其的幻觉写其心理。妻子许淑宜讲了女儿因他的蛮横举动而闷闷不乐后，“彭其听了，心中更觉难受，好像一切罪孽都是自己的过错。”这是直接写彭其的心理……

对于我国公民而言，有权利参与社会的公共管理，对于居住的小区可以参与小区的公共管理，并提出相应的意见，对于生活的城市，包括公共设施以及一系列的公共设施，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来为美好城市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和努力。

(三)思辨性浓郁。小说的思辨性首先表现在语言方面，作者热衷于在作品中抒写那种具有思辨性和哲理性的文字，如“每人都在变化，每人的变化又不同，可见人世间多么丰富多彩。”“与其做一个高贵的附属品，还不如做一根自立于泥土的野艾蒿。”“他们目睹了整个冗长的戏剧。一会儿是喜剧，一会儿是闹剧，一会儿是恶作剧，当前又在演悲剧。”“仇恨的火海把所有人冶炼成同一性格，发出同一种表明其性格的嘶叫声。”“不爱大家就是因为太爱自己；不爱人民就是爱着人民的敌人；不爱美好的事物就是正在迷恋着丑恶的事物。”“人都在变化中，变化了的人心会产生出变化环境的力量。”“人只要有了忘我的精神，热爱人民的精神，就能把自己的肉体看作如尘埃一般微小，扬起落下都无关紧要。”“枪是硬家伙，文章是软家伙；枪是呆家伙，文章是活的。硬的搞不过软的，呆的搞不过活的，没有办法，只好认输。”“坚强可以使人在狂风暴雨的摧残下不倒不折不弯腰。”“凡是大智大勇者都是没有感情只有理智的。”“威信就是一威二信。在实际上，信是没有用的，只要有威就行，有威就是信，有威，谁敢不信？”……这些语言都富有思辨性，都能传达在当时那个年代里颇能发人深省的思考，但也不可避免地给作品带来了理念化的流弊。二是表现在人物的思想活动描写方面，如彭其在被当作囚徒给看管起来时对囚犯与狱卒之间关系的反思；赵大明对自己从造反到觉醒、反叛的过程的反思；邬中对自己为了攫取权力，不惜连老婆也赔了进去的丑恶行为的反思……

(四)线索繁复，结构精巧。小说从正面描写军内的文化大革命，但没有简单地按运动的流程来布局情节结构，而是以彭其一家身处文化大革命的险风恶浪、所面临的矛盾斗争及其经历、遭际、命运为主线，交织着由彭湘湘、赵大明、范子愚等相互之间的矛盾纠葛所构成的空军新编第四兵团文工团造反派的各种内幕，由彭湘湘、陈小炮、李小芽等相互之间的矛盾纠葛所构成的空军新编第四兵团高级干部的家庭忧患和生活变故，由邬中、刘絮云、江醉章等相互之间的矛盾纠葛所构成的空军新编第四兵团野心家、阴谋家陷害忠臣良将的卑鄙伎俩，由彭其、陈镜泉、胡连生等相互之间的矛盾纠葛所构成的空军新编第四兵团的运动“全景”等线索，从而，呈现出扇形结构，全方位地扫描出文化大革命最初几年的历史风貌④。

(五)采用“戏剧化”、“音乐化”的手法。小说借助戏剧组织矛盾、形成高潮的手法，如第一章《琴声·歌声》，围绕砸琴事件“引进”主要人物，初步形成悬念，勾画出时代氛围。之后，采取传记的写法，一章一章地展开，描写主要人物的身世、经历、现状。小说的前五章，可以看做多幕的第一幕。再后，按照创造人物和故事发展的需要，精心组织了《公审大会》、《老人心》、《斗争会》、《将军愤》、《四面哀歌》等高潮，收到了波澜起伏的艺术效果。同时，借助于交响乐再现和变奏的手法，将某一种思绪固定在一个特定的旋律上，有时又把各种不同的“音响”融会在一个画面里。如第一章《琴声·歌声》，旋律是抑郁的；第八章《公审大会》，旋律是怨艾的；第十四章《老人心》，旋律是明快的；第二十八章《将军愤》，旋律是激昂的；第三十三章《热情奏鸣曲》，旋律是热烈的；第四十章《爱与死》，旋律是缠绵的；第四十二章《温泉夜》，旋律是挑逗的。即使在同一章里的旋律，也有其他各种和弦；就是同一旋律本身，也有节奏、“音响”的多层次变化，进而使整部小说充满了音乐的优美感和节奏的明快感，引人入胜，具有极强的可读性⑤。

(六)注重对比喻、象征等手法的运用。小说大量地运用了比喻、象征等手法，比喻如：“她(彭湘湘)仿佛觉得，她的温暖的家就像一条飘泊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船，随时都可能被浪头打翻；而那些造反者们便正是掀起巨浪的妖孽。”“她预感到人跟人的关系会发生一次巨大的变化，孤独像乌云的阴影一样正在移近这个动荡的家庭。”“他像一堆篝火燃烧在她的心里，使她感觉不到有严寒到来的威胁；他像一个力量之神跟随在她的左右，使她永远也不会弱小与孤单。”“海风时强时弱地吹来，把竹子摇得飒飒作响，好像有蟒蛇或猛兽正在那里蠢蠢欲动。”“有一架歼六型战斗机被卡车牵引着，从滑行道上开来。它抖动两翅缓慢地爬行，就像刚钻出蜂巢的一只幼小的工蜂。”……象征如：“窗外是阳台，阳台上放着一盆金橘。海风使院里的大树摇晃得相当厉害，而金橘小树不受大的影响。在寒风中没有一棵大树能够结果的，倒是这小金橘树独能果实盈枝。”“阳光透过窗口射进病房来，天气复晴了。无论大风雪来势多么猛烈，它只能逞凶于一时，只有阳光才是永恒的。即使在昏黑的风雪天，也并非阳光不存在了，不过暂时被浓云挡住了而已。浓云一散，阳光还是阳光，多么明亮的阳光！”……这些比喻和象征手法的广泛运用无疑在文本中形成了一个含蕴深广的隐喻系统，对于小说主题的深化和人物性格的凸显都具有重要的叙事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