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中的悖论

时间：2024-05-04

◆姚伦

茅盾与姚雪垠同为“五四”以来第一、二两代的老作家。自1938年姚雪垠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发表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起，两人即结下了长达40年之久的师生之谊。姚雪垠在贺茅公81岁生日的诗中有这样两句:“少作虚邀贺监赏，暮琴幸获子期心。” “少作”是指姚雪垠青年时创作的《差半车麦秸》，“暮琴”则是指他老年时写的《李自成》。从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到历史长篇小说《李自成》，茅盾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和鼓励，不难看出，姚老对于茅公的赏识与推崇十分感激。茅盾对长篇小说的创作一直十分关注，生前特将自己毕生积蓄的25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设立茅盾长篇小说文学奖。而第一届“茅盾文学奖”颁发给《李自成》 (第二卷)，则与茅盾对姚雪垠创作的长期关心与支持是分不开的。茅盾曾给予《李自成》高度的评价:“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剖这个封建社会，并再现其复杂变幻的矛盾的本相，‘五四’以后也没有人尝试过，作者是填补空白的第一人。”①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李自成》的研究日渐沉寂下去，当下，谈论《李自成》的声音更是稀薄。当年用阶级斗争历史观去解读农民起义，为《李自成》赢得鲜花与掌声，如今，阶级斗争历史观的运用又成了它的“罪状”。从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问世，到1999年小说四、五卷最后付梓，《李自成》创作历时36年，在时代风云的不断变幻中，作家的观念也产生了复杂的变化。阶级斗争历史观并不能囊括《李自成》的整个创作过程，将五卷本《李自成》纳入研究视野，对其全部文本集中梳理，从整体上把握《李自成》的创作流变，对于给予这部作品公正、客观的评价，很有必要。

一、作者小说观念的悖论

1.“现实主义”对“革命现实主义”的消解

姚雪垠在20世纪30年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与许多作家被动地“思想改造”所带来的痛苦和创作才能衰竭相比，姚雪垠则积极主动得多，可以说他终其一生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他在多篇创作回忆录中谈到《李自成》运用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作原则，详细说来，就是哲学上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学创作方法上的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为了说明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动力，姚雪垠“努力在《李自成》中把每一个人物都放在一定的阶级地位，阶级关系中去处理”②，在泾渭分明的阶级话语下，《李自成》全书围绕崇祯和李自成这两个对立阶级的典型代表之间的殊死搏斗来展开，在他们背后，分别是以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为基准划分的官军及农民军两大阵营。在阶级斗争理论的观照下，革命与反革命的话语色彩十分浓厚，对于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作家显然更为偏爱。农民军从大将到普通士卒，上下一心，为创造一个“清明的太平世界”而努力，官军打仗要么是被逼无奈，要么是贪图功名利禄，如同一盘散沙，一击即溃。义军将士被官军杀害谓之“牺牲”，他们杀了官军则称为“消灭”。四川名将张令、秦良玉，本为抗清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在阶级话语的宰制下，明朝官员不论是谁，在历史上起过什么样的作用，地位如何，只要他们曾参与镇压农民军，就会被贴上反动阶级的标签。

姚雪垠是一位悲天悯人、对下层劳苦大众饱含同情的作家，他始终站在受侮辱、受损害的底层人民的立场下去书写历史。在小说开始，李自成部队打着“救民于水火”的旗号，攻州掠府，解民倒悬，老百姓十分拥戴他。但从小说第三卷开始，农民军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悄然地发生了变化，尽管此时阶级斗争的视点仍然顽强地存在着，但作者已不再一味歌颂农民战争了。开封攻城战中，作者在写出战场残酷景象的同时，将目光对准了城内居民，重点描写了张存仁一家在恶劣战争条件下的生存状态。作者花费大量笔墨去写城内张存仁一家的不幸，透过一个小家庭的遭遇，折射出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大环境下的众生相。姚雪垠在第三卷中将叙述目光更多地投向了战争状态下的普通老百姓，表现了他创作观念的转向。如果在小说《李自成》第一、二卷中，作者还有意回避农民军的负面影响和对社会生产的破坏，那么在第三卷中，农民军的破坏性被铺陈开来写，最初农民军那种进步的正面形象逐渐遭到瓦解。因此不难理解那么拥戴李自成的老百姓，此刻会发出这样的声音:“人家姓李的和姓朱的争天下，把咱们百姓也拖在里头，叫咱们怎么活?”③姚雪垠一反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成规，直面农民军的种种弱点和错误，虽然意在总结农民战争的经验教训，却不免使农民军在前两卷中被用心塑造起来的高大形象瞬间崩塌。现实主义对革命现实主义的消解，使得农民军一开始表现出的“正义性”、“进步性”受到挑战。

不论是作家观念更迭，还是时代环境使然，小说《李自成》表现出既存在图解历史，也追求历史真实性的矛盾状况。两方面共时性地存在于同一文本中。一方面，姚雪垠用饱蘸“同情之泪”的如椽大笔书写那支在巨大失败中不绝望、不气馁的农民起义军，塑造出形形色色的英雄群像，完成他对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解;另一方面忠实于现实的艺术追求也使得他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无处遁逃。

2.多元复合历史观的冲突

作家姚雪垠把向来被忽略、或受到轻视的农民起义作为重要的历史因素，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中，将它推向历史大舞台的风口浪尖。为了体现“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④，在史料较少的情况下，姚雪垠虚构了许多动人的情节，对李自成农民军在崇祯十三年前的作用“做了某些程度的夸张”，赋予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及其部下艰苦朴素、英勇作战、疾恶如仇、关心下层人民等众多高贵的品质。但不可避免的是，农民战争在他的笔下无论多么波澜壮阔、振奋人心，最终也难逃失败的命运。如果对照李自成在北京登极后，农民军迅速败亡这一事实来看前两卷，很容易产生这样一个疑问，起初富有朝气、人心归附的农民军，为何在几个礼拜的安逸生活里就会立马腐朽变质，导致最终垮掉呢?

作为一部创作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的小说，《李自成》在文本间的过渡并不平滑，产生的诸多“裂缝”，留下给我们许多思考的空间。在《李自成》这部多卷本历史长篇小说中出现风格不统一的情况，一方面，作家要借助唯物史观考察明末的这支农民军，为说明农民军巨大的历史作用，有意采取“仰视”的角度来刻画这支军队;另一方面，治学严谨的作家在史学和文学两方面都不愿“流俗”，不得不忠实于历史，写出历史进程中的多重合力。如何在文本中弥合两者间的缝隙，小说作者煞费苦心，他采取的切入点是毛泽东的“在先进的阶级出现以前，农民不能独自取得革命的胜利”的著名论断⑤。因此，无论大顺军的起点有多高，总免不了失败的命运。

问题在于把阶级斗争视为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势必忽视其他社会力量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以阶级斗争代替一切，容易忽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姚雪垠写《李自成》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反映农民战争的成败规律那么简单，他的雄心壮志还包括要“围绕这一历史事件，广泛描写明清之际社会变动中各阶级、阶层、政治集团、军事集团、各种社会力量的复杂关系”，写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自小说第三卷始，越来越丰富的历史内容已经无法完全用阶级斗争理论统一起来。随着小说主题的开掘，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被浓墨重彩地推向历史舞台，特别是关外皇太极、多尔衮等人，他们左右时局的作用被突显，成为作家肯定的对象。在民族政策上，他们重用汉族官僚，在文化上，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积极利用汉族文化为己所用。作家对清朝年轻且充满活力的文化极为赞扬。多元的历史观在这里产生了冲突。姚雪垠站在民族融合的角度，对满洲部落这一政治力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如果按照阶级斗争理论来看，满洲的上层人物同崇祯一样，是“吸民脂民膏”统治阶级，关外铁骑经常骚扰畿辅，造成边境地区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他们不仅杀人放火，每次进关还会劫掠普通百姓，破坏性极大。立足于开阔的民族观，作家没有将满洲方面纳入阶级斗争史，反而倾心于他们的生机与活力。

“历史不再只是由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推动的，而是由人民群众和圣君贤相共同创造的，后者的作用甚至被认为更显著。”⑥有评论家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民英雄不再成为历史小说的主角，在《少年天子》、《曾国藩》、《张居正》、《康熙大帝》等历史小说中，圣君贤臣在历史进程中展示出强大的推动力，《李自成》中体现的历史观念受时势的影响不得不说是十分明显的。同样是皇帝，对比内外交困的崇祯，皇太极更显出开国明君的雄才大略。“他不断招降和重用汉人协助他创建国家的工作，积极吸收高度发达的汉族封建文化为他所用”⑦，汉族官员在满洲贵族定鼎中原的过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作家在谈到洪承畴这个人物时说:“我考虑到洪承畴这个历史人物从24岁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虽然前半生已经做了大官，但对中国历史并没有起重要作用，到降清后进入后半生，在中国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个人在处理政治和军事问题上，表现得才华横溢，思路敏捷。”⑧从历史进步性来看，洪承畴做过明朝的大臣，多次打败农民军，是镇压农民起义的主要军事统帅。从这一点上看，他确实“没有起重要作用”，而在洪承畴的后半生，他凭借真才实学，促进清朝一统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在中国历史上却“起了重要的作用”。观念支配着作家笔下的人物，作家站在民族融合的角度，对皇太极、洪承畴等“圣君贤臣”的处理并没有失之简单化，而对其作出了中肯的价值判断，正体现了作家的深刻之处。在《李自成》后两卷中，姚雪垠很少作简单的阶级定性，道德的观念也更为开放，小说的艺术魅力也因此得以绽放。

二、人物形象塑造中的悖论

1.创作意图与艺术效果之间的背反

“历史小说应该深刻揭示主要人物性格的阶级本质”⑨，秉承这样的写作观念，在阶级的分野下，作者钟爱笔下的李自成和高夫人，在刻画人物形象时，掺杂了过多的个人感情。正是因为带有感情倾向，姚雪垠才会认为， “郝摇旗、张献忠这样的人物好写，李自成、高夫人、刘宗敏等人物难写”⑩。作为“反动阶级”的杨嗣昌、卢象升、洪承畴因为作家的着力刻画，人物形象反而不显单薄，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正如王先霈所说:“在中心人物形象塑造中，作者被固有的历史观控制太严，而在稍稍次要的人物那里，审美创造的直觉得以脱颖而出。”⑪在小说后两卷中，姚雪垠很少对人物作简单的阶级定性，许多人物因为性格向纵深发展，反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个人情感的渗入和消退，产生的结果就是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的矛盾。

受时代因素以及作家观念的制约，80年代以后，小说《李自成》的四、五卷的书写虽然没有完全脱离姚雪垠自三四十年代形成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观念的精神制约，但是在具体人物的塑造上呈现出转向的趋势。如作家着力塑造的封建帝王形象——崇祯，在漫长的岁月的淘洗中，逐渐流露出本色:封建帝王人性的一面得到舒张。再譬如封建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李岩，由于主体意识的渗入，对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漂泊的命运的书写使人物形象增色不少。本应是遭到贬斥的对象却赢得了作者的同情，在开篇受到极力颂扬的农民军最后却在作家冷峻之笔的审视下如一盘散沙，迅速溃败。由于创作意图与艺术效果之间的背反，小说《李自成》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超越了作者的期待，却表现出更为丰富的意蕴。

2.李自成——从“农民英雄”到“孤家寡人”

众所周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取得了伟大胜利，推翻了明王朝的腐朽统治，但他的大顺朝仅存四十二天，登基不到两天，就匆匆逃离北京。曾经大军过处闻者望风披靡、战功赫赫的他最后竟孤零零地惨死于乡民之手。如此巨大的人生落差本可以为挖掘人性的深度提供多种可能，但是在《李自成》中，由于作者回避了李自成及其领导的农民军对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的破坏，以及过分强调农民战争的历史正义性和合理性，尤其是过于突出了阶级性，导致人物形象缺乏历史文化心理深度，农民战争的复杂面并没有揭示出来。而且遗憾的是，作为农民英雄，李自成的形象塑造和性格挖掘并没有向纵深发展，虽然在第四、五卷中，李自成被添加了一些个人化的描写，但已经无法整体挽回他整个人物形象支离破碎的局面。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作家只注意将前三卷中李自成的性格翻转过来，将他性格中的负面因素放置到突出的地位并进行量上的积累与强化。”⑫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描写是革命意志的动摇，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作家观念的变化。

小说第三卷是一个转捩点，开封攻城战中，李自成已逐渐有脱离群众的表现。农民军占领北京后，李自成开始对手下大小将领论功行赏，加官进爵，并积极筹备登极大典的诸项事宜。实际上，自1643年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后，他已经由农民军领袖过渡为封建统治阶级，完成了阶级转化。“封建帝王的成型”使得李自成率领的那支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农民军一度消失在读者视野中，农民军种种弊端浮出水面。当披在李自成身上“神性”的外衣被作家撕去后，被典型化了的人物和支配周围一切的“个人英雄”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进驻皇城后的第一晚，李自成的“革命魂灵”就被富丽堂皇的宫殿和貌美贤淑的宫廷仕女所摄，新纳的宠妃窦氏让他十分满意，几乎改变了他多年早起的习惯。登上权力的顶峰，过于轻易到手的胜果让他不禁飘飘然，选妃纳妾、封赏功臣、拷掠追赃，这些都是不急之务，却被当成进入京城后的头等大事来处理，反而是赈济灾民、减免赋税这样有关人心背向的大事被大顺朝文武百官置若罔闻。山海关一战之后，进京前所向披靡的李自成终于尝到失败的滋味。在李自成生命的末期，军事上的接连失利，股肱大臣的背离，使得李自成的行事主张更加独断专行，最后众叛亲离的他孤零零地惨死于乡勇之手。小说最后两卷中，作者对于农民军的态度几乎来了一个大逆转，历史的态度取代了英雄主义，由于英雄主义的退隐，前两卷对李自成理想化、现代化的描写被置换成对其弱点和缺陷毫无保留的剖析。

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艺术上和思想上的成就，往往体现在它对主要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上。毋庸讳言，由于阶级本质的转化，姚雪垠笔下的李自成形象在性格逻辑发展中存在着断裂之处。虽然作家可以从丰富的历史典籍中撷取材料为小说所用，但是与各种史料的堆砌不同，小说的内容不能孤立地存在，它得遵循一定的叙述逻辑和思维线索。从总体看，李自成的形象从“农民英雄”到“封建帝王”的性格发展断裂，前面显得单薄，且与后面的异化形象反差过大。

3.崇祯——从“封建帝王”到“悲剧英雄”

如果说，李自成的悲剧带给人们更多的是理性的思考，那么，崇祯的悲剧则深深地打动人心。在《李自成》的前三卷中，姚雪垠将崇祯置于不同阶级、阶层的相互关系中来刻画，细致地写出了宫廷中的勾心斗角，宫廷与皇亲的矛盾斗争，朝廷上的矛盾斗争。姚雪垠并不愿对崇祯进行公式化、概念化的描写，崇祯不仅是一位封建帝王，更是一位极具悲剧色彩的典型人物。姚雪垠认为， “所谓悲剧，就是英雄人物，通过他的努力奋斗，不能扭转客观历史条件给他提供的形势。正如恩格斯说的:‘历史的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⑬。身为帝王，崇祯不是不渴望清平盛世，对于明朝的覆灭，崇祯显得并不甘心，即位十七年来，他一直在与命运不断地进行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不忘做垂死挣扎，一会幻想着吴三桂的救兵会突然赶到，一会又想率军亲征，直至最后落得国破家亡的下场。即位十七载，他无时无刻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长期累积在心头的愧疚心情使他常常失声痛哭，他越是想有所作为，现实却与期待相去甚远。明代在崇祯一朝已经陷入无可挽回的境地，即使没有“内忧外患”，也是强弩之末，并不会撑太久。历史“选择”了崇祯作为亡国之君，这是不可逆转的。崇祯的主观行为动机与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完全背反，因此，他只能走向悲剧的灭亡。

在小说中，崇祯的死不是农民阶级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大胜利，反而透露出一股悲凉的气息。临自尽前，崇祯还在为满城百姓可能遭到“流贼”的烧杀抢掠感到忧心，他在衣服上写道“贼来，宁碎朕尸，勿伤百姓一人”。李自成以及大顺的一帮文臣牛、宋、李岩等对这句话，不能不受到触动。这个情节本是为了刻画崇祯的虚伪，反而让人感到崇祯作为一国之君身上所具有的道义品质。李自成退出北京时，纵火焚烧宫殿与崇祯拒绝焚烧乾清宫和三大殿形成强烈的对比，反讽的是，一度被“丑化”的封建帝王到死前行事反而比农民军更受人尊敬。

尽管崇祯作为落后反动的历史人物避免不了最终被历史淘汰的悲剧命运，但是姚雪垠并不愿将他作漫画式的处理，他曾谈到，如果李自成不那么快地打到北京去，明朝的历史也许会延续几年。在小说的后半部，姚雪垠对崇祯的刻画不再从阶级立场出发，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悲剧角色是他刻画崇祯的落脚点。姚雪垠说:“对崇祯的悲剧不能简单化。他当时可以避免亡国，而他竟然走上了亡国之路，身殉社稷，正显出他的悲剧性特别深刻。另外，崇祯‘御极’17年，不是因荒淫昏庸而亡国，在他亡国时必然有许多人从死，为他殉节，也是为朝廷殉节，所以不能将他的死写得冷冷清清。”⑭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崇祯励精图治，最终仍不免失败的一生，本身就极具悲剧色彩。当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时候，姚雪垠笔下的崇祯就挣脱了阶级立场的束缚，人物形象绽放出悲剧色彩。因此，不难想象作为反动腐朽的封建君主与作为帝王的普通人的崇祯是如何同时出现在作家笔下的。

4.李岩——知识分子的“是”与“非”

李岩这个人物形象，据作家姚雪垠考证，在历史上是“绝无其人”的。姚雪垠谈到，他写李岩，是“根据传说塑造另一种封建时代的典型人物”，不仅写他“淡于功名”，“也写出他和农民军并未水乳交融”⑮，证明如李岩这类知识分子在农民战争中起的作用并不大。但李岩的作用如何呢?我们从小说中来看。李岩在投入闯军之初，即带去了一封十分重要的长信。这封信详细论述了他的战略思想，大体内容是建议闯王立足河南，用心经营，待到民心稳固，生产恢复，再图谋定天下。这本是十分得民心的建议，宋献策和牛金星也十分赞同，可李自成并未采纳，他认为攻克开封才是当务之急。在农民军攻破商丘、睢州后，李自成准备弃城而去，望着坚固的城墙被大军拆毁，李岩觉得十分可惜，他又再次向闯王建议对这些重要城市分兵驻守，设官理民。李自成虽然觉得这意见十分重要，但是由于罗汝才从旁掣肘，这项建议又未被采纳。在闯军即将跨进紫禁城的前夜，又是李岩大胆犯颜直谏，他凭着一片忠心，力劝李自成取消对明朝勋戚拷掠追赃的成命，同时勿许将士驻扎内城，以免扰害百姓。令人扼腕的是，驻军城内和对大臣拷掠追赃都是刘宗敏和陕西将领同李自成早已商量好的，李自成根本不会采纳他的意见。而后的事实惊人地证明，这两项举措正是李自成和他的农民军在北京迅速失去民心的直接原因。小说中李岩最后一次对闯王提出建议是在农民军兵败山海关之后，他向闯王请求带兵两万回河南，经营中原，为农民军收拾残局，重拾人心，为岌岌可危的形势作最后一搏。可是新近尝过大败的李自成对李岩有了猜忌，他怀疑李岩的要求不是出自真心，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杀害。

直到李岩悲剧的一生结束，他始终是扮演一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角色。他对李自成的一片忠心，他尽其所学为大顺朝出谋划策，可是他的大多数意见闯王并不采纳。李岩的悲剧在于，他虽然明白李自成同其他陕西籍将领的思想一样，更愿意定都西安，以关中为根本，不愿在河南立足，但他却有一种“骨鲠性格”，敢于直言进谏，尽管他有深谋远虑的见解，但因为不善揣摩李自成的想法，和陕西籍将领的心思也常常背道而驰，所以逐渐受到李自成的冷落。正因为李岩“独怀殷忧”，当大家都在热烈地讨论时进兵北京时，他常常是一言不发，还面带心事。正是李岩这种“忧戚者”的身份，使得他区别于农民军的其他人物形象。姚雪垠所谓的李岩与农民军“精神上有距离”，实际表现出是他对“革命”前途始终保持一份冷静的认识。李岩作为封建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有他书生气的一面，他一直念念不忘的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在大顺军盲目乐观的情绪下，李岩考虑得更多的是“革命”可能会遇到的挫折，与大顺朝中一味歌颂的声音相比，他的意见很不协调。他竭尽全力地纠偏农民军的运行轨迹，他所缺乏的“革命狂热情绪”，可能正是所谓的他与农民军“离心”的地方。

我们看到，李岩这个人物形象实际包含的意蕴已经偏离了姚雪垠最初塑造这个人物时的设想。姚雪垠实际上是在借用李岩这个人物来看大顺军的种种失策。姚雪垠在李岩这个“虚构人物”的使用上，观念在不断发生变化，从一开始批评李岩清高的士大夫气质，到后来对李岩的死充满同情，姚雪垠不自觉地将知识分子改造的现代主题融入到对封建士大夫的批判中，作家主体精神的介入赋予李岩这个人物形象更深层次的悲剧内涵。本来是为批驳《甲申三百年祭》中对李岩作用的夸大而对该人物进行重写，对李岩这位官宦子弟出身，封建士大夫阶层的典型人物进行批判，结果却演变成对其怀才不遇反遭杀害的嗟叹，姚雪垠要表达的何尝不是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悲叹!

三、小说结构中的悖论

1.喜剧结构与悲剧结构之间的冲突

《李自成》中存在喜剧结构和悲剧结构的冲突。喜剧结构表现之一是小说中充盈着浪漫主义色彩和乐观主义精神。喜剧冲突的解决一般比较轻快，往往以代表进步力量的主人公获得胜利或如愿以偿为结局。

小说前二卷为了突出农民起义英雄们“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无所畏惧的英雄本色以及坚信胜利的乐观主义”，对农民阶级这一阶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拔高”。小说《李自成》在农民军这一群体的刻画中，不免出现同质化的趋向。在阶级史观的视野里，农民阶级“天然”地具有进步性，在精神气质、思想境界等方面都超越当时的其他阶层，这不仅仅是内在的设定，而且具体表现在文本中，农民军具有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和军民一心的政治坚定性。喜剧结构中的人物，即便处于人生低谷，也绝不气馁。在商洛山中瘟疫流行、粮食困难的情况下，农民军也不忘赈济灾民。农民军奔袭开封的失败，反而使全军越挫越勇，产生了意想不到的鼓舞作用。小说中的李自成并不像某些史书中记载的那样，因为革命陷入低潮，而沮丧得要自杀，他不仅没有丧失革命斗志，反而鼓舞士气，坚定斗争的信念。在喜剧结构中，农民军面对强敌，也不会有丝毫胆怯的心理。朱仙镇大捷，是农民军对官军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从此之后，明朝再也无力集结如此众多的部队。这在书中是农民军和官军的首次大规模作战，集中体现了李自成的战略思想和军事才华。农民军对官军设下了数道埋伏，意图将官军的有生力量消灭干净。在农民军离间计的成功运作下，面对大溃败的十七万官军，“将士们恨不得自己比别人多生两条腿，或多长出一对翅膀”⑯，去消灭更多的敌人，作者调侃式的笔调表达了对官军的蔑视。农民军与官军的战斗力有着天壤之别，义军作战格外英勇，官兵则像一盘散沙，一击即溃。至于刘宗敏在大战将至前的酣睡、飞马跃崖的惊心动魄，李自成在平叛完石门谷的作乱后于马上小憩的情节则于紧张的征战杀伐间，凸显出革命英雄的沉着勇敢，极富传奇色彩。“英雄史诗”的叙述视角使得战争变得更为浪漫，而忽视其中的残酷性。这种叙事结构，产生的阅读效应是读者不自知地把自己摆在农民军的立场上，很难对整个农民战争做出客观的评价。

农民军越失败，小说越显示出喜剧的效果，后来节节胜利，小说反而孕育着失败的因素。处于逆境中的起义军，反而洋溢着开朗乐观的积极情绪，在势如破竹的军事行动中，悲剧气氛却愈演愈烈。从小说第三卷开始，姚雪垠对农民军部队的破坏性有了更多的挖掘。崇祯十三年后，李自成率领农民军部队驰骋中原，在“迎闯王不纳粮”和“三年免征”的口号下，大量饥民响应，纷纷投军，这时农民军的问题也渐渐暴露，如只知攻城略地，不懂恢复生产，固守城池。在小说四、五卷中，悲剧的气氛达到最高潮。不仅崇祯的死是作为大悲剧来处理的，就连农民军攻入北京也是带有强烈的悲剧意蕴。唯一例外的是满洲贵族势力，吴三桂打错了如意算盘，多尔衮率领清军不费一兵一卒就轻取山海关，进而挺进中原，消灭农民军的过程也十分顺利。农民军的大溃败同样是作为悲剧来处理，由于作家叙事立场的转变，农民军的转变显得过于陡直，缺乏内在的逻辑发展过程进行深入揭示。

我们看到，从第一卷开始直到全书结束，农民军从巨大失败到苦心经营，军事上达到巅峰状态到最后无可挽救的大溃败，这一循环下来，农民军内部种种弊端和大失人心的地方触目惊心，令人扼腕。显然，明末大顺农民起义与其他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相比，并没有多少进步的地方。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悲喜剧!

2.从“双峰对峙”到“三足鼎立”

《李自成》经历了“十七年”文学、 “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等几个时代特征鲜明的时期，创作跨度如此之长，这部历史长篇巨制的时代印记也特别明显。从整体上看，《李自成》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即创作于文革之前的一、二卷，姚雪垠想要把李自成塑造成一个农民战争的英雄形象，于是从革命低潮开始写起，集中书写李自成及其部队坚忍不拔、英勇乐观的革命精神。第二部分即小说第三卷，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时代精神和文艺政策松动的双重境遇下，作者表现得比先前更为重视史料和史实，小说的主题明显转入对农民战争经验教训的总结。第三部分即为小说的最后两卷，如前文所述，作者对李自成的态度产生了一个大逆转，英雄主义的立场被彻底摒弃，而转为历史的态度。作者客观而无情地揭露农民军的弱点和致命错误，并让大顺军中对局势清醒的人物站出来说话，分析农民军在节节胜利之下一举攻破北京后迅速溃败的根本原因。

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作为小说中并存的两个不同主题，共同撑起了小说的叙述结构。从粗略划分的三部分来看，小说两个主题之间的联系被人为地割裂开来，突出阶级斗争时，民族矛盾并未入场，而描写满汉民族矛盾时，阶级斗争观业已退场。“从第一卷至第五卷的前半部，主线是汉民族内部农民和地主两个阶级的斗争，即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和以崇祯皇帝为代表的明朝统治集团在政治、军事上的生死搏斗”，李自成和崇祯争夺天下是小说的主线情节，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关外的清朝势力对时局的影响加深。到了第五卷，农民军占领北京后，大顺军陶醉于胜利的狂热情绪中，但是吴三桂的拒降和清军的蠢蠢欲动使得形势急转直下，大顺朝从进京的喜悦中冷静下来，但由于大顺军军纪的败坏和士气低落，“伟大的胜利”被蒙上了失败的阴影。随着吴三桂降清，农民军兵败山海关，清朝入主中原，小说也就进入了尾声。尽管在《李自成》前三卷中对清王朝的描写基本上采取的是虚写，但是从整体上看，姚雪垠对新兴的清文化是持肯定态度的。在山海关战役之初，姚雪垠就预言:“李自成的主力军在十几天后就要全师覆灭，他本人将走上无可挽救的大悲剧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满族的青年英雄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时代在炮声中开始了。”⑰

写作《李自成》的过程，也是姚雪垠思想不断调整的历程。“《李自成》全书虽未写完，但已经提出的值得探讨的问题不少，我自己也尚在摸索途中。有些我可能已经摸索出一些道理，有些我可能走错了路或收获与失败兼有。”⑱小说第三卷1981年就已出版，小说却直到1999年才最终出版完成。四、五卷尽管篇幅不长，却耗费了作家18年的时间和精力，可见作者思想转变的痛苦。在文学与历史之间，作者背负的东西太多，始终无法收放自如。如果说姚雪垠一开始就想要谋划明末“三分天下”的格局，那我们看到，从阶级矛盾到民族矛盾的转变，衔接处缺乏一以贯之的线索。如果要写出农民战争的历史进步性，承认“擦粉”也是一种虚构的话，那么只写农民战争的成功，不写失败，也未尝不可。但是姚雪垠写到后面，视野越来越开阔，已经不满足写阶级斗争。他固有的历史雄心，写出丰富的历史内容的内在要求使得小说向着大历史观的方向展开，前三卷中被虚化处理的满洲贵族在小说第四卷中以大踏步的姿态走向历史舞台，成为主导历史走向的主要势力⑲。由于历史观念的转变，《李自成》这部历史长篇巨作在结构上出现了明显的断层，单独来看，作家在每卷都做出了力求顺应时代要求的努力，可是整体来看，滞后于时代要求的缺陷对于这部小说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注释:

①茅盾:《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文学评论》1978年第2期。

②姚雪垠:《谈〈李自成〉的若干创作思想》 (下)，《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2期。

③姚雪垠:《李自成》第三卷 (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版，第1258页。

④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25页。

⑤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25页。

⑥雷达:《关于历史小说中的历史观》，《文艺报》2003年10月21日。

⑦姚雪垠:《李自成》第三卷 (上)，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版，第413页。

⑧姚雪垠:《从历史研究到历史小说创作——从〈李自成〉第五卷的序曲谈起》，《文学评论》1992年第4期。

⑨姚雪垠:《谈〈李自成〉的若干创作思想》 (上)，《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2期。

⑩姚雪垠:《谈〈李自成〉的若干创作思想》 (上)，《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2期。

⑪王先霈:《历史小说作家的历史观》，《文艺报》2002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