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镇》人物综论

◆张志忠

“天底下最心好的是女人”——胡玉音

“芙蓉仙子”胡玉音当然是作品的中心人物。她的命运浮沉构成作品的主要内容;作品中每一个人物都以她为中心，或友或仇，或爱或憎，与她形成错综复杂的联系;从结构上讲，作为矛盾冲突中的一方的主要人物，她的命运推动情节的发展;三者有机统一，使作品不枝不蔓，举重若轻，在十五万字的篇幅里，展现了近二十年间的时代风云，容纳了丰富的生活内容，大容量，高密度，无怪乎有人说，《芙蓉镇》的材料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其实，这种写法，在我国古代传奇、话本中颇为多见。如前人评中国小说特征的时候所言，《霍小玉传》、《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未必不能写成如《茶花女》那样的长篇，但是，它们较全面地采用史传文学的手法——在中国古文献中，往往是文史不分的——以一个人的命运为主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可断可续，把一个人前后完整的一段生活甚至一生经历都描绘下来，形象地揭示社会矛盾，表现出人物的微妙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体制简短而有长篇小说的建构。这种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小说形式，无疑帮助了作家的构思，尽管它可能是潜在地起作用。

胡玉音在米豆腐摊子上第一次亮相就以她待客的风姿显现了她的娇美多情、温柔善良。 “就是骂人，咒人，胡玉音眼睛里也是含着温柔的微笑，嗓音也和唱歌一样的好听。”她把女性的温情，分赠给南来北往的人们，给生活增添了色彩，增添了欢乐。随后，在情节的发展中，揭示了她性格的不同侧面:她的做母亲的愿望——每个女性的天性中必然会有的企求生活美满幸福的心愿;她的迷信，认为自己命不好，克子克夫;她的软弱，在突然降临的灾难面前失去任何抵抗力。《人情、鬼情》则显现出她的旺盛的生命力推动她获得新的爱情，推动她与邪恶势力抗争，为了维护做母亲、做妻子的权利，不惜忍受精神和肉体的沉重苦难。作家不是先赋予她以某种程度上的完整性格，然后去描述这性格的发展变化，而是以剪贴画的方式，不断地添上一鳞半爪，使人物性格逐渐地丰富起来。

当然，也可以把胡玉音的性格描述为由软弱到刚强。但是，这只是现象的按顺序排列所得出的结论，未必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她的软弱，是出于她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无能为力，从理智上，她失去了判断、把握现实的能力，也失去了控制自身命运的能力。人的自我保护和求取生存与发展的能力是极强的。当理性不足以自卫，生命本能和天性就成了防护的甲胄。她作为美丽善良的年轻女性的天性充分流露出来。这是她与同时期作品中的许秀云(《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刘巧珍(《人生》)等女性形象的区别所在。许秀云对爱情的追求，首先是由对小长秀的母爱而萌生的，并借此摆脱厄运;刘巧珍对高加林的爱是与对现代文明的追求结合在一起的;胡玉音则是在健康的情欲与理智的冲突中，顽强的生命力冲破理性的压抑、并作为向邪恶势力的抗争而与秦书田结合的。爱美之心和母性，是她的精神支柱。胡玉音欣赏自己的美丽，她是把自己作为自然的精美造物引为自豪的。甚至连准备自杀时仍然想到要保持形象的美好。她对李国香的轻蔑，不是政治上的洞见，只是女性间的比较，“她甚至有时神思狂乱地想:嗯，要是李国香去掉她的官帽子，自己去掉头上的富农帽子，来比比看!叫一百个男人闭着眼睛来摸、来挑，不怕不把那骚货、娼妇比下去……”。这和秦书田借用武则天、慈禧太后故事对李国香暗加针砭是明显地居于不同层次的，但又是他们各自性格的显现。崇高的母性赋予她殉难者的英雄气概:

八字先生讲她“命里不主子”， “子”究竟来了。虽然来得迟，来得不是时候。是祸，是福?她诚惶诚恐。但她心甘情愿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任何痛苦，甚至付出性命。

可以说，这不是理性的坚强，而是天性的坚强，不是理性的抗争，是任什么力量也摧毁不了的生命力的迸发。在人生价值被否定之时，生命力即以一种原始性的力量和粗野的活力的反抗精神来肯定自身，成为那些尚未觉悟的人们的斗争武器。如冯雪峰指出的那样，“人民在落后生活中的在原始形态上的力量，正如他们在重重的压迫与摧残下的麻木、病态和软弱一样，都是我们所要发掘的东西。因为这是他们在压迫与落后中所赖以斗争和生存下去的东西，也正是要求着无产阶级的进步的领导和组织的基础力量”①。活泼泼的生命力，阻遏不住的天性，使胡玉音在黑暗的王国里觅得一线光明，获得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并以她独特的方式参加了人民群众抵制和反抗极左路线的斗争;正因为她和秦书田的结合具有在艰苦的环境里追求美好的生活、像人一样堂堂正正地活着的积极意义，从而给她的健康的情欲也蒙上一层美丽迷人的色彩。

“最歹毒的也是女人”——李国香

也许不是偶然。作为矛盾另一方的主要人物也是女人，三十多岁的独身女人李国香。作品中这样写道:“天哪，难道一个得不到正常的感情雨露滋润的女人，青春就是这样的短促，季节一过就凋谢萎缩?人一变丑，心就变冷。积习成癖。她在心里暗暗嫉妒着那些有家有室的女人。”她嫉妒胡玉音米豆腐摊子的繁荣，嫉妒胡玉音的美丽，也嫉妒她为许多男子所仰慕。尤为甚者，李国香先后有情于黎满庚和谷燕山，胡玉音却对他们有更大的吸引力，成为她不可抵抗的情敌。她唯一可以感到快慰的是对胡玉音的婚后不育产生恶毒的快意，以自己毕竟还有过堕胎的记录而自负。不但是胡玉音会从女性独特的角度进行两个人的比较，李国香也是如此。要是据此说李国香有一定的性变态，大约不是妄断。

鲁迅先生在《坟·寡妇主义》中有一段精辟论述，分析这样的病态心理:“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嫉妒。”李国香之猜忌、阴险不可谓不毒。凭她的主观臆断，她就认定谷燕山、黎满庚与胡玉音有奸情;当胡玉音影射及她与王秋赦的丑事，她兽性大发，竟然下令用铁丝穿起胡玉音的乳房去游街。要是说胡玉音身上体现了女性的天性美，那么，李国香则表现出这天性可以扭曲、变异到何等凶残毒辣的程度。无怪乎谷燕山说“天底下最心好的是女人，最歹毒的也是女人”了。

但是，李国香毕竟不像胡玉音那样没有受过文化启蒙，只有在明山秀水中陶冶出的纯美天性，她是一个有谋略、有头脑、有政治野心的女人。既有舅舅杨民高的悉心指导，又有精明强干、超人一等的手腕和辩才，在合适的政治气候下，她自然要凭风力、上青云了。《鸡和猴》一节，把这个女人的音容笑貌几乎写绝了。这是“四清”工作组进镇后召开的第一次群众大会。大会的安排，从念三份打击破坏“四清”运动的坏人的通报开始，首先在人们心中产生一种威慑作用，又明显地让人们联想到本镇的人和事，先声夺人。李国香的讲话，就顺着人们的思路延伸，自然而然地控制人们的情绪。她没有编造谎言，也无须夸大事实，而是充分施展她的讲话艺术。她从容不迫，稳操胜券，抓住善良的人们的工作生活中的破绽，把人所共知的事实摆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上去认识，一下子抓出秦书田这个“有把的葫芦”;继而步步进逼，层层展开，由话家常式的轻声细语、娓娓而谈到疾言厉色、大声疾呼，把斗争的矛头引向胡玉音、黎满庚;但又把握火候，引而不发，并不把话题挑明，只是点燃导火索，让人们心头的疑团自动地冲撞、爆裂。就是对付秦书田，她也能在他被迫跪下时允许他再站起来，表现出她掌握政策的领导水平。这种既句句合乎事实、又处处合乎理论的启发诱导，极易操纵群众心理，使群众在积极的思维中完成和补足她未讲明的部分，让群众体现出参与斗争的“主动性”，显现出群众运动的声势来，也给当事人造成强大的精神压力，取得的最佳效果，敲山震虎。当事情欲发未发、尚未明朗化之时，最是令人担惊受怕，后果的无法预料和灾难的必然到来的恐惧心理，使他们手忙脚乱，漏洞百出。果然，胡玉音急匆匆地把卖米豆腐收入的一千五百元钱送给黎满庚代为保管;迫于李国香的来势凶猛、压力极大，出于保护自己的私念，黎满庚又把钱交给工作组，对胡玉音落井下石，使她在灾难中愈陷愈深，李国香则达到了预期目的。

李国香在大会上出足风头之后，作家决不在类似的场合中安排她出面;与李国香的精彩演说相对照，《传经佳话》中让王秋赦来了一通鹦鹉学舌，忘乎所以，在鲜明的对比中显出二者的不同性格。至于李国香，则要在别的情境中显身手了。以柔克刚斗败谷燕山，恩威并用降服王秋赦，凶残歹毒迫害胡玉音，而这一切又紧紧围绕她的干练与她的恶毒展开。她的才干的确是普通人所不及的，不但是胡玉音、王秋赦等不是她的对手，连参加革命多年的谷燕山也斗她不过， “既有点鄙视她，又有点佩服她，又有点可怜她”。这种人，人数虽少，能量却很大。《红楼梦》中有一句形容王熙凤的话，只恐一万个男人也不及她，用来移赠李国香，也不为过。李国香与王熙凤有许多相似之处，或者说，作家向《红楼梦》汲取了很多养分。李国香的嫉恨，精明，恶毒，连她的相貌，两只丹凤三角眼，一双柳叶吊梢眉，都可以在王熙凤那儿找到印痕呢。

对李国香形象的探索，不能不使我们想到近年来各色作品中对当代生活中反面人物的塑造。一些作品在塑造这类人物时，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丑化和漫画的成分。他们有的不学无术，丑态百出;有的倚势仗权，一意横行;有的形容猥琐，行同敌特。总之，在突出地强调政治风云的变化把他们推上潮头的同时，或多或少地忽视他们的个人作用。这样做，政治上无可非难，就文学而言，却失去了刻画多种多样的人物，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生活的全部复杂性的重要时机。即使是反面人物，也不尽是愚蠢无能的庸才，他们中的一些人倒是具有相当手腕和魄力，有相当的活动能量。才干和邪恶的结合，时势造就和个人选择，产生了当代生活中的一批怪胎。无论是从历史学、社会学、个性心理学考察之，都大有文章可作，为什么不能让眼光更开阔、笔耕更放手一些呢?像写李国香这样，把她的干练和毒辣写足了写透了，使之真正成为立体的、可感的人物，少一些忌讳，少一些框框，多一些生活气息，多一些人生甘苦，其意义就不仅是给文学画廊增添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它也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思索:怎样写出更成功更生动的反面人物，怎样揭示历史的广阔和个人独特性二者间的辩证关系，怎样写出“这一个”人物来。

“长了副凶神相，有一颗菩萨心”——谷燕山

有人批评《芙蓉镇》说，写李国香，写到她的生活作风问题，有点落俗套，似乎反面人物必定道德败坏;写谷燕山，写他缺乏男性功能，有损于人物形象。我以为，这并非作家的败笔，而是批评者没有了解作家的用心良苦。李国香卑劣的行为与胡玉音优美的天性恰成鲜明对比。要是说，少了这一笔，受损的是作品的充实和感染力，对全书的情节展开损害不大，那么，如若对谷燕山作别样的处理，那《芙蓉镇》的情节就会更改许多，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将是别一部作品了。

谷燕山这样有着生理缺陷的人，仍然在心理上有着爱和被爱的需要。有家有室的人们，都愿意坐在米豆腐摊子上，用有些打情骂俏但又无伤大雅的挑逗，分享胡玉音的女性的柔情，谷燕山被胡玉音所吸引也是自然而然的。“讲良心话，自己虽然对妇女没有什么邪念，一镇的人也都晓得自己是个正派的人，可是，自己是有些喜欢那个胡玉音，喜欢看看她的笑脸，特别是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喜欢听听她讲话的声音。一坐上米豆腐摊子，自己就觉得舒服、亲切。漂亮温柔的女人总是讨人家喜欢啊。难道这也算是罪过?自己这辈子不能享受女人的温存，难道就连在心里留下一片温存的小天地都不许可吗?既不存在什么道德问题，也不影响胡玉音的婚姻家庭，他才决定帮这‘芙蓉姐子’一把。”由于他的革命者的高尚情操，使他发乎情，止乎礼，筑起一道心灵的防线，他的生理缺陷，又足以使任何怀疑他与胡玉音的关系的人们闭口无言。

在我们古老的礼仪之邦，传统的道德规范与封建意识的混杂，使人们对男女之间的交往特别敏感，谷燕山由于生理缺陷却可以较自由地、不加避讳地与他所喜爱的女性交往:照顾胡玉音的小摊，参加胡玉音与秦书田的婚礼，直至在胡玉音分娩前后对她鼎力相助。虽然这只不过是没有任何他想、不求任何回报的埋在心底的情愫，但是，没有他的独特的生理条件，我们很难设想这一切会怎样发生，或者，在不改变情节线索的情况下，免掉他的生理缺陷，会给人们以什么影响。会不会有人因为把一个健全的受许多人爱戴的男子置于孤独一身而责怪作家的残酷或矫情呢?

果真是祸兮福所倚吗?这样一种社会心理，究竟是美德还是枷锁?《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对爱丝米拉达的爱已经到了透骨入髓的地步，明明知道这位美丽善良的女性爱的是别人，他的爱情是得不到回报的，却不惜为她去死。卡西莫多这样的单向的无保留的爱，在外国文学作品中多次被作家们作为积极肯定的对象，相反，在一向讲求“以理节情”的中国，当这种单向的爱情得不到回报时，单恋者的命运，或者是抑郁而死，或者是爱发生转移，正像谷燕山四十多岁却孤身一人，不免要引起李国香的猜忌一样——这未必是只有李国香才会这样想，而可能是相当一批人的共有想法——单向的痴爱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作品里都难免会受到人们的指责。因此，我们的作家在写谷燕山的时候，不得不先让他忍受身体的酷刑，才换取些许爱的权利。这样，他才能在作品中得以立足，并在读者中取得谅解。作家不仅仅是适应这社会心理，他自己也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这种心理，表现出社会环境对于作家的制约作用。对这种倾向应当怎样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呢?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但是，现实又是在发展中不断地改变着的，因而，一切合理的又将会成为现实的，作家是否因偏重前者而有时忽略后者呢?

谷燕山不乏脉脉温情，也有粗犷豪情。他给娃娃们讲的故事，是青梅煮酒论英雄，是吴用智取生辰纲，离不开英雄豪气和酒字。他的醉骂李国香，就颇有鲁智深醉打山门的味道，二者都是遭到长期压抑的情感的烈性迸发，醉得适度，骂得痛快，男子的粗野中混合着孩子般的天真。让我们欣赏一下这段出神入化的描写。

谷燕山回到镇上，叫老北风一吹，酒力朝头上涌。他已经醉得晕天倒地了。他站在街心，忽然叫骂开来:

“你听着!婊子养的!泼妇!骚货!你、你把镇子搞成什么样子了，搞成什么样子了?街上连鸡、鸭、狗都不见了!大人、娃儿都哑了口，不敢吱声了!婊子养的!泼妇!骚货!你有胆子就和老子站到街上来，老子和你拼了!”

……

在这个风雷交加的黎明，谷燕山竟不能自制，时而在街头，时而在街尾，时而回到街心，叫骂不已。

身为经过战争考验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谷燕山有一定的思想觉悟，但是，作家并没有时时地关注他与普通群众的区别，没让他处处合乎规范，却总是在写他的朴实的农民气质之下跳荡的一颗共产党员的炽热的心。谷燕山的“菩萨心肠”，他的醉眼看世情，他的怒骂李国香，不是强烈地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爱与憎吗?当他参加胡玉音和秦书田的悲喜交加的婚礼，他无须讲多少革命道理;几件普通的礼物，几句朴素的话语，使胡玉音感到，“若是干部们都像你，共产党都是你这一色的人，日子就太平了”。他的存在，他的凛然正气，不就在全镇人们的心中建立起了党与群众的血脉联系，树立起了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形象吗?

莱辛说: “浮夸不能激发起真正的英雄气概”，“他的哀怨是人的哀怨，他的行为却是英雄的行为。两者结合在一起，才形成一个有人气的英雄。有人气的英雄既不软弱，也不倔强，但是在服从自然的要求时显得软弱，在服从原则和职责的要求时就显得倔强。这种人是智慧所能造就的最高产品，也是艺术所能摹仿的最高对象”②。谷燕山正是这样，在满足人的情感的基本需要上与别人无二，服从自然的要求时显得软弱，在与李国香的斗争中则始终不低头。尽管已经受到株连，他仍然不避风险地援救胡玉音。谷燕山是一个英雄，又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有着英雄气质的普通人，或者说是一个“有人气”的英雄。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政治运动需要他，他需要政治运动”——王秋赦

说到“运动根子”王秋赦，他总是使我们想到《创业史》中的白占魁，乃至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他们都是失去土地的农民，是游民无产者。和鲁迅一样，熟悉中国农村的毛泽东，也对此类无地农民予以高度关注:“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③在未庄，最先欢迎辛亥革命的是阿Q;在下三堡村的“土改”中，白占魁是积极的，他为防地主转移财产，自动站岗放哨，开会时打锣叫人，吃苦耐劳;王秋赦被称为“运动根子”，“政治运动需要他，他需要政治运动”。这是因为他们在旧社会穷困潦倒，一无所有，生活在最底层，他们必然要率先欢迎任何有可能改变他们非人现状的社会变革。随着时代的变革，他们的希望部分地变成了现实，压在他们头上的封建势力覆亡了，他们的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因此，在政治运动中，他们往往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可是，他们的革命目标是什么呢?阿Q曾经有一幅远景图画，那不过是打倒皇帝做皇帝，取代赵老太爷在未庄的威权，任意地砍头、纳纪、享乐而已。在复查“土改”中，白占魁要求把富农姚士杰和富裕中农郭世富统统划成地主，想要分掉他们的土地和浮财。王秋赦不也是在盼望着第二次土改吗?

这种思想，不无对私有制、剥削者的憎恨，同时也表现出封建主义对农民的毒害。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的争夺权力的斗争，不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吗?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被统治阶级常常要接受统治阶级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列宁曾经分析小生产者的思想说:他们是这样看待民主革命的胜利的——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从旧社会过来的个体农民，兼有小生产者和劳动者的特质。作为劳动者，他们希望能够自食其力，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生活，因而对小生产者的这种欲望有所克制，而在完全脱离劳动的阿Q(他是被挤出了劳动者队伍的)和丢弃了劳动者传统的优秀品质的白占魁、王秋赦那里，它就毫无遮拦地恶性膨胀起来。

在《创业史》中，白占魁并未占很大篇幅，这是生活使然。正常的社会状况，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约束力，人们有足够的力量制止他们的虚妄欲求。白占魁一次又一次地碰壁就说明了这一点。白占魁未做到的事情，王秋赦却做到了。白占魁想当干部，想再分一次浮财，这荒诞的幻想竟然变作了可悲的现实。胡玉音被定为“新富农”，他们夫妇辛勤劳动所得的一千五百元收入流进王秋赦之手。王秋赦还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大权在握，显赫一时。他曾经在吊脚楼上做过山霸的梦，令人发笑。可是，风云变幻的时代却曾经残酷地嘲弄了那些善良的嘲笑者。历史，曾经演过怎样的一场悲喜剧啊!

且莫把王秋赦看得一无是处。他的为人处世还有另外一面，就是爱在街坊中走动帮忙:镇上人家，除了五类分子之外，无论谁家讨亲嫁女、老人归天之类的红白喜事，他总是不请自到，“尽心尽力，忘日忘夜，而且也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只是随喜随喜，跟着吃几回酒席，外加几餐宵夜”。他成了全镇的“公差人”。当然，这与他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无须劳动，依靠公家，“吃公家的、穿公家的、住公家的、耍公家的”分不开，他不知道社会主义需要辛勤劳动，也不特别看重劳动收益。因此，如同他对与生产劳动相脱节的政治运动很积极一样，对公共事务，他表现得很热心。但是，在指出上述原因的同时，对他的热心公务、乐于助人也应作某种程度上的肯定吧。毛泽东强调对这种人要引导得法，这见解是颇为深刻的。梁生宝对白占魁不是就既有因势利导，又有批评斗争吗?如果王秋赦遇到梁生宝，那又会怎么样呢?只可惜错误思潮的泛滥，竟然把应该被严加关注、正确引导的人变成管理别人、主宰全镇的人，使他的破坏性的一面在纵容和鼓励下骤然膨胀起来。

浮在浪潮表面的泡沫，当它把自己当作珍珠时，就会因为忘乎所以而引人发笑。一个丑角却要庄严地装扮成正剧角色，岂不滑天下之大稽?王秋赦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喜剧演员，而且是拙劣的喜剧演员。柏格森——《笑》的作者说，喜剧的低级形式是滑稽剧和闹剧。闹剧，在于他有胡作非为的能量，滑稽，在于他想扮演的角色与他的本性之间总是存在矛盾，总是力不从心。“一个滑稽人物的滑稽程度一般地正好和他忘掉自己的程度相等。”“结果，大家看得见他，而他看不见自己。”④从王秋赦在吊脚楼上闹鬼开始，到他最后春梦破灭、但又不能放弃他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而发病癫狂，他终于要结束他在历史舞台上的生涯。然而，他那“千万不要忘记啊——”， “文化大革命，五六年又来一次啊——”的凄厉呼喊，却造成一个并非喜剧的尾声。

“坏人里头的乐天派”——秦书田

王秋赦是一个喜剧演员，“秦癫子”秦书田也是一个喜剧演员。王秋赦最后是真病了，秦书田却不得不在很长的时间里佯狂作癫。王秋赦是在政治运动中以求一逞，表现出一种反常的热情;秦书田似乎也不乏热情。不过，王秋赦的热情在于清算别人，秦书田的热情却在于受到迫害时的自动加码:“荣任”五类分子小头目，创作《五类分子歌》，跳“黑鬼舞”，“塑狗像”……总之，别的五类分子不愿做的事，他做得很坦然，甚至表现出某种主动性来。这样，他的做法就有点类似于“黑色幽默”了。

美国学者奥尔德曼认为， “黑色幽默”是一种“把痛苦与快乐、异想天开的事实与平静得不相应的反应、残忍与柔情并列在一起的喜剧。它要求同它认识到的绝望保持一定的距离;它似乎能以丑角的冷漠对待意外、倒退和暴行”。

要承受痛苦，在屈辱中生活，是非常艰难的。即使是坚强者，也会在这畸形的时代里产生某种变异。清醒的理性，不允许秦书田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闭上眼睛。对于他，如果不是“以丑角的冷漠对待意外、倒退和暴行”，如果不用幽默、自嘲、玩世不恭对痛苦持一种弹性态度，保持一定距离，痛苦就会将他压垮。他的幽默、嘲讽、玩世不恭是以自己为对象的，通过自嘲来嘲世。这使我们想到历史上的接舆、阮籍等在乱世中佯狂作痴以求自保的文人。似乎有两个秦书田。一个秦书田是受难者。另一个秦书田是冷眼旁观的人，他站在人群里，满怀恶毒的快意、看着“秦痴子”表演，表演得越过火，愈能使他得到满足，如同阿Q在自打嘴巴之后感到的满足、快慰一样。

然而，秦书田终归不是阿Q。阿Q在不合理的境遇之中表现出极端的麻木，在性命关头还唯恐圆圈画得不圆，始终没有对于环境和自己的自觉意识。秦书田却有清醒的头脑，他有着悲哀和痛苦，有着理性的思考。“莫看他白天笑呵呵，锣鼓点子不离口，山歌小调不断腔，晚上却躲在草屋里哭，三十几岁的一条光棍加一顶坏分子的帽子，哭得好伤心。”在李国香最得意的日子里，他讲吕雉、武则天、慈禧，其锋芒是很明显的。由他编导的《喜歌堂》，在全书中不断地回荡，虽然在不同的情况下出现的是不同的段落，但它的强烈的反封建色彩则是始终被强调的。作家是否借此以暗寓秦书田所具有的较高的思想水平，并由此表达作家对于时代的回顾和认识呢?

悲剧的内容，却以喜剧的样式上演，在强烈的反差、对比中，让人们保持清醒的头脑，作深入的思索。同是喜剧演员，王秋赦是不自觉地充当了他的角色，常常把喜剧演成闹剧;秦书田本来就是剧团出身，他运用自己的技艺，把时代的荒谬推向极致，并用对自己的嘲讽完成了对它的嘲讽和否定。他对于“塑狗像”的解释，似为戏谑，却有着多么丰富的内涵啊!他利用“两个狗男女，一对黑夫妻”的对联，使他和胡玉音的爱情公开化、合法化。“‘一对黑夫妻’，管它红、白、黑、人窝、狗窝，反正大队等于当众宣布了我们两个是‘夫妻’，是不是?”幽默是智力优越的表现。一个恃醉，一个佯狂，谷燕山的醉眼中有鲁智深的豪勇，秦书田的癫狂中有阮籍的机智。

幽默、嘲讽都是策略性手段，它必须服从于更高的原则。否则，就会变成圆滑、世故，成为对自己的屈辱地位的精神胜利法，由对邪恶的抗争变成为对邪恶的顺从;或者由外在的冷漠变成内心的冷漠，“同认识到的绝望保持一定的距离”，变成名副其实的黑色幽默。秦书田不是阿Q，也不是黑色幽默派。在黑暗中，他有所追求，在痛苦中，他顽强斗争，他主动地争取爱和被爱的权利，巧妙地惩罚王秋赦，也尽力地保护胡玉音少受一些磨难。当他挺立在李国香、王秋赦面前，我们看到他性格的另外一面。

秦书田当右派十多年来，第一次直起腰骨，不肯跪下，甚至不肯低头。过去命令他下跪的是政治，今天喝令他下跪的是淫欲。胡玉音仿佛也懂得了他的这层意思，胆子也就大了。

由于他的政治身份，秦书田不得不在政治的压力下低头、下跪，不管是右派分子还是坏分子，他终归自认是有过错误的。当问题越出了政治的范畴，为了维护真挚的爱情，维护人的正当生活权利，他决不畏缩退让，决不屈服。这个情节出乎意料，但又合情合理，似乎溪水随物赋形、蜿蜒流淌中忽遇断崖，就一改常态，毫不犹豫地奋身向前，直下千尺，于柔韧中见出刚强。

这种写法有助于人物塑造。人物性格既有其一贯性，又有变异性，没有一成不变的事，也没有一成不变的人。沿袭与发展，稳定与变化，相辅相成，对立统一，才是生活和艺术的辩证法。如果没有秦书田不肯低头下跪，这与前面他对政治迫害的“自动加码”相对照的重要一笔，那将会使这个人物减色不少。

对于黎满庚，我们不准备专门论述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他的形象同样是成功的。作家着重指出的是他在政治压力下一次而再次地违背良心，背弃胡玉音的爱情和信任，和由此造成的内心痛苦。他可怜，在政治的大风浪中吓昏了头脑;他自私，只求保住自己平安无事，不惜对曾经爱过他、也一直为他所爱恋的胡玉音落井下石;他虔诚，为了奉守他的政治信念而割舍了他个人的一切;但他毕竟还是个善良者，痛苦的自我谴责，使他的心灵备受折磨。对政治运动，秦书田通过作践自己来保存自己，他却通过损害别人以求自己不被损害。他缺少的是谷燕山那样的一根脊梁骨，一腔耿耿正气。幸好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否则，在新的风浪面前，他会不会又一次动摇和失节呢?

让我们再对这几个人物综述几句。《芙蓉镇》在塑造人物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物的大体匀称，没有明显的主次悬殊。全书四章，每章七节，每节写一人或二人。第一章以胡玉音的米豆腐摊子为中心，引出各个人物来;第二章以李国香连克三关为主要情节，让她充分表演;第三章在多线并进的同时偏重于写两对男女的私情。每一章是一个年代的横截面，每一节又前后照应、补叙，交待人物的前情后事，经纬穿织，细针密线。虽然是以胡玉音的命运为线索，别的人物也不尽是配角，像生活中一样，每个人都占有相当的位置，各自按自己的性格逻辑去活动。这就避免了常见的作品中人物塑造上参差不齐、由于某个人物的苍白而破坏了作品的整体美感的弊病，收到由恰当的比例造成的匀称、和谐的美学效果。

《芙蓉镇》人物塑造的又一特点是突出了“情”对每一个人物的影响。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概莫能外;随着社会的不断复杂化，情爱也复杂化了。它融合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红楼梦》中，围绕贾宝玉和大观园中众多女子的关系，展现少男少女之间微妙复杂的情愫，再现出百科全书式的社会图画。《红楼梦》谈“情”， “情天情海幻情深”，这是已经为许多研究者所肯定的，“情”之作用不可低估。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写了工人子弟周炳和他周围一群女孩子的情感纠葛，勾勒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风貌。《芙蓉镇》中的六个人物，除了普遍的社会联系，又围绕着“情”字形成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有情与无情，多情与恶情，感情生爱，绝情生恨，背情弃义，真情相助……它与政治、经济等因素共同形成人物活动的动机，儿女恩怨与时代风云汇聚在一起，从而在揭示人物心理活动层次、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上，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善于运用对比，在鲜明的对照中显示出人物的独特性，也是《芙蓉镇》塑造人物的特色之一。“滑稽丑怪作为崇高优美的配角相对照，要算是大自然所给予艺术最丰富的源泉”，“从这里我们带着一种更新鲜更敏锐的感觉朝着美而上升;鲵鱼衬托出水仙;地底的小神使天使显得更美”⑤。举重若轻地，书中诸人对待胡玉音的不同态度是一个大的对比，三个大的群众场面——米豆腐摊子前的繁荣景象、李国香在群众大会上的精彩表演、王秋赦在“传经”大会上的拙劣摹仿，也是一个大的对比。软弱与刚强，真疯与假癫，高尚与丑恶，纯洁与卑污，小而见于作品中的几次饮酒:供销社楼上李国香与王秋赦狼狈为奸，谷燕山与黎满庚的借酒吐真言，胡玉音与秦书田的掺着苦和泪的成亲酒，大而见于不同年代里芙蓉镇风貌的不同变化。在这多角度、全方位的比较中，在这立体交叉的投影中，见出乡镇生活和人物的风貌来。作家没有故意地丑化李国香与王秋赦的外形，这样写来，反而使人们觉得更加真实，而他们的形与神的不统一也自然地成为不比之比。

注释:

①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冯雪峰论文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3页。

②［德］莱辛，朱光潜译:《拉奥孔》，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0页。

③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④［法］柏格森，徐继曾译:《笑——论滑稽的意义》，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⑤雨果语，见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著《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