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白话文时代的到来

◆ 沈卫威

民国文学白话文时代的到来

◆ 沈卫威

在以往对民国时期的文学进行史的整合研究过程中，因政治因素的作用，先后出现了整体表达上概念的变异：从“新文学”到“现代文学”。在这样的学术视野里，大量的古体诗词和通俗小说，通常被搁置在“史”的框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沉淀，在“民国史”研究的启发下，我在学术史研究的进程中，逐渐确立了“民国语境与民国文学”这一具有历史时空感的学术视野。

民国文学的基本元素，可以有多种多样，我认为白话文当位列第一。

白话文是相对于文言文而言的，在民国时期的白话文运动通常被称为国语运动，白话文又被称为语体文。白话文时代的到来，一新文学，二新教育，三新青年。进而新国民，新民国。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相对于汉赋魏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民国白话文，可谓历史的绝对给予。

接下来，从民国文学语境的大历史中，解读一个小细节。

我这里不拿胡适与鲁迅来全面比较，只说其中的一点，即白话文的使用问题。周氏兄弟因受章太炎以复古为解放的“文学复古”(实际的“文章复古”)的激进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从汉民族文化的最基本元素“小学”(语言文字的形、声、义)入手，作反清排满的最根本的政治颠覆。因此，他们所用的语文表达方式是最诘屈聱牙的古文。作为激进民族革命的政治斗争尚可，但作为大众文学的传播却走进了死胡同。1917年以前，鲁迅就开始了小说创作，语言形式是文言文的《怀旧》(1911年创作，1913年4月刊发在《小说月报》上)，没有任何影响。1909年他和弟弟周作人用古文文体译有《域外小说集》(周树人译3篇，周作人译13篇)，只卖了几十册。论说文《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诘屈聱牙，曲高和寡。原因是没有新的语言工具和文化—文学的变革时代。于是，鲁迅陷入了“铁屋子”的自我囚禁，一度对文学创作失去了信心和意义指向，只好以“钞古碑”度日。这个“铁屋子”的自我囚禁实际就是“语言的牢笼”。是由胡适开始的白话文学(活的文学)时代，和由他提倡使用的白话文学的语言工具给了鲁迅打开“铁屋子”的钥匙。是《新青年》为鲁迅提供了一个走向文学辉煌的舞台。这也许就是工具的意义，其实更是鲁迅识时和借势能力的独特呈现。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为民国文学的语言形式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胡适对这一工具历史性的清醒认识，使他在1922年所写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一文中对周氏兄弟有如下的示例：

古文究竟是已经死的文字，无论你怎样做得好，究竟只够供少数人的赏玩，不能行远，不能普及。我且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十几年前，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来译小说。他们的古文工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的多。

……但周氏兄弟辛辛苦苦译的这部书，十年之中，只销了二十一册！这一件故事应该使我们觉悟了。①

胡适是主证据说话的，他在1922年的这时候能够用具体的21册来说事，是得自周氏兄弟,鲁迅在1921年上海群益书社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新版序言中所说的(在日本得浙江友人资助第一册印1000册，卖掉21本,第二册印500册卖掉20本,那第一册多卖出一册是他们自己托人买来验证定价的。在上海也只有20册上下，其他遭火灾烧毁)②。因为这时候他们三人的关系很好，彼此相互借书。后来鲁迅对此才有专门的文章。

我在1994年出版的《传统与现代之间》一书中，曾论及此事，并写下这样一段话：

在这里，胡适注意到用古文译小说同样可以做到“信、达、雅”，但是得不偿失，终究还是要失败的。周氏兄弟也正是由于这次失败，才认清了旧文学的底蕴，并反戈一击，加入新文学革命的阵营，成为新文学的两员大将。胡适最早认识到了周氏兄弟的这一历史性转变，并从史的发展及教训上加以正确的张扬，从而为文学革命运动的价值导向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也为埋葬旧文学谱下一曲无情的挽歌。③

对于鲁迅来说，胡适是他的文学价值和意义存在的外在条件。这是我就文学本身(不及其他)最简单、最直接，也最感性的说辞。你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但事实就是这样。

民国新建，“国语统一”是现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如同统一货币和度量衡那样重要。“车同轨，书同文”是文化策略，更是国家政治的方针大计。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主要成员胡适的直接推动下,1920年1月24日以代理教育部总长(教育次长代理部务)傅岳棻(治芗)的名义，发出《教育部令第七号》，通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的国文改为语体文(白话文)：

案据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呈送该会议决《推行国语以期言文一致案》，请予采择施行；又据国语统一筹备会函请将小学国文科改授国语，迅予议行各等因到部。查吾国以文言纷歧，影响所及，学校教育固感受进步迟滞之痛苦，即人事社会亦欠具统一精神之利器。若不急使言文一致，欲图文化之发展，其道无由。本部年来对于筹备统一国语一事，既积极进行，现在全国教育界舆论趋向，又咸以国民学校国文科宜改授国语为言；体察情形，提倡国语教育实难再缓。兹定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合亟令行该□转令遵照办理可也。④

1930年2月教育部又通令全国学校厉行国语，并将国语推进到政府行政流动的公文。这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教育部请示的批复的核心内容(节录)：

各国都有标准语通行全国。我国自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议决以北平语为标准以来，各小学并不注意实行，仍以方言教学。我国人心不齐，全国人数虽多，竟如一盘散沙，毫无团结力量。这虽然不全是因为言语隔膜缘故，可是言语隔膜，也是一个最大的原因，为此，恳请中央令教育部通饬全国中小学校在最短期间，厉行国语教育。

……

前大学院曾经通令所属各机关，提倡语体文，禁止小学采用文言文教科书。这是励行国语教育的第一步。第二步的办法，应由各该厅、局，一面遵照前令，切实通令所属各小学，不得采用文言教科书，务必遵照部颁小学国语课程暂行标准，严厉推行；一面转饬所属高中师范科或师范学校，积极的教学标准国语，以期养成师资，这是很紧要的。望各该厅、局查照办理。

此令。⑤

这份批复成为白话作为工具的制度保障。

鲁迅依靠白话文的工具，成为新文学作家后，他对白话文的个人感情是超乎寻常的。

1922年1月，反对新文化和白话新文学，特别是反对胡适的的刊物《学衡》出来时，胡适本人不屑反击。最先起来反击，并且态度坚决的是周氏兄弟。

《学衡》伊始，反对新文学的三个最坚决的人物胡先骕、梅光迪、吴宓恰好都是留学美国的。胡先骕为植物学家，对旧体诗词情有独衷。梅光迪、吴宓是西洋文学教授。三人都不是研究国学的，而提倡国故。提倡中庸、节制、纪律的人文主义思想，反对浪漫主义文学和新文化的梅光迪、吴宓，事后，都陷入浪漫主义的爱情与婚姻的新旧道德困境，与胡适、鲁迅又恰成反比。

1922年2月4日《晨报副镌》第三版“杂感”栏刊登的式芬(周作人)的《<评〈尝试集〉匡谬》。该文针对胡先骕的批评，逐个加以批驳。鲁迅在2月9日《晨报副镌》，以“风声”名发表《估〈学衡〉》。他的结论是：

总之，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

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⑥

我说鲁迅对白话文的个人感情超乎寻常，在他1926年5月发表的《二十四孝图》一文有更加明确的表白。他先说：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

自从所谓“文学革命”以来，供给孩子的书籍，和欧，美，日本的一比较，虽然很可怜，但总算有图有说，只要能读下去，就可以懂得的了。可是一班别有心肠的人们，便竭力来阻遏它，要使孩子的世界中，没有一丝乐趣。⑦

所以，鲁迅极端的结论是：“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⑧《三闲集》所收《无声的中国》一文更是强调：“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⑨

直到1934年底，鲁迅的语言文字观念还是如此极端。他在《关于新文字——答问》一文中说：“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但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的可能，就是有钱有势的特权阶级，费时一二十年，终于学不会的也多得很。……所以，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⑩

我认为作为文学家的胡适与鲁迅，白话文是他们最为直接的立身的纽带，其他都可以因自身的利益而打折，唯独在这一点上所结成的同盟牢不可破。

注释：

①胡适：《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0～281页。

②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1页。

③沈卫威：《传统与现代之间》，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页。

④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61页。

⑤《教部通令中小学校励行国语教育——禁止采用文言教科书，实行部颁国语标准》，1930年2月3日《民国日报》。引自《胡适全集》第31卷第604～605页粘贴的剪报。

⑥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9页。

⑦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1页。

⑧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1页。

⑨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⑩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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