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坛的“现代”风景——以施蛰存《现代》杂志的编辑为例

◆ 刘婉明

民国文坛的“现代”风景
——以施蛰存《现代》杂志的编辑为例

◆ 刘婉明

由施蛰存、戴望舒、穆时英、刘呐鸥、杜衡等人组成的“上海现代派”为1930年代的民国文坛提供了独特的“现代”元素，本文将以施蛰存为例，解析施蛰存是如何通过运作《现代》杂志，在上海的商业语境里实现自己的纯文学追求的。

1932年3月，来自现代书局的邀请对施蛰存来说是个异乎寻常的机会。接受《现代》主编的职位，意味着再次回到上海，开始他的第三次洋场冒险。施的第一次洋场冒险始自1922年入上海大学至1927年“四一二政变”，历经几次政治风潮，因与戴望舒、杜衡在震旦大学时加入共青团，故当时亦被通缉，不得已避居松江家中，“渐觉过去种种，都无是处”①，知道自己不是搞政治的人。第二次自1928年经营第一线书店起至1932年松沪战事爆发，其间与刘呐鸥、戴望舒、杜衡等先后经营过第一线、水沫、东华三个书店和《无轨列车》、《新文艺》两份杂志，以及其他一些出版物②。这一段，可以说是施蛰存在洋场世界中真正开始他的同人文学活动时期。至刘呐鸥撤出，水沫歇业，东华名存实亡，为避战事，施再次回到松江闲居，直至收到张静庐的来信。施蛰存后有诗谓：“一纸书垂青眼来，因缘遇合协三才。枥下老骥无骏骨，那堪珍重上燕台。”③自比老骥，想是还有大愿未了，《现代》创刊号《编辑座谈》中亦坦然自陈“因为试想实现我个人的理想，于是毅然负起这个《现代》主编的重荷来了”。这样的机遇让施蛰存感到，他还不可以披发入山。

一、洋场商业语境

已经见识过现代都会游戏法则的施蛰存明白，作为一个被雇佣者，他必须小心。在相当低调的《现代》创刊宣言中，施蛰存高调声明这并非一本同人杂志：“本志是普通的同人杂志，由上海现代书局请人负责编辑，故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④短短三百字的宣言中，“不是同人杂志”就出现了四次，以往同人杂志所惯用的“我们”也被相当小心地换成了“我”。施蛰存的这份宣言有一个明显的参照语境——同人杂志、社团层出的白话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

同人团体之于白话新文学运动的影响自不待言，它是新文学话语得以运行的载体。查检第一个十年里众多刊物就可发现，“我们”、“同人”这样的语词所代表的不仅是一种自觉的身份认同，更意味着一种舍我其谁的担当，一种引领时代精神的先锋姿态：“我们想求社会进化……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⑤“同人等所以不讳讥评者，诚缘有所感动，不能自已于言。见人迷离，理宜促其自觉之心，以启其向上之路。”⑥但是，思想会出现分歧，同道会变成异路，众多新文学团体自此风流云散，多少新文学刊物因之半途而废。

自认是新文学第二代的施蛰存，目睹第一代同人团体的此起彼伏，同人刊物的消息涨落，当然不会毫无所动，且他自己本也是从同人团体走过来的，对“同人”二字，可谓深谙个中况味。“五四运动以后，所有的新文化阵营中的刊物，差不多都是同人杂志。以几个人为中心，号召一些志同道合的合作者，组织一个学会，或社，办一个杂志。每一个杂志所表现的政治倾向，文艺观点，大概都是一致的。当这一群人的思想观点发生了分歧之后，这个杂志就办不下去了。《新青年》、《少年中国》、《创造》，都可为例子。”此外，资金、政局、兵祸，凡此种种都可令彼时同人团体举步维艰。更何况，作为一个被雇佣者的身份也不允许他像以前办同人杂志那样经营《现代》。“我和现代书局的关系，是雇佣关系。他们要办一个文艺刊物，动机完全是趋于商业观点。但望有一个能持久的刊物，每月出版，使门市热闹，连带地可以多销些其他出版物。我主编的《现代》，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可以把我辞退，另外请人主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现代》绝不可能办成一个有共同倾向性的同人杂志。”⑦施蛰存面临的是，他必须在文学理想和商业动机之间小心斡旋，以寻找一个平衡点，利用现代书局的商业资本，试验出一种不同于第一个十年里以同人团体为依托的文学运作方式，在上海这个“市而兼朝的都会”⑧，争得一个能够提供价值和尊严的生存空间。

那时候各地青年，和我情况相同或近似的，多得很。他们陆续流亡到上海来，没有治生的本钱，也找不到工作，只得靠一枝笔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

我，和这样一群人，当时被称为“文学青年”，其意义是“无业流氓”的雅号。这一群青年人，或者孤军奋斗，或者三个五个合伙，在上海“打天下”，随时有被上海挤出去的，也有新来投奔上海的。从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这十年期间，上海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第二个十年的“繁华市”⑨。

一部小说的作者也许可以宣称他的读者一百年后才出生，但一本杂志却必须求生存于当下，对于主编施蛰存而言，商业的成功和文学史的成功同等重要。

施蛰存主编的《现代》以体裁为标准进行栏目设置，包括小说、诗、剧、文(包括散文和论文)，这种文学体裁的划分方法可以追溯到新文学早期，胡适总结文学革命成就时就采用了这种分类⑩。在胡适等新文学的提倡者心中自有一套成型的比照着西方文学而确立的文学范型，只有以具体的文本创作坐实这一想象中的新文学图景，文学革命才能算是成功的。《小说月报》自13卷开始设置“短篇及长篇小说”、“诗歌及戏剧”等栏目，1935年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也按此种方法分类编选。可见，《现代》不但延续了《小说月报》式的编排体例，且自创刊之日起就自觉地认同了这一体例所指涉的新文学范型，施蛰存正是在30年代日渐成熟的新文学体制下运行他的编辑策略的。

《小说月报》改革之初所苦心孤诣要建立的新文学范型到了《现代》，已经成为默认的文学指标。“新文学”已经成为“文艺”一词的默认所指，新文学的参与者已经成名成家，具备了广告号召力：“凡是属于文艺这园地的，便是本杂志的内容，担任经常执笔的都是现代文坛第一流的作家。”施蛰存后来形容《现代》的内容是：“儒墨何妨共一堂，殊途未必不同行。”《现代》一面尽量网罗已经成名的第一代作家，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茅盾等，一面大力扶植新人，如穆时英、徐迟、路易士等，更重要的是，它是现代派旗帜。施蛰存曾经对戴望舒寄予极大的期望，在他主编《现代》时期(1932年5月至1934年11月)，发表戴诗凡15首，2卷1期刊载戴的《望舒诗论》，为配合《望舒草》出版，3卷4期发表杜衡的《〈望舒草〉序》，而在为《望舒草》所拟广告中更称戴为“近年来新诗坛的尤物”。

网罗诸家，新旧同行的策略直接为《现代》带来了可观的销量。创刊号一版再版，前后印了约六千册，此后一卷各期都能保持在五千册左右。2卷1期为“创作增大号”，印了三版共一万册。即使是后来到了4卷1期因书局资方问题而令杂志颇受影响之时，仍然销到了七千册。这样的发行量，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谓惊人，因为那时“一般文艺刊物，能销售二千册，已经算是不错了”。现代书局在全国的分店也由最初的五个，增加到了十数个。《现代》的销量证明了施蛰存首先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洋场生存的必要条件。

二、进入世界文学

谈及自己早期文学活动，施蛰存明确表示，“这一批人，都可以说是Modernist。因为这批人和五四运动以后第一代新文学作家不同。五四运动以后第一代的新文学作家，所受的影响还是十九世纪的。到了三十年代，我们这一批青年，已丢掉十九世纪的文学了。我们受的影响，诗是后期象征派，小说是心理描写，这一类都是Modernist，不同于十九世纪文学。”在这幅文学坐标图中，施蛰存设定了两个坐标，一个是西方文学时间，一个是西方文学影射下的中国白话新文学时间，由此标定了新文学第一代的位置：西方文学的19世纪，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而施蛰存和他的同代人“我们这一批青年”，作为第二代，也拥有了他们的位置：西方文学的20世纪，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这种有意识地对自我身份归属的设定，使30年代民国文坛上这支“现代派”以及作为其活动载体的《现代》杂志在民国文学史上的先锋姿态显出了某种暧昧之处。盖其对“先锋”的追求似乎源于一种传统的渴慕，一种开始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渴慕：进入世界文学。

进入世界文学的渴望在新文学运动早期就被强烈地表达出来：“出版这个丛书，就是一方面想打破这种对于文学的谬误与轻视的因袭的见解，一方面想介绍世界的文学，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以谋我们与人们全体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流通。”“惟有我们说中国话的人们，与世界的文学界相隔得最窎远；不惟无所与，而且也无所取。因此，不惟我们的最高精神不能使世界上说别种语言的人了解，而我们也完全不能了解他们。与世界的文学界断绝关系，就是与人们的最高精神断绝关系了。这实在是我们的非常大的羞辱，与损失——我们全体的非常大的羞辱与损失！”1921年沈雁冰接编《小说月报》并着手改革，宣言“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之方法”，将旧有栏目重新改换，分为论评、研究、译丛、创作等。翻译不再只是出于“新奇足资取乐”的好奇，写作不再只是“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栏目变革的策略意义在于它标识着一种新的文学空间的开创，新的文学秩序的整饬，包括文学史的整理，文学理论的绍介，相应文学文本的翻译与创作，而这一切都最终指向一个宏大的新文学范型的营构，它立足于现在，指向未来：“今日出版界之职务，莫先于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今外中国于世界思想之潮流，直不啻自绝于人世。既于现在无所不满，自不能于未来者有努力获求。”

施蛰存从不讳言早期白话新文学刊物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新文学刊物如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和创造社的《创造季刊》，在我看来，都是望尘莫及的高级文学刊物，我有自卑感，不敢去投稿。”“读《新青年》、《新潮》诸杂志，始获得新思想。习作小说，新诗，为一生文学事业之始。”就像他确信自己属于新文学的第二代一样：“如果以十年为一代，我是这个文学运动的第二代作家。”而他用以与第一代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现代派。

施蛰存1933年致戴望舒信中写道：“《现代》却要你的新诗。有一个小刊物说你以《现代》为大本营，提倡象征诗，以至目下的新诗都是摹仿你的。我想你不该自弃，徐志摩而后，你是有希望成为中国大诗人的。”“《望舒草》快出版了，旅法以后的诗为什么不赶些来？有一个南京的刊物说你以《现代》为大本营，提倡象征派诗歌，现在所有的大杂志，其中的诗都是你的徒党，了不得呀！”施蛰存的兴奋与创刊宣言中的低调小心几乎判若两人。将《现代》指为象征派的“大本营”不啻说《现代》是象征派的同人刊物。曾有人要求《现代》以“第三种人”的同人刊物身份“领导一般青年”，当时施的反应是极力撇清(3卷4期《社中座谈》)，但这一次他不仅毫不介意，反倒相当得意。并且还不惜笔墨几次为“现代诗”张本正名，力陈要义(3卷5期《社中座谈》答吴霆锐信，4卷1期《文艺独白》栏《又关于本刊的诗》，5卷2期答崔多《关于杨予英先生的诗》)，更不用说在《现代》上不曾间断过的对于国外现代派诸家的译介了。《文心雕龙·序志》有言：“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施蛰存的种种举措无不是为了明“现代派”之纲领，他念兹在兹的远不只是译介几个国外新近流行的现代派文本，而是营构整个属于中国的“现代派”文学范型，这一范型上接第一个十年中所提倡的19世纪的写实主义。

可见，《现代》在20世纪30年代民国文坛上的先锋姿态来源于白话新文学传统本身的鼓励，这种由第一个十年里积累起来的传统鼓励它的后继者不断反对它自己。蔡元培在回顾第一个十年时预言：“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的百年。所以对于第一个十年先作一总审查，使吾人有以鉴既往而策将来，希望第二个十年与第三个十年时，有中国的拉飞尔与中国的莎士比亚等应运而生呵！”刘半农则写道，“这十五年中，国内文艺界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动和相当的进步，就把我们当初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一挤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这是我们应当于惭愧之余感觉到十二分的喜悦与安慰的。”按照文学进化论的观念，停滞就意味着死亡，需要的不是永恒的权威，而是不断的进步，蔡元培以十当百的宏愿中，时不我待的焦虑和舍我其谁的兴奋可谓交缠并陈。

三、文学史的追求

殊途同行不仅是施蛰存的一种编辑策略，更是一个文学理想，暗含着在这第二个十年里重整白话新文学旗鼓的雄心。除了高扬现代派旗帜，施蛰存的另一个更大的计划是整理白话新文学的历史谱系。

从3卷1期开始，《现代》开设“文艺史料·杂话”。此栏专门用于刊载“国内外文艺界的掌故与史料”，国内部分由“新文学运动勃兴以来各文学团体创始人执笔纪述各该团体的经过”，所载茅盾《关于“文学研究会”》和陈翔鹤《关于“沉钟社”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后都被收入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赵在前言中也特别提及施蛰存对他的帮助。此外陆续刊登了郁达夫《光慈的晚年》、张资平《曙新期的创造社》、杨邨人《太阳社与蒋光慈》、杨邨人《上海剧坛史料上下篇》等。通过专辟一栏对第一个十年进行史的整理，施有意识地为他心目中的“第一代”提供了一个言说的空间，当年那些纷繁芜杂的事件，经过当事人的回忆性叙述，逐渐变得清晰有序。“第一个十年”作为言说的对象，在叙述行为的作用下，开始由一个单纯的时间分段变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存在，具备了成为“史”的条件(1935年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亦可看作是相同性质的行为，只是规模更大，更有计划，有系统)。更重要的是，施蛰存由此在这份名为“现代”的杂志上打开了一个通向“过去”的窗口，《现代》不可再被视为无中生有的都会奇观，它开始于“过去”，联系着那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刻：新文学的勃兴。同时，通过与第一个十年恰到好处地划出界线，施蛰存寓开来于继往，表达出了他参与时代的渴望：“他们”是第一代，而“我们”属于第二代，“他们”已成为过去，成为史料，而“我们”属于现在，属于“现代”，既然一代有一代的文学，那么“现代”正是“我们”的时代。

5卷6期是施蛰存苦心筹备三个月的《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导言起首从《小说月报》“几近十年以前”所出的《俄国文学研究》和《法国文学研究》说起，认为这两个专号“替十九世纪以前的两个最丰富的文学，整个儿的作了最有益的启蒙性的说明”。所遗憾的是其后继无人：“许多年的时间过去，便简直不看见有继起的、令人满意的尝试。”因此所要做的，就是承续《小说月报》已中断了近十年的工作：“这一种对外国文学的认识的永久的停顿，实际上是每一个自信还能负起一点文化工作的使命来的人，都应该觉得惭汗无地的。于是，我们觉得各国现代文学专号的出刊，决不是我们‘兴之所至’，而是成为我们的责任。”施蛰存的语气是坚决的，与创刊宣言里的小心谨慎不同，而令人想起文学研究会当年的宣言。他相信，自己这一代人有责任维系第一代人建立起来的白话新文学范型，有责任将之引入20世纪。

在这份导言中，时间，成了一个既令人焦虑又使人魅惑的存在。焦虑是因为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二十世纪已经过了三分之一，而欧洲大战开始迄今，也有二十年之久”，但中国文学仍然落在世界潮流之后，“我们的读书界，对二十世纪的文学，战后的文学，却似乎除了高尔基或辛克莱这些个听得烂熟了的名字之外，便不知道有其他的名字的存在”。魅惑则缘于它许诺了一个亮丽的未来远景。这一有关“现代文学”的意象从白话新文学初兴之时就被人们不断地谈论着，而现在，至少在施蛰存看来，美国文学的繁荣正坐实了此前仅仅止于谈论、止于想象的“现代文学”图景：“在各民族的现代文学中，除了苏联之外，便只有美国是可以十足的被称为‘现代’的。其他的民族，正因为在过去有着一部光荣的历史，是无意中让这部悠久的历史所牵累住，以致故步自封，尽在过去的传统上兜圈子，是不容易一脚踏进‘现代’的阶段……现代的美国，是在供给着到二十世纪还可能发展出一个独立的民族文学来的例子了。”美国文学是新的，“由于它的新的环境，才有可能是一切新的东西的摇篮。时间过去，这些新的环境是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更迅速的发展”；不断进步的，“这是一种在长成中，而不是在衰落中的文学”；它立足于现在，指向未来，“是一个将来的势力的先锋，而不是一个过去的势力的殿军”。而通过与中国情况做类似性对比，美国文学成为了可模仿的范例。“这例子，对于我们的这个割断了一切过去的传统，而现在独立创造中的新文学，应该是怎样有力的一个鼓励啊！”有这样一个成功的前例，未来的发展是可以期待的：“假如我们自己的新文学也是在创造的途中的话，那么这种新的势力的先锋难道不是我们最好的借镜吗？”那个自“五四”以来构建起来的白话新文学理想，“独立的民族的现代文学”，变得几可触摸。《美国文学专号》只是开始，施蛰存还有更大的计划：“原先计划从第五卷起，每卷第六期编一个外国文学专号……哪知道‘天有不测风云’，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今天翻阅旧刊，真有点西楚霸王的感慨：‘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结 语

注释：

①施蛰存：《浮生杂咏之四十五》，《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6页。

②施蛰存：《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③施蛰存：《浮生杂咏之六十一》，《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页。

④《创刊宣言》，《现代》1932年1卷1期。

⑤陈独秀：《〈新青年〉宣言》，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⑥《〈新潮〉发刊旨趣书》，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

⑦施蛰存：《〈现代〉杂忆》，《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⑧施蛰存：《书简(四通)》，《北山散文集(二)》，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3页。

⑨施蛰存：《〈文艺百话〉序引》，《北山散文集(二)》，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0页。

⑩胡适：《文学革命运动》，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