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初十年中国新诗的国家主题①

◆ 张立群

世纪初十年中国新诗的国家主题①

◆ 张立群

所谓“世纪初十年中国新诗的国家主题”，就研究的角度，主要是对世纪初十年来中国新诗创作中的国家题材、意象等相关问题进行梳理，从而为不同时期新诗的国家主题研究提供参照的个案。鉴于“国家主题”在以往中国新诗研究中并不多见，本文有必要对其概念作简要的描述：“国家主题”作为一个合成词主要源于主题学研究的启发，它虽由“国家”与“主题”两个词语结合而成，并不可避免地带有二者的应有之义，但就文学层面而言，“国家主题”在具体展开时必然会涉及相应的语言元素和文化内涵等多个层次。以中国新诗研究为例，语言、形象、题材及诸多意象潜在的内涵，都使国家主题具有语言实体和观念意义上的方方面面；而从语言层面向观念层面的掘进，探究其文化、艺术上的内涵，进而把握年代视野中国家主题的变迁，又恰恰成为国家主题研究中的重要切入点。

一、“文化的语境”

历史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化”一词似乎已显得不再陌生。在此文化背景下，谈论“国家”，很容易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界眼中的“狭隘的学术意识”②。然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深厚、第三世界发展中的国家来说，“全球化”的后果实则是凸显了其“个性化”的一面。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化发展方案、外交政策等系列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即使仅就文学而言，自90年代兴起的“后学”理论、文化研究等也使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及其学术研究注意到了汉语形象以及相关的“中华性”、“本土性”等问题。在此过程中，中国新诗在诗人、学者(有时二者是一体的)方面也不约而同地涉及“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新诗传统”、“翻译体与口语体的论争”、“诗歌经典”等问题，显然都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这一复杂的命题关系密切。在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持汉语写作的文化本位意识，进而同世界文学展开平等的对话、形成“互文”关系，俨然已成为当代中国新诗在文化交流视域中最重要的“语境”之一。

与“全球化”形成的外部“文化语境”相比，世纪初中国社会、文化的环境对于新诗“国家主题”的影响更为明确而直接。市场经济的深化、关注民生、倡导和谐社会等显然对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并使后者以文学想象的形式参与到公共生活的建构之中③。从世纪初几年来文艺政策、舆论引导、媒介宣传、评奖尺度以及期刊杂志的发稿策略来看，文艺标准的适度调整与文学创作的相应转变，已成为推动世纪初中国文学整体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当然，如果就网络时代、消费文化的角度来看，世纪初十年中国新诗在展示其国家、社会等公共主题的过程中，往往还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内容。以深圳女诗人刘虹的创作为例，其《消费主义时代的某些诗人》和《时代生活笔记》(组诗七首)便以日常化的视角，揭示了这一时期诗歌主客体的复杂生存状态：生活的琐碎、忙碌甚或平庸以及诗人“与这个消费主义时代”，“互相消费”，都堪称以写实的笔法揭示了当下时代的某种生活现实。而与之相比，网络与年轻一代的诗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更预示了诗歌写作与乡土中国之间的一种“远离”——“如果说祖国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要延续下去，需要共通的文化根源，世代传递的文化基因密码。……网络是没有国界的，而‘网络一代’是有祖国的，但丢失了文化基因密码以后，他们将怎样建立自己的国族认同？”④邵燕君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网络时代青年一代对于国家的认同现状。不过，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考察这一代诗人的成长史之后，会发觉如上现状也许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展现于他们身上与诗歌之中的价值判断、生存欲求，其实是真实地再现了当代中国某一类人的生活状态。正如伊沙在《有一个青年是中国青年》中写道“当众进行的/未必都是表演”，并以细节描写生动再现了一个青年在酒桌上的诸多言谈举止，在世纪初十年文化语境的作用下，中国新诗中的“国家主题”及其相关问题不是简单、明晰和表象式的，而是复杂、多元和再现式的。这一态势反映了世纪初诗歌与社会公共话题对话的过程中存有很多空间或曰脱节之处，同时，也与诗歌表现手段的多样化有关，至于如何重新激活甚或增强二者的对话效果，则需要社会文化和历史本身提供出“合适的机遇”。

二、诗意的“再现”

中国文人历来有感时忧国的爱国情怀，并在时间的推移中形成一种传统。在世纪初许多诗歌创作中，上述“传统”依然不时再现，并因具体的语境现实而呈现出鲜明的“今天意识”。“爱国”无疑是“国家主题”最重要的表现方面，同时也是有责任感诗人的重要创作主题之一。但在具体呈现的过程中，“爱国”包含的内容显然是多方面的：除了直抒胸臆之外，对历史文化的思考、自然风光的热爱、国家公民的自豪感以及诗人的忧患意识甚或针砭时弊等等，都可以作为“爱国”主题的组成部分呈现于诗歌创作之中。于坚的《读康熙的信中写到黄河》，汤养宗的《国家银行》、《在汉诗中国》，李轻松的《致无限河山》等，分别以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国家主题”。其中，于坚的《读康熙的信中写到黄河》以看电视剧为线索，写到了环境、历史等问题以及当前诗人的主体关怀，其复杂的内容使作品在读后可以引发读者的多义性思考。

“红诗”是世纪初中国诗坛出现并流行至今的说法。作为一个形象的概念，“红诗”的宣传性、政治文化意识以及历史文化背景虽使其内涵多义、表象繁复，但就其与“国家主题”的关系而言，二者相互交叉、重叠显然是不言而喻的。从世纪初诗坛浮现的带有显著“红诗”倾向的几部长诗或曰系列组诗，如梁平的《三十年河东》、张学梦、郁葱合著的《祖国诗篇》、宁明的《祖国颂》等成文情况来看，“记录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历程”、“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给伟大祖国六十华诞”所包含的重大主题，无疑构成了其创作的历史背景与动力之源。不仅如此，由于以上提及的三部作品皆为“长篇巨制”，所以，它们在“国家主题”呈现的过程中也显得内容庞杂、结构多变。正如“题记”中提到的那样，“对于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之路，走到2008，正好三十年。这三十年中国社会的迅猛复兴，一个东方大国的崛起，让世界为之惊叹。‘东方睡狮’已经真正醒来，面对世界，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自豪、更加骄傲。”梁平的《三十年河东》以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沧桑剧变和历史辉煌为长诗的行文线索，以“序诗”、正文五章和跋歌共三大部分、共计三千余行为形式结构，其中，五章内容每章下设4到5个小部分，整首诗结构清晰，层次分明，细细品读，必使每一个读者在面向历史沧桑的过程中体味到历史的温暖。相比较而言，张学梦、郁葱合著的诗集《祖国诗篇》、宁明的诗集《祖国颂》均选择了“献给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为主题，并不约而同地在2009年出版。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祖国诗篇》共收入两位诗人近年来248首诗作，且每首诗均以“祖国”为同一标题并同时附有具体的题目。深感于“祖国的诗意是普遍的”，“在我取得共识的诗歌精神中，祖国是一个照耀性的高度”，“祖国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宿命，祖国与我们一生一世地维系，我们这里的人、人们和祖国是任何诗歌纪念碑的基座……”，两位诗人共同写下了《祖国诗篇》，他们曾自言“在我们感受的温暖、痛楚、深邃、感性和理性中，我们完成了两位中国诗人史诗般的经历及其文字”⑤。而事实上，从乡村、城市、山川、古道到南北方的自然风光，从具体的文化饰物、遗存与创造到抽象的文化符号，从忧患意识到现实问题直至当代人的心灵世界，《祖国诗篇》以多角度、多侧面的方式，展示了国家主题及其文化想象所能抵达的空间，从而以非凡的气势和宏伟的规模呈现了诗人对于人、人们与祖国的理解以及诗意的“再现”。

从世纪初诗歌的“爱国题材”、“红诗”书写情况可知，中国诗歌业已形成的“文化传统”依然在部分诗人及其具体创作中得以延传与再现。诗人们通过具体的创作展现对于“国家”主题的理解，既丰富了国家主题的构成，也丰富了相应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结论，上述现象的出现不但表明拥有不同文化记忆、生活经历的诗人可以在具体的创作上统一到一个共同主题之上，而且，也同时表明了国家主题本身在构成上的多义性与层次感，而世纪初中国新诗中“国家主题”的“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特点也由此显露出来。

三、“底层”的书写及其历史底蕴

“底层”的书写，无疑是世纪初诗坛的一道重要风景。它在引起批评界关注之后曾波及很多话题并呈现扩张的态势——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人民性”、“新左翼文学”、“有产阶级”以及打工文学、文学的道德伦理等等，都使“底层的书写”成为一个包孕广阔的现象。诗歌层面的底层书写，就其直接的资源而言，大致可以包括这样的历史进程：据《中国打工诗歌精选》(2007年5月正式出版)“打工诗歌大事记”记录，早在1994年9月，广东省佛山市《外来工》杂志(现《打工族》)就发表了徐非的诗《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并收到3000多封读者来信；1996年2月，《打工报》在广东省中山市创刊，刊发小说、诗歌、散文等“打工文学”作品，共出刊6期；2001年《打工诗人》在广东惠州创刊；2002年8月，民间诗报《行吟诗人》在广东省东莞市创刊；2004年《打工作家》在广东省东莞市创刊……“打工诗歌”、“打工文学”等语汇的流行，使在90年代伊始阶段就呈现的“底层书写”成为可以牵连的线索；而从研究者的跟进角度上讲，2004至2005年围绕“诗歌伦理”、“草根性”等话题展开的争鸣，又在另一角度推进了这一创作潮流。审读底层书写的“直接资源”，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发展，城市化进程、打工浪潮的兴起以及现实的生存问题密切相关。不但如此，从谢湘南、卢卫平、郑小琼的具体创作中，人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潜在的“国家背景”。以郑小琼的《剧》为例——

每天十二小时的工作，卡钟与疲倦
在运转的机器裁剪出单瘦的生活
更多时候，她站在某个五金厂的窗口
背对着辽阔的祖国，昏暗而浑浊的路灯
用一台机器收藏了她内心的孤独

这样的句子其实已确立了打工者与祖国之间的某种关系：卑微的打工者以艰巨的劳动、孤独的承受“裁剪”出自己单一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下，时间的消耗与机器的运转、身体的疲惫等物化状态联系在一起。在“他”或“她”的背后，是“祖国”辽阔的背景，其实潜藏的是社会、文化的现实状态，而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对话”或曰隐喻就这样通过面前的“一台机器”显得生动、逼真并内涵丰富。

当然，结合“底层书写”在世纪初几年间迅速成为文学期刊和理论关注的热点现象来看，我们更应当关注其与另一重意义上的“国家主题”即国家意识形态倾向性之间的互动关系。正如意识形态可以有助于再造一种乌托邦的梦想，权力对文化生产的心态具有攫取的倾向一直是制约后者面貌的重要前提。“中央级别的共青团中央主办面向打工青年的‘第一届勤劳青年鲲鹏文学奖’的‘打工文学奖’活动就可算是比较典型的例子。2004年6月开始征集作品，2005年1月，在广州，由著名作家参与审查，评选出小说七篇，报告文学六篇，诗歌九篇，散文八篇。分别授予一、二、三等奖”⑥，这段可以在网上搜索到的文字，生动地说明了“关注”与“凝视”，可以给文学带来怎样的引导及其写作路向。显然地，就世纪初诗歌的发展态势与主潮来看，在“审美意识形态”的面前，诗歌的创作、发表、传播、评价等环节，同样由于舆论导向、文化传媒的因素而无法置身事外。

一方面是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引导，如果在此过程中再考虑到底层书写在题材上的新颖以及拥有读者的“数量”，那么，底层书写的倍受青睐、蔚然成风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将其与诗歌的道德伦理话题联系起来(这本身也是世纪初诗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写作者在书写过程中的心灵真实，作品本身的真实呈现与打动读者，进而使阅读促进时代本身的认识，已然构成我们时代诗歌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然的旨归。然而，这种文学伦理道德又有着怎样的资源、传统？它又如何构成并成为一个话题？也许，其答案最终都可以归结到国家的历史、现实及其凸显的主题上来。

四、“重”、“大”的关怀

当刘虹在《我歌颂重和大》中开宗明义地写道——

我歌颂重和大。
重是重大的重。大是重大的大。

在这个争先恐后做小的年代
我歌颂重大。

人们或许听到了一种久违的声音：出于对当下社会生活和诗歌创作中各种“小”不满，诗人大声疾呼“重和大”，这使文学应有的关怀与担当重回诗歌创作之中，进而强调了诗歌应有的社会文化功能。“重”、“大”的出现自然与诗歌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特质以及传统意义上的诗歌道德伦理紧密相连，但无论就现实的多重指向、题材对写作的激活，还是关注的心理机制、认知过程而言，其都与一般意义上的诗意“再现”和由种种因素造成的局部关注有着程度的区别。作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想象共同体”，“重”、“大”应当成为诗歌国家主题呈现过程中最具效果的部分，而其自发性、普泛意识也往往会因凸显诗歌社会功能的本质进而触及诗歌自身若干原初命题。

当然，“重”、“大”的出现还必须接受某些国家大事的直接影响、生成主题契合才会适逢其时。世纪初十年中国，“非典”、“雪灾”、“汶川地震”等突发性灾难事件以及奥运会的召开，曾吸引大批诗人提笔创作，这种并未因事件本身具有浓重的政治意识而萌生的诗歌浪潮，往往更能见证诗歌的本质属性。以汶川地震时期的诗歌为例，黄礼孩在2008年5月(总第19期)《诗歌与人——5·12汶川地震诗歌专号》“序言”中所言的“面对如此不幸，作为一个诗人感到自己的文字是多么的苍白无力，但诗人们仍然以诗歌在情不自禁地记录并见证这个悲伤的时刻。但仅仅去书写还不够，诗人必须有力地介入社会中去，去表达一个社会公民的爱……作为幸存者的诗人，唯有心灵的重生，才有诗歌的重生。”以及在2008年8月(总第20期)《诗歌与人——5·12汶川地震诗歌写作反思与研究》“序言”中所言的“诗歌何为？地震给我们上了严峻的一课，不管是社会意义的还是美学意义的，或其他，包括诗评家在内的诗人们都在思考，都在为完善自己的思想和认识而行动”都说明了面对生死考验，诗人与研究者会获得怎样的精神冲击。此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及其思考，成为诗人介入社会、介入公共主题的一个契机，不可遏制的情感使写作和表达成为第一位的。当然，随即而来的则是具体写作的审美艺术问题。很显然，“重”、“大”的关怀与国家大事结合后，容易造成一次集体抒情的神话，而个体瞬间的感受也往往会由于问题思考的相对集中而面目雷同，这种现象的出现及其合理辨析其实已涉及诗歌的国家主题、诗歌的社会功能及其审美特质之间的平衡关系。

谈及诗歌的社会功能，自古就有“诗以言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说法。作为一种发挥诗歌教化作用的理论依据，上述提法在具体实现上隐含着诗歌的传播、读者的接受以及接受后的潜移默化，不仅如此，诗歌的功能只有通过接受、阅读才能实现的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题材层次的区分。但显然，对诗歌功能意识的强调不是缩减其自身审美品格的前提逻辑。在经历漫长的历史沉积之后，诗歌的功能早已转化为本质的成分，“一般人认为诗不应有宣传之目的……我则不以为然……如果诗不表达人类痛苦遭遇的呼喊，而只以做美女圣贤的传声筒自满，那么诗便忽略了其应负的神圣任务之一了”⑦。新诗“第一人”胡适对中国诗歌的辩证性认识说明所谓“功能”是可以超越时代进行对话的。然而，当代生活经验已告诉我们：任何文学样式的功能均具有自身的相对性，从不同的观念、立场出发，诗歌的功能只能通过具体现象和写作进行具体的分析。除了诗歌潜移默化的影响必须从属于一定时代的政治文化之外，诗歌本身在社会文化中的位置特别是其消费程度的高低，也对其效能的实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近年来诗歌“重”“大”关怀、现实承担的倡导以及社会学因素的注入，必须在提防新一轮内容与艺术二元对立的同时，坚守文学的品格并进行具体的价值判断。而此时，功能相对于诗歌所包含的层次感，正是平衡其作为审美意识形态之内部紧张关系的重要条件。

五、主题的“迁移”

结合台湾学者陈鹏翔在《主题学研究与中国文学》一文中的“主题学探索的是相同主题(包含套语、意象和母题等)在不同时代以及不同的作家手中的处理，据以了解时代的特征和作家的‘意图’(intention)”⑧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主题研究暗含的比较视野，而比较的最终结果是获得“这个时代”的深入认识。循此介入世纪初十年中国新诗的国家主题，在超越一般表象和由国家形象本身带动的诗歌主题这一“必然逻辑”之外，还有哪些诗作属于“国家主题”的范畴并含有新意，自然会成为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

纵观世纪初十年中国新诗的创作，我们大致可以从黄灿然的《货柜码头》、《删改》，东篱的《祖国》，张曙光的《一位中国学者在美国》，孙文波的《国家呵国家》，臧棣的《中国心丛书》、《祖国学丛书》，胡茗茗的《午夜摊开中国地图》等作品中，获得不一样的阅读感受。结合上述作品呈现的主题，具体说来，黄灿然的《货柜码头》通过香港货柜码头货船集装箱的各式物品运输，叙述了一个救援的过程，这本是一个爱心式的主题，但由于涉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物品运送而最终又触及“对比”与“分配”的主题；《删改》借一个新闻翻译员的具体工作过程，谈及国际形势、世界问题，而他无法描述、无法表达的一些内容，恰恰触及了和平、民主、战争和强权政治的话题；张曙光的《一位中国学者在美国》以域外生活的讲述触及文化交流、对比以及和平、民主的历史问题，这一点，其表述与黄灿然的上述两首诗主题接近。东篱的《祖国》以祖国形象的具体化和祈愿的方式谈及文化和传统，其弦外之音在于国民的生存问题；孙文波的《国家呵国家》同样书写生存主题，但却带有明显的现实批判意识；至臧棣的《中国心丛书》、《祖国学丛书》，现实的批判最终在思考中提升到某种日常化的隐喻和价值判断，而主题和技巧就这样在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迁移”。而在胡茗茗的《午夜摊开中国地图》中，“国家意象”又因女诗人特有的体验，转化为漂泊、城市、爱情、生计与身体感受之间的多元“对话”，自然，其主题也显得复调甚或模糊；胡茗茗书写在江非的笔下得到过“回应”：其《祖国》借助“祖国”与“我”之间的暗喻，使“身体”的感受显得寓意深刻，而其《一个人去解放一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是“后革命式”的历史、英雄的缅怀，在这首诗中，诗人对于历史、记忆的再解读乃至“重组”，其实已进入到一种文化还原的层次。

由上述创作情况大致可以看到世纪初十年新诗国家主题呈现过程中的“另一类特点”：第一，“主题”的多义性不仅在于主题本身的内涵复杂，还在于主题在呈现过程中的开放性甚至具有相悖的倾向；第二，“主题”在表达过程中，并不仅仅停留在表象上，其现实批判意识、价值判断的提升，往往影响到诗歌的意象使用、叙述的技艺等层面，并最终形成了二者的“互动关系”；第三，“主题”还会因性别、体验等主体意识的不同，而存在着个性化甚或生命体验式的书写，而这一点，无论就新诗国家主题自身的历史演变还是诗歌创作的演变趋势来看，都是可以成立的。

在世纪初十年中国新诗的历程即将结束之际，甘肃诗人马萧萧推出了一部系列长诗《中国地名手记》。这部长诗共收诗300余首、6万余行，历时近十年；在结构上以“字典体”音序排列方式，充分展示了诗人游历祖国四方、打量历时、体验文化的所思所得。无论就作品的具体阅读，还是从诗集“附录”收录的大量来自诗人、评论家的评论，都可以深刻感受《中国地名手记》绝非应景之作，在游历的基础上，诗人以集束式的规模、独特的结构和地名的名义，凸显了“国家主题”的心理层次、知性意识、现实情怀以及生命精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但促进了民族文化、精神的提升，还以“泛娱乐时代”的“大诗精神”在给读者以强烈冲击、震撼的同时，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一条路径。至此，综合上述世纪初中国新诗创作的方方面面可知：“国家主题”受社会、时代等因素的影响，同样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使得当代诗歌创作如何呈现其形象成为一个历史与现实交融的问题；“国家主题”包含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又与政治文化关系密切，因此，在自然呈现的过程中处理诗歌审美与功用之间的关系，也是诗歌本身需要思考的——诗歌创作应当突破国家主题简单的外部表象，融入生命真实的体验和繁复的表现方式、手段，而这样的总体性目标不但可以激活当代新诗的国家主题，同时，也自然是新诗未来发展的长久之计！

注释：

①本文为2011辽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现代新诗的国家主题研究”(编号：L11DZW012)的阶段成果。

②见王瑾：《“国家”三议》，《读书》，2000年第4期。在文中，作者曾指出：“当今美国文化研究学界，‘跨国主义’占据着一个霸权理论位置，如果有人胆敢谈论‘国家’这个范畴，立刻会被带上两顶帽子：反理论和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在美国学术界，区域研究代表着狭隘的学术意识。别人都在谈跨国，各式各样的‘跨’(crossings)，如果你还往回走谈以国为本位、为主体的研究，那就是观念上开倒车。这不仅是最不先锋，而且是最不‘政治正确’的学术方向。”

③这一观点，主要参考了[美]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中“文学想象”的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6页。

④邵燕君：《新世纪文学脉象》，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页。

⑤张学梦、郁葱：《人、人们与祖国——〈祖国诗篇〉自序》，花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⑥尾崎文昭著，陈玲玲译：《底层写作—打工文学—新左翼文学》，后为“左岸文化”网站收录，原文有“嚎叫”二字，显为笔误，http://www.eduww.com。

⑦胡适：《中国诗歌中的现实信息》，英文版《中国社会政治科学》杂志1923年1月号。

⑧陈鹏翔：《主题学研究与中国文学》，陈鹏翔主编：《主题学研究论文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4年版，第33页。

辽宁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