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力量与我们的信任感——论新世纪女性诗歌创作

◆ 刘 波

诗歌的力量与我们的信任感
——论新世纪女性诗歌创作

◆ 刘 波

一

谈论女性诗歌写作，除了艾米莉·狄金森和西尔维娅·普拉斯这两位诗人之外，20世纪世界诗歌史上还有两位女诗人是绕不过去的，她们不仅以诗歌立足，也以性情立世，更以她们的才华、坚韧和宽厚立身，她们是俄罗斯的阿赫玛托娃与茨维塔耶娃。这两位女诗人在一段时间内甚至成为了世界女诗人写作的榜样和楷模，她们用各自独立的人格和经典的诗作，完成了对男性诗人的挑战甚至超越。阿赫玛托娃，这位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夜莺，以她啼血的声音，唱出了一种不为世俗所奴役的精神，也喊出了不为强权所压制的力量。从1900年开始诗歌创作，阿赫玛托娃成为了俄罗斯白银时代最富反抗精神和理想气质的歌者。早期，她以自己忧郁的吟唱，在俄罗斯诗坛展现了非凡的才情。而中期，她则以其沉痛的呐喊，继承了普希金时代的浪漫精神，同时又开创了女诗人知性书写的新境界。不管她秉承何种道德标尺，也不管她张扬什么样的价值标准与伦理维度，她都以其抒情性的笔调，书写了一个时代的缪斯之魂，同时，也为生命的精彩提供了丰富的想像与可能。而茨维塔耶娃在一生近乎流亡的生涯里，不断地用自己的语言去寻求爱情、理想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然，更多的时候，诗人是在一种困顿和孤独的状态中发出对生活的质问。她有强烈的精神诉求，所以一生都在不断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大胆，热诚，纯粹，这体现在她的诗歌中，则是一种炽热的风格，融入了她对自我和他者生命世界的深度思考。茨维塔耶娃不仅写她理想中的爱情，也写对死亡的体验，对时代的介入，对家国的愤恨和眷念。矛盾的心绪，铸就了一个女诗人既刚烈又不乏细腻风情的写作品质，但这种心绪长久的积压，最后还是将她引向了绝望。诗人迫不得已选择了自缢，但她用一生的孤独、悲苦和不幸，为我们带来了诗性的、感伤的力量书写之经典。

之所以将阿赫玛托娃与茨维塔耶娃当作女诗人行动和写作的典范，还在于她们的人格与生命书写之间那种有效的张力，即为自由而写，不论是语言和想像的自由，还是思想和精神的自由，都是她们写作的基点。法国作家尤瑟纳尔曾提出了“先锋就是自由”的说法，而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直接道出了“文学就是自由”的观念，对于这种为作家身份去魅化和去政治化的做法，正符合很多作家对自我写作的期待。“文学可以训练和强化我们的能力，使我们为不是我们自己或不属于我们的人哭泣。”①桑塔格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女知识分子之一，她虽然不写诗，但其写作观念和行为，还是影响了不少女性写作者。她没有像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女诗人那样，以诗歌的方式见证苦难重重的生活，她是用言论的形式，引导我们怎样去认识诗，理解诗，写作诗。她知道文学和诗歌的功用，不在于使人活得更好，而在于让人富有爱意、信念、同情和悲悯。

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和苏珊·桑塔格，已经离世的她们，在当下的中国或许具备了榜样的力量，不仅对于女作家，尤其对于女诗人来说，更能显出她们的经典性与可信任感。当我们将关注点从20世纪转向21世纪的中国，会发现，在第一个十年，诗歌界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即是女性诗歌写作的全面兴起。通过前几年做“诗歌观察”，以及后来的每月追踪，我发现诗坛呈现出“阴盛阳衰”的迹象，而且这一点正变得越来越显著。近几年各种诗歌杂志、民刊和网站，都不同程度地推出过女诗人专题，这对于女性诗歌的关注度提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我们回溯女性诗歌发展的各种历史时，会发现这也是几代女诗人逐渐从身体觉醒到精神觉醒的过程。从朦胧诗到“第三代”，从“中间代”到70后、80后乃至90后女诗人，她们的写作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或激越昂扬，或内敛深沉，或有普拉斯感性明快的自白，或有阿赫玛托娃寻求思想的低语，但这些不同的写作风格中，又都暗含着女性表达细腻与想像丰富的一致性。尤其是近几年，女性诗歌的创作显出蓬勃发展之势，几位持续性写作的诗人，像王小妮、李琦、翟永明、冯晏、安琪、路也等，创作势头仍然强劲，时有新作出现，且保持一种润温的大气象。而新世纪之后，随着70后与80后女诗人逐渐成熟，90后女诗人，现在也正以崛起之势，抒写新的生动与精彩。总之，当下女诗人创作之所以丰富、多元，且不时有佳作出现，还在于诗人们所拥有的诗歌素养与创新精神，但仍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只是看女诗人们怎么去实践了。

诗人唐小米说：“写诗歌让自己骄傲，觉得自己很美丽。”此言道出了当下一些年轻女诗人创作的理由，这也是其共通的心声。她们对于语言的感觉，更多的是出于感性的情绪激发，一个词语，一个场景，一瞬间的感念，都可能引起诗性的涌动。当年，“第三代”女诗人陆忆敏说过这样的话，“女诗人无意于为真理而生，为真理而死，最情愿的是为美而生，为美而死，这是她们最大的优点，也是她们在生活中最纯情的微笑。”②当这些观念逐渐得以呈现之时，正契合了女诗人们感性审美的特质：在文字中作精神独白，讲求灵动之音，感悟之道。为此，有诗人直接喊出了“我要做一个享乐主义的人”(李小洛语)，有的诗人则“对春花秋月满怀痴情”(横行胭脂语)，还有的诗人声称“我是自己的偶像”(梅依然语)。这些带有浓郁的自我和个性色彩的诗歌趣味，既丰富了网络时代的多元化文学格局，同时也见证了现代社会女诗人们丰富的内心景观。她们愈发强健的诗歌胃口，可以接纳丰富多彩的语言美学，为个人网络时代的女性诗歌奉献了多元化的艺术经验。

然而，多元化对于丰富文学写作虽是好事，但在那些繁杂的创作潮流里，总是有泥沙俱下的时候，我们需要让自己变得清醒，有自我警觉和质疑的意识，让自己不至于滑向随声附和的懦弱之境。在此，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保持一种有尊严的写作，不要妄自菲薄地贬低自己，更不要羞于承认自己是个诗人，当此时代，诗人是难得的能在理想主义之路上行走的思想者，他们的存在，能为日益功利化的心灵现实挽回一点尊严。因为只有诗人，还在为语言和精神而活，除了物质满足之外，他们也在为人类的精神生活提供真正的思想之力。就像200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那样，一生都在为自由民主权利而写作，而抗争，她就是女作家和女诗人们在尊严写作上的榜样，即以柔弱之躯向强权挑战，她勇敢地走出封闭、禁锢，而朝向一个更开阔的视野去靠近和渗透，这是具有大师气象的女作家所能呈现的全部征兆。她那不屈服的个性和文学价值观，已经决定了她的行动力，以及她在创作中的不盲目、不妥协、不谄媚的骨气和信念，这正是中国当下的女作家和女诗人们需要去体验的精神，因为在她身上，有一股能为我们所钦羡的气场，这种气场，恰是很多中国女作家和女诗人所匮乏的。

在回答《文学报》记者采访时，翟永明这样说道：“也许在年轻的时候，我的生活、我的经验带给我某种惶惑，我对世界和对命运都抱有一种推拒和回避的东西，这种东西有时反映在人的面部上而不为己知。现在，我也并不能说我就已经完全没有了这种惶惑，只是，生命中比较坚定的部分呈现出来，并化解为一种更有力的表情。它也许是善意，也许是笑意，都说不清楚，也不重要。可以肯定的是：不是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接近我，而是我变得越来越接近自己。”③我相信，对于翟永明来说，她是在追求一种有尊严的写作。当放弃了很多不必要的欲望之后，相反，她变得自由了，坦荡了，不为利益所困，也不为声名所累，只按内心的真实去写作，这或许才是当下的女诗人们需要去实践的通途，去达至的境界。

二

互联网论坛和社区的兴起，为诗歌中心的转场提供了契机，后来还带动并促成了新世纪诗坛争鸣的盛大景观。而最近几年，网络博客的风靡与盛行，又为诗人们的个性化写作创造了快捷的传播载体。与传统发表载体不一样的是，在网络时代，正是那种具有争议的诗歌，总能满足读者对新奇感的渴望。与平面媒体热衷于“制造”新闻一样，在网络上，新奇之事同样能引起大面积的网友“围观”。尤其是“特点突出”的作品，正是诗歌爱好者“围观”的焦点之所在。正如诗人翟永明所分析的那样，“市场商品化的强势也正从另一方面将女性写作包装为‘被看’的精美产品。”④而博客，既是存放个人经验的私密场所，同时也为公众制造“话题”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台，这些因素正是商品化时代的文化助推器，它助推了女诗人群体的高调出场，同时，也塑造了那些“被看”的诗歌角色。

在这样一种网络背景下，当下个人博客时代出现的女诗人群体，可以说是网络与诗歌相互融合的产物。她们以整体品格的加强赢得了受众的认可，这包括创作气质、个性风度和精神视力，而非以单一的性别色彩突显优势；另一方面，即是她们出场方式有别于传统诗人：现身于虚拟的网络，从原来的泡论坛到现在的写博客，从开始隐匿身份、更新网名到最后的角色定位，多给人一种神秘之感，正符合诗歌的某种浪漫主义本质。尤其是写作方式与观念的多元化，让她们不再局限于之前女诗人们那种单一的性别美学。所以，她们的诗歌，要么显得温润、平和，富有古典气息；要么就是干净、节制，守护纯正的诗性；要么崇尚奔放、快意，以游戏精神笑傲人生。这些女诗人中，有的是生活的旁观者，以想像颠覆既有法则；有的则深入到具体的日常中，书写纯粹的个人经验。但她们都不约而同地将社会事件与伦理责任转化为纯粹的美学问题，这样的一种转换正在女诗人中流行，并获得了广泛认同与实践。

当然，在女性诗歌写作群体中，我也看到一些年轻的优秀者正在努力，比如李小洛、横行胭脂、白玛、莱耳、吕约、宇向、金铃子、扶桑、苏浅、李点儿、灯灯、李成恩、郑小琼、旋覆、夏春花，还有更年轻的蓝冰丫头、原筱菲、向晓青、余幼幼、高璨等。宇向的诗，带着一种神经质般的紧凑之美，她不是在做想象力的炫耀，也非毫无边际的理想主义卖弄，而是在那超现实的诗行里注入了对抗之意，所以，她的写作相比于同龄的女诗人来说，更厚重，也更具难度，这不仅有语言的难度，更有精神的难度。由其近作来看，宇向的诗歌越来越接近于某种深邃的风范，由当初的感性书写，向着更深层次的智性境界靠拢，呈现出投入生命之重的执著气象。李成恩的诗歌，以书写汴河、高楼镇这些故乡经验而进入我们的视野，她的路径堪称独到。尤其是在这唯恐自己不够现代的文化氛围中，还能回转身来将笔触伸向一条河流、一个小镇，书写点滴往事，捕捉美好记忆，这种专注乡野的写作旨趣，值得那些一味追求时尚的诗人们反思。重庆女诗人金铃子，也是近年来涌现出的一位感悟力超群、且富有充沛情感的女诗人。她的诗歌快意、激烈，富有活力，其语言有着强劲的速度感，尤其是她能在不断的风格变幻中固守住一种语言艺术的常道。横行胭脂，这位网名融侠义和脂粉气这两种风格的女诗人，80年代就已出道，并发表了不少作品，后来一度停止创作。新世纪网络兴起之后，她又重拾诗笔，丰富的生活经历，让她将深厚的自我积淀转换成诗行。她常以怀念母亲、行走大地、感喟生活等日常抒写的经验，回望与表达自己的诗意人生。

像李小洛这样的70后女诗人，在经历了消费社会的大转型后，她将诗性与日常生活对接，在创作上表现出男性般的率真与诚挚，似乎要在语言中过一种“彪悍的人生”。这种带着人生体验的创作中，有快乐、悲伤、欢笑和泪水，且都在一种坚韧的生活实践中得以留存，让人刻骨铭心。在残酷中我们看到了趣味，在悲愤中我们领略了深度，在倾诉中我们参与了反叛，在怀疑中我们留下了警觉。“我知道有人在远方哭我/我知道有人在天上笑我/有人保留着一幅冬天的肖像/就像关闭一个夏天的洪水//我知道有人在背回一个口袋/我知道那个口袋里装满了/粮食和我/我住在粮食里/就像大地住在水里//就像我也哭了/哭着你的肋骨，哭着你的经书/整个世界就这样住在我的泪水里”(《整个世界住在我的泪水里》)。哭泣，从此成为诗人发泄悲伤的方式，泪水成为诗人检视自身的源泉。在商品社会的大潮中，诗人内心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忧伤：其灵魂被这个世界的疯狂挤压得躁动不安，她时刻在向世界出示自己的质疑与防范，但生之于世的诱惑却令她无法抗拒，所以她经常适时地停下来，驻足观望那些瞬间的生活景象。与“第三代”诗人中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黑夜与性意识觉醒相比，李小洛对生活的体验与感悟表现得更直接，没有了多少顾忌。她以一种夸张的修辞方式，表达那些荒诞的人生境遇，最后达到极致化的审美效果。

前几年，我刚读到白玛的诗歌时，根本想不到会出自一位女诗人之手，从她的用词、表述以及精神气质中，我理所当然地将其作品看作了男性的笔触。但后来从其字里行间可感觉到，这并非诗人刻意回避女性意识，而是一种大气与开阔精神的自然流露。具有侠客之风的诗人冷盈袖，其诗是以抒情的笔调对古典的戏仿，有着琴心剑胆般潇洒与魅惑交织的真性情。“如果让我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活法/我希望是——醉生梦死。就像现在这样/没事杀杀人，跳跳舞，喝喝酒/如此而已”(《侠客行》)。这种写法，或许是诗人对当下平淡生活的一种反拨。因为社会环境原因，很多人越来越趋向于麻木与怯懦，没有了性情之真。女诗人的率真，不仅仅是语言狂欢，而是向往一种自由的生活现场，生动、新鲜、刺激，且带有独立的个人风采。蓝冰丫头的诗歌创作开始于网络，有着年轻诗人的大胆机智和率性张扬。她常以敏锐的触角，切入这个时代的脉搏：她笔下的世界，一方面有着时尚、动感的画面，另一方面又接续着明快的节奏，并在对细节的审视中拓展了诗歌艺术的现代性。

三

除了取得的成绩，当下的女性诗歌写作，同样存在很多令人纠结的困境。网络时代的诗歌写作，貌似为多元的个人化写作，其实内部也隐藏着巨大的反个性色彩。尤其是一些学者认为，近几年女性诗人的创作成就普遍高于男诗人，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但女诗人的诗歌也存在抒写个人经验的公共化倾向，即虽然表现的是个人与自我的声音，但这种声音在许多女诗人那儿却如出一辙，呈现出一种创造上的单一性：普遍的倾诉、呐喊、叛逆与歇斯底里，倒是折射出女诗人在这个时代真实个性的丧失，一切都为极端感性的矫情与自恋所局限，而无法向更高远更深层的理性精神去深入和探寻。其实，翟永明早在1989年就意识到了“女性诗歌”本身的局限：“题材的狭窄和个人的因素使得‘女性诗歌’大量雷同和自我复制，而绝对个人化的因素又因其题材的单调一致而转化成女性共同的寓言，使得大多数女诗人的作品成为大同小异的诗体日记，而诗歌成为传达说教目的和发泄牢骚和不满情绪的传声筒。没有经过审美处理的意识，没有用艺术的眼光观察与现实接触的本质，更没有有节制地运用精确的诗歌语言和富于创造与诗意的形式，因而丧失了作为艺术品的最重要的因素。”⑤

翟永明早就准确地洞察到了一些女诗人的创作心态，急切、浮躁，难得深入。在我看来，随着网络的兴起，女诗人数量虽在增加，作品数量也不断攀升，但相对于以前女诗人们的创新性来说，很多人都在私密经验和世俗情感上作自我抄袭，或者相互复制，我们从中看不到多少富有个性的创造，看不到一种真正的难度。这种难度，用赫塔·米勒对于自己的写作所下的定义，即是“在泄密与保密之间走钢丝”⑥，这是在现实与虚构之间完成的一种转换，转换的过程，也是难度生成的过程，它促使作家去用力完成那个难度动作。而还有一部分诗人，她们在博客上的诗作，更多表现出一种轻盈和甜腻的风格，看似悠然出世，实则力量不足。

的确，甜腻和不痛不痒，正是当下时代的审美现实。一方面，这种审美是安全的，属于“纯诗”的艺术范畴；另一方面，它是对过去慷慨激昂的表达秩序的一种反拨。当批判和审视之风变得稀有时，在网络上，很多女诗人依靠勤奋(频繁更新博客)与高见面和高点击率(不断贴最新照片)获得表象的、短暂的声誉。这种图文互动的发表方式，似乎更适合于博客时代的大众阅读。当各种富有感官色彩的照片与颇具小资气息的分行文字交织在一起时，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身体书写。只不过她们没有以前的“下半身”诗人那样赤裸与直接，而是变得更为委婉和暧昧，这或许才是当下的女诗人在诗歌现场所留下的轨迹。因此，诗歌传播方式的变化，让她们能在短时期内得以成长、写作并迅速“蹿红”。有些女诗人的写作，看似很有活力，但是她们对现有诗歌边界的拓展，对诗歌形式的创新，还是缺乏深入的探索。

在博客上晒照片，喝咖啡、逛街、四处旅行，爱读那种口味偏轻的句子，是部分年轻女诗人写作生活的常态⑦。写诗时，她们那散文化的句子中不时夹杂着小忧虑，小伤感，满足于对生活作表象的描绘和重述。她们的行为方式与诗歌写作的结合，显得小资情调十足。而我在这样的诗歌中，却经常会读到粉饰的意味。要么远离具体的现实，渴望生活在别处；要么将自己囿于想像的世界，拒绝思想难度。现在，很多女诗人发表在博客上的诗作，就有这样一种倾向：古典华丽的分行文字，配合着雅致的“玉照”，图文并茂，在整体上显得清纯，淡然，似乎隐藏了现实的残酷，灵魂的疼痛。社会是复杂的，而诗人如果一味地游离于真相之外，去寻求远方的格调，要一直保持创造的活力，可能就是一句空话。另外，还有些女诗人热衷于向古典寻求诗意，以求疏离于当下的喧嚣，而安于一种宁静。在这样一个多元化时代，其方式无可厚非，但结果就是文学介入现实的力度，也相应地变弱了。诗歌如果仅仅停留于艺术审美层面，批判现实的深度，开阔视野的广度，就自然地失去了信念支撑。敏感、细腻，本是女诗人独具的优势，而一旦这种优势利用不好，只能向内进发，无法向外延展，其诗歌可能变得小家子气，创作上也容易僵化，这种倾向值得警惕。

注释：

①[美]苏珊·桑塔格著，黄灿然译，《文学就是自由》，《同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

②陆忆敏：《谁能理解弗吉尼亚·伍尔芙》，见吴思敬编：《磁场与魔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页。

③参见金莹：《翟永明：十年“白夜谭”，厌倦又和好》，《文学报》2009年10月15日。

④翟永明：《女性诗歌：我们的翅膀》，《文学界》2007年第1期。

⑤翟永明：《“女性诗歌”与诗歌中的女性意识》，《诗刊》1989年第6期。

⑥[德]赫塔·米勒著，李贻琼译：《沉默让我们令人不快，说话使我们变得可笑》，《国王鞠躬，国王杀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页。

⑦关于此点，至少给很多不了解这些女诗人日常生活的读者，就是这种印象和感觉。

⑧参见金莹：《翟永明：十年“白夜谭”，厌倦又和好》，《文学报》2009年10月15日。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