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尖尖脚的姨婆

□文／钟红英

“老婆婆尖尖脚，汽车来了跑不脱，火车来了滚下河……”我顽皮地边跑边念，气急败坏的姨婆踩着碎步来追我。看到她扭扭捏捏、摆摆摇摇的样子，我便更来劲了。我知道姨婆那三寸小脚是根本无法追上我的，所以一点都不害怕。我无法想象在她一生的梦里有多少是关于大步流星、快步如飞的。

姨婆多半是沮丧地折了回去，等我在外面玩够了，肚子饿得咕咕叫时，便会缩手缩脚地进到屋里。可姨婆像是啥子事都没发生过一样，饭菜已摆在桌子上，我饿极了，端起碗就开吃。姨婆做的蒸茄子特别好吃，茄子是她自己种的，打了皮，切成块，放上猪油和盐，上锅蒸熟，再撒上葱。也许是那时缺吃少穿的缘故，那味道我至今难忘。

……

九十多岁高龄的父亲，大病初愈，正坐在书桌前写字，我走近他，他抬起头来，看见我便问：“你这几天又在忙啥子嘛？”我以为他又要责备我几天没去看他，可他接着说：“我在你的朋友圈里看到，你昨天骑车去石桥了！”

“日本飞机轰炸成都时，我在石桥上牌坊当学徒，你姨婆家就住在下牌坊，她家是土生土长的石桥人。”停了停，父亲又说，“你就出生在下牌坊你姨婆家里得嘛。你妈临产时，就住在你姨婆家里，我因工作下乡去了，回来才听说，你妈生你时很艰难……”

我打断了父亲的话，“啥子呢，我出生在石桥？”我只记得我的童年总是来往于母亲工作的石钟和父亲工作的县城，因为父母忙，没人带，我也常被放到石桥姨婆那里，但从来没有谁告诉过我，我就出生在石桥。

毕竟父亲年事已高，我怕他犯糊涂，回来后迫不及待地去问幺姑：“我是不是出生在石桥？”

“咋个不是呢，生你时我都在。”幺姑的回答很肯定。

“那当时我大姐又在哪里呢？”

“一起弄到石桥去的，你大姐才5岁，没人带，我就带着她在火车站周围玩。你幺叔当时就在石桥中学读高中，更清楚。”

幺姑比父亲小23岁，比幺叔也要小近十岁。大概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那天，幺姑约上幺叔和幺娘带着我，乘公交车到石桥，去看姨婆当年房子的具体位置。

走在石桥的街上，记忆的闸门又从石桥古镇那些残存的斑驳古墙、破旧的木门、老旧的窗棂、枝叶扶疏的古树，还有那些狭窄的小街小巷中依稀可见的青石板路中打开。童年，我曾跑遍了石桥的这些大街小巷，我仿佛看见了姨婆的好邻居邓婆婆和邓爷爷，夫妻俩逢场天在半边街摆摊卖凉粉的场景。两个长木高凳，搭上一个长木板，就是他们的凉粉摊，除了他们站着的那一边，另外三边都摆着给人坐的长凳，摊位总是坐满了人。我每次去了，邓婆婆都会切下方方正正的、厚厚的一大块凉粉，放在我稀脏邋遢的小手上，淋上他们自制的调料。那个年代，大人们都常常是饥肠辘辘，还不用说我们这些一天玩得上天入地的孩童，那个香呀自然是不言而喻。虽然那年代，孩子们都饥不择食，但邓婆婆夫妻的凉粉味道真的是令人永生难忘。我想，如果一直传承至今，一定不亚于今天的月英凉粉。

我们从交通路进去，往右拐，穿过一条小街到了沱江边，那些老屋已没了，只有摇摇欲坠的下栅子门老城门见证着岁月的沧桑。

看到城门，幺姑幺叔也很兴奋。幺叔也刚大病初愈，身体瘦弱，竟然激动地朝城门跑去，近乎喊道：“就是这里，就是这里！就从火车站那里有条巷子下来，大约离城门100米的样子，就是你姨婆的屋子了，屋外面有一个不大的菜地，她种了一些菜，菜园边有条这么宽的路，”他用手比画着，“路外面就是河坎了。”

“我就出生在姨婆家里！为啥没去医院呢？”我急切地问。

“那时哪有条件进医院哦，差不多都是请接生婆到家里来。你妈妈当时在五指教书，快生你时就住到姨婆家里。我当时在石桥中学读书，经常过来帮忙……”幺叔说话间，幺姑插了一句：“我就每个星期天朝这里跑嘛。”

“那时候，石桥河边的上码头下码头有不少带篾蓬的木帆船，光着脚、赤着身的纤夫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在河边的沙地上，留下一串一串脚印，后来纤夫的活逐渐被汽划子给代替了。那时，学校搞勤工俭学，组织我们到河坝头去筛沙石、挑石头儿，捶广耳石（鹅卵石）……”

幺姑幺叔在不停地述说着，是对着我，仿佛也是在对他们逝去岁月的追忆。虽然我呱呱坠地的老屋没了，被开发商圈起来的地方，也仅能看到少有的几处歪歪斜斜的双层老木楼。但背后老旧的火车站，前面静静流淌着的沱江，还在述说着时代的变迁，那些幼年的记忆渐渐清晰起来。是呀，在成长记忆的长河里，有着数不清的往事，欢乐的、悲伤的、惊讶的，可笑的、有趣的甚至冒险的，而短暂的童年时光更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难忘记的。就在那个通往火车站的坡道上，我同几个小伙伴坐在路中间玩耍，突然“吱——”的一声，一辆载货物的大卡车在我们面前戛然而止，司机从车上跳下来，脸都吓白了，对着我们大声吼道：“找死呀！”其余的人都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好险呀，幸好师傅的车技好，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几个娃儿咋个跑到路中间去耍麻，等下把你们的大人叫来收拾你们，不然以后不长记性”……正当我们吓得不知所措时，几个家长已气冲冲地赶来，我看见姨婆踩着三寸小脚，气喘吁吁地近乎跑着过来，抓着我就是屁股上几下，然后又紧紧地抱住我，哭着说：“猴儿，你要是出了啥子事，我咋个向你妈老汉儿交代嘛……”

……

幺姑指着铁路那边的小山，说：“你姨婆和阿婆大概就出生在那里，离石桥街上很近。你阿婆识字，就在石桥街上读的书，她嫁给你阿公到了石钟。当时我们家的铁匠铺里，给顾客写上姓名、取货时间之类，全是她写的。”

“那阿婆也是尖尖脚哦？”我问。

“那当然，她们那个时代的女人如果不裹脚，别人要笑话，嫁都嫁不脱。”

我的阿公和阿婆在我出生时，已在3年困难时期相继因饥饿害肿病离世，我只在父亲那里仅有的几张黑白老照片里看到过他们。

姨婆是我阿婆的姐姐，也就是我父亲他们七个兄弟姐妹的亲大姨。关于姨婆坎坷的身世，我是自幼从大爷、幺姑、幺叔、二姑，还有我的父亲那里零零碎碎听来的。姨婆出生在一个比较殷实但仍需努力的小地主家庭，不幸搭上封建社会漫长缠脚陋习的末班车。我那时看到的姨婆就是一个弱不禁风、摇摇欲倒、脚步不稳的尖尖脚老太婆，这个影像真实又迷茫，贯穿我整个幼年时光。

小时候在姨婆家时，常常同她在一个木盆里洗脚，看到她五根脚趾只剩下了大脚趾，其余四根都藏在下面，我总是非常好奇，觉得姨婆那双小脚太稀奇古怪了，还不时用我的小脚去逗弄它们。长大了才知道，在中国旧封建时期，女子从四五岁起双脚就用布帛缠裹起来，使其变得又小又尖，当时人们不论男女，都认为脚小为美。尤其对男性来说，小脚具有性的吸引力，他们欣赏女人拘谨纤婉的步态，用“三寸金莲”一词来赞美女性的小脚美。这真是以摧残女性肢体正常发育的行为，来满足男权社会畸形的审美观，这种毫无实际效用又使女性极端痛苦的事，却在那个时代普遍流行，成为社会风俗，绵延近千年。

清朝被推翻后，孙中山正式下令禁止缠足，到了五四运动时期，缠足更成为各派革命运动和激进分子讨伐的对象。可惜，姨婆和阿婆她们那一代女性都没赶上，成了中国最后一批尖尖脚女性。岁月，像火车一样飞快，知道姨婆从幼年开始就被裹束双脚，不仅在实际生活中有种种不便，而且在整个裹脚过程中，要承受多大的伤残痛苦呀。我小时候用稚嫩的声音嘲笑姨婆的尖尖脚，能用幼年不谙世事来原谅自己吗？

旧时代，做女人难，做寡妇更难。姨婆深受伤害的不仅仅是裹脚，还有她的寡妇身份。我在父亲那里看到过一张有姨婆的黑白合影照片，从那照片中，可以看出她年轻时曾有的风韵。姨婆三十多岁时，应该被我叫做姨公的付姓男人就死了，那是怎样的打击和哀痛呀！从那开始，姨婆过着漫长的守寡孤寂生活直到去世。

旧时的石桥是水陆运输要道。民国初年开始兴盛，成为简阳的商业中心。据说，姨婆是她母亲带着姐妹俩在石桥码头坐船走亲戚时，被付姓撑船人看上的，那时姨婆还不到16岁。他们走完亲戚回到家，撑船人就带着媒婆和聘礼上门来说媒，小伙子一表人才，还很憨厚。后来了解到，小伙子先做纤夫后撑船，还置备了自己的篷篷船在沱江跑货运和客运。虽然船不大，但依小伙子的勤劳肯干，家境定会变得越来越殷实。姨婆的父亲同意了这门婚事，接下来就是挑选吉日成亲。于是，姨婆像所有旧时代的女人一样经历了传统的中国婚礼仪式：说媒、定亲、聘礼、迎娶、拜堂、喝交杯酒等等，姨婆在红色的“囍”字、红色的丝带、红色的花和新娘红衣的渲染中，便为人妻了。成亲后小夫妻俩夫唱妇随，恩恩爱爱。姨公很快就将临江下栅子城门大约一百米处租住的房子买了下来，结婚第二年姨婆就生下了一个儿子。

姨公出事那天，还到河里给家里水缸挑满了水。姨婆是抱着儿子看着男人穿着自己刚给他做的新鞋，从摇摇晃晃的跳板走过去，最后和两个学徒将跳板收到船上，老练地将篙一撑，船就似箭一般离开了岸，然后扬帆远去。

这样的情景，一个月里会有无数次，看着男人离开，没几天又看着男人的船靠岸。这一次是沿资阳、资中、内江顺水而下，几天后，算着时间该返回了，姨婆一样会站在岸边眺望。可是一天又一天，在片片帆影中，始终不见男人的船影子，最后是一年又一年，船和人从此都杳无音讯。

这事我问过几次，都说，肯定是船出事了。幺姑说，那个时候出了事，你去找哪个嘛。从此，姨婆就成了寡妇，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

后来我的阿公将姨婆接到了石钟去生活。听父亲他们说，因为家里开着铁匠铺，阿公心好，除了家里的一大家子人，还供养了好几个无依无靠的亲戚。就因为这样，解放时划成分，才被划成了中农。但是，最终姨婆也没在石钟待得住，因寡妇身份，老有人说闲话，说阿公还供养大姨子。

倔强的姨婆又回到石桥她自己的家里，靠给码头上的那些船工洗衣服、洗麻袋和缝缝补补为生。那时，石桥作为川内四大古镇码头，人流南来北往，下栅子城门沿江灯火辉煌，舟楫如梭，桨声昼夜不歇。我不相信，作为一个女人，姨婆就没有过春水一般的柔情，只要轻轻一招手，春天就会如花盛开。我也不相信，就没有一个多情的壮年男子没有向姨婆吐露过真情，她不过是用缠脚的那一股子蛮劲，把她个人的一切欲望给死死地勒住了，以一个烈女的面目立于人世。

那个时候的石桥码头，为了活命，寡妇带着儿子再嫁的不是没有，可我的姨婆把名声看得比命还重要，也许还有对姨公海枯石烂不变心的爱的宣言。她就这样在艰难、痛苦和禁欲的束缚之中，独自刚强地将儿子养大，并给儿子娶了媳妇，也有了付家的孙子。可是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没有给姨婆一丝喘息的机会，后来儿子死了，孙子也死了，具体怎么死的，父亲他们也说不清楚。反正只留下儿媳同她相依为命，她把儿媳当成自己的女儿，坚持要她再嫁。听幺姑回忆：“她那时没了儿女时，总想到石钟我们家来抱养一个，大家都不愿意去，那时你阿公打铁做生意，家境相对宽裕，我那时还小，她一来，大姑二姑都躲起来了。媳妇开始不愿意改嫁，说要一直跟着她过，但最后还是拗不过坚定的婆婆，答应改嫁，但有一个条件，不管嫁到哪里，生的第一个孩子都弄回来跟着婆婆姓付。后来她媳妇嫁到简阳梨花沟，那男的姓蒋，我们喊蒋老表，人很好，每年梨儿熟了的时候，就会挑一挑到石钟来给我们吃。他们生的第一个是女娃子，送到姨婆家，取名叫付桂芳，后来毕业于西南音乐学院，分配到乐山五通桥教音乐，据说她还有两个妹妹在杨春坝梨花沟。”

童年的迁徙，意味着离愁。我的童年，总是来往于石钟、石桥之间。我到了石桥，怀念石钟，想念我的妈妈、姐姐和弟弟；我回到石钟，又会怀念石桥，想念对我娇宠有加的姨婆。我每次去到姨婆家，姨婆会每天让我坐在她两腿之间的小凳子上，很细心地给我梳头，短头发时就扎两个鬏鬏，头发长了就给我编独辫，李铁梅那种独辫。她总会在给我梳头时埋怨我的母亲，说我母亲一把我接回去就把头发给我剪了。记得有一次，从姨婆那里回去，母亲又要给我剪头发，我哭着不愿意，说姨婆让别剪。后来母亲又软硬兼施地诓我，一会儿说剪了头发就给我糖吃，一会儿又说，我的头发可以卖钱，一听说我的头发剪下来还可以卖钱，弟弟不高兴了，坐在门槛上嘟着嘴说，做女娃儿好安逸哦，以后我的头发也要留长，可以卖钱，还有糖吃。后来长大了才知道，是因为母亲太忙没时间给我梳头，或许，我那从小就爱臭美的习惯还就是姨婆给我惯出来的。姨婆的确很爱好，即便是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她总会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对着镜子仔细梳理头发，最后将花白的长发挽在脑后成一个光滑的小纂纂。幺姑说，她在禾丰中学读书时，姨婆给她缝过一件中式阴丹布一边扣的衣服，她穿着小小巧巧的，很合身。到学校去，在宣传队里，同学们都抢着穿，都说很好看的古典美，演喜儿时就穿那件衣服。

大人们都说我小时候很倔强，在姨婆家总和她斗气，姨婆从来没同我真生气，老是那么宠着我。但有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已记不清因为什么事在姨婆家里又哭又闹，吵着闹着要回我自己的家，记得姨婆还是第一次对我发这样大的火，“好！好！好！送你回到你老汉儿那里去！”说完，姨婆怒气冲冲，羸弱的身子摇摇欲倒，踩着尖尖小脚出门了。一会儿就叫来了一辆黄包车，黄包车车夫身穿一件白色粗布短褂儿，姨婆把我拖上车，像是给车夫交待了些什么。我还在大声地哭闹，车夫拉着我就飞跑起来。从石钟到石桥12里，石桥到简城8里，一路顺沱江而下，所以当时的石钟人说“下去”，都晓得是去简阳县城。石钟在河东，石桥和老县城都在河西，那时交通不发达，人们一般都步行，有时也乘船走水路，只有石桥到简城才有黄包车，所以姨婆直接送我到我父亲那里。

成渝公路石桥到简阳县城，中途有一棵现在都还站立在老地方的古老的黄葛树，夏日碧绿的树荫如一把天然的大伞。到黄葛树恰好是石桥到简阳县城的一半，树下有凉水摊摊，路边有供路人歇脚的石桌石座，路的外面是清凉宜人的沱江。步行的人、挑夫、拉黄包车的车夫等等，总之路过的人无论再怎么拼命赶路，都会在这里歇一脚，喝一杯凉水。小时候跟着大人走路走累了，大人会说快到黄葛树了，便变得轻松起来，跟着大人加快脚步。到了黄葛树，坐下来，歇一歇，大人给买杯凉水，大杯的两分钱，小杯的一分钱。一般小娃儿都喝小杯，但有时如果大人心情好，也会奖赏你一杯大的，凉凉的，甜甜的，一饮而尽，接着饶有兴趣地听来来往往的大人扯着嗓子吹牛。就这样，一拨人走了，一拨人又来了，就像人生的驿站，在走走歇歇中，我们也在岁月的流逝中长大了。

那天，车夫拉着我疯跑，不知是不是拉着我一个小娃儿太轻松了的缘故，那天的黄包车车夫居然例外地没在黄葛树下歇脚，一口气将我拉到了我父亲上班的单位门口。我熟悉地走了进去，父亲不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向来对我们都很热情的叔叔阿姨们，那些父亲的同事，没有一个人理我。我走到父亲宿舍门口，那个办公室通往食堂的狭窄巷道里，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了很久。直到晚饭的时候，人们陆陆续续去往食堂，就从我身旁走过，恐惧和饥饿令我直发抖。我开始想念姨婆温暖的怀抱，我开始后悔不该同姨婆斗气，我抱怨姨婆为啥那样义无反顾地将我送走，我已记不清父亲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后来才知道，父亲出事了，因有人揭发他有历史问题，被罚去劳动改造干杂活，同事们必须同他划清界限，否则说不定哪天自己就遭殃了。

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被送去姨婆家。没多久，母亲将我送到贾家太平公社两河乡表姐家待了半年多。等我回来时，路过石桥，我吵着闹着要去姨婆家，可大人们告诉我姨婆已经死了，他们给我讲死了就是再也看不见了，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触及死亡的影子。后来我长到15岁，母亲去世了，那又是我生命中第二次直面死亡，那是痛彻肺腑的伤感。再后来我见证了更多的死亡，我恍然明白原来死亡就是一抔厚厚的泥土，我因此多次问起姨婆的坟在哪里，二姑幺姑她们说就在石桥附近哪个弯弯里，时间长了，他们也不晓得具体位置。多少个夜晚，我梦见我叠着一只只弯弯的纸船，满载我的祝福与思念，乘着如水的月光，顺着流淌的沱江河流，捎给我长眠的母亲和姨婆——我那具备20世纪70年代妇女的很多特质，勤劳、端庄、善良的母亲，我那给了儿女无私母爱的母亲，我那顽强地与命运和病痛抗争的母亲，还有我那用一双辣椒似的小脚走过怎样艰难人生的姨婆。

前几年，听到比我大十几岁的表哥的一段叙述，才终于打开了我多年来藏在心里的一个结，姨婆那天送走我，不是姨婆不要我了，是姨婆病了，当时她也不知道我父亲出事了。在姨婆家最后的日子里，我已隐隐约约记得姨婆乳房上经常裹着药用纱布，那时医疗条件差，人们也没有多少医疗常识，都说那是她乳房生疮，其实后来大家才明白，那就叫乳腺癌。送走我以后，姨婆的健康每况愈下，母亲在那里照顾了很久，还把表哥叫去帮忙，所以表哥对那一段过往很熟悉。表哥说，你母亲是很耐烦很细心的一个人，姨婆那乳房上洞洞眼眼的，还发臭流脓，你母亲每天用温开水给她擦洗，然后把药纱布塞进一个个洞眼里，痛得她喊天喊地，急了还骂人。后来弄她到石桥镇医院，医生也没办法，你母亲就想方设法地减轻她的痛苦，你二姑、幺姑她们也经常来帮忙。大概没多久，姨婆就走了。

我终于明白了，当时为啥母亲将我送去表姐乡下家，把弟弟送到成都双流大姨家，因为姨婆病了。

岁月如一条长长的河流，从绿地流向森林，从小溪流向海洋，从明月流向冰山……尖尖脚的老太婆对于如今的年轻人来说，可能简直就是一个神话，那个旧时代、旧风俗的影子，早已因姨婆她们这一辈的离世彻底流向岁月长河的远方。

我的姨婆在苦难的人生中没有绝望，她把命运弄皱的生活，用自己的信念一点一点地熨烫平整。她饱受裹脚旧时代的煎熬，小时候我常常听到她同邻居邓婆婆叨叨新社会的好，在生活的磨难中，她还会坚信未来还有今天这个时代，遗憾今天的这个时代她没有看到。而我却在对姨婆的怀念中，对往事的追忆中，有了从不谙世事的稚嫩到经历人生诸多磨难之后的顿悟。十多年前，我曾患上同姨婆和母亲一样的病，同样的疾病带走了姨婆，带走了母亲，却没能吞噬我的生命，我常常真诚地感谢我们现在的生活，感谢命运。

尖尖脚的姨婆早已作古，而我的故事还在继续。